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民谣：
强如狼，弱如羊，扶弱锄强张嘉祥。
第一号中央文件
对于咸丰登基前后广西爆发的武装造反，咸丰的儿子同治皇帝后来有所总结。按照他的说法，这场大规模的动乱始于道光三十年（1850），也就是咸丰皇帝刚刚接手皇位的这个年份。其实在此之前，广西的盗抢杀官现象已经相当严重，只是官府不敢上报，致使朝廷直到道光三十年才接到明确的奏报。于是官方的文件都统一于这一时间口径。
咸丰接到有关广西匪情的迟来的报告，也许还没有意识到事态究竟有多么严重。即便他感到了某种恐慌，他也会表现得颇为镇定。他历来遇事不慌。他有父皇看好的可贵品质：沉稳。
当他的身份还是四皇子奕詝的时候，他就学会了忍耐。老师杜受田教他韬光养晦，增强了他内敛的天性。深宫内廷中发生的所有不愉快，包括跟六弟奕訢争强斗胜，他始终以平静的外表掩饰内心的波澜。登基以后，他总是把朝政时局引起的情绪强压在心里。
长久的内敛，导致这个年轻人体弱多病，面色发黄。他有气恼，有愤恨，有恐惧，有牢骚，但很少发作出来。他拼命地压抑自己，结果弄得身子骨非常虚弱。不论多么好的太医，哪怕是华佗再世，扁鹊转生，也无法给年轻的皇帝解除亚健康状态。想来想去，只能劝他喝鹿血。于是宫廷里养了一百几十头鹿，每天令人取血给皇帝进补。
然而咸丰的痼疾是无法治愈的，他的忧患注定没有止境。当他手持广西送来的战报时，他登上皇位之后才不过四个月啊。这份战报至少传达了一个信息：内战的火焰已在湿热的南方燃起，西洋的夷人已不是唯一令他头痛的问题。
根据广西巡抚郑祖琛的奏报，咸丰很快对南方的局势有了大致的了解。广西的贼情非同小可。郑祖琛真是胆大包天，居然长期对贼情隐瞒不报！广西全省几乎都有会党活动，他怎么敢拖到现在才奏报朝廷？
咸丰盯着广西地图，对照奏疏察看。广西中部的柳州一地，周边都有反贼。柳州本地有陈东兴和陈亚贵一伙，柳州西北面一百多里处的庆远有张家幅和钟亚春一伙，柳州东南约一百里处的象州有个区振祖，象州以南约一百里处的武宣有梁亚九和刘官生，武宣东南方约一百里处的浔州有个谢江殿，而在柳州东北方约两百里处的平乐也有一伙盗匪。这些盗匪“分散肆扰”，其中以柳州的陈亚贵一股最为厉害。
咸丰看得一阵头晕。父皇移交的江山真是不平静啊。他老人家不许臣子们报告贼情，讳疾忌医，那些奴才乐得报喜不报忧。咸丰嘴里不说，心里感慨万分。看来，朕要振作精神，把父皇留下的烂摊子拾掇一遍。多喝几碗鹿血滋补身子，一定不能倒下，一定不能慌张，一定要忍耐、忍耐再忍耐。前朝的勋臣们或许不是无能，而是畏惧父皇。朕要给他们戴罪立功的机会。朕还要加紧网罗人才。曾国藩说得对，必要时不惜打破人事制度的条条框框，也顾不得自己的好恶了。哪怕臣子顶撞，朕也要把怒气强咽下去。
道光三十年五月十九日，西历1850年6月28日，弈詝就广西武装造反事件，给广西巡抚郑祖琛发了一道上谕。这道上谕，可以视为清廷针对广西会党造反下发的第一号中央文件。
由于清廷情报系统在全国处于瘫痪状态，加上官员有意的蒙骗和欺瞒，广西的官府甚至没有告诉皇帝，清廷在广西的真正对手究竟是何方神圣。咸丰在这份文件里没有提到洪秀全一党的名字，显然朝廷还不知道这帮大对头的存在。
后人读了这份文件，可以看出满清行政体系的一大堆问题。
第一大问题，满清官员的政治嗅觉非常迟钝。其实在这时候，广西柳州东南方向的山水之间，冯云山等人正在秘密酝酿咸丰年间最大的一场军政风暴，很难想象一个稍微敬业的官僚体系，会对洪秀全这位朋友主持的农民运动筹备工作毫无察觉。但事实上郑祖琛的班子就是如此缺乏效率，他们的确不知道治下有个拜上帝会正在蓬勃发展，即将公开对抗他们的权势。因此，他们没有向北京提供这方面的任何情报。
