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童谣摘录：
张打铁，李打铁，打把剪刀送姐姐。
打铁六，打铁六，六月不见早禾熟。（道光）
打铁七，打铁七，七个果子甜蜜蜜。（咸丰）
历史转型时期的新皇帝
道光三十年是清末历史上一条重要的时间分界线。道光皇帝的统治在新年伊始的时候突然结束，咸丰皇帝以人事大变更和军事大变革为特征的统治时期从这时发端。
新老皇帝的平稳交替，对于政治的变革似乎并无特殊的刺激。但是南方广东、广西两省几乎无处不在的造反活动，明显成为新皇帝改革先帝旧体制的诱因。
为了把广西的武装造反镇压下去，十九岁的咸丰试图重振大清征服者的雄风，但他痛苦地发现，无论他找来多么厉害的春药，都无法治愈清政府军政功能的阳痿。清军无法扑灭两广的造反大火，万般惊恐地看着对手在战争中变得强大起来。
新一届的大清统治者不得不承认，康熙和乾隆时代的强大武力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单靠满人的力量绝对无力回天。经过剧烈的内心挣扎，年轻的皇帝终于放弃了救治满人痼疾的努力，试图依靠汉人来支撑摇摇欲坠的皇座。
然而，把武装交给汉人，是一个纵虎归山一般严峻的课题。重用汉人？咸丰脑子里每次闪过这个念头，都会惊出一身冷汗。异族统治者的本能，使他凭直觉也能知道这是一种近似于自杀行为的人事安排。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清朝的列祖列圣，极少把军权交到汉人手中，而一旦交了出去，又会尽快地采用非常手段收回。
世祖顺治皇帝入关之初，下山东、克河南、进陕西、打四川、攻云南、扫平东南，都用皇亲国戚、诸王贝勒。那时政权尚未稳固，满人少而汉人多，满人的“天命”屡屡遭到质疑，这个以少制多的民族，不得不把军权紧握在手，靠武力来抹掉人们对大清皇权的蔑视。
康熙接过权力棒之后，发生了可怕的三藩之变，说明汉人是多么不可靠。多亏康熙神武，尽管战火遍及半个中国，但他靠着强大的武力，费时九年，终于镇压了叛乱。从此以后，三藩之乱的教训作为一种遗传因子，在大清皇室内代代承传。不论哪里有人造反，清廷派兵镇压，只会任命亲贵大臣为大将军，或称经略，另派一名参赞做副手。
康熙大帝平定噶尔丹叛乱，任命裕亲王福全和恭亲王常宁为大将军，皇子胤褆当副手。接下来征讨策妄，胤褆做了大将军。
雍正皇帝再次征讨策零，任命傅尔丹为大将军。
雍正的儿子，伟大的乾隆皇帝，重振康熙的军威，出兵征讨达瓦齐，定北将军用了班弟，定西将军用了永常。接着征战霍集占，大将军一职选了兆惠。征战廓尔喀，征战台湾，大将军都是福康安。出征缅甸，帅旗由明瑞执掌。明瑞死后，傅恒继任，阿桂为副将军。两征金川，起初任命讷亲、傅恒为经略，再命温福为定边将军，阿桂做副手。
咸丰的爷爷嘉庆皇帝征讨三省教军，任命额勒登保为经略，德棱泰为参赞。
这些为大清征战四方的总司令和副总司令，显然都不是汉人。咸丰的祖先们一点也不含糊，几乎没有给汉人任何执掌兵权的机会。
乾隆的父亲雍正爷，为了增加内部争权的筹码，倒是为汉人在军界开过一丝门缝。可是谁都知道，他所任命的几名汉人大将军，结局令人心寒。雍正提拔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任命岳钟琪为参赞，到青海作战。两次启用张广泗为宁远将军，动武于准格尔，用兵于苗疆。结果怎样呢？岳钟琪横遭非议，几遇不测；年羹尧和张广泗功高震主，还以功臣自居，结果被皇帝诛杀。雍正亲手开了一条门缝，又亲手把门缝合严了。
