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史：给曾国藩看相
曾国藩器宇凝重，面如满月，须髯甚伟，正如韩子所云，如高山深林，巨谷龙虎，变化莫测。知府张沣翰说：此人端坐注视，张爪刮须，如同一条癞龙。可惜眉发稍低，生平多劳苦而少逸豫。
积极融入新朝的旧大臣
咸丰皇帝登基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安排先皇的葬礼。本来此事无须他费太多的心力，道光爷生前对一切都做好了安排。他生前不肯乱花一钱银子，连自己的葬礼也设想得非常节俭，朱谕遗命四条，其中有“无用郊配、无用庙附”二条。也就是说，他叫儿子在为他举行郊天祭礼时，不要配祭始祖，也不要修庙附祀，坚持他一贯倡导的节约原则。但是道光爷死后，安葬之事就由不得他了。葬礼是否节俭，要由儿子来决定。咸丰既想让父亲风光地入土，又怕有违先帝的圣训，有些拿不定主意，便叫臣子们详议具奏。
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二十三日，尚未登基的储君奕詝召见礼部侍郎曾国藩，咨询丧礼该如何操办。三天以后，咸丰在太和殿颁发登基诏书。第二天王大臣九卿集会，讨论丧礼究竟该不该从简。曾国藩专折具奏，引用古今制度，建议咸丰不要遵循道光爷的遗命。此议正合咸丰之意。
但凡新皇登基，和前朝的大臣总有一段磨合时期。曾国藩与新皇的第一次磨合，结果令双方满意。二月六日，曾国藩奉到上谕：“侍郎曾国藩所奏，颇有是处；其余京堂及科道等所奏，各抒己见，殊少折中。各折均著发还。”曾国藩以考虑问题周全、能够综合各方意见而得到咸丰的赏识。二月七日召见，曾国藩奏对甚详，咸丰更加高兴。
湘乡人曾国藩在道光朝最后十年每况愈下的国势中，醉心于加强自身修养，文章道德蜚声京城，契合了道光爷的宁静自守之道，得以飞快蹿升，从一个翰林，升到礼部右侍郎。据说他也曾借助穆彰阿的推荐和谋划赢得道光爷的关注，但他并未搅入穆彰阿一党的阴谋与祸害，洁身自好，维持了清望。
但是天下将乱的征兆十分明显，曾国藩也是看在眼中，心为所动，只是不敢妄言而已。作为一名汉人大臣，他的心情十分复杂。他既想维护他所服务的大清王朝，又很想改革官场的弊端，把贪腐无能的满人官员取而代之。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人心思变，是局势突变的精神动力。不少汉人心中蠢蠢欲动。一类人想借此良机推翻满人的统治，另一类人则打算借机建功立业，登上高位，更新朝政的气象。曾国藩算得上第二类人的一个典型。
要让汉人官员更多地参与朝政，在不思更张的道光爷治下没有指望，但是皇位的更迭带来了机会。新皇即位，为第二类思变的汉人提供了表演的舞台。咸丰为了培养忠诚有为的干部队伍，在登基之后不久，就于二月十八日颁发上谕，要求九卿科道中凡是有责任向朝廷贡献智慧的官员，必须从用人和行政的各个方面，谈出自己的真实意见，并且“封章密奏”，与皇帝秘密沟通。
咸丰皇帝号召官员献策，对象没有满汉之分，对于皇帝的号召，满汉官员同声响应。但是曾国藩的积极性特别引人注目。他于三月份上交了一份提案。
曾国藩没有针对行政问题发表意见。他说，人事和行政，两者同样重要。可是各项既定国策都有明文规定，不能轻易更改，所以如今只能在人事方面狠下工夫。朝廷必须感化人才，培养人才，考察人才，从三个方面来抓好人事工作。曾国藩还奉劝年轻的皇帝努力学习，每天听讲，广开言路，根据臣子们的章奏，考核他们的能力。