第二大问题，广西的官府在故意掩盖矛盾。应该说，广西官场中并非无人察觉拜上帝会的危险性。桂平县的代理知县李孟群，就对这个宗教组织有所警觉，并且有意将祸端消弭于未发之前。但是他官职太小，人微言轻，他的主张被广西第一高官郑祖琛当作杞人忧天，一手压下来了。
李孟群此时年方二十，血气方刚，正是新皇帝很想在宦海中寻觅的合格官员。他对拜上帝会的警觉发生在三年以前。
冯云山曾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被桂平县的官府逮捕下狱。当时的桂平代理知县就是李孟群。他对冯云山这个在本地客家人中非常吃香的外来人起了疑心，想查一查他是否有什么不法行径。实施逮捕时，衙役们搜出了十九本名册，上面登记了拜上帝会追随者的姓名。李孟群看到了冯云山一呼百应的号召力，建议郑祖琛立即将他正法。郑巡抚却有不同的看法。他一心向佛，脾气温和，害怕暴力，担心杀了冯云山会引起事端。他下令释放这位外来客。李孟群叹道：“这无异于放虎归山啊！”他虽不情愿，却无奈地执行了命令。
李孟群和郑祖琛代表着广西官员的两个极端。当一省局势完全失控的时候，李孟群对付造反武装决不手软，但他未在决策层，无法挽回官军的败局。他的政治嗅觉非常灵敏，行动也很果决。后来的事实说明，如果郑祖琛采纳了他的建议，也许桂平县境内还会有人起事反清，但会不会建立太平天国，就很值得怀疑了。
李孟群不仅善于识别造反派，而且由于进士出身，少年得意于官场，对朝廷十分忠心。他的父亲李卿毂是一名中级官僚，没少给他灌输忠君报国的儒家理念。特别难得的是，这个来自河南光州的年轻人虽然身居文官之位，却有军人的气概，领兵作战毫无畏惧，很快就让年纪跟他相当的新皇帝对他有了一些印象。
第一号文件暴露的第三大问题，是咸丰小子在政治上的稚嫩。咸丰在初登皇位的时候，还固守着祖制中的若干教条，不肯轻易饶恕逆党中人，不懂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镇压造反派。他在上谕中指出：广西布政使劳崇光在道光二十九年勉强招安造反头目张嘉祥，是一个失策的举措。此人单人匹马投靠朝廷，部众没有跟随他来吃皇粮，而是“四散勾结”，造成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态势。
咸丰的思维仍然没有摆脱老套。他虽然很想启用新的人才，但他的思想解放有限，还不能接纳一名投降的叛逆。他对劳崇光的做法颇为不满。他想，一个反贼，把他的部队打垮，把他抓起来处死就行了，何必急于招安？难道我大清缺少人才，还要靠这个目无法纪的贼头出力？
其实，犯错误的人不是劳崇光，而是咸丰自己。他不了解张嘉祥，也不懂得招安此人的重要性。直到几年以后，咸丰才不得不承认，劳崇光招降此人，为清廷办了一件大大的好事。张嘉祥不仅成了一名忠心于朝廷的大将，而且他接受招安并受到朝廷重用的事实，起了瓦解敌对阵营的垂范作用。
如果咸丰亲眼见过张嘉祥，也许会改变一点看法。张嘉祥毫无贼相，面目美秀，神情文雅，举止谦恭，如同书生。他属于外表和行事风格相冲突的类型。一副儒相掩藏了侠肝义胆和放荡不羁。
新皇帝犯如此低级的错误，也是情有可原。他对两个情况估计不足。第一，广西官军确实打不过张嘉祥这股土匪；第二，当时的官军真还是缺乏张嘉祥这样的人才。咸丰尽管头脑精明，但由于情报不足，消息不灵，未能知己知彼，在这个问题上错怪了劳崇光。