且不说大将军不能由汉人来当，就连文职高官，也很少让汉人涉足。自满人问鼎中华大地以来，直到咸丰初元，各省督抚中，满人占了六七成。咸丰的父亲和爷爷，以及爷爷的父亲和爷爷，对汉人进入权力高层把关极严，他们的在天之灵，自然希望自己的继承人能够恪守这一组织人事原则。
这就是二百多年来的祖制，是咸丰企图变革时必然会害怕的紧箍咒。然而先辈的那一套在咸丰手里玩不转了。道光爷给儿子留下的军力，就跟糖人一样，遇到造反的烈焰立即熔化。咸丰喊天不灵，呼地不应。形势所迫，祖制是不得不破了。只要能保住祖宗留下的江山，咸丰豁出去了。
汉人和汉人武装在咸丰年间的崛起，直接带来了大清帝国在咸丰同治时期的中兴，同时导致了它在光绪宣统时期的迅速衰亡。在咸丰执政的十二年间发生的这种人事变革和军武创新，从根本上决定了晚清历史的走向，无论怎样强调二者的重要性，都不会有过分之嫌。
咸丰打破祖制，重用分分钟可能转化为最大敌手的汉人官员，他需要勇气，需要魄力，更需要制衡各种势力特别是汉人权力的手段。他启动了晚清军政生活中的这个充满玄机的重大转折，使历史的车轮在汉人铺设的轨道上行驶了三十年，然后在他遗孀慈禧的主导下，发生了满人在军政领域的全面复辟，接着在汉人的无情打击下直接走向清朝统治的灭亡。
沉稳就是力量
一切还得从头说起。
咸丰皇帝奕詝开始指挥清军镇压广西造反武装的时候，皇位还未坐热。乳臭未干的年轻皇帝，刚刚执掌朝政，就要指挥作战，完全是勉力负重，仓促上阵。
奕詝的登基也是一个突如其来的事件。尽管他从懂事那一天起就思考过自己继承皇位的可能性，可是当他在文武百官的拥戴下登上皇座时，他甚至连必要的心理准备都没有。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他的父亲道光爷毕生追求宁静与平和，就连传位这件事情，也做得十分平顺，事先毫无预兆，交位时也未闹出很大的动静。
道光三十年正月，年迈的老皇帝已经违豫很久，打理国事却一点也不含糊，每天仍然拖着病体，到奉三无私殿召见臣子，丝毫没有叫哪个儿子继承大统的迹象。
元宵节的前两天，四皇子奕詝夜间正在看书，老师杜受田匆匆而来，把门关上，压低声音，急切地说道：“老臣刚从圆明园回来。”
奕詝问道：“父皇召见老师了？”
杜受田点点头，接着说：“皇上在慎德堂召见军机大臣，把老臣也叫去了。奇怪的是，祁俊藻、陈孚恩、何汝霖、季芝昌都在场，却没有召见穆彰阿。”
奕詝立刻明白了。道光爷召见军机大臣，却把奕詝不喜欢的军机领班穆彰阿排除在外，倒是把奕詝的老师叫了去。这是一个微妙的信号，暗藏玄机，看来连老师也没能揣摩出其中的含义，这就是他匆匆赶来的原因。
“父皇说了什么？”
“都是平常的公务，谈了四个时辰，却看不出什么重点。”
“父皇是否提到我了？”
“皇上把老臣叫去，自然是提到四皇子了，问你最近干些什么。”
奕詝和杜受田议论了一阵，不得要领。那天夜里，师生二人就寝时，脑子里都装满了疑问。
第二天凌晨五点钟，诸位大臣刚刚上班，道光爷就传旨召对。被宣者有十位，都是最高级别的大臣，以满人为主。四皇子奕詝随后也被传召。
弈詝不知父皇有何吩咐。走进正大光明殿时，看见了定郡王载铨和三位御前大臣：载垣、端华和僧格林沁。他们和父皇一样，个个神情肃然，对奕詝的到来毫无反应。内务府大臣文庆的表情也很麻木。但是，五名军机大臣的眼光都向奕詝瞟了过来。他们的眼神里透露了一些信息，令奕詝感觉到父皇刚刚宣布了什么重大的决定。什么事情让穆彰阿和陈孚恩显得有些紧张？赛尚阿眼光里掠过的那一丝惊喜，何汝霖眉眼间和季芝昌眼角上那几丝暧昧的蠕动，又是意味着什么？
奕詝请安时，觉得父皇久日的病容已经不见了。道光爷端坐榻上，穿戴得整整齐齐。臣子们齐集在榻前，没有一个人说话，似乎在等待着什么人的到来，打破君臣之间的静默。
