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有单位的伦理，这是任何一个研究企业文化的人都知道，但却不能点破的事实。在所谓单位伦理中，最核心的内容，就是不能容忍害群之马。所谓害群之马，不是指那些在业务上给单位造成巨大损害者，甚至也不是那些贪污受贿，损公肥私之辈，一般专指那种替人出头，跟领导为难的人。在古代，作为亲民之官的县令，最痛恨的人就是替人打官司的“讼棍”，还有那些替民众说话的民间精英，或早或晚，都要找茬给收拾了，收拾不了，在他们看来，就是隐患。这些人，就是那个时代内部人面目的害群之马。现在，内部人的范围，缩小到了单位，无论什么单位，哪怕是外资企业，只要进了中国，过不了多久，这种特别的“单位伦理”，都会形成。
一个工会主席，为自己的会员维权，看起来理所应当。但是，这种事情，在中国一向都行不大通，替工人维权，就等于站在了企业的对立面，企业自然不能容忍。这种事，如果私下里暗中交涉，也许企业还可以容许，但是像唐晓东这样公开发文，在企业看来，等于内部人反叛，因为尽管唐是工会主席，在企业看来，也是自己的员工。虽然说，工会在理论上是为工人说话的组织，但落实在具体的单位里，每个工会都是单位领导的一个辅助组织，做点儿福利和娱乐活动还可以，帮助领导解决困难更好，但如果替内部员工维权，就大逆不道了。说白了，单位是不大能够允许自己内部出现员工自己的组织的，那岂不等于出现了另一个权力中心？更可悲的是，只要有人犯了此禁忌，那就等于是所有单位领导的公敌，走遍天下，也别想有人会接纳他。只有这样，才能维持单位的“安定团结”，将任何来自下面的挑战，都消灭在萌芽里。单位里的个人维权，成不了气候，而别人帮忙又被严惩，因此，天下太平。
就怕贪官有文化
反腐败战线有好消息了，卫生部专家说， “人越腐败，死的越块”。专家不是在诅咒腐败者早死，宣扬因果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据说，这种说法有科学根据，根据就是凡腐败者，心理压力都大，因此容易致病。专家还列举了巴西的一份调查，说明贪官比清官更容易得不治之症。只是，专家最后举的一个例子，却让人感觉这种说法，至少在中国，并不那么准确。专家说，他给“某位被‘双规’的高层官员看病，几个月前他还红光满面，很健康。可这时，他面容消瘦，精神不振，判若两人。”（2009年2月18日《羊城晚报》）
当然，但凡知法违法者，总会有些心理压力，压力大，容易不健康，因此早死，当然可能。但是在中国，这种事情也许就不一定。专家所举的中国例子，只能说，腐败而且被抓住的人，才更可能早死，因为那位高层官员，双规前还“红光满面，很健康”嘛，不健康的原因，似乎应该是被捉，而不是贪腐。
事实上，在现实世界里，像专家所举的这样的事例是很多的。翻开一些贪腐官员的案卷，我们都会发现，贪官在没有被揭露之前，其实大多吃得好，睡得好，每日里神气活现，红光满面，心理有压力，感到紧张的情况，仅仅在刚开始作案的时候，时间一长，不仅胃口越来越大，而且胆子也越来越大，心理反倒没什么压力了。再次感到有压力，紧张害怕，惶惶不可终日，那是在被抓了以后，所谓生病乃至早死，也大多发生在出事之后。
为什么偏偏我们的天地里有这样的贪官，难道说，我们这块土地上的人心理素质特好，盛产脸皮特厚，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或者说，我们反腐败的力度还不够，贪腐者被抓的可能性太小？其实都不是。现在每年一个省市，各级检察机关、监察机关，处理的腐败案件数以千计，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每年会有这么多的贪官落马。中国人也是人，没有任何科学依据表明，中国的心理素质超群，只要法律还在，惩治腐败的行动还在继续，贪腐，都会有心理压力的。
但是，在中国的特殊环境，由于某些地方，某些部门存在着特别的官场文化，这种文化，可以释放和转移贪腐造成的压力。首先，不可讳言，我们某些地区和部门，的确存在着买官卖官的现象，在这些地方，做官就成为一种投资行为，买官者，将本求利，收回投资，获得盈利，是当务之急，贪腐就像生意，无非是多挣钱，快挣钱，一本万利，只要利益足够大，获利的冲动和喜悦，自然会压倒犯法的恐惧。就像在商海里冲浪一样，只要有300%的利润，上绞架也无所谓了。