张嘉祥又称张家祥，广东肇庆府高要县人。家里穷得养不活他，他十五岁那年从广东老家来到广西贵县，投靠叔父。道光年间，广东人跑到广西实现抱负，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是洪秀全与冯云山，张嘉祥也是其中之一。
这个少年人生性落拓不羁，爱玩好赌，就是不肯出力做工。叔父给他找了个地方打工，他哪里肯受约束，很快就被雇主辞退。他整天跟一帮小太保混在一起。同伴遭到土豪的刁难，他去打抱不平。不是吵架起哄而已，而是动真格的，拔刀相助，暴力杀人。
到此为止，张嘉祥还只是一名小混混。他斗不过土豪，备受其辱。于是发誓报复，走上了强盗的亡命之路。他邀集同伙，绑架一位牛皮商人六岁的儿子，得到一百两银子的赎金。这是他步入绿林后挖到的第一桶金。
天地会最喜欢张嘉祥这样的年轻人，视之为天生的合作伙伴。几名会众找他结拜兄弟，推举他主持“义堂”。张嘉祥说：“要我当头，就要劫富济贫。”他们的活动，除了抢劫打单，就是绑架勒索。由于组织不够严密，遭到官府打击，他率领余部二十九人进入钦州境内的万山，投奔了一名山寨大王。
盗匪们称山大王为老大，其余头目则以兄弟相称，依次为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老N。老大一见新来的小张，哟，这是个白面书生嘛，还能仗义杀人？太难得了。想了几天，决定把女儿嫁给他。可是山大王的宝贝女儿嫌小张出身微贱，死也不嫁。山大王又打算把他提拔为老二，无奈手下又不同意。
众兄弟看不起小张，但还得给老大一点面子，议来议去，同意他做老幺。老幺排名第十位，也就是头目中的最后一位。
山匪排座次，也要论才干。才大居前，才小居后。评判才干的标准，当然不是文化考试，要看杀人越货是否利索，上缴的财物是否丰盛。
大家很快发现，让小张做老幺，没有体现以才任职的原则。每次出勤抢劫，张嘉祥的收获总是比别人多一倍；每次抗拒官军，张嘉祥总是打胜仗，众首领无不惊服。
有一天，山中缺粮了。山大王有令：去越南边境“借粮”！
“借粮”的潜台词自然是抢粮，如同“嫖宿”的潜台词可以是对幼女的强奸。可是越南人也不示弱，偏不肯“借”，赶着一群大象来抵抗。盗匪骑马，哪里是大象的对手，只得落荒而逃。张嘉祥没有逃。他知道，一物降一物，大象也有克星。他令手下捉来几百只老鼠。第二天再战，匪众将老鼠扔在地上。老鼠纵横跳踉，大象居然吓得不敢动弹。小张大获全胜，肆掠而归。
不久，老大病死，群盗推举小张做老大，自行纠正狗眼看人低的错误，也算是为小张平了反。这一年，张嘉祥十八岁。
张嘉祥手下有一万兵力。他用兵法约束部众，约法三章：凡是打劫官员和商贾，不准杀人；抢得的财货，必须留还十分之一，给被害人经商做资本；抢了官员和百姓，还要发给路费。
广西米价腾贵，地主、奸商乘机囤积居奇，抬高米价，贫苦百姓生计维艰。张嘉祥实践了“劫富济贫”的主张。他的话说得很明白：“上等之人欠我钱，中等之人得觉眠，下等之人跟我去，好过租牛耕瘦田。”
张嘉祥连中产阶级都不去打扰，让人家能睡安稳觉，自然会赢得“侠盗”的美誉。为了严格控制打劫的对象，他用严格的纪律约束部下。他跟其他的强盗就是不一样。富豪拿出钱来，就能免于一劫。中产者他不闻不问。没钱的人，更是秋毫无犯。他真正做到了“杀官留民，劫富济贫”。部下偶然把抢劫对象扩大化，一经查实，他会砍下违规者的脑袋。
下等之人就是贫苦农民，跟着他就有温饱，于是纷纷加入张家军。张嘉祥领着他们四处打单抢劫。民谣唱道：强如狼，弱如羊，扶弱锄强张嘉祥。
张嘉祥为盗而不为民众所畏惧，反而受到普遍的欢迎，广西的官员就不得不认真对待了。
