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过来，听不得人家说不好，无论批评也罢，褒贬也罢，反正坏字只要说出口，咱这边的脸就沉下来了，不管人家说得对还是不对。当然，外国人的恶意诽谤，愤怒也好，回击也好，是应该的，但有些时候，其实人家说的有道理，就没有必要反应过度了。老祖宗告诉我们，忠言逆耳利于行。很多时候，外国人的恭维，其实没有必要在意，听听，自己耳朵感觉好一点儿也就罢了，听多了，万一上瘾，反而有害。相反，外国的坏话，倒是该仔细听听，如果人家讲的有道理，自家就该注意。一个大国之国民，理所当然是有气度的国民，该的是闻过则喜，不该的是一触即跳，神经过敏。
可惜，我们的国民，神经过敏的事儿，实在太多了一点儿。
告别内战思维，让林毅夫回乡
今天贵为世界银行副行长的林毅夫先生，依然无法在清明节回他的家乡台湾祭祖，即使在涉及他的法律已经过了30年的追索时效之后，依然被台湾有关部门借端拒之门外。道理似乎很简单，在台湾军方的档案里，今天的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还是当年“叛逃”到大陆的林正义上尉。从某种意义上说，尽管国共已经和解，国民党已经重新拿回台湾的执政权，并开启了两岸和解的进程，但是台湾军方某些人的思维，却依然停留在内战的格局中。
不消说，林毅夫来大陆行为的本身，是两岸军事对峙的产物，而这种对峙，其实是国共内战的某种延续。在那个时代，两岸相互的“叛逃者”，都会被对方视为英雄或者义士，台湾方面甚至连劫机的罪犯都加以礼遇。战争的双方，互相强烈敌视，恨不能不共戴天，只要内战还在延续，这种行为就可以理解。
只是，内战毕竟属于民族内部的厮杀，是不得已之举，是兄弟阋墙，即使打得如此激烈的国共内战，双方也都承认，这种内战，绝非中华民族之福。我实在难以认同凤凰卫视的评论员的观点，评论林毅夫返乡祭祖被拒事件，认为军人的职责所在，必须忠诚。当年林毅夫投奔的对象，不是敌国，双方同属于一个中国，他没有叛国的问题。换言之，在两岸和解，国共开始第三次合作的今天，思想还停留在国共冷战，乃至内战遗留状态，对待当年的“判逃”，实际上，还是一种内战思维作怪。我们必须无奈地承认，民族内部的敌我之分，有时甚至敌意超过了敌国。
国共两党的领袖们，已经握手言和，两岸三通已经实现，当年炮声隆隆的金门，已经成了两岸自由行的一块“飞地”，金门厦门之间，已经基本上恢复了传统的联系，当年打在金门的成吨的炮弹皮，成为金门人打制精品菜刀的材料，大陆的游客，喝上一口金门高粱酒，呷上一口金门菜刀做出来的台湾菜，感觉很好。当年飞过来的炮弹皮，变成菜刀之后，再被大陆人带回去。但是，当年从金门游到厦门的林毅夫先生，依然无法踏上他的故乡。
说起来，林毅夫先生已经不是当年的林正义，他已经成了世界知名的经济学家，北京大学著名的教授，即使跟台湾也有业务往来的世界银行的副行长。这不仅是大陆的骄傲，也是台湾的骄傲。但是，在台湾某些人看来，林毅夫越是混得好，让人就越是难以容忍，因为他是在那边混出来的，本身就意味着某些别的含义，无形中有贬低了这边的意思在。海峡两岸的中国人，从本质上讲，都是厚道的，但是碰到敌我问题的时候，往往就不厚道，不仅不厚道，还要相互厮杀，老话说，兄弟阋墙，外御其辱，但是，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往往只做到了前半句，而忘了后半句。
今天国共和解已经实现，从道理上讲，意味着国共之间的内战已经结束，两岸的中国人，即使暂时还不能统一，但共同和平发展，却是深入人心的共同要求，尤其是在当今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更需要联手合作一起抗拒。在这个时候，依然拒绝林毅夫回乡祭祖，即使在所谓的法律追索期已过的情况下依然如此，这对于共同背负儒家伦理的一个民族而言，从道义上，也说不过去。可以看出，两党之间的战争，随着两党领袖的握手，已经结束，可当年内战的阴影，依然存在。但愿，随着两岸交流的加深，阴影能够逐步消解。
官话焉得不雷同？
网友爆料，河南开封和漯河两地消防部门的两份讲话稿，居然高度雷同，除了时间、人物、地点有异之外，剩下的部分，几乎完全一致，最可笑的是，开封的稿子，居然出现了“构建和谐平安漯河”的字样。 (2009年3月25日《新京报》)显然，开封这边的文抄公，电脑操作技术欠通，如此简单的名词替换都不会，露了破绽。但奇怪的是，这么明显的穿帮，既然是讲话稿，作报告的首长和听报告的众多下属怎么没有一个发现的呢？
