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集》第六卷主要收了我的两本文学史论著。
第一辑《中国新文学整体观》，1987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整整三十年前的一本书。那时我才三十三岁。上海文艺出版社是一家老牌出版机构，专出文艺类图书。他们有一套“文革”前就开始出版的现代文学研究丛书，还有一套在1986年前后推出的新的文艺理论丛书，叫“探索书系”，打头的就是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名重一时。同时还有两种大型丛刊，一种是《美学》，另一种是《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丛刊》，都发表过重要的文献和文章。我之所以今天还能细细地介绍这些书刊，可以想象，三十年前我是多么喜欢这些出版物，也希望自己的书能够列入这些丛书出版。但是在编辑老师看来，我毕竟太年轻，没有资格进入高大上的殿堂，于是理论编辑室主任高国平老师就找我商量，他们想组织一个为青年批评家服务的平台，也就是集中出版青年批评家的小丛书。为了强调其“小”，高老师特意取了一个名字——“牛犊丛书”，有一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意思。还决定不让作者自己写序，由责编与作者做一场对话放在书前，以代替序，还请人画漫画来代替作者的照片，等等，装帧设计都想好了。我闻之大喜，那时候我正在连续写作一个系列文章，都是用“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为题，在学界有一点好的反响。原本计划连续写十篇，结果才写了七篇，就匆匆结集出书，就是这本薄薄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大约七万字，因为丛书的要求就是七到十万字。记得当时字数还有点不够，我就把一篇原本不属于这个系列的文章也编了进去，就成了八篇。那时的我是多么急功近利！后来钱理群教授还给我写了一封信，问我为什么不再好好地写下去，他在信里不无讽喻地说，这大概就是海派吧。
《中国新文学整体观》是我追随贾植芳先生进行“外来思潮流派理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影响”资料汇编的副产品。那是属于国家“六五”社科规划的一个大项目，因为工程过于浩大（我们做的仅仅是一个子课题），最终成果没有能够全部出版。但是我在先生的指导下慢慢学会了搜集资料，编写年表、大事记等工作，由此结合我的专业，对现代文学研究有了自己的想法：一个就是不再受“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两个学科界限的束缚，主张打通学科边界，确立“新文学整体观”的学科视野；另一个就是看到了中国新文学是在西方思潮的影响下一步步发展起来的，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不能脱离世界格局。根据这两个心得，我开始撰写这一组文章。现在三十年过去，书中每一篇文章所讨论的内容都是极为粗浅的，以后都有大量的硕博士研究生深入研究，成果斐然。但是我当初撰写这些题目时还很少有人涉及，几乎每一个题目都是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去搜集资料和阅读原始文献。那时我刚刚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婚后居住也条件也不好，我坐在狭小厨房里一张小桌旁奋笔疾书的情景，现在想起来还怦然心动。
但是因为急功近利，我还是为之付出了代价。以后我对这本书的质量一直不很满意，心里一直放不下，总想找时间好好修改。这种心理至今犹存。在我自己的著作里，这本书的版本最多，编来编去，就是我内心的不安在作祟。1990年代，这本书在台湾出繁体字版，我加了两篇论文，删去了原先不属于这个系列的一篇，并在文字上做了较大的修订增补。以后出版韩语译本时，又做了一次修订。200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的增订本，我又加入了许多后来写的论文，扩大到三十万字左右，还写了一篇后记，交代这本书的版本变化情况。现在为了让读者了解，我把这篇序跋也附在里面，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但我还是不满意，因为增订本里许多内容是后来十多年里陆续写成的论文，掺合在一起总觉得有点不伦不类。于是在2010年我为山东教育出版社主编一套“二十世纪文学史理论创新探索丛书”时，又从增订本里抽出几篇1990年代写的论文，加上别的新写的文学史研究论文，编成了《新文学整体观续编》，并在后记里说明了这个情况。我承诺以后《中国新文学整体观》再出版的话，就不再编入这部分内容，让《整体观》和它的《续编》各得其所。现在出版文集正是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就把《新文学整体观续编》编入本卷第二辑，调整了少量篇幅。《续编》的后记我也特意附在里面。
本卷第三辑是我关于学科建设的几篇论述，主要是我主编的两本文学史的导言。在此不赘。还有一点要交代的是：原来在编《中国新文学整体观》和《新文学整体观续编》时，根据当时出版社的要求，都把论文集改编为专著的形式，其实我是不喜欢这样的编辑形式的。这次总算又恢复了最初的论文集形式。我希望这是一个最后的定本了。
陈田和
2017年3月17日于鱼焦了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