官军征讨山匪，山中仓促之间找不到武器，小张叫人砍下竹竿抵抗。匪众都很纳闷：竹竿怎能对抗金属的兵器？但也只能硬着头皮上。跟官军交手之后，竹竿被钢刀一点点削去。交战越久，竹竿的尖头削得越锐利，只要刺中敌人，不死即伤。匪众们很快就用得得心应手，又获大捷。
张嘉祥优待俘虏。山匪抓到官兵，张嘉祥都以礼相待，好言安慰，然后释放。叫他们给官府带信，陈述自己不得已跻身绿林的苦衷。他保证，只要官府能够赦宥，他愿出力效死。可是，他没有遇到劳崇光这样有胆识的官员，所以只好继续在山上落草。
张嘉祥做了十年山大王。道光二十九年（1849），张嘉祥二十八岁。他率领一千多人下山，来到贵县。此地“五方杂处，良歹不分，奸宄易藏”，天地会动不动就召集民众烧香拜会。他学着官府的派头，公然在覃塘圩张贴告示，招兵买马。四五月间，他联合其他会众，抢掠南宁府的左江、柳州府的右江和桂林府的漓江等处。他的部众都用红布包头，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帜。他有枪有炮，还有骑兵。
拜上帝会网罗人才，想把小张也收到上帝的旗帜之下，派人来请。张嘉祥说：“我当盗匪，是不得已的事情，怎能跟随叛贼去造反！”
浔州府的文武官员率部会剿张嘉祥。张嘉祥从覃塘转移到甘塘，在此与官军遭遇，击毙清军参将段炳南，气势更加嚣张。
正在此时，劳崇光带领团练亲临剿匪前线。他发现，贼匪控制了河道，左江镇总兵盛筠竟然束手无策。官员行走水路，哪怕派水军护送，还是冲不过贼卡。走水路的商旅更是提心吊胆，竟然委托张嘉祥护送。张嘉祥并非奉了官府之令，但他居然连官员也肯护送，有些官员索性请他做保镖。
临桂人朱琦对劳崇光说：“劳公，常言道：盗亦有道。张嘉祥跟别的贼匪不是一路。听说他早就有心归顺朝廷，何不将他招安？”
劳崇光说：“这是好事，就请朱公试探一下，如何？”
朱琦做过朝廷的言官，以直言敢谏而著称，此时正在家乡办团练，跟劳大人一起剿匪。他非常欣赏张嘉祥的侠盗作风，写了一封招降信，派人送到山寨。
张寨主通过朱琦跟官军沟通，定下投降的计策。官军依计逼近山匪巢穴，张嘉祥亲自出山抵抗，虚晃几个回合，假装败下阵来。回到山里，召集部众，说道：“此次来的官军，端的厉害！大家把财物集中起来，我给每人分一份，各自回家当良民吧。”
张嘉祥解散了部众，跑到劳崇光军前投诚，听从布政使大人的劝告，改名为张国梁，字殿臣，希望成为朝廷的栋梁。劳崇光上奏朝廷，将张国梁录用为外委（充其量是个连长）。
张国梁不嫌官小，倒也十分出力，帮助官军消灭了南宁周边的几股天地会。不过，他仍然与一些会党中人保持来往，并勾结艇匪，向富户勒索钱财。
咸丰皇帝尽管不知张国梁暗地里所干的勾当，仍然对劳崇光此次招降颇为不满。其实对张国梁有成见的人不止是皇帝，地方官员也对他很不放心。他的名头太大，广西的很多官员在他手下吃过亏，如今要跟他待在同一战壕里，觉得很不是滋味。大家议论纷纷，希望朝廷拒绝给这个投诚的贼首封官加赏。
朱琦是个一言九鼎的人，非常爱惜自己的声誉。他说：“既然诸公令在下去招降，向张国梁做了承诺，那就必须兑现，否则朱某丢不起这个人！朱某早就知道此人堪当重任，愿以自家十口人的性命为他担保！”
在朱琦的推动下，广西当道向朝廷请旨，咸丰很不情愿地给张国梁赏了个千总官衔（相当于连长），交给新到任的广西提督向荣差遣。此是后话。
只能枪打出头鸟
清廷针对广西平乱的第一份文件，虽然对敌情的把握茫无头绪，但毕竟是一份很有分量的战斗动员令，使广西的官员们不得不打起精神来收拾局面。