仔细一想，也很正常，像这样的讲话，在我们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各个官方机构，每年不知道有多少，多到了从起草人到讲话人，再到听讲的人，个个神经麻痹，麻木不仁，没有觉察，非常正常。别笑话开封的那位仁兄，其实别的地方也五十步一百步。但凡官面上的文字，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在时间纵向上高度一致，无非换换各个时期不同的口号。各个地方，各个部门，空间横向上也差不多少，大同小异，把事情，时间、地点，人物一换，也没有差别了。凡是官方的文字，只要同一类别的东西，讲话、报告、调查、汇报、文宣等等，肯定同一类别高度雷同，不雷同反而倒是怪事。这种现象，早在多少年前，就这样了。当年毛泽东曾经讥之为“党八股”，专门著文批评。可惜，从那时候起到现在，大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机关的八股作风，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愈演愈烈。早先的时候，很多做秘书、干事的人，囤积了若干官方标准文字作为范本，领导需要什么，翻出来比着来就行。现在有网络了，范本网上到处都是，天下文章一大抄，不抄也等于抄。因为，即使你自己起草，最后发现也跟别人写的没什么区别。听说，此事曝光之后，开封那位“文抄公”，还受了处分，其实大可不必。这种抄法，从另一个角度说，其实是提高工作效率的一种方式，错就错在不该上网，两边撞了车，平自给网民添了些乐子。
中国很大，南北东西差异巨大，一个政策，在东边正好，到了西边就一点儿都不合适。各个部门的工作性质，也千差万别，搞统战的和做税务的，怎么说也不是一回事。按道理说，各地的政府，政府各个部门，即使是官面文章，也应该不一样才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实事求是嘛。可是，只要是同一类的部门，各地政府的讲话、报告、汇报之类的东西，只要把时间、地点、人物变一变，大抵南北东西，都可以互换，即使不同部门，也有相当部分的雷同。这是官话，或者说党八股的一个特色，这个特色，被各级部门自觉跟上级保持一致，担心犯错的“公文精神”极大地强化。凡是负责起草官方讲话文件的部门，无论是秘书机构还是政研部门，跟上级保持一致，不出错，是他们共同的行为准则。新提法，新名词，只能首长自己定，起草人不能越俎代庖，也不敢越俎代庖，在首长也求稳的情况下，这种四平八稳，跟着走的官样文章，就更是流行。
尽管国家总是提创新，但在目前层层的压力体制下，跟随上级，至少在公开的官样文章上尽量与上级保持一致，的确是不犯错误的不二法门。在官场谁不知道，听话没大错，听话，事情办砸了，问题不大，不听话，事情办好了，没准还有过。官样文章的雷同，其实是官场文化的体现，官场文化不变，官样文章互相抄抄，其实从节约劳动力的角度，有益无害，用不着大惊小怪。
莫让黑社会成了气候
看网上消息，得知东莞千余男童被拐，开始我还以为是网上的夸大其词。可是，后来平面媒体也报道了，而且还附有大幅照片，百余对失去孩子的父母走上街头，沿途派发寻人启事，打出“悬赏1000万买回爱子”的标语。据很多家长称，自2007年起，已经有过千名男童遭拐带，失踪地点遍及东莞各镇。虽然说，当地政府认为，家长们报称的失踪的儿童数量有些夸张，但几百人肯定是有的。
如此规模的儿童被拐，说明在东莞这个地方，诱拐（据说还有明抢的）儿童，已经成了一个具有规模的产业——一个黑社会的产业。这样的黑社会产业，在清末到民国年间，是相当发达的。一个社会转型期，往往伴随着黑社会的成长，黑社会跟正常社会一样，需要产业来维持生计。一般来说，做土匪强盗打家劫舍，并非黑社会的“正道”，因为这种行业，比较容易暴露，招致政府的围剿，他们的“正道”产业，一般是黄、赌、毒，除了这三样，诈骗和拐卖妇女儿童，也是其中的大项，那时候，拐卖儿童被称为“拍花”，被传得神乎其神，说是可以用迷药把人迷住，使其自愿跟着拐卖者走，但更多的可能只是用迷药把人迷昏，方便行劫。
一般来说，在那个时代，拍花的人，多半是有组织的，盯梢、行动、转移、销赃一条龙，甚至很多地方还存在有地下的“人市”。拐来的儿童，统一交由人市的黑社会老大销售处理。在任何时代，都存在这样的市场，没有儿子或者儿子少的家庭，需要男童，因此，男童的生意比较好，女童也有销路，一般是买来做婢女，或者养大以后卖给妓院。在清末的时候，拐买儿童的恶谥，有时候也被安在西方来的教会头上，但最后核实的结果，会发现其实都是黑社会为了转移目标，制造的谣言。
一般说来，社会形态比较固定化的时候，黑社会往往不会很发达。因此，拐卖儿童的也比较少见。前现代的城市，政府对于街坊居民的管理比较严，而农村社会，存在各种乡社组织，宗族组织，基本属于熟人和半熟人社会，连走街串巷的手艺人和艺人，都脸熟，给流民社会留下的空间不大。如果有帮会和秘密宗教组织敢于做拐卖儿童这种伤天害理之事，那么，很快会招致民间社会大规模的讨伐和打击。但是，到了近代的转型时期，现代城市的扩张，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新兴的城市没有原来的维系模式，大量流动人口，也使得政府原来那套固定化的居民管理模式失效，城市和集镇，流民大幅度增加，农村原来的乡绅和宗族自治的结构，也遭到破坏。结果政府和社会两方面，对于人口和社会管理，都逐渐处于脱序状态，因此，给黑社会，留下了大量的空间。事实上，在清末到民初，中国的帮会和秘密宗教，一度占据了社会的小半江山，上海的帮会老大，被人称为“闻人”，活跃在社会各个阶层，政府也不得不依靠他们来维持秩序。直到抗战前夕，这种情况才稍有好转，政府对于非固定化的人口管理，有了一点儿门路，但这个过程，又很快被日本侵华战争所打断。 