尽管曾国藩给人的印象是以道德文章为立身之本，但他绝非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此人身上蕴藏着巨大的潜力。如果他仅仅倾心于修身齐家，而忽略了探讨治国之道，那么在咸丰小子打算推行改革的时候，他就不会站出来为新皇谋划，也不可能正中新皇的心思，引得新皇频频垂顾。
曾国藩脑子里究竟有多少想法，谁都莫测高深。从各种迹象来看，他对国家的管理和经营不乏兴趣。在京期间，学界经世济时的新思潮对他颇有触动，他也探讨务实之学，对澄清天下大局颇有见地，只是他明哲保身，不肯向因循守旧的道光爷一吐胸臆。如今机会到来了，只要新皇有心进取，曾国藩就会成为一个前朝的批评者，甚至成为不折不扣的持不同政见者，对当局一贯奉行的军政方针提出另类的看法。
曾国藩深谙机巧权变，做任何事情，都会相机而动。条件没有成熟时，他不会把政见贸然托出。所以他的第一步迈得很小，不谈行政，只议人事。咸丰礼贤下士的姿态，确实激发了这个湖南人心中的热情。但他还吃不准这个穿着皇袍的年轻人能不能容忍臣子们批评政治的弊端和官场的腐败，听不听得进去民生的疾苦，是否会对各种大胆的提案真正产生兴趣。如果咸丰只是叶公好龙，他所言过直，便不免惹来杀身之祸。他上的这份奏疏不过是投石问路，避谈既定国策，只谈人事问题，规避了问罪杀头的风险。
咸丰皇帝很快就表扬了所有敢于大胆进言的大臣。除了曾国藩以外，还有几名汉人官员响应号召跳了出来，但曾国藩在新皇眼中拔得了头筹。上谕写道：
礼部侍郎曾国藩奏陈用人之策，朕详加披览，剀切明辨，切中情事，深堪嘉纳。
咸丰同意曾国藩的请求，允许大臣们保举人才，承诺自己会“广收直言”，并且把这个意思形成文件发下去，希望大大小小的臣工们激发天良，多交提案。
曾国藩向新皇抛出了一块试金石，实验结果表明，皇位上的那个年轻人的确有可能是一块金子。这对曾侍郎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他决定一有机会，就继续向最高统治者提出坦率的忠告。
曾国藩作为前朝得意的大臣，在新主子登台后，公务更加忙碌，接连上折，为年轻的新皇献计献策，同时为家人请求封典，光宗耀祖。他虽是家中长子，却无暇兼顾家事，家中一切，都叮嘱弟弟们打理。
曾国藩与咸丰的君臣之谊，经过曾国藩积极参与朝政，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新皇投桃报李，很快就给他派了一系列美差。四月十七日，曾国藩出任会试复试阅卷大臣；当月二十九日又出任朝考阅卷大臣。五月十四日，奉旨在礼部衙门考试各省优贡。
咸丰皇帝求贤若渴，下诏令部院九卿各举贤才。曾国藩抓住时机，上疏举荐五人。第一个是李棠阶，此人在学政位上归家，一贫如洗，品学纯粹，可任翰林院侍讲；第二个是吴廷栋，此人诚实坦荡，才能干济，深谋远识，可当大任；第三个是王庆云，闳才精识，脚踏实地，可以为一方父母；第四个是严正基，此人洞悉民间隐情，有济变之才；第五个是正在代理浙江秀水县令的江忠源，曾国藩评价他忠义耿耿，爱民如子。
曾国藩所举贤才，个个名副其实，咸丰大悦。他决定给曾国藩压更重的担子。六月四日，曾国藩奉旨兼署工部左侍郎。十天后，钦派朝考拔贡阅卷大臣。这一科录取二百多人。刘长佑也在此科考试拔贡，拒绝曾国藩为他走后门，名落孙山。
曾大臣春风得意，阅卷时又出了利好的大新闻。德清人俞樾所作的《淡云疏雨落花天》一诗，有“花落春仍在”之句，曾国藩拍案叫绝，以为此诗的意兴，与“将飞更作回风舞，已落犹存半面妆”相似，予以佳评。俞樾受宠若惊，以“春在”二字为自己的书堂题名。另有祥符人周星誉作《山虚水深》一诗，有如下诗句：鹤舞深崖月，龙吟大海潮。曾国藩叹道：“此真诗人之作也。”他将周星誉拔置第一，成为轰动京城学界的一件盛事，传为艺林佳话。
此次拔贡朝考，曾国藩遇到一件颇为有趣的事情，又留下一段佳话。