咸丰跟军机大臣们交换看法，广西那边如此混乱，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大家议来议去，拿出了一种说法：广东广西民俗犷悍，而那里的官吏玩忽职守，既不去积极地疏导民愤，又不去动用武力镇压盗匪，听任匪徒啸聚劫掠，养痈为患，于是星星之火，终于燎原。
这是一个说得过去的解释。尤其对于两广官员的分析，应该说是切中时弊。大家的结论，促使咸丰下定决心，一定要大力整肃官场，启用一批良吏能官。
然而人事问题是急不来的。那个礼部侍郎曾国藩不是说过吗？对所有的官员，首先要继续进行忠君爱国的教育，然后有一个考察的过程，才能考虑提拔哪些人。当务之急是找几个能征善战的将领，剿灭广西的逆贼。
由于深度情报的缺失，咸丰根据广西官府的奏报，把陈亚贵确定为首要的敌人。这个在北京朝廷黑名单上排名第一的匪首，生长在浔州府武宣县的东乡，那里距离太平军举事的金田村不远。由于他十分显眼的活动，客观上为洪秀全的拜上帝会起了打掩护的作用。官府总是盯着他的天地会，而忽略了蛰伏在同一地区的上万名基督信徒。
陈亚贵只是一只出头鸟，其实根基尚浅，算不得资深老盗。他只有五年盗龄，在天地会里拉起自己的队伍，还不到三年时间。他以前干的营生是水上抢掠，跟着来自广东天地会的水上武装集团——艇军做水盗。
陈亚贵之所以有机会出人头地，是因为他生对了地方。武宣人多不安分，造反基础甚佳，被广东天地会的头目陈香晚看中了。道光二十八年（1848）七月，陈香晚来到这里扩展地盘，找到陈亚贵，叫他加入天地会，展开反清活动。陈亚贵很机灵，一经点拨，立马有所领悟，放手招兵买马，自立山头，只用了一个月，就当上了天地会头目。此时他虽已染上政治色彩，但干的勾当仍然是打家劫舍。
又过了四个月，陈亚贵不负陈香晚所望，自称“大王”，拥众数千，用上了天地会的包装——头裹红巾，这正是元末朱元璋造反部队的标志性头饰。还打出“顺天行道”的旗帜，有模有样。武装也不差，马匹、弓箭、藤牌一应俱全。
部众多了，众口嗷嗷，就得掠取军饷。他一出手，就把柳州周边的州县搅成一锅粥。陈家军从桂平的大黄江一带出发，会合武宣、象州、大湾等处的天地会，西进迁江县的良塘圩，然后北上忻城与庆远，抢劫思里堡及思练圩的当铺，袭击大塘圩。其后，他又攻扰禄新区，驻扎在河龙一带的村庄里。
陈亚贵折腾得如此厉害，逼得一向息事宁人的郑祖琛也不得不动用武力来对付了。他派右江兵备道统兵进剿，乡勇派出奸细从陈家军内部瓦解军心。陈亚贵手下毕竟只是一帮乌合之众，初战即败，被迫退守思畔山。官军又环而攻之，虽然击溃了陈家军，却没能抓到他们的大王。陈亚贵在逃一日，就有可能东山再起。
道光三十年（1850），咸丰刚刚登基，陈亚贵卷土重来。陈亚贵和猪肚四年初率领四千多人在象州攻打中平圩一带。山猪箭和糯米四等天地会首领，也从武宣的东乡赶来应援。咸丰大为震怒。这么一个作恶多端的匪首，广西的官府现在才奏报上来，花了几年时间也未能将他剿灭。郑祖琛究竟干什么去了？他颁下圣谕，把广西的巡抚、提督一帮大员训斥一通，要求惩罚“废弛捕务”的文武官员，责成广西官场痛改不良习气，把所有的贼党全部抓获，不许一个漏网。
八月八日，军机大臣祁俊藻和杜受田求见，神情十分急切。原来，郑祖琛和广西提督闵正凤又报告了新的贼情。
陈亚贵率众从象州向东北方奔走一百五十里，于七月十九日进抵平乐府的修仁县境，因城角缺口，顺利攻入城内，但未久居，旋即撤出，向东北方挺进四十里，抵达荔浦境内。官军“壮少兵单”，荔浦又被陈亚贵攻占。
危险大大升级了！修仁和荔浦二县四通八达，距省城桂林只有二百多里，如果陈亚贵又扩招兵员，壮大势力，桂林恐怕也保不住了。
