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白了吧？你在重庆骑个自行车，招来的问题完全成了几何级数。
我在重庆组建了一支自行车旅行队。其实说组建有点夸大，应该说是像滚雪球那样滚大的。有一天，当时还只是我的同事的米歇见了归来的我，他对于我带了两只军用水壶很诧异。我告诉他，一只装啤酒，一只装水。他问车架上的那一包是什么，我打开了让他看。那是在一条小河边捡的石头。我挑出三块来，那上面的白色花纹是标准的篆体字：仙、下、凡。他说，就差一个女字了。我说是呀，真是好一个女字难得。两个男人无可奈何地对着笑。他让我下一次叫上他。就是这样。一切就是这样。
那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
我和米歇就是这样成了死党哥们的。我们和后来的人大致也是这样成了死党哥们的。
我们浩浩荡荡的骑兵队伍喜欢唱那些非常沧桑的苏联歌曲，我们七嘴八舌地凑齐了歌词，“我亲爱的朋友你别忘记，我们的母亲给我们准备行装。送我们到前方走向那多瑙河畔，走向艾里巴江。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我们并不惋惜。哎嘿我们深厚的战斗友谊就在那行军路上，温暖我们的心。道路引导我们奔向前方。”
有的歌还被我配上了声部。在途中的小馆里喝了啤酒以后，我们开始分部合唱。大家都惊讶集体的音乐天赋。真的，我们就像莫斯科保卫战里那些冰天雪地里的士兵。有的时候还唱出了眼泪，扭过头轻轻擦去。
我们每次出行都是有名目的。到来凤吃鱼；到大足看石刻；沿嘉陵江而上，搞清楚一种鬼名堂，为什么“上峡的石灰下峡的碑，中峡的磨子经得推”——说的是同一种石头哦；去找一个叫“下溪口”的地方，因为说法是“北碚豆花土沱酒，好耍不过下溪口”——下溪口盛产美女，红灯事业旺盛，当然，那说的是旧社会——
中午我们骑到北碚吃了豆花，觉得也不是以为的那般好。晚上到了一江之隔的土沱镇，对本地高粱酒并不抱什么希望了，然而一喝，一致认为名不虚传。顺便也就打听明白了，下溪口就是现在的澄江镇。原来澄江镇附近有个二岩煤矿，以前年轻人在家里待不住了，就去煤矿干活，但是挣了钱也留不住的，都花到那些地方去了。所以后面还有两句的，“两巴掌打了二岩有，二岩找钱带不走”。
……我们深厚的战斗友谊就在那行军路上，温暖我们的心……
后来，自行车的问题集中在这个上面，让人心乱如麻。就是：锻炼？
现在，我通过这篇小说，向全社会说明，我之所以长年（在山城重庆）骑车，是因为喜欢；纯粹是因为喜欢。
之所以喜欢，就是因为重庆有坡。有坡才过瘾。上坡有劲可使，下坡有野可撒。
当然，在我后来成为哲学教授以后，我将这一切学术性地解释为——如前面说的——吃力的快乐。
在不需要赶去上班的时候，往郊外信马由缰，骑完一个上坡，在路边歇下来，坐在小店子的台阶上，喝一瓶啤酒。
由于这里不像成都那样到处都能看到自行车，所以你看四周比较独特，你看你自己也比较独特。这种感觉很不赖。
有时候，在还没有怎么通车的新公路上闲荡，会有一些东西，大千世界，唯我独有。譬如有一次我看见一个徐娘还有姿色，提的东西却不少，就笑嘻嘻地说搭不搭车嘛!我想她如果白我一眼，我就脚下加力扬长而去。却不，徐娘也非省油灯，她说起步价好多？
我来劲了，说雷锋价。她说好，你停下来嘛。
结果我就像个旧社会的黄包车夫，一脚一脚地给她蹬，蹬了好长一段，到了一条机耕道旁，她说从这里进去。我看那路面，太糟，就说你那里面不好进去的哟。
她说不怕，你不要紧张嘛。
我们两个都大笑起来。
还有一次，我骑到了一个农家小院，实在不忍离开，就请求搭伙，像在馆子里那样付费。主人已老，想是见的人也多了，笑一笑答应了。
这是田园深处，原汁原味的乡村。前方一株庞大的黄葛树，资格极老的样子，风中轻摇，傲视四野。树下一条弯弯的小溪在光滑的石头上流过，在鸡鸣狗吠的间歇里，听得见叮当的水声，像一个没有睡醒的小和尚，在马马虎虎地撞钟。一群鸭子在冬水田里集体来去，乐此不疲。澄了一冬的田水清明如镜，冬水尚无任何动静，但鸭子知道春天来了。
老头从地里摘了一筐胡豆荚来，说这是最后一拨嫩胡豆了。我帮着剥胡豆，听那啪、啪的脆响，将那生嫩的气味咽进胸膛。老太婆也在家，一会媳妇和孩子也回来了。老头说儿子卖菜去了。
哧哧啦啦的炒菜声响起来的时候，那卖菜的青壮儿子回来了。远远的我看见他骑着一辆加重车，挂着两只大大的菜筐，在通向家中的小路上优哉游哉。看那样子，是不想回来的，但不回来不行。我笑起来。
待走得近了，我赶紧捂住嘴。原来这家伙就在我家附近卖菜。我同这小子打过交道的——他耍我的秤，被我逮住了。
顺便介绍一下，我有一手绝活，就是徒手掂斤两。这有点像南朝里面的萧什么皇帝，整天在后宫练“一刀准”——割肉。要多少，一刀下去，不差毫厘。
那天，也是这种嫩胡豆。他称了，说一斤八两。我用食指勾住塑料袋，掂了掂，说最多一斤五两五。家伙打着哆嗦笑起来，说吓死人了，你太吓人了。
我们打了照面。他没有认出我。我长得很大众化，这个我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