来源：《大家》2015年第03期
栏目：纪事
我可以清楚记得三岁以后的许多事情。有人夸我记性好，此话倒也不假，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从小集邮，后来的工作性质又养成了我建立档案的习惯，写文章时，有记事本、底片、节目单、剪报可查。
我出生在海滨城市烟台，当时这座位于胶东的小城市幽美、朴素，不似现在，变得毫无特色。记忆里第一次进的剧场，是在张裕公司往西的一条小街上，叫市府街，现在已经成了宽阔的马路。看的不是话剧，是一些革命色彩很强的舞蹈、活报剧、诗朗诵等。我因为觉得没意思，在座位上折腾，被大人训斥。在那个剧场看的电影比较多，那时正片之前都要加映新闻简报，我一看到毛主席接见非洲朋友，就吓得钻到姥姥怀里，长大后姥姥总拿这事儿开我玩笑。
1976年，因为唐山大地震的缘故，我又回烟台生活了半年，经常观看少年宫的演出。舅舅是那里的舞蹈老师，我便有机会溜到后台和侧幕，从那时起，舞台对我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
1971年随父母来到北京定居，当时住的建委大院里有一座礼堂，是我最爱呆的地方，尽管总是那么几部电影来回放，还是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记忆。我平生第一次登台表演，就是在建委礼堂。
平生看的第一部话剧是《枫树湾》，讲的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湘东农民运动的故事。地点记不清了，好像是在三里河某部委礼堂，印象最深的是舞台上那棵巨大老枫树，看戏时总走神，想那么大的树是如何栽到台上的。演出结束，我蹭上台细瞧，才知道原来是挂在一面大网上的假树，舞美术语叫“软景”，可在台下看跟真的一样，尤其是打上灯光。
第二部是在首都剧场看的，一部《救救她》，一部《王昭君》，都是1979年演出的，但记不清哪部在先。《救救她》的女主角是徐松子，后来考上中戏导演系，毕业后曾演过电影《芙蓉镇》《老店》等。1980年北京人艺也排演过此戏，导演是蓝天野，我看的不是这一版。《王昭君》是父亲领我去看的，这部戏的节目单是我的第一件收藏品，至今已三十余年，仍光鲜如初。
当时电台、电视台经常转播话剧实况。通过电视，我还看过《丹心谱》《枫叶红了的时候》《于无声处》等。有一次学校组织观摩，在建研院食堂二楼，我第一次近距离观看真人表演，印象最深的是王景愚老师的小品《吃鸡》，他的无实物表演逗得我们一群小孩儿哈哈大笑。这算我的第一次“小剧场”观剧体验吧。
工作后有戏必看，虽然收入不高，可那时票价也低，开始考戏剧学院后看得就更勤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剧目这么多，往往一部戏演很长时间，也看得过来。
不知道北京到底有多少剧场，一篇文章说有上百个，我深表怀疑，可能它把许多内部礼堂，甚至已经废弃的都算在其中了。当时还没有9剧场、海淀、东图、东方先锋、蜂巢、蓬蒿、繁星戏剧村等，也没有天桥剧场（新）、保利剧院、长安大戏院（新）、世纪剧院、国家大剧院这些现代化大剧场，但演出场所似乎并不比现在少，除首都剧场、中国儿艺剧场和中戏实验剧场外，王府井的青艺剧场、复外大街的二七剧场、虎坊桥的工人俱乐部、护国寺街的人民剧场、西单的西单剧场和民族宫剧场等，也经常演话剧。这些剧场都在市中心，骑着自行车就去了。
1988年，我还在首都体育馆看过沈阳话剧团的音乐话剧《酒干倘卖无》，那场面一点不输现在的歌星演唱会。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话剧总体不景气的情况下，该剧创下了在全国十八个省八十五座城市巡演一千四百六十场的奇迹，观众超过百万，恐怕到现在也没有一部剧能破这个纪录。导演王延松当时很年轻，是一位比较低调的导演，一直踏踏实实做戏，他后来的作品《无常·女吊》《押解》《白门柳》《原野》等我都看过，风格各异。