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至少在人口与社会管理方面，跟清末民初有些相似，都处于转型的当口。改革前，所有人都身属一个单位，或者工厂街道，或者农村公社，政府习惯于固定化的管理方式，户籍、居住地，工作地点，大体固定，按图册、按地点、按单位索人，大体跑不了。改革以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一轮的城市化工业化的浪潮，带来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而那种从原模式中衍生出来的收容管理办法，由于弊病过大，经过孙志刚事件之后，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连带着暂住证管理制度，也受到冲击。我们的城市管理者，包括珠三角这样高度工业化的农村地区，还没有学会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动态地管理人口，旧体制下的户籍制度，也部分阻碍了管理上的进步。因此，在治安管理和人口管理方面，像东莞这样一些地区，的确处于相当混乱的状态，为黑社会的滋生壮大，留下了空间。东莞如此大规模的儿童走失，说明珠三角地区黑社会的这一产业，已经具有相当规模， “从业人员”，人数众多，而且组织严密（其他地区，也有抬头之势）。由于改革以来先富起来的人比较多，很多人工流产不甘于遵行现行的一胎化的人口政策，于是，儿童，尤其是男童的市场需求增加，也促进了这一罪恶产业的发展。
不消说，这种黑社会产业，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属于罪孽深重的犯罪，应该加以严厉打击。但是，真正想要打击奏效，绝非简单加强警力可以实现，必须伴随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回到从前，已经不可能，不要让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固定化的户籍制度，成为人口管理的障碍。实现居民一体化，落地即可获就业、租购房即可得到当地居民身份的转变，同时完善我们的金融、社保、医疗体系，使大多数状况下的人口流动，处于可以追踪状态。这种状态下，黑社会也许无法完全根除，但至少可以控制一定范围内拐卖儿童这样的恶罪。
70年后，我为我的房子付多少钱？
据《中国经营报》报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修订将在年内审议。一份名为《土地管理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稿》）的文件，浮出水面。最受人关注的住宅70年大限到期“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自动续期”的条款，替换了原方案的“无偿自动续期”。专家说，今后续期付费还是不付费，付多少，把权力留给了政府。业内盛传，今后北京市的续费标准，是每平米1300元。 （2009年3月23日新浪网） 如果这消息属实的话，而且最后人大审议的结果也认可这个修订稿，那么，几十年后，中国土地上凡是买了房子的城市居民，全体都变成了变相的租房户，那些付出毕生积蓄，为儿孙买了房子的人，那些沦为房奴依然为供房而挣扎的人，会惊愕地发现，他们的苦日子到了儿孙辈的时候，并没有完结，依然得为自己的房产而付费。
当然，按照中国现有的土地制度，这样的规定，其实完全符合法律的，但是，问题是这样的土地制度，至少在它的人民住房问题上，显示出来高度的荒唐，人民是国家的主体，但是，人民却得为自己购买的房屋的那一点点的土地，永远地向国家付费，具体地说，是向政府付费，政府凭什么有这样的权力？这样的权力是神授还是天授？反正不会是人民授予的。政府拿了这些钱，是要做什么呢？是按道理做相关的公共服务吗？房子又不是政府盖的，而且政府已经从开发商那里（最终还是业主付的费）收取了高额的土地使用费。房产周围的土地，也一并交过费了，而且小区的公共设施，都是居民付费使用的。
最令我感兴趣的是，原来《土地管理法》草案的“无偿自动续期”，为什么会变，无形之中变成给政府授权，让各级政府自由裁量，收不收，收多少，全要看政府高兴与否。那么老百姓的权利呢？老百姓是不是就像网上盛传的那样，就是一个屁呢？如果这样的草案付诸实行，那么，我们的人民政府就变成了人民的帝王，它要想收费，老百姓的房产就变成了摇钱树，只要政府摇一摇，不用投一分钱，不要操一点儿心，银子源源不断地就来了。如果不想收了，那么老百姓就得永远谢主隆恩。如果政府有一届收费，有一届减免，那么老百姓就得隔一届感谢一次政府。从这种政治经济效果来看，这样的修改，真是有水平，谁说我们的政府里没人，谁说我们的政府专家没有才，这样的草案，不是才高八斗之人，怎么能想出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