发生什么大事了？莫非英夷又找茬子了？不对啊。若是召对国策，父皇怎会把我叫来呢？对了，怎么不见奕訢在场？父皇召见我，应该也召见六弟才对啊。
奕詝的悬念很快就由道光爷亲自解开了。他从文件匣里取出朱笔圣旨，叫臣子们传阅：
皇四子奕詝立为皇太子。皇六子奕訢封为亲王。道光二十六年六月十六日御笔。
传览完毕，道光爷说了一番场面上的话，勉励各位大臣继续为国效力。
奕詝昨夜留下的疑窦顿时消除。但他还不敢相信自己真的成了皇太子。
父皇真的选择了我来承继大统？大家看好的不是奕訢么？父皇常夸六弟天资颖异，对他极为钟爱。六弟得到的恩宠，在诸位皇子中无以复加，好几次都有被立为皇太子的可能。可是，如今父皇只是破例给他封了个亲王，安慰一下这个宝贝儿子。
奕詝正在走神，道光爷问道：“奕訢怎么还没来？”
原来父皇也叫内侍去宣了老六。奕詝想到。惶惑之中，随口回答：“想是快要到了。”
道光爷微叹一声，说：“尔等下去吧。”
众臣于是恭请皇四子奕詝前往乾清宫，拥立他为太子。奕詝一路上又在想着另一个问题。
父皇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时候册立太子呢？难道父皇觉得自己已经挺不下去了么？可是，父皇的精神不是明显好转了吗？
奕詝太年轻，没见过将死之人的回光返照。可是那班大臣却是心知肚明，只是不便明说。新立的皇太子令五位军机大臣返回办公厅，一同阅览章奏。没想到，又有人来传圣旨，急召大臣们入宫。原来道光爷已经“龙驭上宾”，走完了他的六十八个春秋。
道光爷走得如此之快，不仅弈詝吃惊，满朝文武也不敢相信。新立的太子刚刚从震惊中反应过来，就立刻意识到：太子的宝座还没坐热，他马上就要黄袍加身了。
道光爷平稳地完成了皇权的交接。从他签署传位遗诏的日期可以看出，他把皇位传给十九岁的儿子弈詝，是在三年多以前就已经做出的决定。任何人都有理由相信，这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
在道光爷眼里，他的第四个儿子有两大优点，一是精明，二是沉稳。道光爷看得很准，弈詝做皇帝的资格，在于他是一个沉得住气的年轻人。
弈詝的这种品质，登基后立刻显露出来。
传说道光爷病倒以后，成皇后撺掇皇上把皇位交给她最宠爱的亲生儿子奕訢。父母同心向着这个儿子，道光爷也乐得让宠儿承继大统，便把奕訢的名字写在纸上，藏到大殿的匾额内。不巧在写名字时，被一名太监在台阶下窥见，见末笔很长，估摸皇上所写的是“奕訢”二字，便把此事传了出去。道光爷知道事机泄露，忽然改了主意，决定把皇位传给已故孝全皇后所出的奕詝。
那么，奕詝登上皇位之后，将会如何对待最大的竞争对手奕訢呢？这是满朝文武心中一个很大的悬念。
成皇后只比道光爷晚一步离开人世。病危时，新皇帝奕詝在一旁侍候。皇后的视力已经不行了，以为身边的人是亲生骨肉奕訢，握着他的手说：“阿妈本意是要立你，如今立了别人，也是命中注定。你要爱惜自己。”
新皇帝沉默不语。成皇后立刻醒悟自己张冠李戴了，当下脸色煞白。奕詝压抑着心中的不快，跪下叩头，发誓道：“朕在位一日，必当保全六弟。”他深思熟虑，做了一个周妥的决定：打发六弟去圆明园读书。此后十年中，奕訢除了读书，也曾办过一些差事，咸丰三年十月出任军机大臣，第二年领班军机，直到咸丰五年七月免职，也算得到了重用。慈禧干权后，他又活跃起来，终于有了出头的机会，加授议政王，还在军机上行走。
弈詝如此对待六弟，没有做出手足相残的傻事，成为一段佳话，说明他是一名顾全大局的政治棋手。
