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胞胎的卧室里总是弥漫着一种甜甜的香味，让人昏昏欲睡。奥尔图什总是说：“是孩子的香味。”阿尔明的房间已经很多年没有“孩子的香味”了。
阿尔米娜的毛绒熊天知道为什么叫做伊斯，晚上不抱在怀里她就睡不着觉。今晚伊斯找不到了，最后还是我在钢琴盖子下发现的。我把它放到她的怀里。那个手脚细长的金发拉普泽尔娃娃，同时也是“金发公主”童话的女主角，我把她整理好递给了阿尔西娜。我正要去拉窗帘，脚下忽然被地毯上的什么东西绊了一下。我弯下腰，捡起一个木风车，对一直叫嚷着“要听童话”的双胞胎说，我累了，没精神讲故事了。不过，我说，明天她们能去院子里摘花送给她们尊敬的老师玛尼娅太太，条件是剩下的花不能再乱踢了。我把风车放到玩具架子上，拉上窗帘，一一亲吻了她们，又道了晚安，然后走进阿尔明的房间。他正在床上翻杂志。
我从地上捡起藏青色的裤子和白衬衫校服，挂进壁橱里。我皱着眉收拾起书桌，然后在床边坐下，看着钉在墙上的阿兰·德龙和罗密·施耐德的大幅彩色海报。海报下面，是用纳斯塔利格书法体写的几个大字：永远的未婚妻们。这是《德黑兰画报》在努鲁兹节[7]的礼物。罗密·施耐德的眼睛是浅色的，她的目光和微笑冷冰冰的。我多么想伸手去把阿兰·德龙那快要扫到眼睛里的头发拨到后面。我想起了“我的头发弄乱了”这句台词，不禁微微一笑。然后，第一千遍在阿尔明的耳边唠叨，藏起双胞胎的玩具这件事儿一点儿意义都没有，另外在外人面前，不要再说他的妹妹们是“笨蛋”了。我这么一说，他用被子蒙住了头，答道：“好啦，好啦，好啦。”
我刚把阿尔明房间门关上，就听见双胞胎在齐声叫：“妈——妈——；妈——妈——”我只好又去看她们。她们盘腿坐在床上，穿着我在几周前从科威特人市场买回来的红黄花格的睡衣。
阿尔米娜说道：“艾米莉的奶奶为什么……”她说着把伊斯挡在脸前。
阿尔西娜帮她把姐姐的话说完：“她的个子为什么那么矮啊？”
她们每晚都这样，找借口不睡觉。我说：“明晚。明晚只要你们想听，我就讲。现在赶紧睡觉觉。”
阿尔米娜把伊斯从面前拿开，“那至少得讲个故事。”我的手已经放在灯开关上了，“我不是说过我累了吗？明晚吧。”
阿尔西娜歪着头：“就讲一个小故事嘛。”
我看着她们。一模一样的床，一模一样的被子、枕套和睡衣，就像互相复制的图片。和我平时没有心情的时候一样，我弯下腰，开玩笑地说：“很小很小的故事。好吗？”两个孩子同声道：“太好啦！”她们一下跳进了被窝里，雀跃地等待着。
我开始讲起来：“从前啊，有一对双胞胎姐妹，长得一模一样。眼睛和眉毛，鼻子和嘴巴，小书包，课间休息的零食。有一天啊，这对小姐妹……”双胞胎喜欢听我自己编的，由她们自己做主角的故事。我还在东拉西扯的时候，她们的眼皮渐渐沉重起来。我重复着所有故事永恒的结局：“从空中落下来三个苹果……”阿尔米娜迷糊糊地说：“一个给讲故事的人。”阿尔西娜打了个哈欠接着说：“一个给听故事的人。”我吻了吻她们说道：“另一个给……”我们三人异口同声道：“世界上所有睡觉的小孩子。”
我关上灯走出房间，经过走廊的时候，我整理了一下电话桌上的刺绣桌布。再过一两年，双胞胎一定也会放弃这每晚讲故事的习惯，就像阿尔明已经很多年都没有期待故事了一样。我想找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可仔细一想，我在心里问自己：“哪些事情呢？”我打开起居室的门，回答道：“我也不知道。”我感到有些难过。
电视里正播着有关炼油厂的纪录片。奥尔图什坐在三人沙发上，腿翘在沙发前面的茶几上，正读着报纸。我在他身边坐下，看了几分钟那些输油管、钻井架和头上戴着安全帽的工人们。他翻阅着报纸，看过的报纸落在了地上。我弯腰捡起来说道：“你不看电视了？上面有你工作的地方。”
