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林爱莲问[1]
问：我读完了你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全部书稿，我觉得你在书中所收的八篇文章，既能够单独成篇，又有着内在的某种联系。你在这些文章的题目选定上，是否经过认真考虑而定的？
答：是的。我在拟定这些题目时，是把它当作一个整体来构思的。系列文章的好处是有系统性，但又不像“专著”那样，必须面面俱到。它比较灵活，能够独立成篇，串起来又是一个整体，可以比较全面地体现作者的总体构思。这本《中国新文学整体观》，实际上是一本新文学面面观。它的全部内容当然不是八篇文章所能概括的。我设定这几个题目，是因为我觉得要打通现当代文学的研究领域，建立“中国新文学”这门学科，这些方面是首先需要解决的。这些题目似乎都联系着从五四到“新时期”的每一个历史环节。它们不是局部的、某一历史阶段的问题，而是贯穿于整个新文学史的现象。
问：你在第一篇文章里就提出了“整体观”问题，可见你首先着眼的是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不仅仅使你变换了一个研究视角，更重要的是，使以往新文学史上作为定论的一系列学术观点都发生了动摇，造成了文学史本身的大片空旷的领域。你能否谈谈“整体观”研究方法的意义？
答：我在这本书里所要探索的，就是如何运用“整体观”的视角，或者说，运用“史的批评”方法来解释中国新文学。对我来说，方法论的意义比新的学术观点更为重要。因为从近年来的现代文学史研究现状来看，似乎路越走越窄了。前几年，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和解放思想的深入，本来被“左”的路线肢解得残缺不全的现代文学，终于恢复了比较完整的原貌。蒙冤含辱的作家作品重新受到肯定，被遗忘了的作家作品重新引起关注，过去不敢问津的作家作品也得到了应有的评价。这可以说是前几年现代文学研究的主要成绩。可是，当大量历史遗留下来的空白被填补以后，现代文学的研究似乎出现了困境。由于现代文学被局限在一个非常狭小的时空范围之内，研究对象的封闭性不可避免地造成研究者过于密集、研究视野受限制等弊端。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目前研究者正在致力于两个方面的开拓：一种是横向的开拓，所以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应运而生。追究西学东渐的历史演变，搞清西方文学理论、文学思潮与流派在中国新文学中的来龙去脉，研究中国现代作家的创作风格在形成过程中的外来因素等等。另一种是纵向的开拓，于是有整体的研究方法产生。现在许多人提出现代文学与近代文学之关系研究、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之关系研究，以及整个二十世纪文学研究等课题，都是旨在作这样一种探索。通过对二十世纪以来的文学作整体的综合的研究，来打破以往现代文学研究的封闭状态。我在整体观上想开辟一条新的研究道路，提供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只是给当前许多研究工作者的探索实践凑一份趣而已。
问：你是否认为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沟通，将是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种出路？
答：是的。现在现代文学研究势头在衰弱，北京原来有好几家刊登这方面研究成果的刊物现在都纷纷停刊，或者内容转向。这种研究学科的盛衰现象我以为是正常的，正像前几年拨乱反正的高潮中，现代文学研究一下子兴盛起来也是有其社会原因的一样。那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召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刚刚恢复，文学理论研究、文学史研究中还有许多禁区未能冲破，这就促使青年人把眼光转向现代文学：研究古典文学离现实太远，不符合广大青年关心现实改革的心愿；研究新时期文学又离现实太近，有许多现象不容易一下子说清楚。这样，现代文学正好成为历史与现状的中介，它离当下现实不远不近，有许多源头可以解释现状，又有许多理论空白点可以去大胆探索，现代文学研究就自然而然地吸引了年轻的研究者。事后也证明，在1980年代头几年，现代文学研究在全国各种文学研究领域中最为活跃。