另一件事情也说明奕詝耐得下性子。道光爷在道光三十年的第一个月份就已去世，奕詝完全可以在当年更换新的年号。谁都知道，父皇的那个道光年号，真的是很不吉利。民间传说“道光道光，道路光光”，成了一句已见端倪的谶语。田间颗粒无收，路上饥民死光，很多地方满目凋敝。老百姓盼望气象更新，指望新皇帝启用吉利的新年号。奕詝初登大宝，未必不想用新政覆盖旧江山，但他手下的臣子还是那一班老臣，他还得依靠他们推行全国的行政。路还得一步一步走，于是他告诫自己：要戒骄戒躁，还是把父皇的旗号再打一年吧，明年再启用咸丰年号。
年号未改，气象却要更新。军机领班大臣穆彰阿，专权擅政，残害忠良，朝野共愤。咸丰既登大宝，容不得他继续留在最高决策层面。他完全可以颁发一纸诏书，将这个前朝重臣撤职查办。但他不想锋芒毕露，决定低调地进行人事更替。
道光三十年二月，咸丰悄悄变动高层人事。他的措施顺应官心民意，却未曾闹出太大的动静。那个撺掇道光爷向英国人屈服并且迫害禁烟大臣林则徐的穆彰阿，在军机大臣中的排名往后挪了一位。汉人祁俊藻升授体仁阁大学士，领班军机，排名在穆彰阿之前。咸丰欣赏的赛尚阿被提拔为协办大学士，架空了穆彰阿。五月份，穆彰阿的门生陈孚恩自请离开军机处，回到江西老家休养，皇帝也下旨恩准。于是朝野上下都知道穆彰阿失去了圣眷，离下课已经不远，而新的气象已经露头了。
不可容忍的前朝重臣
穆彰阿失宠，文武百官都看得出来，新皇帝对这位前朝重臣心有芥蒂。咸丰不喜欢穆彰阿，不管他的反感中纠缠着怎样的个人恩怨，主导意识总与国事相关。穆彰阿掌领军机十五年，道光爷在位的三十载，后面一半时间都对穆彰阿言听计从。那是一个怎样的十五年啊？国运衰颓，外国入侵，中国战败，割地赔款。就在这段时间里，不仅素来以征服者而自豪的满人弯曲了双膝，中华帝国的各个民族都跟着统治者一族铭刻下了永难忘怀的国耻。
道光爷生前不聋也不瞎，但他对于自己治理的这个国家，并无多少忧患意识，就像一个又聋又瞎的皇帝。既然他最信任的大臣是穆彰阿，那么不仅是咸丰，任何一个国民都有理由相信，正是这个穆彰阿，把道光爷变成了一个耳目不聪的残疾人。
第一次鸦片战争在道光二十二年结束，那时弈詝只有十一岁。然而，这个年龄的小皇子，已经能够从宫廷沮丧的气氛中体味战败的羞耻。奕詝直到登上皇位的那一天，也没能搞清楚父皇在道光二十年开始的那场战争中遭到惨败的全部原因。但他单凭着皇族的直觉，至少也能了解战败的症结何在。一度骑在马背上打天下的鞑靼民族，已经丢失了尚武的传统。鸦片战争的失败是全体中国人的耻辱，但谁都知道，更应该为这次战争的结果羞赧汗颜的是统治中国的满人，尤其是号称八旗铁军的满人军队。
17世纪的人类世界，马背上的民族是强者。那时候，没有一种武力能够对抗强悍的骑兵。汉人直到今天也没有忘记，那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武力。满人靠着铁骑的践踏，从软弱的明朝皇帝手中夺得了统治中国的“天命”。
从17世纪中叶到道光爷去世为止，二百多年过去了。按照强者自己的说法，清朝的“列祖列宗创业垂统”，“文德武功超轶千古”，说到底，他们懂得武力征服是硬道理。远的不说，只说嘉庆年间三省教匪作乱，不是也被他们镇压下去了？西南省份很快恢复了安定的局面。中土人民安居乐业，半个世纪“寇盗不作”，虽然边鄙偶有骚动，也会被朝廷的武力打压下去。
但是，自从嘉庆皇帝那一次炫耀武功之后，进入道光一朝，北京的统治者发现他们讲不起这个硬道理了。他们失去了发言的本钱。大清的武力，已在中土文化和太平盛世的荣华富贵中剥蚀消退。
一百多年的一统江山，大清的大业传给了道光。要说道光爷是爱新觉罗一族的不肖子孙，咸丰连想都不敢想。父皇选择了他来继承大统，他感激不尽啊。何况父皇一生恪守儒家的做人标准，以身作则，个人修养无可挑剔。
的确，从咸丰的父亲道光爷身上，用儒学的标准来审视，你也许找不出什么缺点。尤其是他的私生活，实在挑不出什么毛病。他以节俭著称于史，连他的御衣上都能找到补丁。看到这个皇帝，你会由衷地赞叹，他就是儒家生活方式的典范。