凡是考取一等的考生，可以去当知县，以到省城报到的先后为次序先后补缺。所以，考取知县的拔贡们，只要在京城把凭证领到手了，为了早日做官，无不即刻前往省城。
曾国藩的两个门生获得了去直隶省当知县的资格，同时来拜访曾座师。曾国藩问道：“你二人何时启行？”
其中一个名叫杨毓枬，接口就答：“已经雇了车，马上起程。”另一人则答：“还要整理行装。”
曾国藩想：这姓杨的小子，恐怕是投机取巧之辈。可是过了不久，听说先到保定的不是杨小子，而是另外那人。曾国藩叹道：“人心难测啊。那小杨答得痛快，正说明他为人憨直。而另外那小子，真是太乖巧了。他先一步到了保定，必定先补缺，可想而知，他心里会很得意，但终究难保没有挫折。而小杨必定会做个好官。”
曾国藩看出了真伪，后来给直隶总督写信，为小杨说了一些好话。小杨再次来拜访恩师的时候，曾国藩问他：“上级待你如何？”小杨答：“上官待属吏都好，待毓枬也好。”
曾国藩一听，心想，要是换了别人，回答他的话，肯定会感谢他的栽培，可是小杨连场面上的话都说不来。于是大笑道：“看来你真是个老实人！好，好！”
后来，小杨官至大名府知府，另外那个竟犯了错误，被弹劾罢官。曾国藩的预言再次应验。不过，小杨淡泊仕途。十多年后，曾国藩当了直隶总督，小杨还是没有进步。曾总督本想委他一个代理道缺，他竟推辞而回家去了。曾国藩送他一副对联：已喜声华侔召杜，更看仁让式乡闾。此是后话。
曾国藩在新皇手下继续得到重用，声望日隆，权柄日重，门生故交层出不穷，举荐的贤才得到朝廷重视，手中掌握了大批人力资源，羽翼渐渐丰满。如果没有大规模内战的爆发，这位高官极可能顺利地位极人臣，而不必经历一段波涛汹涌、惊险万状的军事生涯，而他生命中也就缺少了许多传奇色彩。但是道光三十年六月以后，北京已经闻到了南方广西的战争硝烟，这个事件的进程，将把这位长于思辨和文学的大秀才改造为一支新军的领袖。
在讲述后来发生的故事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个传奇人物的成长过程。
曾氏家族的第一个大学生
嘉庆十六年十月十一日，西历1811年11月26日，湘军的第一大佬在湘乡出生。他属羊。
这个孩子属于射手座，一个火象的星座，据说热情的丘比特是它的守护星。火能舔噬万物，象征人的热情和好奇。用星相学的语言，可以准确地描绘他的成长轨迹。这个孩子在学习生活中涉猎广泛，体验丰富，对未来充满希望。长大成人后，他在事业的道路上奋走，为了成功而不眠不休。他是个绝对的完美主义者，天生的使命感驱使他为达目标而不惜任何代价。他是一个行动派，把胜利当作人生的方向。他的不屈不挠，使他成功地组建了中国近代史上一支最强大的军队——湘军，并且统率这支军队打败了晚清最强大的农民运动武装——太平军。一百多年来，人们称赞这位晚清名臣宽容为怀，学识渊博，热情服务，向往开放的文明。
我们还是回到他问世的起点。这个孩子出生在一天中较晚的时刻。他于亥时脱胎而出，那是晚上9点之后。
七十多岁的曾祖父已经入睡。老人梦见一条巨蟒盘旋空中，在住宅四周盘旋，不久进入室庭，蹲了下来。老人惊醒了，睁开眼睛，接着就听说曾孙出生了，脱胎在他做梦之时。这对他是一个莫大的惊喜，他脱口说道：“这是我家的吉祥，曾氏门闾将要光大了！”
这个巨蟒投胎的婴儿出生以后，曾家宅子后面的一棵古树，便有藤来缠绕。树是枯树，藤却是活力很强的新藤，一天比一天粗壮，矫若虬龙，枝叶苍翠，能够庇荫一亩见方的土地，世所罕见。巨蟒和粗壮的藤，都是力量和权势的象征。
这个孩子名叫曾子城。二十七年后，他在京城中了进士，改名曾国藩。
跟大多数婴儿不一样，曾子城是个规矩的男婴，态貌端庄。直到两岁，家里没人听到过他的哭啼声。这个特点，跟我们已经认识的刘长佑何其相似！
