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方省的行政区划是这样的：按照地理方位，分为东岭、西州、北岳、南川和省城中镇五个市，还有白河自治州和一个高新技术开发区，合起来刚好是东南西北中发白，可以凑齐一副麻将。西州位于朔方省西部，大漠的边缘。
长途汽车驶出中镇，奔向西州。车上的音响放着韩红的歌，不知道歌名，大约是歌唱西藏的，大部分歌词听不清楚，只听到不断地重复一句：“唵嘛呢嘛呢呗咪吽，唵嘛呢嘛呢呗咪吽……”常言听来觉得像是在念：“All money money go my home，All money money go my home……”
坐在车里，常言心里涌起几分不爽。如果在江南，去哪里采访，对方总会派车来接的；他自己开车去，对方也会在高速路口迎候，很多时候甚至打个电话、发个邮件就算采访过了。可是现在，他初到朔方，人生地不熟的，出发前给西州市委宣传部和市卫生局打了个电话，对方不冷不热的，连句欢迎的话都没有。
常言明白，在江南的便利，也不过是自己这张老脸还有几分面子，在陌生的地方，吃不开也很正常。这些年记者的地位就像江河的水位一样逐年下降，和他初入道时已不可同日而语了。当年不论走到哪里，只要亮出记者证来，总会遇到尊敬的目光，凭着报纸上的名字骗个不明世事的无知少女还有相当胜算。当年，他媳妇就是这么骗来的。如今的记者不仅经常遇到怀疑的目光，有时简直是鄙夷的神情。他们自己开玩笑，说记者这行业开始和另一个同音产业越来越像——都是个吃青春饭、干力气活的职业，也有人总结出“欢迎来稿、长短不限、稿费从优”等若干词语同位素。常言和别人一样听过了也笑，笑过了也不舒服，每当被人一语双关地称为“名记”的时候，常言就觉得这行当确实不是久留之地。特别是记者站，如果以此喻论，编辑部的记者还算是坐台的，而他们记者站，简直就是站街的。
想到这，他就再次重温自己的誓言：以四十岁为限，记者站不能再干了。猫了个咪的，谁见过四十岁的小姐还在出台？
窗外平沙大漠，空碛无垠，远树接天，看上去让人昏昏欲睡。坐在常言身边的一个胖子，早已把呼噜打得山响，口水顺着嘴角流下。一个转弯，那胖子就势靠在常言肩头，睡得更香了。常言皱着眉头，抽着鼻子，似乎想要躲开他身上的烟味。他想，要是个美女也就罢了，我靠，这厮足有二百来斤重。
那烟味让他想起丁述成的办公室。
《发展道路报》副总编丁述成，江湖人称“丁大烟”，烟瘾之大是出了名的。他的办公室常年像个毒气室，烟雾曾经触发过消防警报器。
报社文件下发后，丁述成把他们几个这次调动了工作的叫到北京谈话。常言进入办公室时，丁述成给他丢过一支烟来，常言摆摆手说不会，放在面前的茶几上。丁述成问常言对这次调整有什么看法，常言小心地说：“记者站轮岗是中央的决定，我个人完全服从报社安排。只是有件事要向组织汇报，我小的时候，小学和中学几乎都是在朔方省西州市念的，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朔方也算得上是我的第二故乡。这样，不知道合不合适到那里工作……”
话没说完就被打断了，丁述成说：“小常啊，说起来你也不小了，快有四十岁了吧？我们受党教育这么多年，作为一个党的新闻工作者，应该有觉悟、有境界、有追求。你应该正确理解上级的精神，这次记者站轮岗，不让你们在出生地和长期工作地继续担任站长，就是担心在一个地方工作时间长了，记者容易落地生根，深度介入当地的很多事情，影响新闻报道的公正。大家都知道，朔方省地处偏远，确实经济不太发达，污染也比较重。但这也是祖国的一部分对不对？艰苦的地方也要有人去，对不对？如果我们大家都嫌贫爱富、挑肥拣瘦，都去经济发达、条件好的地区，那么落后地区的新闻报道还要不要搞？我们的报头，是发展道路报，可不是发达道路报啊！”
丁述成一边讲一边叼着香烟喷云吐雾，几句话的功夫抽了三支烟，中间没有任何间断，完全无缝对接——烟头对着烟屁股就接上了火，据传他每天抽烟只需用一根火柴，看样子不假。常言坐在对面望去，烟雾缭绕中的丁述成，活像庙里的一尊神，而且是香火很旺的那种。他突然想到，领导其实都是神，给领导敬烟就是给神烧香，自己在这里点头喏喏，和拜神也差不多。这次调动，常言本来有回京工作的希望，听说就是由于丁述成的反对才把他弄去了朔方。常言想，肯定是自己哪一炷香没有烧到，把这尊神给得罪了。