道光爷处理国事，也是严格遵循孔圣人的教诲。他主张以和为贵，倡导和谐宁静，希望臣民们能和他一起实现安定团结的美好愿望。
如此一位好皇帝，怎么会给儿子留下这么一个烂摊子？他的教训是否值得后人吸取？道光爷的俭朴为什么只是一个人的廉洁，他为什么未能约束文武百官，起不到垂范下属的作用？
一个小故事就能反映出道光朝的怪现象：一个好皇帝如何生活在贪官污吏的包围之中。道光爷放弃山珍海味，追求民间的小吃。他叫太监从宫外给他买来油炸果子，吃得有滋有味。有一天，他为了检验一下节俭的成果，去内务府查账，看看一个油炸果子究竟要花多少钱。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那一份小吃，太监竟然报销了三十两银子。道光爷被雷到了。这下他才知道，按照自己制订的伙食标准，他这个皇帝，连民间的小吃也消费不起。他只能叹息：官场作弊实在防不胜防，连皇上的俭朴也会变成下属贪墨的机会。他没有惩罚那个无耻的太监，因为他心肠太好，奉行批评教育、治病救人的原则，不会把犯错误的臣仆一棍子打死。
这就是道光王朝的侧面写照，虽然滑稽而夸张，却刻画得入骨三分。在大清帝国权力的宝塔尖上，坐着一位省吃俭用、不事铺张的皇帝，他脚下却是一大群贪婪聚敛、奢华淫逸的各级官僚。这样一幅对比鲜明的漫画，就是那时中国的现实。
道光爷打造出来的和谐，只是一种表面的宁静。官场中忌讳谈论社会矛盾，下级向上级隐瞒群体性事件。官场内部也是和气一团，皇帝不喜欢臣子们互相揭发和攻讦，诏谕臣民相安无事，互不得罪。官官相护，构建了一个嘻嘻哈哈的权力圈。官员们没有丝毫开拓精神，热衷于中饱私囊，巧取豪夺，不顾百姓疾苦。读书人醉心于八股，追逐功名，睁着眼睛说瞎话，讴歌所谓的太平盛世。道光爷和他宠幸的穆彰阿大玩柔术，加速了衰败的进程。
放弃武力，漠视国防，疏忽治安，这是道光爷致命的弱点。他违背了祖宗靠武力一统江山的成功传统。他害怕血腥，回避尖锐的社会矛盾。对内对外，息事宁人。为了宁静，他听不得全国各地上报治安事件，也不愿采取措施消除社会隐患，宁愿做一只把头藏在沙堆里的鸵鸟。他造就了一种强制的安宁，而不是真正和谐的平静，各种社会矛盾正在积蓄着爆发的伟力。还是为了宁静，他不愿继续鸦片战争，不惜向英国人求和，授命满人首席大臣穆彰阿主持签订五口通商条约。
鸦片战争，中英双方打的是鸦片战。争战的焦点，是允不允许把鸦片输入中国，允不允许中国成为吸食鸦片的超级大国。鸦片为害甚大，世人家喻户晓，道光爷不可能不知道。林则徐焚禁鸦片，对朝廷一片忠心，道光爷也不可能不知情。可是宠臣穆彰阿抓住了他怕打仗的软肋，危言耸听，夸大战争的恶果。他还说，一定要惩罚好斗的林则徐，才能令英国人甘心。道光爷害怕了，为了息事宁人，他顺从了穆彰阿的意思。
道光爷不会没有接受过满人透过刀光剑影树立威信的传统教育。他在做出屈辱的投降决定时，确实也经历过一番内心的痛苦挣扎。
那是道光二十二年，西历1842年，大学士王鼎刚从河东查勘水灾回京，听说要跟英国签订和议条约，痛哭流涕，极力反对，还拼死为林则徐美言，恳求道光爷收回成命。他向林则徐拍过胸脯：“皇上误会林公了。王某回到京城，一定设法消除皇上的误会。林公或许用不着去新疆了。”可是他斗不过穆彰阿那班宠臣，无法兑现对林则徐的承诺。
王鼎和穆彰阿同在军机上行走，他恨透了这位同僚，见一次就大骂一次，声色俱厉。穆彰阿总是微微一笑，悄悄躲开。
有一次，两人同时被皇上召见。王鼎在皇上跟前一点也不发怵，仍然厉声责骂：“穆彰阿，你就是当朝的秦桧、严嵩啊！”
穆彰阿装成弱势，偷看皇上一眼，也不吱声。
道光爷呵呵一笑，对王鼎说：“你喝高了！来人啦，把他扶下去，省得他在这里胡言乱语！”