其次，贪腐者如果官做得足够大，为了便于作案，往往会刻意营造一种贪腐的小气候，在这个小气候里做官，若要保持清廉，往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甚至可能先被人诬陷成了贪官，在政治斗争中率先落马，即使为了自保，也干净不了。所以，凡是有这样小气候的官场，一露馅，往往就是窝案，一个单位大小官员没一个干净的。当然，在没有被揭露之前，这样的官场，由于大家都一样，你黑，他也不白，自然心理压力就小得多。
人们都说，不怕流氓，就怕流氓有文化，我们也可以说，不怕贪官，就怕贪官有文化，这个文化，不是平常说文化水平的文化，而是官场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反贪腐，首先要反掉这种文化。
密切隔开群众
石家庄市委门前的路禁止出租车通行，外地来市委办事的人，打车走不到市委门口。消息传出来，网上一片热议。我很诧异，这是新闻吗？只要稍微大一点儿的城市，哪个市委市政府门口，没有点儿针对老百姓的限制？政府机关，像河南某县那样，在平房里办公，早已是凤毛麟角。不仅正经的市委市政府，就是法院、税务局、公安局，也一律高大辉煌，门禁森严。我家乡一个小小的县级市，公安局大楼，看起来跟外交部差不多大。这些地方，从权力建筑到权力广场，再到权力马路，一律戒备森严，里面的官员出来，动辄警察开道，沿途道路管制。
中国经历过很长的帝制时代，在那个时代，政府衙门，从来都门禁森严，现在据说唯一保存完好的省级政府衙门，在河北保定的直隶总督衙门。门前规矩是，文官下轿武官下马。当年如果有出租马车的话，肯定也拉你不到衙门口。哪怕是个七品的县令，出门也鸣锣开道，两虎头牌：回避、肃静，老百姓离得越远越好。如果是知府大人、总督大人，那排场就更了不得。那是个讲究等级的时代，讲究政治隔离，通行黑箱政治，维持政治神秘性的时代，门禁森严，隔绝闲杂人等，有它的道理。可是，教科书告诉我们，那个时代早已过去了，现在是人民政府。
历史的记载告诉我们，共产党人是打破等级界限的人，斯诺先生在《西行漫记》感慨道，一系列被国民党政府悬赏十万大洋的中共领导人，从毛泽东到彭德怀，门口只随随便便地放了一个警卫，人们相互串门，推门就进。根据很多当时人回忆，延安时期的老百姓想要见到领袖，似乎很容易，在什么地方都可以见。看那时候的老照片，领导人的合影，似乎并不按严格的等级，大家随便一站，位于中间位置的，往往是地位相对低的人。然而，在今天，不知怎么一来，当年密切联系群众的原则，悄然变成了密切隔开群众。官员但凡到了一定级别，衣食住行，在制度设计上处处考虑的是跟老百姓的隔离，住是有人把门的大院，办公是有人站岗的官邸，出行是警察开道的一路畅通，就算是下来走访群众，有关部门也事先安排好，人不能随便见，路线不能随便走。老百姓如果有事想见领导，即使领导有心见，也难过上青天。
当然，如果我们是一个恐怖主义活动猖獗的国度，动辄暗杀，爆炸，这样戒备森严，也有道理，但是好像我们中国在外人看来，是个相当安全的地方，恐怖袭击不是一点儿没有，但大体限制在某些特定边远地区。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政府机关的这种门禁森严的状况，在20世纪80年代还不严重，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财大气粗之后，摆阔摆出来的。富裕地区摆．不富裕的地区跟着，巍峨气派的政府大楼盖出来，讲究和排场也就来了，辉煌气派的大门，门前宽大的广场，没有人站岗怎么行？不设几条禁令怎么了得？权力建筑，得有森严的岗哨与此相配，豪华的座驾，得有警车相配，更得有相应的制度规定与之相配。就这样，政府机关人为地跟自己的人民隔得好远好远。干部和群众，被精心地随时随地地跟人民群众隔开，越远越好，时间一长，被隔开的人民群众有了怨气，干部还真的有了危险，当然，也就更有理由，加强保卫，加强隔离，但是我们不知道，这样下去，将要伊于胡底？
中国版的波将金村为何总是生生不息？
沙俄叶卡捷琳娜女皇时代的大臣波将金，在世界史上大大的有名，他的出名，不在于他是女皇最得宠的宠臣兼面首，而是他为了讨女皇的欢心，在他的领地用画笔搭建了一些美轮美奂的假村庄，从而在世界史上留下了一个专有名词，代表弄虚作假的“波将金村”。
波将金先生已经死了好几百年，但是这老先生的创意，却总是有人继承过来，发扬光大。这些年来，中国版的波将金村，总是压不住地往外冒，一会儿是甲地，一会儿是乙地，虽说是中国版，但路数跟波将金都差不多，无非是迎接领导视察，参加文明、卫生之类的城市评比，把路边街旁显眼的地方，领导有可能看得见的所在，能涂就涂，能抹就抹，实在抹不了、涂不上的地方，就建道墙给遮上，墙上画上最好看的画。稍微有点儿创意的地方是组织群众摆样子，彩旗飘飘，锣鼓喧天，人人穿上漂亮衣服，摆成各种姿势。比如前段时间大学评估，有些学校组织学生在校园装模作样看书、讨论，背后还有步话机遥控，提前告知做样子的学生，评估委员正在接近你处，马上进入状态！