他喃喃自语：“工作的地方我一天从早看到晚。”
我读起报纸上的新闻大标题：苏联大使即将访问阿巴丹。议会选举及第六次草案。皮鲁兹阿巴德地区工人宿舍落成。新游泳池在巴林姆[8]三角地区开张。我折起报纸。奥尔图什怎么会对这些无聊的新闻感兴趣？我心里苛刻的声音现身道：“第一，这同他的工作相关。第二，你从一开始就知道的。”我想起了我们在德黑兰订婚的时候。我在奥尔图什几次三番的坚持下前往伊苏协会，也就是大家所说的“沃克斯”，每一次都是对我忍耐极限的考验。
我站起身来关上电视，走到窗边坐下。我看着月光下的黄杨树，它们整齐挺拔，围绕着院子。昨天，穆尔塔扎先生刚刚修整过它们。他修剪草坪的时候，我给他送去樱桃汁。他道了谢，然后哀叹道，按规定，他六个月前就应该提职了，但是石油公司人事部门还没有通知他。他恳请我和奥尔图什说一下他的请求。“不管怎么说他可是高级工程师呢。我们工人的话没用。”接着话题又转到了永远的问题，“为什么工程师先生不要巴林姆的房子呢？哈库皮扬先生级别比他低，可也拿到巴林姆的房子了呢。”从我母亲开始，对妹妹、朋友以及熟人乃至穆尔塔扎先生本人，我重复着百年不变的解释，等级高低并不重要，各个地区也没有不同，而我们在这个家住得很舒心……穆尔塔扎先生一如既往地只是听着，摇着头，把园丁剪在肥大的工作裤上擦着。我的手碰到窗帘，努力回忆最后一次洗窗帘是什么时候。最后，我想起要对奥尔图什说：“穆尔塔扎先生想要……”
他翻着报纸，“有道理。他麻烦了数不清的公司里的高工了。”他提到高工，一如既往地在忿忿不平中带着嘲笑，“我记着明天和努尔拉合太太说一下，让她别忘了给人事部打个电话。”
我把头转向窗外，心里说道：“我们家的这位先生有个仆人，他的仆人还有个仆人。”努尔拉合太太是奥尔图什的秘书。
在街道的另一边，G4房间的一盏灯亮了。这么远的距离我看不清，但是因为朝北的房间都是一样的，所以我知道是起居室。我不仅知道这些房子的结构相似，我也去过几次G4。那个时候，尼娜和她的丈夫高尔尼克住在G4房间。奥尔图什不是很喜欢高尔尼克。这也不奇怪，因为奥尔图什一向谁都不喜欢。而奇怪的是，在这方面我母亲与她的女婿很相像。
奥尔图什和高尔尼克第一次见面就讨论了两个小时政治，高尔尼克走了以后奥尔图什说：“‘亚美尼亚革命联盟党’曾几何时也是进步的，现在已经退步了。他怎么还在为‘亚革联’拼命啊？我真不明白。”母亲说：“我有一点很明白。高尔尼克的爸爸和叔叔在居尔法以诙谐幽默出名。人们叫他舅舅‘乐哈哈的阿尔沙克’。”奥尔图什即使也对这个不相关的结论感兴趣，但却不会表露出来的。等母亲走了以后，我解释道，很多年以前，我父亲也有一个朋友是“亚革联”党员，也是个幽默诙谐的人。母亲不喜欢父亲的这个朋友，这也不奇怪，因为母亲不喜欢父亲的任何一个朋友。
我望着G4的窗户。早在六个月前，尼娜和高尔尼克还住在G4，有的早晨我去看望尼娜，有的时候她来我这边。我们边喝咖啡边聊天。有人站到了窗前。我只看到了影子。但是从高度猜不是艾米莉，也一定不是她的奶奶，那么八成是她爸爸了。
我想起了我们在那间屋子里做客的一个晚上。尼娜把外卖的成品摆上桌。母亲说：“总是吃香肠这些垃圾食品对健康不好。”高尔尼克笑起来：“好食物坏食物是什么意思呢，维斯卡尼扬太太？外表好看内心纯净就够了！我夫人给我们馕和奶酪做食物，我们就当是吃烤羊肉了。纯净而带着微笑的内心，也能给身体带来维他命。”他笑得咯咯响，手搭在尼娜肉乎乎的双肩上，而尼娜则笑得差点儿晕过去。母亲皱着眉，过了一天又提起这事：“真无聊！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哪！”