王鼎是个硬骨头，就是不下道光爷给他的台阶。第二天上朝，照样说一些逆耳忠言。道光爷耐不住性子了，拂袖而起。王鼎一把扯住皇上的衣裾，大喊：“林则徐冤枉啊！”
结果还是一样，道光爷又令人把他拉了下去。
王鼎回到家里，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决定效法古人，重演史鱼尸谏的故事，当天夜里上吊身亡。
当时，江西新城人陈孚恩在军机处任章京（军事委员会参谋），为人机警，最得穆彰阿的宠任。王鼎死后第二天，他就扮演了一个令人痛恨的角色。
第二天早朝时，军机大臣都到了，单缺一个王鼎。陈孚恩知道王鼎为什么没来，连忙出宫，朝王鼎家里赶去。
可想而知，王大臣自杀了，家里已经乱成一锅粥。尸体悬在梁上，尚未解下。家人恪守王法：但凡大臣自缢，必须奏闻朝廷，派人前来检验，然后才能解下。
陈孚恩一到，便做了一件知法犯法的事情，令王家人将尸体解下。他走上前去，在死者衣带中一阵搜索，找到了王鼎临死写下的遗疏。这份绝命之作的核心，就是弹劾穆彰阿，保荐林则徐。
陈孚恩对王鼎的儿子说：“龙颜大怒，不愿再听这些胡言乱语！如果把这份遗疏呈上去，令尊只怕连恤典都得不到了！而你们做子女的，这一辈子别想翻身！你现在是翰林院的编修，如果还想在朝中为官，不如把这份遗疏毁掉，不要上奏，我担保皇上会给令尊优厚的抚恤。你们好好想一想吧。”
话刚说到这里，张芾赶来了。他是穆彰阿最亲厚的门生，和死者同为陕西蒲城的老乡，所以他的到来，情理上讲得过去。表面上看，他是为吊唁同乡而来；实质上，他也是为了老师穆彰阿来做说客。同乡情谊是幌子，政治目的是真意。
张芾一来就为陈孚恩帮腔，劝死者亲属隐瞒死者的临终遗愿。陈、张二人口才不俗，洗脑成功。陈孚恩起草了一份假遗疏，然后上报朝廷：王鼎暴病身亡。
皇上听到王大臣的死讯，倒是深为震悼，批准了规格颇高的丧仪。令成郡王送去茶酒祭奠，对死者晋赠太子太保，入祀贤良祠。三个孙儿，都等到成年时带领引见。
那份真正的遗疏，被陈孚恩拢在袖子里带到军机处，交给穆彰阿邀赏。穆宰相大喜，于是大力提拔陈孚恩，不出十年，就把他抬举为兵部尚书、军机大臣。张芾也在几年间从翰林跻身于大臣之列。王鼎的儿子，却被这二人害得不轻。由于他没有成全父亲的遗志，王鼎的门生和蒲城同乡都将他列入黑名单。他自己也愧恨终生，不再为官。
王鼎自尽一案，传闻有不同的版本。尸谏是肯定的，但谏劝的内容有所不同。有人说，王鼎反对五口通商，并非针对穆彰阿本人。那么陈孚恩掩盖真相，也许就不是为了邀功请赏，张芾帮同附和，也就只是为了支持恩师的主张，维护恩师的尊严了。但不论是为了什么，掩盖真相总不是光明磊落的行为，说是污点，一点也不过分。
王鼎死后，祁俊藻也力争不与英国讲和，但他在军机中为后进大臣，而且是个汉人，没有决定权，小胳膊拧不过穆彰阿的大腿。
中英双方定下了在白门议和的意向。那一天，道光爷退朝，背着两手在偏殿里走来走去，整整一天一夜没有歇息。内侍只听到皇上一声声叹息。漏下五鼓，皇帝才进入正殿，用朱笔写了一份上谕，严密封存。
那一夜思想斗争的结果是，道光爷决定用大把的银子向入侵者购买苟且的安宁。那是一笔不折不扣的巨款，一向省吃俭用的道光爷居然狠得下心来。二千七百万两白银啊，相当于清廷一年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他也在所不惜。除此以外，他还割让土地，允许英国人开埠通商，并且让鸦片流毒全国。
上谕写好之后，天还没亮，宫门还未开启。道光爷吩咐内侍：把这道上谕送去枢密处，只能交给穆彰阿，不能让祁俊藻知道。
这份上谕，就是授权各位谈判大臣在和约上画押的廷寄。