1988年6月，在民族宫剧场看过一场意大利阿塔合作剧团的《一主二仆》，这是我第一次看外国剧团的演出。记得这个剧团好像是家族式的，所有演职人员都是亲戚。这部哥尔多尼的著名喜剧，我看过多个不同版本。最棒的当属曾三次访华演出的米兰小剧院那版，我看过两遍。七十多岁高龄的假面喜剧大师费鲁巧·索莱利，精湛的演技令观众大饱眼福，当他谢幕摘掉假面具时，露出一头银发，所有观众为他长时间鼓掌。
经过十年文化禁锢和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戏剧创作高峰之后，全国话剧界出现了一个相对低迷的时期，创作者开始借鉴国外戏剧的经验，认真思考舞台呈现的新形式，涌现出《挂在墙上的老B》《十五桩离婚案的调查剖析》《魔方》《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WM》等许多探讨人性、形式新颖的剧目；还有一部《双人浪漫曲》，题材轻松浪漫，非常受年轻观众的喜爱，导演是初出茅庐的娄乃鸣。我看了第一遍后不过瘾，又追到工人俱乐部看二遍，并买票请朋友冯滨同看。这部戏的票价一定会让现在的观众跌破眼镜，才一元钱。
《灵与肉》《十五桩离婚案的调查剖析》《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的编剧刘树纲老师，是当时比较活跃和具有创新意识的剧作家，《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曾获得第三届全国优秀剧本创作奖。后两部戏，我都是在民族宫剧场看的，当时还不怎么懂戏剧艺术，纯属看热闹，只是觉得这些剧与北京人艺的不太一样。若干年后认识了刘老师的儿子、毕业于中戏文学系的刘深，子承父业也是编剧，代表作有《我爱抬杠》《血色玄黄》《红岩》等。
《WM》也是在民族宫剧场看的，记得我看完第二天，这部戏就被禁演了。当时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只是庆幸自己早行动了一天。
还有一件事，曾被朋友张钊写进过他的书里。那是1985年四五月份中国第一届布莱希特讨论期间，青艺在民族宫剧场演出《高加索灰阑记》，导演陈颙，参加演出的丁嘉丽、姜文、丛珊刚从中戏毕业进入青艺。当时没有网络售票，买票要到剧场的售票处，常看戏的我也学油了，不再提前专门跑一趟去买票，想看的时候就去剧场门口等退票，偶尔还会等到赠票。那天我在剧场门口，遇到了一位也在等票的大姐，和她聊起来。她是东郊国棉某厂的挡车工，老三届，插队前是学校话剧队的。返城后虽然工作、家务繁忙，但还保留着看话剧的嗜好。为了看一场话剧，她往往要和同事调班，回家给婆婆、丈夫、孩子做好饭，才放心地挤公交车到剧场。这次到了剧场才知道是内部演出，不售票，所幸我俩都没白等。
与蒋樾重逢后，他也讲过拍一名纺织女工纪录片的经历。纺织工是三班倒，那位女工即使在最幸福的正常班日子里，也要天不亮就起床，做好一家人的早饭，然后从鼓楼换几趟车到东郊的工厂。当时是冬季，蒋樾抗着笨重的贝塔摄像机，和穿得鼓鼓囊囊的女工一起挤公交车，跟了整整一个月，真正尝到了普通百姓生活的艰辛滋味。
两位纺织女工的故事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一再举那位大姐的例子，是为了说明话剧不是没有人看，普通百姓也有看戏的需求，也有艺术鉴赏力。作为艺术工作者，应该具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甭打着艺术的旗号拿垃圾糊弄人家。如果做不出令人满意的作品，不仅对不起观众——你的衣食父母，也对不起你自己的良心吧？
演戏离不开剧场，我们就来说说剧场，说说剧场里的人、发生的事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