咸丰一听此话，胸中气血翻涌。县城都能打进去，这还了得！盗匪一下子就打下了两座县城，他们进得了县城，就进得了州城府城，也可能杀进省城，依次类推，京城也会不保，大清的江山，岂不断送在这些无能的大臣手里？
咸丰越想越气，厉声问道：“郑祖琛有什么措施？闵正凤没带兵去剿吗？闵正凤乃朝廷一品大员，他就坐视不管吗？”
祁俊藻与杜受田对望一眼，低声答道：“已经派兵剿捕，可是郑祖琛说，该处路径分岐，水陆隘口均须防守，本省兵力较单，不敷分布，必须邻省拨兵助剿，方能合力进攻。他请皇上饬下两广总督徐广缙，酌调广东标兵一二千名，速赴广西，会合夹击。”
咸丰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失态了。他知道，光发脾气没用。事态越是严重，越要冷静应对。他沉思片刻，抬头说道：“就依了郑祖琛，叫徐广缙调一两千标兵过去吧，军需也让徐广缙筹拨！此事一刻也不能耽搁，否则匪徒蔓延各个州郡，就难扑灭了，恐怕还会连累广东。朕早就叫徐广缙校阅营武，马上拟旨，叫他尽快奔赴广西，会同广西文武合力剿办！”
咸丰一口气做了安排，忽然想起一个人来：“对了，前任云南提督张必禄离京回家，现在走到哪里了？叫徐泽醇立刻查明。看来还得辛苦他一趟，叫他火速赶到广西，会同徐郑等人剿办盗匪，千万不要耽搁！”
然而远水救不得近火，而指望郑祖琛自救是不可能的。三天以后，广西又有十万火急的军报送到北京，请求救兵。郑祖琛说，荔浦与阳朔交界，距省城桂林甚近，他现已离开桂林，在各处路口部署兵力防御，动员民团协力防守。可是柳州右江各属盗风四起，匪徒甚多，本省兵力本单，各处纷纷告警，既要筹防，又要筹剿，难免顾此失彼，请皇帝下旨，令邻近省份选派劲旅，迅速来援。
郑祖琛这个老臣慌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咸丰这个小皇帝却比他冷静许多。他看完奏报，冷哼一声，对祁俊藻和杜受田说：“徐广缙应该动身了吧？叫他日夜兼程，赶到广西。荔浦距省城甚近，不可再让匪徒分窜！”
杜受田略一沉思，奏道：“皇上，广西多股匪徒同时起事，必有个大头目在搞阴谋，企图分散官军兵力。当务之急，要查明盗首是谁，设法抓捕。广贴告示，悬赏通缉，解散党羽，自可一鼓成擒。该省兵力较单，若待邻省纷纷征调，诚恐缓不济急，应饬令该省督抚劝导本处绅民互相团练，鼓其忠义之气，藉资捍御。若有人固守城乡，使贼匪无从窜越，或者奋勇杀贼立功，让徐广缙他们破格奏请施恩，从优奖叙，使兵民协力同心，贼匪便能速就歼灭。如果兵少盗多，分剿不及，可以让徐广缙火速通知贵州，酌调官兵到广西协剿。如此安排是否妥当，恭请圣裁。”
咸丰道：“事不宜迟，就照此拟旨吧。”
祁俊藻奏道：“听说闵正凤专讲应酬，于纪律运筹一无所知，驻扎柳州，按兵不动，贼匪逼近府城，安心住了一个月，毫不把提督放在眼里，如此大员，有不如无啊。”
咸丰道：“闵正凤是靠不住了。叫徐广缙秉公确查，该提督在土匪肆扰之时，如果纵贼养寇，畏葸无能，即行据实严参惩办，不必多虑！要紧的是，为今之计，调何人接替他为好？”
杜受田说：“湖南提督向荣，不久前剿办湖南李沅发一股，甚为得力。湖南目下无事，但恐广西贼匪扰及。若是将向荣调任广西提督，可剿广西逆匪，兼防湖南受扰，一举两得。”
咸丰连说：“妙着！妙着！”
现任湖南提督向荣，咸丰虽未见过，但知道他是一名久经沙场的三朝老将。嘉庆十八年河南滑县天理教李文成暴动，道光年间的新疆张格尔叛乱，朝廷派杨遇春镇压，向荣都在这位百战名将麾下效力。由一个小小的外委，经过多次提拔，升为游击（相当于副团级）。道光十三年，调到直隶，官至总兵（军级）。道光二十七年升任四川提督（省军区司令），本年调任湖南提督，到任不久，就在湘南的新宁县打垮了李沅发的造反。他在清末的军界是一个个响当当的人物，朝廷把他当作造反武装的克星。咸丰指望他一到广西，就能迅速地肃清各路会党。