母亲江夫人没有得到几天产假，勤劳操持家务，不能看护小子城。这孩子每天靠在祖母王老夫人的纺车旁，流盼花开，聆听鸟语，对他刚刚来到的这个世界，似乎有所领悟。祖母夸他，曾祖父爱他。在这个四世同堂的家庭里，小子城是个珍宝。
曾子城四岁开始在家中接受书本教育。他开始诵读诗书，多有颖悟，令曾祖父更加钟爱。五岁进入家塾，开始识字。七十四岁的曾祖父去世时，曾子城哭泣甚哀，执丧如礼，如同一个小大人。他的举止唤起了家长无比的喜悦，他们从这个小孩身上看到了中国人最看重的品质——孝顺。
父亲曾麟书是一个纯粹的儒家书生，尽管屡次参加童子试都未及格，却在学业上坚持不懈，将家塾命名为“利见斋”。他教授十几个学生，谆谆训导。曾国藩接受了长达八年的家塾教育。
九岁那年，弟弟曾国潢出生，曾麟书笑着对他说：“你有弟弟了。”令他写一篇感想，题目是《兄弟怡怡》。文章写好了，曾麟书一看，笑眯了眼睛，对家人说：“文中有至性之语，必能以孝友承继家业！”
衡阳廪生欧阳凝祉与曾麟书友善，常来家塾，道光四年来访，见了曾子城所写的八股文，极为赞赏。曾麟书请欧阳出题考试，欧阳以《共登青云梯》为题，叫曾子城写一首律诗。
诗成，欧阳览而称善：“此乃金华殿中人的佳句。”他觉得这个孩子一定能登堂入室，决定把女儿许配给他。一首诗写来一房妻室，古往今来，都是浪漫的佳话。
从这一年起，曾子城开始跟随父亲到长沙参加童子试，十五岁就考上了秀才。他比父亲幸运多了。曾麟书四十三岁，刻苦学习，当了二十年的家塾教师，参加了十七次童子试，才补了生员，跻身于秀才之列。大儿子这么早就成了秀才，后继有人，令他喜出望外。
曾子城从十九岁开始，直到二十三岁，先后在衡阳私塾、湘乡涟滨书院和长沙的岳麓书院读书。就读岳麓书院期间，他与一位同学共居一室。曾子城见同学的书案距窗还有几尺，白白浪费了光线最好的位置，便将自己的书案摆到窗前。
没想到这位同学性情暴躁，怒道：“我案头的光，全从窗中射入，你把光遮住了，我读不成书啦。”
曾子城说：“那你要我摆在哪里？”
同学指着床侧说：“摆这里吧。”
曾子城遵命而行。可是没想到，曾子城半夜读书，同学又怒道：“白天不读书，休息时打搅别人！”
曾子城只好低声默念。他安慰自己：有室友如此，正好磨炼耐性。
曾氏家族的日子过得平稳安宁。曾子城二十岁成家立业，娶回了欧阳夫人。三年后，他考中了举人，功名超过了前辈。这是曾家的一件大喜事，这家人世代耕读，总盼着出人头地，三代人的努力，终于熬出了一个大学生。
为了早日踏上仕途，中举之后，曾子城立刻进京赶考。那是道光十五年的会试，曾子城名落孙山。但他仍是曾家重点培养的对象，为了第二年参考，也不回家，留在京师研读经史。他酷爱韩愈的文风，立志仿学，从此钻研古文词。但他第二年会试再次落第，只得离京回家。为了增长阅历，决意游历江南，于是绕道向东。睢宁知县易作梅是湘乡人，途经睢宁时，曾子城拜访了这位同乡。他因久寓京师，手头拮据，向易知县借了一百两银子。
从雎宁南下，经过清江和扬州，抵达金陵。他对六朝故都仰慕已久，游兴颇浓，却没想到这座秦淮河畔的城市，将跟他结下不解之缘。刚借来的百两银子，他在金陵城内挥霍一空。曾子城大把花钱，非为买醉，也非押赌，而是全部用于购书。钱花完了，书还没买够，于是典押衣裘，补充不足。提着大包小包的书籍，溯江而上，返回湘乡。
此行借钱不少，回家已囊空如洗。曾子城颇为不安。到家后，告诉父亲，他买回了廿三史。曾麟书询问哪来这许多钱，听他说了原委，为儿子爱书而高兴，嘴里却训诫道：“你借钱买书，为父不惜为你还债，只要你能用心研读，就对得起为父了。”
曾子城听了此话，如同头上套了紧箍咒。从此清晨起读，半夜方休，纵览百家，几乎一年足不出户。
道光十七年（1837）十二月，曾子城再次进京赶考。没有盘缠，向亲戚家借贷，携带三十二缗钱上路。抵达北京后，还剩下三缗。公车寒苦，他恐怕算得上当时最寒酸的一个了。