但在近几年，随着社会主义民主的健全和学术讨论中和谐气氛的形成，再加上新时期文学的创作实践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青年学者研究当下的文学有了驰骋空间。1985年文艺理论方法论的掀起可以说是一个标志。这种局面不能不对原先孤立、封闭的现代文学研究是一个冲击，许多研究现代文学的青年人越来越关心当下文学。这是必然的趋向。我认为当前现代文学研究出现的衰势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它可以促使这门学科发生一次根本性的改变，冲破束缚，让它与当代文学联成一气，这样，随着当代文学的无限止发展，这门学科也将会发展下去，并且不断地充实自身，更新自身。
问：那么你认为现当代文学研究打通以后，对当代文学研究会产生什么影响？
答：从当代文学研究的现状看，如果斩断了与现代文学的联系，许多文学源头在研究者心中不甚了了，尤其是1949年以后发生的许多文学运动、文学现象都与抗战以后形成的文学局面有极为密切的联系，斩去了那一头，对当代文学史的许多现象的理解只能是人云亦云。而且“当代文学”时间下限的无限止延伸，又给人一种学科发展不稳定的感觉。尽管1949年到现在也有三十多年，但至今还被认为是一种不成熟、缺乏定论的文学阶段，不能作史的研究。自然，把当代文学，尤其是新时期文学与之前的文学割裂开来，就只能在零星碎片中进行评论而无法作综合的、宏观的研究，只能是鉴赏性的或阐释性的批评。近年来关于当代文学要进行“史的研究”“综合研究”“系统研究”的呼声，正反映了摆脱这种局限的革新要求。如果我们把自五四起的新文学看成一个整体，那么，当代文学、新时期文学都不会像无根之云那样飘忽不定，而是可以在新文学的整体框架上来确定各自的价值、地位与影响。
问：有一种说法，认为当代文学不宜成史，因为它还没有经过时间的检验，还不能在学术上给以定论。你的“整体观”与这种观点是否有矛盾？
答：如果仅仅是因为当代文学没有经过时间的检验，或者说它还不能给以科学定论，就不能成为史，我以为是不对的。这里涉及如何认识历史。历史可以分纯客体性与主客体性两类要素。纯客体性要素是指完全不依赖研究者的主观经验而存在的物体，如历史遗物、文学作品等等，主客体性要素是指借助于人的主观经验而保留下来的历史史料，如回忆录、记载报道，包括前人的史书等。依靠文字记载下来的历史，本身就是主观性很强的。所谓时间的检验，其实是由每一代人的主观检验的，以后当实物找不到时，就只能借助这种一代代传下来的主观检验的成果作为依据。我以为我们今天把当代文学作“史的研究”，正是一种主观检验，这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文学作品离开了人的阅读、人的评价，哪来的时间检验？至于学术上的定论也是这样。我们评论界经常有人拒绝对新出现的作品进行评价，以为新出现的作品还缺乏学术上的定论。但我感到奇怪的是，学术上的定论是怎么来的？它不是由我们去做的吗？我们研究当代文学史，就是要给当代作品作学术上的定论。而且，我觉得写文学史的时间越近，它所接触的纯客体性要素越多，也越可靠，譬如，就现代文学史的几本专著来说，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这本书出版的时间最早，里面收集的材料也最多，它几乎成为我研究现代文学的入门启蒙书。以后出版的文学史著作，除了理论上对我产生过束缚作用以外，并无其他影响。所以，我觉得要保留当下文学的真实面貌，就应该把它当作史来研究，尽量地保持一些纯客体性的要素。
问：过去经常有这样的情况，一部作品在发表时，社会效果的大小往往与特定的政治社会的环境有密切关系，而文学史最终保留下来的，是艺术上的珍品，这里是存在矛盾的。1950年代有许多轰动一时的作品，现在有几个人会去读呢？
答：这样的矛盾是存在的。但文学史的任务是要历史地评价作品，它无法完全把作品的社会效果与艺术效果分割开来的。当代的，尤其是新时期的文学作品，刚刚发表时可能因为各种外在原因而刺激起评论家的兴奋，给以过高的评价，但如果运用“史的批评”方法，把这些作品放入新文学的整体框架中去评价，可能就会客观得多，也可能会避免那些名不符实的评价。“整体观”的好处之一，就是用历史的眼光去认识作品中出现的新因素，并及时发现这些新因素在文学史上的渊源和意义，实事求是地全面地去研究它，而不至于把研究对象孤立起来，给以过高或过低的评价。
问：我觉得你对文学史的研究，是建立在充分尊重历史、理解历史的基础之上，不是那种随意性的评论，但是你从许多资料中得出的结论，又与过去文学史的定论不一样，可以看得出是有你的独特的研究个性的。我想请你谈谈，你是怎样将文学史研究的科学性与研究者的主体意识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