网友爆料，河南焦作，为了迎接创建全国卫生城市活动，居然又开始在全市建设“波将金村”，“不仅关闭了市区内所有中小饭店、报刊亭、中小理发店，而且某些路段的饭店还在一夜之间被迫‘转行’。饭店变成了五金批发店，卖冰棍的变成了拉丁舞培训中心。害得市民和外来的旅客，吃不上饭，理不了发，买不到报纸。” （《华商报》2009年3月17日）
当年的叶卡捷琳娜女皇，是沙俄历史上最明智的皇帝之一，几乎跟彼得大帝齐名，在俄国历史上，也被尊为叶卡捷琳娜大帝。画匠画出来的假村庄，骗得了小孩子，骗不了成年人，更何况聪明透顶、历经风雨的叶卡捷琳娜。同样，我也不相信我们这些中国版的波将金村，真能蒙得了视察的领导、评审的委员，造假的手段并不高明，眼睛只要不是高度近视，一眼看过去，就会知道怎么回事。就算作假做得很逼真，但这样大规模的造假，弄得几乎尽人皆知，想不知道都难，如何保得住密？作假的人怎么就敢冒这样大的风险，在光天化日之下蒙骗领导？
实际上，这种“波将金村”式的造假，一般都属于下面刻意逢迎，上面心知肚明的一场游戏。以各种评比为例，多数无非是有关部门为了某种目的刻意制造出来的名堂，说白了，就是通过这种活动，让下级单位永远意识到上级职能部门的重要性，往往开始评的时候，还正经一点儿，几届过后，就成了游戏，提前告知被评城市或者单位，领导什么时候来，评委何时进入，潜台词无非是让对方事先准备。这准备嘛，就难免造假，不，其实是化妆，大规模的城市化妆，当然，就跟女孩子脸上有青春痘雀斑需要去掉似的，如果城市看上去存在有碍观瞻的东西，比如小饭店、修鞋铺、报亭之类的地方，该遮就得遮，该掩就得掩，遮掩不了的，就得改名字、换招牌。上级来的时候，只要该遮的遮了，即使遮得不那么严，也就算下级体会到了上级开展活动的良苦用心，表示了自己对上级机关的重视，加上接待时功夫到了家，什么称号，该给就会给，评到最后，全国山河一片红，大家都是先进典型。
中国版的“波将金村”，是个皆大欢喜的游戏，唯独苦了当地的百姓，遮掩是要花钱的，羊毛出在羊身上，更苦了那些在评比期间不能开业的饭店、报亭、理发店，不知道他们的营业的损失，有没有人给补？皆大欢喜的人，其实损失也大，那就是百姓对他们的信任，没了这种信任，以后办什么事都是假的。
自家人骂得，别人骂不得
意大利甲级足球名旅尤文图斯主帅最近有点儿晦气，球队输了球，自家抱怨裁判不公，不仅裁判不高兴，连中国人也得罪了，因为他随口说道，裁判像个中国人，老给他们黄牌。这下子捅了马蜂窝，中国人不干了。
当然，老外不该这样说，尤其是很有名的老外更得嘴上有个把门的，否则，一下子得罪人得罪得太多，光吐沫星子就可以淹死你。不过，话说回来，好像一直以来，中国人自己似乎也没断了批评自家足球的黑哨，自己球队的教练埋怨，球员抱怨，球迷则叫骂。在我这个外行眼里，好像中国足球哨子吹得黑跟脚丫子踢得臭一样的有名，名扬海外。显然，大家都知道，尤文图斯教练嘴里说的“中国人”，不是指中国人的全体，应该是中国人中吹哨的人，虽然说，吹哨的中国人不见得个个都黑，但黑哨比较多，却是中国人自己也认账的事，所以，那位教练的话，好像不应该是什么大逆不道，惹来这么多人声讨。
自家孩子自家管，自己人打骂都行得，两姓旁人插不得嘴。在乡下的时候，看见有父母管教孩子，打得那叫一个凶，可是如果旁人多一句嘴，立马形势大变，全家人一起跟你来，挨一顿揍也不是不可能的。有深通世故的老乡告诉我，这种时候，外人如果想说点儿什么，只能说这孩子好，犯错是偶尔的事儿。这样一来，皆大欢喜。显然，尤文图斯的教练不懂中国的世故，口无遮拦，找骂也算该着。
说起来，中国一直就是一个大国，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但是，不知怎么搞的，我们好像很不自信，总是很在意外国人对我们的看法，特别喜欢听人家说我们好，很多时候，为了买人家一句好话，搭钱，费功夫，还要放软身段，只要把人家的“好”换回来，自家吃了亏，也心甘情愿。结果很多居心不良的老外，就看中了这一点，到中国来足吃足喝，还带着走，好听的，倒是不少说，可是回国以后，转过头来就褒贬中国。不仅发达国家的这类骗子如此这般，落后国家的骗子一样精通此道，来的时候，或者中国人去的时候，能把你捧上天去，骗来银子，花光了，只要不肯再续了，马上变脸。过去所谓的纳贡国，来到中国，奉承皇帝的话，说上一箩筐，连带漏了一路，贡上随便一个破玩意，就能换回大笔的金银财宝，这样赔账的买卖，从唐朝一直延续到清朝，中国人却一直乐此不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