本科会试，大学士穆彰阿是钦派大总裁，考官还有朱士彦、吴文镕和廖鸿荃。曾子城考取了第三十八名进士。房考官为季芝昌。四月份，正大光明殿复试一等，殿试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一等第三名，进呈道光皇帝，拔置第二名。五月二日引见，改翰林院庶吉士，进入了国家最高学术机构。
考取进士以后，曾子城改了名字，我们以后就得叫他曾国藩了。
功名终于到手，曾国藩狂喜无比。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回家，和家人分享喜悦和光荣。
八月份请假离京，与凌玉垣和郭嵩焘同行。从陆路走到襄樊，登船抵达安陆，遇到大风，前后左右的几十艘船全部倾覆，唯独曾国藩的船安然无恙，似乎上天刻意保佑这位新科进士。
曾国藩年底衣锦还乡，在荷叶塘是一件莫大的盛事。曾氏一族自从移民到湖南的衡阳以来，没有一个人在科举仕途上成功。祖父曾玉屏有心扭转这个局面，要求子孙读书应考，在家中接待文士，给予礼遇。现在，这位老人如愿以偿了。
曾氏家族几代人终于盼来了这个令人激动的时刻，曙光已经升起，而曾玉屏依然健在，亲眼看到孙子点了翰林，六十岁老人心中的喜悦，真是无法形容。其实这还只是好事的开头。这个孙儿真是争气，后来官至学士，祖父神志仍然清朗，又平添一份喜悦。孙儿官至侍郎时，祖父活着看到了他成为高干。京城的官员，据说都没有曾国藩这样的福气。
曾翰林回家，亲友来贺者络绎不绝，曾麟书大摆酒宴，款待客人。既是升学宴，又是升官宴。曾家上下，人生中也许没有比现在更为惬意的时刻。酒宴散后，祖父特意对儿子交代一番，叫他格外照顾这个长孙：“咱家以农为业，虽然富贵，也不能忘本。他当了翰林，事业方长，家中衣食不要他管，以免分心。”
从此以后，曾国藩安心做了十多年京官，未曾受到家庭的拖累。
圣贤是这样炼成的
曾国藩的家族为他衣锦还乡而狂欢的时候，也许没有发现他的内心深处正在悄悄发生一种深刻的变化。这个功成名就的湘乡青年，并未陶醉于人生得意的风光时刻，而是竭力地寻求冷静和淡定。他在踏上仕途的同时，为自己开启了一个以读书为基础的自我修炼课程。尽管这种修炼在形式上与出家人的做法有很大出入，但其实质上都是为了修心养性，遵循清规戒律，追求做人的某种超脱境界。这是一种内心的修炼，其核心是严格的自我反省和批判，具有相当大的私密性，所以他经常撰写一些不会示人的论文。
曾国藩衣锦还乡之后，在家乡待了一年多时间。为了对自我改造的过程有迹可循，他开始书写日记，逐日记注所行之事和所读之书，名曰《过隙影》。他从道光十八年（1838）四月开始游历湘南，或许是为了到大自然里寻求适合内省的环境。仕途上的成功鼓舞了这位年轻士子的进取之心，在湘南的山水之间，他立下一个宏愿，要成为一名鸿儒，一代哲圣。
道光二十年（1840）正月，曾国藩回到了京城。四月十七日散馆，考取二等第十九名，引见皇上，授职检讨。
大约在七千英国官兵侵占浙江定海的时候，曾国藩在北京大病一场，差一点丢了性命。亏得同寓的湘潭人欧阳兆熊护持，六安人吴廷栋为之诊治，病情渐减，能够喝粥了。这场病耗去了他两个月的时间。朝廷派他担任顺天乡试的磨勘官（考卷复审官）。
在鸦片战争的硝烟里，曾国藩的目光始终追随着理学的光芒，热衷于自我的完善。对于一名年轻的京官而言，在国家遭受外侮的形势下，一味地扪心问学，琢磨做人之道，很有些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味道。
第二年，鸦片战争还在继续，国难进一步加深，而曾国藩的理学修养又上了一层楼。此年七月，善化人唐鉴从江宁布政使任上奉调进京，出任太常寺卿。曾国藩慕名拜访，跟随他讲求为学之方。这时他的治学方向出现了分歧，也许社会的现实对他有所触动。他开始从历史上寻找借鉴，访求经世之学。但另一方面，他仍然没有放弃写诗作文。