答：文学史研究，是对已经发生的文学现象的描述，它必须建立在充分的材料研究基础之上，这就是你所说的要尊重历史、理解历史，文学史研究当然存在对象的客观性。你研究鲁迅，只能拿鲁迅作品中所提供的内容作材料，不能拿巴尔扎克或雨果的作品作材料，这是研究对象对研究者的制约。我不认为资料对研究者会是一种累赘，尤其是要对文学史作出科学的鉴定和评价时，只有老老实实地下功夫，才能产生真正有学术价值的思想。而过去的文学史研究，毛病不是太客观，而恰恰是太主观了，把左翼文艺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而贬低一些有成就的民主作家，这难道是客观的吗？文学史不提沈从文、废名、徐志摩、钱锺书、胡风、路翎等人的创作，难道不是一种主观选择的结果吗？正是由于这种主观选择，造成了现代文学史上的许多空白。因此我想今天研究新文学史，第一步就应该从材料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恢复被政治偏见扭歪了的真相。过去“左”的路线要歪曲历史，总是千方百计不让人们接触事实真相，长期以来，人们已习惯于把无知当资本，自己对历史进程起了阻挠的作用，还自以为真理在手，那是很可笑的。
我的研究出发点不是对以往客观事实的不尊重，而是对以往那些主观结论的怀疑。以往文学史研究的缺点，不仅在于客观材料的缺乏，更重要的是思想的贫乏。尤其是一些集体编写的教材，仅仅是依循一个既定原则而填些说明性材料，缺乏个性。我觉得文学史著作与历史本身不一样，既然它成为一种文字形态表现的历史，就应该充分渗透研究者的主观的独特的理解。如果你的理解与过去的既定结论没有大的不同，还去浪费时间写书干吗？你刚才问到研究者的主体意识，我想，只要是一个严肃的、善于思考的、又富有审美感受的研究者，面对大量的文学史材料时一定会有自己的独特感受。（当然，这里还包括研究者个人的思想修养以及他的生活环境。）我不想标新立异，也决不想在学术研究中以新奇来炫耀，我想说的，都是我经过认真思考得来的。文学史著作，是一种对以往文学的主观解释，不可能没有独立的见解，也不可能失去主体意识。但主体意识决不是不尊重史料作任何随意性的解释，这是我要再三强调的。
问：由此我想起另一个问题，你在文章中多次提到现代意识，你是怎样理解现代意识与文学史研究的关系的？
答：对于现代意识与文学史研究的关系，我想应有两种理解：一是所谓现代意识，是指二十世纪以来随着自然科学的新发现，给人对宇宙、世界、自身认识上带来的一系列根本性的改变，以此形成新的意识形态，基本特征是与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传统思想的一种对立。这种现代意识是世界性的，中国现代文学受到它的影响，我们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不能不注意到这些问题。我的系列文章中有几篇是研究这方面课题的。另一种是把现代意识理解为1980年代的精神。也就是说，用我们今天所认识的高度来重新评价、认识以往的文学现象。这是属于方法立场的问题。每一个时代总是有自己的时代精神，站在时代的高度，把时代精神融合进对文学史的评价，是历代文学史家的使命。一部文学史著作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其内容的真实可信，更有意义的还是研究者的时代精神，让后人从不同时代的文学史著作中理解各个时代的不同精神。我们在今天编写文学史，决不应该重复前人的认识水平。这也是时代的要求吧。
问：你对文学史的研究花了不少功夫，那么，你最近所写的这几篇系列文章，是否是作为一种文学史的样式去尝试的？你所选定的那几个题目，是不是企图重新搭起一个新文学史的框架？
答：没有。文学史是一种很严密、又系统的专著。我的这几篇文章，不过是研究文学史过程中的副产品，或者说，是对文学史思考的一些札记。我把它们当作批评文章来写。这几个题目不可能构成一部完整的文学史框架，我是想通过这几篇文章，来阐述我对下列三个问题的见解：一、中国新文学史上“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的关系；二、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现代主义思潮与现实主义思潮之间的关系；三、中国新文学发展中当代意识与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这三个问题都是由当前理论界提出来的，我只是联系新文学的整体框架来作出自己的解说。回顾历史，是为了给当前面临的问题寻求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