鸦片战争的失败，清廷的和议，动摇了臣民们对这个天朝大国的信心。鸦片的流毒，吏治的腐朽，军力的衰颓，民心的背逆，灾害的摧残，形成强大的合力，挑战新皇帝奕詝的统治。
强者的挫折是弱者的机遇
由于道光爷的一念之差，咸丰从父亲手中接过的皇座，是一把失去了荣耀的交椅。投降和屈辱，已经覆盖了征服者皇冠上的威风。
道光爷的遗产，是对外软弱的羞辱。登基的喜悦很快就过去了，咸丰心中恢复了往常的郁闷。他已习惯于跟忧患意识为伴。父皇家道中落，虽还不至于家破国亡，却已大失爱新觉罗的颜面。他如何才能重振大清帝国的雄风？
咸丰毕竟太年轻，阅历既浅，又是刚掌权柄，对国情的严重性并无充分的认识，也无法知道如何去应对。他知道外侮尚在，犹如芒刺在背，但他没有料到内乱将临。那是一场将要席卷全国的规模空前的大动乱，足以动摇大清王朝二百多年的根基。
咸丰此时还未意识到，父皇移交给他的是一座即将喷薄而出的火山，在爆发之前，表面上呈现出令人窒息的平静。火山一旦爆发，他将被炽热的烈焰烤得惶惶不可终日。他即将面对一场旷日持久的国内战争，根据19世纪和20世纪的一些外国评论家评估，这场内战在中国历史甚至全球历史上都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为了应对这场可怕的危机，他至死都会焦头烂额，不会再有一日空闲。
咸丰登基以前的十个年头，满清统治者脚下的火山，迅速地积聚了摧毁性的力量。道光二十年开始的鸦片战争，在道光二十二年以英国人的胜利而告终。中国在军事上惨败，满人威风扫地。在这场毫无悬念的战争中，异国人一支为数不多的军队，打败了广州的钦差大臣，沿着海岸线乘胜前进，打进了长江，最后在金陵向大清政府榨取了一个有利于自己的条约。这件事震撼了整个中国，每一个中国人，包括满人统治者自己，无不感到惊讶：号称无敌的满洲旗兵和绿营军究竟是怎么了？平日里耀武扬威的满人将士们，什么时候已经变得如此贪生怕死，一触即溃？
然而，满人不应该有的失败却是一个事实，说明大清王朝确实是外强中干，而官军的功能已经大大退化。
一战之后，满人创造的奇迹已经成为陈迹，剩下的只有笑柄。这件事导致的后果，谁也无法预料。自然灾害雪上加霜，大大削弱了大清帝国的实力。备受贪官压榨的汉人百姓，看到满人的武力神话完全破灭，认为北京的统治者已经不堪一击，推翻清王朝的最佳机会已经到来。许多处于社会底层的汉人，自然萌生了建立一个汉人王朝来取代满人统治的念头。
溃败的广东清军官兵，很快地分散到他们家乡的村庄和山野，有些人重操和平的旧业，另一些人则投身于刺激性很强的打家劫舍。他们向朋友和伙伴讲述洋鬼子的武力多么可怕，夷人的枪炮如何厉害，西方人的战略战术何等新鲜，在民众当中传播对于夷人的恐惧。
但是人们惊讶地发现，如此可怕的洋鬼子，居然只敢驻扎在广州附近，并没有进城啊。再一打听，那些令朝廷钦差大臣不寒而栗的洋鬼子，原来没有获得进城的批准。中国官方把他们挡在城外的主要理由，竟然是担心百姓骚乱。此事给百姓带来了很大的满足感。民间开始流传一句话：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
洋人怕百姓。这个结论不单是满足了某些人的虚荣，还使一些人意识到了民众当中所蕴含的巨大力量。洋人是不是真怕中国的百姓？如果说他们出于贸易利益的考虑，暂时不愿激发事态，那么回答是肯定的；如果说他们决定暂时不进广州，是害怕中国百姓的反抗，那么就低估了他们的贪婪和野心。
但是无论如何，清朝当道者遭受的屈辱，必然使汉人百姓得到一种印象：只要举行一次国民起义，就能打败无能的清军，建立一个汉人的王朝。
客观的事实鼓舞了遍布全国的革命会党。一些会党把政治诉求和宗教教义捆绑在一起，利用传教来增强凝聚力。另一些会党则明确打出反抗朝廷的旗帜，会员们从事地下活动，避开官府密探警惕的目光。