但是唐鉴的指导把曾国藩推向了一个斜面，为他的自我修养注入了新的动力。这位理学大师鼓励曾国藩专攻义理之学。曾国藩天天捧读朱熹的著作，在宋代儒学上狠下工夫。
此年十月，他出任国史馆协修官。
道光二十二年（1842），曾国藩更加致力于程朱之学，同道中人有蒙古人倭仁、六安人吴廷栋、昆明人何桂珍、仁和人邵懿辰等，大家往复讨论，互相勉励。
曾国藩专攻理学，对他而言是选择了一条充满荆棘的道路。他要迈过的门槛太高，因为从理学的观点来看，这个刚到而立之年的士子，不但有年轻人的通病，而且比一般人病得更重。
曾国藩身上的毛病实在太多了。好色，吸烟成瘾，爱睡懒觉，起居懒散，心浮气躁，争强好胜，爱交际，打牌下棋，饮酒喝茶，言不由衷，等等。他意识到，如果放任自身，按照理学的标准，他就会一无是处。因此他喊出了一句极端的口号：不为圣贤，即为禽兽。此话令别人颇难理解，对他本人却很贴切。
曾国藩骨子里是一个热爱生活的男人，可是为了至高无上的理学，他只得时刻跟自己过不去。夫妻性生活，若有忘情之时，超出了规范，他便谴责自己“房闼大不敬”。朋友娶了小老婆，他缠着朋友把那女子叫出来一见，事后懊悔，责怪自己“狎亵大不敬”。听别人谈说美女，心中便生羡艳，他咒骂自己“真禽兽矣”。与人交往，有了过节，心中愤愤不平，甚至肆口谩骂，他叹息自己与禽兽无异。朋友聚会，他的眼光老是瞟向美女，见了朋友女眷竟出语调侃，他觉得自己“直不是人”。下围棋赢了，便扬扬自得，“可鄙可丑”。户外刮大风，还无法静心在家读书，又出去串门，回到家里，又哀叹自己无可救药。
在曾国藩的时代，无人敢于倡导人欲的横流与个性的张扬，曾国藩随便照一照镜子，就能看到自己身上有一大堆毛病。也许正因为毛病太多，他意识到自己更要效法圣贤，愿意比旁人付出更大的代价。因此他在日记中载明自己的过失，痛心疾首地反省，力求改过。他每天对自己的言行必有记录，成为必不可少的日课。每月作诗、写古文若干篇，这是月课。课程共有十二条，条条都是针对自己的毛病。第一要主敬，克服轻佻；第二要静坐，避免串门；第三要早起，整治贪睡；第四要读书不二，以免学习不专心；第五要读史，为自己寻找借鉴；第六要谨言，收敛夸夸其谈；第七要养气，打消心浮气躁；第八要保身，杜绝作息不定和有害健康的习惯；第九要日知所亡，为自己敲响警钟；第十要无忘所能，激励自身；第十一要作字，锻炼恒心；第十二要夜不出门，自绝于夜色中的诱惑。
曾国藩不仅时刻检点自己的言行，也看不惯别人的毛病。他好为人师，随时随地劝诫，与人共勉。
曾国藩身在京师，身边的士大夫几乎没有不吸烟的，除了水烟与旱烟，还有所谓的“潮鼻大”三种。潮，是指潮州烟；鼻，是指用鼻子吸的烟；大，则是指鸦片。
有一天，曾国藩家乡的总角之交李广文前来做客。曾国藩知道他吸鸦片，便对他加以规劝。
李广文说：“我吸的烟只有一种，曾公则水旱潮鼻四者都吸，那又是为什么？”
曾国藩一听，冷汗直冒，当即正色说道：“从今天起，请你戒掉那一种，我戒掉我这四种，行不行？”
李广文告别而去。后来曾国藩出山办理军务，屡次邀请李广文前来幕府，好不容易请来了，问他为什么总不露面，李广文惭愧地说：“自从与曾公约定，听说曾公早已戒了，而我仍然没有戒掉，所以不好意思来见曾公。”
曾国藩对他心生怜悯，亲自为他布置坐榻，让他坐在烟具旁，和往常一样交谈，最后叹息道：“你老了，不必当官了。”然后送给他二千两银子，把他打发回去。这也是后话。
曾国藩修身有道，试图影响三个弟弟。那段时间，九弟曾国荃在京城陪伴大哥。父亲叫他留住京城寓所读书，让大哥为他讲课。