丁述成接着说：“其实对于搞新闻来说，经济落后地区一样可以是新闻富矿。再说，我们对你的使用也是有过综合考虑的，比如说西藏就没有考虑你去，而是选择了更年轻的同志……”常言心中暗想，谁不知道，去援藏的不过是“有期徒刑”，最多三年，回来后还会提拔重用，但是去朔方就不一定了，很有可能是被判无期，也许将来会老死在那里。
记者部主任文恭达一张嘴就是一股酒气，接过话头说：“你说的情况报社都知道，你讲的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和中央规定没有冲突嘛！按照中宣部的精神，记者站异地交流的原则是不能在自己出生地和长期工作地担任站长职务的。这里面可并没有包括上学所在地嘛！如果按照你说的，上过学的地方不能去，咱们报社很多领导都是在北京上的大学，都让他们离开北京吗？朔方经济不发达，但是稿件任务考核相对也轻松些。再说了，这次调动，你从副站长提了站长……”
还没等常言把话说完，领导就把他驳得哑口无言。
一块路牌在车窗外闪过：“东西高速”。常言看到这块路牌的时候，觉得这条路好像是连接东方和西方的高速公路一样，放到古代，应该唤作丝绸之路的。其实它指的是从朔方省的东岭市到西州市。常言前年去广西采访，还走过一条“南北高速”，从省会南宁通往北海。中国的高速公路命名一向没有什么文化含量，所以经常搞得匪夷所思。有次常言去山西采访，走过一条新修的高速公路，名字却叫“太旧高速”，问了当地朋友，才知道这条路是从太原到省界旧关。最近几年，唯一听起来还上口的八达岭高速却又改称“G8”高速了，简直没有天理。他想，如果哪天有条高速公路从包头修到二连浩特，不知会不会命名为“包二”高速，会让人怎么联想——大概一定会促进沿线的奶业发展吧。
到西州下车后，常言打了辆出租车去市委宣传部“拜码头”。门口的警卫见他从出租车上钻下来，不免多问了几句。进得宣传部楼内，经人指点找到了分管新闻的副部长管立威的办公室，敲门半天，里面才传出一句：“进来。”连个请字都没有。
管立威是个胖胖的中年人，看上去找不到脖子在什么地方，两个下巴倒是随处可见，脸上占地面积最大的是一副眼镜，上遮眉毛下盖颧骨，占据了面部一半的领土。头发没有几根，油光可鉴地向后梳着，一丝不苟。脸上的表情一动不动，像是带了一套脸谱面具似的。常言趋上前去递给自己的记者证，管立威拿过去横竖看了半天，又打开电脑进入新闻出版总署的验证网站，一根手指在键盘上戳来戳去地输入数字，然后抬起头来对常言说：“你不是江南记者站的吗？跑到这里采访什么？”
常言解释：“记者站轮岗交流，我调到朔方记者站工作了。”
管立威说：“那好，出示你的介绍信。”
常言有些不高兴了：“记者证还不能证明我的身份吗？通常我们采访不开介绍信的。”
管立威不理会常言的解释，依然不冷不热地说：“在这里不行。”
常言也拉下脸来对管立威说：“在江南，我的脸就是介绍信。”
管立威却不动声色：“我认识你，仁义沟矿难就是你搅的新闻发布会。”
常言说：“原来我已经这样出名了，那么，还需要介绍信吗？”
管立威说：“当然，这是手续。”
常言说：“如果没有呢？”
管立威说：“我还有事。”说罢就要站起来送客。
常言一怒之下就想转身离开，这是什么破地方、什么鸟干部，等到过几天一组批评稿子写出来，让你知道老子是谁了。对常言这样干了多年的记者来说，亮出记者证本身就够丢人了，稿子就是最好的介绍信。你什么时候见过穆青给你递过记者证？焦裕禄就是他的记者证。
可是他在转过半个身子之后，转念想到坐了半天的长途车到这里，写不出稿件交不了报社的差，实在不好交代。吃完宣传部的闭门羹回去还要挨报社的夹棍，自己岂不成了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吗？更重要的是，连宣传部都搞不定，以后在这里就没法混了。想到这儿他就又转回身来，对管立威说：“没有介绍信，我给你找个介绍人。”
管立威坐着没有动，常言抄起手机打通了原来朔方记者站站长刘放的电话，自顾讲道：“刘哥你好，在那边的日子还好吧？忙什么呢？我嘛，还凑合，彼此彼此，同是天涯沦落人嘛！混饭，人生地不熟，到处受欺负啊。刘哥，西州宣传部的管部长，你熟不熟？那就好，我请他接电话。”说着把电话伸到管立威面前。
管立威没有马上接过去，用疑问的眼神看着常言：“谁？”
常言说：“我的前任，刘放。”
