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06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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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下午，我上完了课，去推我的自行车，发现它的轮胎又瘪了，又是后轮。
我说“又”，是因为不到一个月，已经瘪了四次了。这里面肯定有点什么的。
那天天气非常的好，而且是三八妇女节。我虽然是个男的，但也跟着高兴。节日就是节日。初春的太阳在新综合楼的上方，温柔的照耀着。玉兰树上开满了玉兰花，看去就像是荷花上了树。我每年都特别注意学校的这一片玉兰树林。这种树的奇特之处在于先开花后发叶，而且似乎不打花苞的——你路过这里，突然发现玉兰花一齐开了。你眼眶湿润，恋恋不舍，深深感谢造物主。
我只好推着车，慢慢地向最近的车行走去。重庆不像成都，修车的小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你在重庆瘪了胎，不推上半个钟头你看不到希望。
这个车行我很熟。我这辆四千多元的台湾山地车就是在这里买的，终身免费包修。这车的质量真是没的说，一年多了，没出过一点点毛病。物极必反吧，不破就不破，一破连连破。
小伙子员工把内胎取了出来，咧开他那年轻的厚嘴唇笑起来，说老师你这个胎不能补了，最少有二十个眼。
我凑上去看。密集又均匀的针眼让我想起了早年我们家那个老保姆。她本是穷苦农家的孩子，为了不穷，给地主当了小老婆。结果又遇到了解放，她只好到处当保姆。我所记住的第一条哲言，就是来自她那永远不变的随机的感慨：命中注定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满升。她非常勤快，极其能干，做完了事情就纳那永远的鞋底。我喜欢站在她的背后，像个傻儿那样看她纳鞋底。看那些不断增加的针脚慢慢发展成美丽的图案。
第一次瘪胎，发现胎并没有破，只是给放了气。那么就是恶作剧了。一方面放心，一方面又有点悬。
第二次是给扎了一个眼，第三次也是给扎破了一个眼。但无法判断是被什么东西扎的。我非常希望是路上的钉子。
当然这样一来很明显了。我看着西坠的太阳，很是惋惜重庆每年那一点点春光就这样从车胎针眼里漏掉了。
我这一辈子，口舌费得最多的，就是这辆自行车。简直不可思议。
说“这辆”，并不是说，就这一辆；我骑过的车，被偷，送人，淘汰换代，差不多有十辆了吧。这么说诸位明白了，我骑了几十年车，像个老派的成都人。
我是在上小学时就学会了骑自行车的。把学生证押在车行里，两毛钱一个小时。那动机简单得要命：因为李小毛会骑，所以我也要会骑。李小毛一家从汉口搬来。那时我家周围都是些汉口、南京、上海人家，我们统称他们为下江人。
我用力蹬上了一段上坡，然后放一段下坡。因为明白有下坡在前面等着，所以上坡的吃力是满含了希望的，并不难受。那种费劲之后的轻松让我十分着迷。更重要的是奠定了我的“自行车观”。即我认为骑自行车就是蹬到坡上以后放下去。也就是说，只有有上坡和下坡的地方，才适合骑车。
所以，当我第一次到了成都，看到骑自行车的人比重庆还要多，我非常吃惊：没有坡，怎么能放呢？不蹬它就不走，这怎么叫骑车呢？一上了车就得不停地蹬，多么叫人绝望啊!
后来的后来回想，骑自行车让我尝到了一种快乐，那应该叫做吃力的快乐。
我曾经把吃力的快乐说给别人听，听的人一脸茫然。有不茫然的，就说，那你帮我把这个箱子提上楼吧。我后来就不再说这种话了。
很多年以后我终于开始了用电脑写作。每当打开电脑时我都要怀念那手写汉字的时光。那一笔一画的真实用力是多么让人着迷啊!在手书之下，同一个字都有不同的样子，那种细微差别是多么让人着迷啊!
关于自行车，我的第一种恼怒是：“你是在成都学会骑车的吧？”因为问这话的人知道我是在成都上的大学。
第一个问这混账话的，就是我大学的同学，班长，成都人。他既然是班长，当然很会关心人，见到来自山城重庆的同学入校不到一个月，就可以骑车了，所以很惊奇，也很欣慰——一种在文化上征服了异族入侵者的欣慰。所以他的目光很像元朝和清朝的那些汉人大臣。
当时我正处在与成都人较劲的年龄阶段，所以我把车定住，居高临下地对他说，我七八岁就会骑车了。那是辆28的永久，垫子升得又高，班长个子又矮，所以情势成了这样。
你猜班长怎么说？他更加惊喜地问，哦，原来你是在成都上的小学哇!
我跳下车，推了他一下。那时的我，同所有浅薄的重庆人一样，好逞匹夫之勇。
后来，我为了表示歉意，把脑袋拿给他打理。他一边动推子一边说，他的确以为百分之百的重庆人都不会骑自行车。就这样，他给我理了四年的发。
我毕业以后，回到了重庆。见到我骑车的人，老爱这么问。我曾经激烈地斗争过：索性就回答“对”，岂不省事？但是我办不到。是不愿意“只有成都才能骑车”，还是“二十多岁才会骑车”，我也说不清楚。因此，我只有一次一次不厌其烦地说，不，我很小的时候在重庆就学会骑车了。有时候对方还要问，你哪来的车呢？我只好又解释：在很久很久以前，重庆就有自行车行，可以租车，两毛钱一个钟头。
那个时候就有身份证了吗？对方大惊。因为现在重庆出租自行车是以身份证为抵押。
我只好又说，用学生证抵押就可以了。
学生证还有这样的用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