曾国藩的日课中有书写小楷一项，每天坚持不懈。写的人不烦，看的人都烦了。曾国荃知道大哥厉行修身，却对他的执著不以为然。有一天，朋友给曾国藩推荐一名仆人，他不打算留用，而仆人恳求不已，曾国藩对弟弟说：“这人跟我死纠缠，我竟没法打发他。”
曾国荃说：“大哥，你只需把你所写的白楷给他看，他必然会心甘情愿地走了。”
曾国藩对弟弟的调皮无可奈何，只能狠狠地瞪他一眼。
曾国荃在京城住了一年多，决定回乡学习。曾国藩送他到都门外的卢沟桥，吟诗送别。
诗中有句：辰君平正午君奇，屈指老沅真白眉。这是他对三个弟弟给出的评价：曾国潢四平八稳，曾国华机灵乖巧，而曾国荃是最棒的。
总之，年轻的曾大人以做人为本，刻意塑造自己的形象，醉心于文章道德，在追求安定宁谧的道光爷眼里大放光彩，仕途十分顺畅。道光二十三年（1843）三月，他在翰詹考试中名列二等第一名，奉旨以翰林院侍讲升用。
对于翰林而言，翰詹大考是一个难过的关口。京城人有一首打油诗，专讲那些平日里趾高气扬的翰林们，在大考前如何捏着一把汗。
金顶朝珠挂紫貂，群仙终日任逍遥。忽传大考魂皆落，告退神仙也不饶。
野史说，这一届大考，曾国藩是侥幸通过。他们的主考官是许乃溥，一位老翰林请他关照：“许大人，学生只求无过，不求有功。”
许乃溥说：“考完后，在卷上洒几点墨水，以便辨认。”
老翰林感激万分，心里有了底，欣然应考。
曾国藩在做完考卷之后，把墨笔套上，不小心挤出了几点墨水，沾在卷子上。许乃溥阅卷时，以为是老翰林的卷子，将其列为二等末名。
阅卷完毕，呈交御览，道光爷详加批阅。看到二等卷，抽出最下面的一张，就是曾国藩的考卷，还没来得及过目，侍臣找皇上奏事，道光爷匆匆将卷子发出，曾国藩的卷子便摆在二等之首。于是曾国藩很快升为侍讲。
如果此事属实，那么曾国藩官运真是太好了，连老天都在帮衬他。
此事过后不久，曾国藩又通过任职考试，奉命出任四川正考官。大热天出差，走到保定府就生病了。扶病而行，行至西安。陕西巡抚李星沅将他请到衙门，提供医药，将养几日，起程入蜀。抵达成都之后，接到吏部通知，已于七月十五日补授翰林院侍讲之缺。
从这时起，曾国藩有了自己的门生，在官场内有了羽翼。
在八旗子弟骄奢淫逸的京城，曾国藩的清贫自守引人注目，声望节节高升。他在北京居留四年，宦况清苦，力行节俭，遇到穷困及有疾病死亡者，总是慷慨解囊。办完四川的学差，得到一千两银子的薪俸，全部寄回家里，接济家族之用。
道光二十四年（1844）四月，曾国藩再次通过任职考试。道光爷于当月二十日在勤政殿召见他，命他出任翰林院教习庶吉士。九月份，分校庶常馆。十二月七日转补翰林院侍读。
第二年三月，曾国藩出任会试同考官。这一科湖南有八人考中，籍贯都是长沙府。贵州考中的举子，黄辅相与黄彭年二人原籍醴陵。状元为萧锦忠，朝元为孙鼎臣。去秋乡试，南元为周寿昌，也在这一科进了翰林。曾国藩当时管理长沙郡馆事，题名那一天，写了一副对联：
同科十进士，庆榜三名元。
于是留下一段科举佳话。
当年五月二日，曾国藩升授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六月转补左庶子。
曾国藩注重理学修为，讲求平心静气，跟道光爷粉饰太平的国策正相吻合。他在道光朝得意于仕途快进，固然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另外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是穆彰阿的提携。此人位高权重，处心积虑，为自己网罗人才。他是曾国藩的会试总裁，有心提拔门生，为己所用，常对道光爷称赞曾国藩遇事留心，可以大用。
野史上有一个著名的段子。有一天曾国藩忽然奉到上谕：道光爷第二天要召见他。当晚他在穆彰阿的府邸借宿。第二天进宫，内监将他领进一殿，并非平时等候召见的地方。过了中午，还不见皇帝召见。不久，里面传来口谕：“明日再来可也。”