咸丰把徐广缙和向荣派往广西，两人到位尚需时日。在此期间，陈亚贵采取灵活机动的打法，不跟官军主力硬碰，于八月上旬撤出荔浦，踞守修仁与荔浦两县之间的青山，又由青山向西南方奔走约七十里，抵达修仁所属的四排，几乎毛发无伤。郑祖琛不敢返回桂林，只得待在平乐府城，居中调度官军。
广西那边奇闻不断
咸丰调整人事，增强了广西的领导力量，指望那里传来一些好消息。然而左等右等，不见捷报传来。广西的战事总在考验他的耐性，不会让他消停一刻。
自从修仁和荔浦失守以后，郑祖琛除了上报一些无关痛痒的小胜仗（还不知是不是捏报），几乎没有像样的战报送来。京城的官员却得到了南方的一些确切消息，每一条都足以让咸丰气得吃不下饭。
监察机关都察院的官员们，知道皇上关注南方的局势，积极行动起来，于八月二十九日呈上了一份内参。咸丰展开一看，气得脸色煞白。
广西的动乱，远远不限于庆远、柳州、浔州和平乐四府。西南部的南宁府、东部的梧州府和中南部的思恩府，都有造反的武装，就连东北部的省会桂林也不平静。官员们不敢将实情上报，但是一些百姓不堪盗抢动乱，选派代表进京上访。其中有个名叫李宜用的举人，报告了骇人听闻的情况。
报告中说，广西到处有人造反，四处攻劫，闹得民不聊生，纷纷逃散。近年以来，各地惨遭匪毒。从去年四月到今年五月，匪首张嘉祥（就是已经投降的张国梁）、杨捞家等人，抢劫南宁府的左江和柳州府的右江等处，以及桂林府漓江一带地方。村庄被焚，财物被劫，妇女遭淫。
关于盗抢成风，咸丰约略知道一些。但是李举人反映的情况中，还有广西官府没有汇报的重要细节，关系到政权的安危。广西的几百名造反首领，包括广东人和湖南人，都用红布包头，打的旗帜上有“替天行道”等字样。各项枪炮器械马匹俱全。
替天行道，就是要推翻本朝。这还了得？最令咸丰心惊肉跳的是，百姓把这些情况反映到当地官府，那些拿着朝廷俸禄的地方官，竟然敷衍塞责。一位县令说：“派人去现场看看，好歹有个交代。”另一位父母官说：“派一百名士兵，前去打探贼匪踪迹，再来回报。”官员们如此姑息，匪势更加张狂。官员被戕，几万家居民先后被劫。
咸丰眉头紧锁。真是可怕啊。国家政权的基层组织竟然完全瘫痪，已经成了聋子的耳朵！
再看下去。另有一个名叫莫有发的人进京告状，他受庆远府绅士莫子升等人之托，历尽艰辛，航海来到北京，陈述逆匪肆劫，连日扰乱。匪首陈亚贵、黄四、张亚珍、文亚英、严亚文等人，各自拥有几千部众，劫掠村圩和典当行，杀死男女人口不计其数。宜山县的县令率乡勇抓到了一名匪首，是一个名叫詹德刚的秀才。可是官兵太少，贼匪太多，抓一名匪首无济于事。官军屡防屡败。如果朝廷不增派兵力，贼匪是无法剿灭的。
什么？秀才也跟着盗匪造反？还当上了头目？广西官府如何管理读书人的？咸丰看到这里，脑门上迸出了汗珠。
都察院送来的材料还有一份。南宁府宣化县的秀才何可元上诉，去年十一月间，他家一个月内被匪徒劫掳四次，房子烧了，人被杀了。告到官府，兵差不敢缉捕匪徒。现在，外来的匪徒勾结土匪，一天比一天猖狂。本县有二百多村遭劫，二百多人被杀，一百多名妇女被抢走。匪徒所到之处，都打着反对朝廷的旗号。
都察院是什么意见呢？根据举人李宜用与秀才何可元等人的陈述，结论如下：广西逆匪横行，波及七府一州，种种不法行径，罪不容诛，若不及早剿除，恐怕胁从日众，滋蔓难图，成为边省地方的大害。