高尔尼克是亚美尼亚民族主义的支持者，这对我来说一点儿也不重要，用奥尔图什的话来说——当他激动的时候——“他没有考虑过，亚美尼亚人的利益和世界上其他事物一样，是与人民战线相联系的。”而尼娜是一个邋遢的女人这也不重要，虽然用母亲的话来说，在她家骆驼也能迷路。重要的是，尼娜和高尔尼克在一起一直很快乐幸福，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们互相闹脾气。有一次，喝咖啡的时候，我们聊到了奥尔图什和高尔尼克，尼娜说道：“你要听我的，人们常说夫妻讲的都是废话。但是我总是对高尔尼克说，亲爱的，你说的对。你也应当对奥尔图什说，亲爱的，你说的当然对。”她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喝了一口咖啡，一下倒在了椅背上，“男人们认为如果不谈政治就不是好汉。”
我靠着窗框，思念着尼娜的笑声。明天我要打电话问候她。G4起居室的灯灭了。我想起了这个下午，艾米莉惊慌而消瘦的脸庞浮现在我的眼前。这个小女孩在整个过程中没有说过一个字。
我对着窗子说：“尼娜和高尔尼克家搬来了新邻居了。”
他抖了抖报纸：“嗯嗯嗯。”
我想去给草坪和小花圃浇水，又想起院子的灯坏了。因为害怕踩到青蛙或者蜥蜴，我还是放弃了。看来还是得叫公司服务处派个人来把灯修理一下。我拉上窗帘，又回到奥尔图什身边坐下，“西蒙尼扬，你认识吗？”报纸答道：“艾米勒·西蒙尼扬？”我从沙发的一个坐垫下拉出来一只脏袜子，是阿尔明的，“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之后我想起来，“也许就是他。他的女儿叫做艾米莉。”报纸翻了一页，“从马斯吉德苏莱曼市搬到我们这个区的。他的太太死了。他同母亲和女儿一起生活。高尔尼克走后我们可总算眼睛一亮。”我看着报纸，等着他继续往下说。
我在绿色皮沙发上没有找到另一只袜子，于是又坐到窗边。有一阵子我听着空调机发出的单调的嗡嗡音，从床边的架子上拿出一本书，这是昨天阿兰克斯书店老板达沃提扬先生从德黑兰寄过来的。是萨尔多的作品。像所有从亚美尼亚进口的书一样，封面的颜色和质量都很差。一个留着山羊胡子的男人披着黑色的斗篷，背对着一个跪在地上的女人。袜子在手里很碍事，我把它放到了胸前的围兜里。
手和袜子停在了口袋中。我想起了曾几何时我同母亲和爱丽丝说过：“我很讨厌那些从早到晚绑着个围兜的女人们，压根儿就是家庭妇女。人首先必须自己整洁，衣着光鲜才行。”现在这两点正是在说我自己。尽管父亲去世多年，母亲仍旧穿黑衣，不染发，而我妹妹衣冠不整。母亲扬起眉：“怎么会？人的一生什么时候是为自己忙活的？”她冷笑道，“那么，为什么当奥尔图什没心情的时候，你会穿上新衣服，或者去理发店，或者在桌上放上花，嘴里还念念有词？我说错了，你说我说错了呀！”爱丽丝也冷笑起来：“现在你和平时一样整洁干净，你得到了什么？”母亲和爱丽丝走了以后，我问自己：“我得到了什么？”我对自己答道：“我不知道。”
我把手从前胸口袋中拿出来，把书放回架子上。我累了，没心情看书。奥尔图什把报纸放到桌上，站起身来。他扭动着身体走过来，伸了个懒腰，“你关灯还是我关？”报纸掉到地上，我看着他。这十七年来他的体重长了二十公斤，头发也从原先的浓密而卷曲变成了现在稀疏的直发。那个被爱丽丝背地里称做“教授”的山羊胡子也很久不再是黑色的了。正当我觉察到如此多的变化，想着我也一定变了很多的时候，他说：“我问你，你关灯还是……”我赶紧答道：“我。”
我从地上捡起报纸，站起来，解开围兜，走到门边关上了起居室的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