管立威马上换了副神情，脸上的各种器官立刻生动起来，接过电话热情地说：“是刘站长啊，听说把你给流放到青海去啦？全是你这名字起的！出毛病了吧？还是你儿子名字好，刘洋！你什么时候有机会再回朔方，到西州叙旧，咱们喝一壶？是吗？好的，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常站长是你朋友，就是我朋友，一定接待好，你放心吧！再见！”说罢收了线站起来招呼常言，“请坐，快请坐！”然后喊公务员进门倒茶。那架势，像极了老和尚接待苏东坡——坐、请坐、请上坐；茶、敬茶、敬香茶。
管立威递过一支烟来，常言摆手说：“谢谢，不会。”
管立威不容分说：“有什么不会的？我教你，点了火，拿嘴吸！”
常言听他说得有理，于是接了。管立威说：“常站长你别见怪，刚才既然你来谈公事，我就只好公办。这也是实在没有办法，时间长了你就知道，我们这里的假记者太多了，不得不防啊！前两天，公安局刚刚抓了个假记者团伙，到煤矿上敲诈了二十万。”
常言听了管立威一番话，觉得在朔方做个假记者可能比真的还要风光，就说：“理解，理解，要不咱们国家的记者节为什么定在十一月八日呢？后面两天分别是119消防宣传日，110报警号码，连起来刚好是防火防盗防记者。”
管立威说：“常站长真有幽默感。听刘放说，你和风书记是好朋友？”他说的是朔方省委书记风过庭，原来在江南当省长，一年前调任朔方。
常言轻描淡写地说：“他当市委书记那些年认识的，至少见我不用看证件。”
管立威听到常言话中有话，不好意思地嘿嘿了两声。
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多了，管立威先安排号了住宿，然后亲自打电话到卫生局，又派了车，并且让市新闻办的新闻干事胡秋来陪着常言前去采访。采访完后，管立威还叫了几个处长作陪，请常言吃了顿饭。并且再三解释说常委部长本来要请你吃饭的，只是这两天在北京学习赶不回来。常言知道他说假话，也不点破。出门以前还在电视里看见那位部长接见一个什么文化代表团，刚才车上的广播里还报道他出席某个单位二十周年座谈会。管立威见常言还算能喝，饭后让人搬了一箱当地名酒送进常言的房间。常言推辞说我拿不动，我们记者站的车不太方便。刘站长调走时，给记者站留下的车只剩下四个轮胎，基本上也就是一只旱冰鞋。我还要坐大巴回中镇的，路上不好拿。管立威说：
“有什么不方便？到我们这里来，就是支持我们的工作，怎么能让你再坐大巴回去？我派车送你回省城！”
常言这阵子才找到了原来在江南采访的感觉。党的新闻工作者，就得和党的宣传部门混成这个样子才行。
只是稿子离预想的差距挺大，西州市的作法是把公立医院向全社会挂牌招标，实行股份制或私有化经营。卫生副局长方子岐热情地接待了常言，并领他看了两家医院，声称这改革“有效地解决了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常言看过之后，却发现没有卫生厅材料宣称的那样成功，也没有一些媒体宣传的那么作用巨大，看来拿着材料编稿子确实很容易出问题。西州的医改甚至还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比如说医药费用居高不下，没病小治、小病大治、大病往死里治，对病人的过度检查、过度治疗等等。改革过后，市里没有了公立医院，反倒造就了一大批“功利”医院。例如，过去隶属于西州钢铁公司的西钢医院就是被一个来自福建的游医给包了，改名红博医院，进门的病人都给开一大堆检验单子，让护士领着到处检查，也不管有用没用。这种医疗改革模式给西州带来了许多后患，引发社会各方面的质疑，后来有位经济学家把西州的医疗市场化和教育产业化并称为改革的两大偏差，最后被迫终止。这是后话。
看样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样一来，看到的实际情况相距报社布置任务时的初衷就显然打了折扣。但这又是报社指定的稿子，从写稿的角度，这一番采访还不如不来，拿材料直接编了，反倒没有说瞎话的痛苦。加上常言又受了人家热情接待，还是发了篇消息回去。常言在稿件中厚起脸皮详细报道了西州的改革尝试，并加入了一些溢美之词。更不要脸的是，写稿子找不到新闻由头，他竟然找了份病历随便编了一条，有意突出了医院的服务周到却回避了高收费的事实。写到这里，常言觉得自己像个与医院合谋的骗子。稿件见报，编辑部还在后面加了一句“西州市的医改经验与作法，本报将继续关注”云云。常言心想，今后还继续关注不关注，大约只有天知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