群众上访代表的陈述，也许有些夸张，不可尽信。可是，朝廷于九月七日接到两广总督徐广缙的奏报，进一步证实了情况的严重性。徐广缙对郑祖琛早有不满，如今忍无可忍，狠参一本：此人粉饰战功，虚应故事，导致广西动乱日益恶化。
广西巡抚统计盗匪约为十几股，每股几百人到几千人不等，蔓延五府一州，影响广东广西两省。可是，徐广缙根据自己得到的情报判断，盗匪不止这个数量。最令两广总督头痛的是，匪徒聚散不定，外省部队去剿办，恐怕疲于奔命。只有靠本省各地官府和驻军，随时随地坚壁清野，让匪徒抢无可抢，同时切实组织民团，使匪帮无法扩充实力。
徐广缙捅破窗户纸，直接指出郑祖琛是个不合格的巡抚，请求朝廷特派“实心任事大员”，驰往广西，专驻督办，以资补救。还要防止匪徒窜到广东。他在广州不能袖手旁观，决定于八月二十六日派兵从广州启程，驻扎梧州，截断匪徒东窜的道路。
徐广缙要求朝廷派人取代郑祖琛指挥广西的战争，倒不是因为他跟这位老臣有什么私人恩怨，而是因为他认为此人误国太深。郑祖琛是道光爷培养出来的一位模范臣子，为官清廉，粉饰太平，对人对事一团和气。他跟道光爷的关系，可谓上行下效，一脉相承。道光爷容许他对广西的盗匪无所作为，但如今形势变了，咸丰要求各级官府如实汇报辖地的匪情，严厉打击造反活动，不容他再捂住广西的盖子，用虚假的和平来瞒骗朝廷。
然而，就算郑祖琛打算改弦更张，他也已经力不从心。他已经习惯了和稀泥的做法，只顾自己的为官操守，而缺乏有效的行政能力。有时候，他处理问题就跟一味洁身自好却纵容臣民为非作歹的道光皇帝一样荒唐。
广西的太平县有个名叫王淑元的同知，为官清正廉洁，在百姓中口碑不错。一天夜里，风高月黑，一帮盗匪偷袭县城，撬门扭锁，大肆抢劫，末了还放火烧毁了几间民宅。王淑元正在县城巡视，听说来了盗贼，从床上鱼跃而起，带领手下兵勇追出城门，是夜一共活捉了十名盗贼。
王淑元抓到的罪犯，押解到省城，交由郑祖琛审讯。盗贼们齐声诉苦。有个犯人说：“小人第一次出手偷东西就被捉住，家有七十岁的老母，望大人饶恕。”
郑祖琛平生信佛，心肠慈悲，将十名盗贼一起放了。盗贼却不买账，发誓要报复王淑元。他们纠集大队人马，袭击太平县城，活捉了王淑元和他十五岁的儿子。他们将同知父子带到一个荒僻的处所，把刀架在少年的脖子上，逼王淑元交出官印。王淑元不理睬，盗匪手起刀落，儿子脑袋落地。王淑元心如刀绞，破口大骂，又被盗匪一顿恶打，捆绑起来，用布条堵住嘴巴，押到城外。途中过河，王淑元从船上一跃而起，跳入河中，投水自尽了。
此事过后，郑祖琛对自己的做法颇为后悔，但他并没有改变息事宁人的一贯风格。
文官如此软弱，武官也不管事。闵正凤管辖全省兵力，平时部队不操练，武器不修整。道光二十九年，盗风渐炽，他派兵分头剿捕，但兵力怯弱，不能御敌，武器也不适用。
道光三十年五月，贼匪窜到柳州府治所在地马平县的大发圩抢劫典铺，距柳州只有几十里，闵正凤安坐衙斋，并未亲往督捕。官兵在咸堡攻剿匪徒，阵亡多人，闵正凤仍未渡河救应。
来自民间和监察机关的反映，忠实记录了广西全省的无政府状态。爱新觉罗皇室几乎已经失去对这个西南省份的控制。如果失控范围继续扩大，社会动乱将会影响到周边的广东、湖南、贵州、云南四省，南方的局面将不可收拾。咸丰此刻已经完全明白了事态的严重性，但他对于前朝的文武功臣，对于官军的武功，还怀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以为，只要徐广缙和向荣赶到了前线，一定能够扭转局面。于是他继续守候着前线的战报，暂未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