曾国藩出宫，回到穆彰阿府内。穆相询问奏对情形，曾国藩摇头叹道：“没有见到皇上。叫学生明天再去。”接着，他把等待召见的处所描绘了一番。
穆相凝思片刻，问道：“你见到壁上所挂的字幅了吗？”
曾国藩回答：“学生诚惶诚恐，哪有心思四顾！”
穆相怅然说道：“机缘可惜啊。”他来回踱步，想了一会儿，召来一名干练的仆从，吩咐道：“你马上带四百两银子进宫，送给内监，请他用蜡烛照明，将那殿内壁上的字幅为本相录下来，这些银子就是给他的报酬。”
他叫曾国藩仍在府内下榻，明早入宫。
第二天，曾国藩觐见时，皇上垂询的问题，无不有关殿内壁上所挂的历朝圣训。曾国藩胸有成竹，奏对称旨。
事后，皇上对穆彰阿说：“你说曾某遇事留心，果然不错。”
曾国藩从此步步高升。
道光二十五年（1845）夏天，曾国藩发作了癣疾，到秋天才稍微痊愈。从此以后，癣疾年年发作。这种皮肤病给他带来终身的痛苦，但也令人想到他有可能是一条真龙，因为他的皮肤有如蛇皮，时时抓搔，鳞屑簌簌，散落于地，即便在接待客人时也不停抓挠。
宋人王安石也有这种疾病。王安石是进贤人饶氏的外甥，舅舅的下属见他的皮肤如同蛇皮，用不屑的眼光瞪着他说：“你这种货色也想做官？”
王安石不久考中了进士，给那人寄去一首诗：“世人莫笑老蛇皮，已化龙鳞衣锦归。传语进贤饶八舅，如今行货正当时。”
曾国藩的这个病症，令人想到他日后的富贵。事实上他的仕途也是走得很顺。此年九月二十四日，他升授翰林院侍讲学士。十二月十二日，补授日讲起居注官。十天后充当文渊阁直阁事。
曾国藩地位名望渐显，而祖父健在，家道兴旺。以他的修养，自然要力戒骄傲。他把书斋题名为“求阙斋”，除了长辈幸福，他希望凡事都不要那么美满。这也是一种牛气，只有功成名就的人才有资格去求不圆满。像左宗棠那样怀才不遇，像胡林翼那样家道中落，生活中处处有阙，恐怕是不会刻意求阙的。
曾国藩难得之处，在于得道之时，力戒骄矜。他把做人的功夫练到了家。同乡京官及进京应试的举子，遇到生病或缺钱，都来求助于他。曾国藩说：“银钱则量力资助，办事则竭力经营。”于是人人说他厚道。和他相比，尊他为师的江忠源在京城并无根基，也无收入，舍身为人，似乎更不容易，因此曾国藩对这位弟子颇为钦佩。
又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曾国藩奉旨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道光二十七年（1847）十月，出任武会试正总裁，录取六十四人。又出任殿试读卷大臣。李鸿章、郭嵩焘和李宗义都是这一科的进士，成为曾大人的门生。又一年，奉命稽查中书科事务。这时他已是副部级的高干，名望渐崇，仍然好学不倦。他采辑古今名臣大儒言论，分条编录为《曾氏家训长编》，分为修身、齐家、治国三门，其下又有三十二个章节。
道光二十九年（1849）正月二十二日，曾国藩奉旨升授礼部右侍郎。道光爷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对这位臣子频频召见派差。八月二日，曾国藩奉旨兼代兵部右侍郎。八月二十五日，出任宗室举人复试阅卷大臣。九月十七日，出任顺天乡试复试阅卷大臣。十月四日，出任顺天武乡试较射大臣。
曾国藩进步迅速，门生众多，拥有了斡旋于官场的资本。道光皇帝统治的最后十年，中国社会的底层动荡不安，造反的暗流汹涌翻滚，随时可能喷射而出。曾国藩这个从湖南僻壤中走出来的贫寒学子，恰好在这十年内靠着处世为人的成功，也靠着难得的运气，顺利完成了身份的转换，登上仕途，节节高升，为他在未来突变的局势中飞跃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