众多的会党并非在一夜之间冒出，自从满人入主中原，地下社会的活动就十分活跃。仅在半个世纪以前，一个名叫白莲教的组织，发动了一场波及西部和西北数省的叛乱，甚至渗透到了华中。从嘉庆元年到嘉庆九年，官府都在忙于扑灭这场暴动。白莲教诞生的宗旨，是抗议蒙古人篡夺中国的皇位。他们在汉人统治的明朝偃旗息鼓了，但是在满人推翻明朝时又死灰复燃。
具有传奇色彩的三合会是另一个著名的秘密结社，人们更多地称之为天地会。它在鞑靼人统治中国的第一个世纪内就出现了，在清廷鞭长莫及的南方十分活跃，广东和广西是他们孳衍的根据地。这个结社目标明确，坚决反清复明；会员分布广泛，团结在庄严的誓言之下。他们蛰伏起来，只等机会一到，就会纷纷起事，推翻清朝政府。
中国有太多的会党，包括白莲教和天地会，都怀抱着驱除鞑虏的共同心愿。他们从鸦片战争的结局中看到了清政府的软弱无能，他们等得太久了，而现在有了天赐良机。因此，鸦片战争中国战败的影响，可以如此总结：这个事实震撼了中国，羞辱了满人，给汉人带来了机遇。
汉人的这个机遇，对咸丰皇帝而言，是他一生中遇到的最大挑战。他穷其一生对付死死抓住机遇的造反派，而这一切都是从帝国的南方开始。
对外战争影响到有识之士，影响到广州附近的农民，也影响到了秘密帮会。道光二十六年和二十七年，一系列天灾又加强了这种效果。湖南和广西的一些地区谷物歉收，遍地饥民，盗抢成风。有些匪帮规模很小，随聚随散；也有一些大型匪帮，人数成千上万，首领颇有人望，给县官和省级官员带来很大的麻烦。
为了对付这一类盗匪，官府号召各地训练乡团，组建武装。这种民间武装组织广泛存在，本意是维护社会治安，制止局部动乱，但是一些造反组织正是利用这种局面，就汤下面，从自发的民间武装运动中脱颖而出，例如咸丰登上皇位以后才出现的太平军。
南方的海岸线上海盗猖獗，不但劫掠中国的船只，也会攻击挂着外国旗帜的船舶。他们对海上交通的骚扰实在恼人，英国人不得不于道光二十九年派出军舰来跟他们较量，在广东附近的海上击沉四十八艘海盗船。
英国人向海盗开战的那个月内，广西的陆地上有一大股造反军正在跟官军交手，距离海战的地方只有几天的步程。被英国人击败的海盗，有许多武装人员被迫登陆。他们加入了广西陆地上的造反组织，或者自成一股，为害城乡。他们很容易跟那些地区的客家居民互相沟通，这些客家人，正是太平天国的雏形拜上帝会的群众基础。
种种迹象表明，大清王朝的寿命不长了。鸦片战争虽然没有打垮清政府，但已完全破坏了它在国内外的形象，或者说，暴露了它骨子里面的腐朽与虚弱。康熙和乾隆传下的强大帝国，如今已经凋敝衰颓，卖官鬻爵与日俱增，军队战斗力越来越差，货币贬值，日益接近金融破产，海盗与陆盗公然啸聚，匪众日增，各省要求独立的呼声越来越大。
正是在这样一种危急的情况下，道光爷还在竭力掩盖矛盾，享乐升平。对外战争的可笑失败，对内放任造反武装的软弱无能，表明地方政府和中央政权普遍瘫痪。任何一个胆识和能力出类拔萃的汉人，都可以大胆制订雄心勃勃的计划，致力于恢复汉人的王朝。在有记载的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如果表现出道光时期这样的特征，那就意味着它即将离开历史舞台。
大清王朝已经成为一出大悲剧的主角，人人都看在眼里。一位名叫米窦斯（也称密迪乐）的西方驻华外交官亲眼目睹了道光二十九年的中国，写下了一句断言：“从我们掌握的情况来判断，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无政府状态的动乱时期，它迟早会让满清王朝走到穷途末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