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少女时代
地铁中，炙热的橡胶散发出温暖的芬芳，透过地面的排气格栅缓缓渗出。列车和轨道摩擦时发出悠长的尖叫，告诉人们列车将要到达或离开。在车门关闭前，沉闷的喇叭提醒人们最后的登车时刻。许多巴黎人避开街上的地铁格栅，或直步迈过，更不会注意它散发的气味、热量和声音。我喜欢关于地铁的一切，尤其是气味。对于我，这就是巴黎，一个充满对比和矛盾的城市。即使在今天，有关地铁的体验仍包围着我。它轻声告诉我，我到家了。我深呼了一口气。第一次到巴黎时，我才十六岁。此时，我走出美国中西部的故土，再次踏足巴黎，融进这幅美丽的画面中。
我的父母和他们的朋友都喜欢圣路易斯的生活。那里环境优美，郊区井然有序，街道上排列着整齐的百岁老树，安全的学校和高品质的文化社区遍布其中。我们住在克里夫科尔（Creve Coeur）郊区，那是公认的养育儿女的好地方。换句话说，如果你的孩子适应女童军、钢琴课和体操队的优雅氛围，这确实是个好地方。但我并不是这样的孩子。我五音不全，肢体笨拙，也无法胜任女童军的任务。
我的父亲是一名诉讼律师。从大学退学后他成了一名演员，在世界各地演出。祖父突然过世，他回到家中，重新认真对待自己的前途（幸运的是，那时他可以参加律师资格考试）。小时候，父亲从他喜爱的地方收集葡萄酒。我时常模仿他内行的样子，鹦鹉学舌般说出波尔多、勃艮第、托斯卡纳、皮埃蒙特、阿尔萨斯等地区的葡萄园名字。我还模仿他喝酒的样子，首先让酒在嘴内流淌，然后吸一口到喉咙中，尽力品尝到他所说的浆果、泥土或蜂蜜味。这时我脑海中浮现出这些遥远的地区，想象自己身临其中，毫无口音地说着当地的语言。
我的母亲想方设法在舒适的小世界附近寻找让我们领略自然美景和艺术气息的地方。在炎热的夏天，我们会去一个名叫“穆尼”的室外露天剧场，一边看经典音乐剧《窈窕淑女》和《红男绿女》，一边还得驱赶蚊子。我们也会去当地林区徒步，在洞穴探险。有时，我们会驱车到天文馆。我跟随最亮的星星，渴望它能带我到一个新世界。我并不是不喜欢自己生活的地方。很多时候，我的童年幸福而完美。问题是，我沉迷阅读，又是个梦想家。我想探索一个更大的世界。虽然妈妈安排的一切短途旅行不能将我留在圣路易斯，但她一贯以审美看待事物的方式却激发了我的兴趣。她经常告诉我不同事物在视觉、听觉和感觉上的细微差异，激发了我的感受力和好奇心，让我看到一个更大的世界。最终，我冲出了自己的第一个舒适区：圣路易斯。（当然，她希望我大学毕业后能回到她深爱的城市。）
强烈的求知欲驱使我如饥似渴地学习，争取优异的成绩。老师认为我是个“羞涩的好孩子”。我离群索居，活在自己的世界中，同学给我贴上“势利”“冷漠”的标签。我不爱群体竞争，时刻沉浸在喜爱的书本、电影和电视中，总之，我喜欢带着故事的东西。在1974年，人们都认为内向不是好事，孩子需要纠正它，就像纠正龅牙或近视一样。妈妈不停地鼓励我参加活动，将我从自己的世界拉出来，可我成功地躲过了各式体育队、俱乐部、歌唱队和啦啦队。（妹妹苏珊娜和安德里娅和我不同，她们爽快地接受妈妈的鼓励，在社交和体育上表现出色。）我不是不快乐的孩子，但我知道，我对别人渴望的东西没兴趣。
作为家中的大姐姐，我肩负着带头责任，也拥有自己的特权。也许由于社交笨拙，反应迟钝，也许由于姐妹间的竞争，我远不是理想的大姐姐。苏珊娜比我小三岁，我们和天下的姐妹一样整天吵架。我时常为她“模仿我”而恼怒，虽然实情并非如此。她常让我和她玩，我一般都会拒绝，唯一例外的是睡觉前。她已经昏昏欲睡，但我仍会哄她玩编故事游戏，各自讲些虚构的故事。最小的妹妹安德里娅比我小八岁，金发碧眼，异常可爱。由于年龄差距太大，我通常会躲开她，免受干扰。
十五岁那年，我到当地公立学校上学。懒惰的老师用死记硬背的方式教学，不少学生刚吸过大麻，在课室中睡着了。课后，一些学生在学校大厅贩卖毒品。我恳求父母准许我申请到校风严谨的约翰伯勒斯高中（John Burroughs high school），它是市内唯一非教区男女同校的私立学校。虽然学费昂贵，但父母很赞成我的提议。入校并不容易。我参加了入学考试，成绩仅仅过线，列在候补名单中。幸运的是，那时刚好空出一个位置，于是我挤进去了。
第一天，我穿着最漂亮的嬉皮女衬衣，踏上了学校的石阶。走廊漫长，墙壁上镶嵌着护板，迎面满是身穿大学预科校服的学生——色彩明亮的法国鳄鱼衬衫（衣领坚挺地竖立着）、莉莉·普利策、裤子（印有海龟或别的海洋生物）和棕色的船鞋。这里大多数学生从幼儿园开始就是同校学生，社交圈子非常固定；而且，整个学校只有几个犹太人。我为自己的犹太身份苦恼。
一天早上，我回到学校，看到储物柜上涂着“下流的犹太人”几个字眼。我的家人自认是“归化”了的犹太人，我对犹太信仰从来没有特别感情，看到这些字眼时，我更加愤怒。我一直觉得，“犹太人”只是我DNA的一部分，就像有的人长着棕色眼睛一般。这时我才明白，不管你怎么看自己，别人仍旧有不同的看法。
虽然这种反犹主义并非公然的仇恨，但却非常普遍。对于我们这些不合常规的人，这仍旧是不舒服的。我记得某年的圣诞活动，学校挑选一群面容姣好的学生重演耶稣诞生。活动出勤是强制的，退出活动的唯一方式是解释自己的宗教背景。虽然这不是基督教活动，但我不满它单单选择了基督教的主题。为什么不纪念犹太教的光明节？为什么不重演犹太人在马加比家族带领下重夺耶路撒冷第二圣殿，献回上帝？为什么不庆祝在其他文化和宗教中同等重要的节日？也许，这是因为学生群体大多都有基督教背景。如果情况如此，这就带来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如果我不参加，就会被大部分人孤立。这是困难的取舍。最后，我还是极不情愿地参加了。唯一避免尴尬的方式是与其他犹太人坐在一起，让自己觉得这是一种“反抗”，虽然很蹩脚。
偏见通常是各式各样的。我相信，在人生的某个时刻，人们会“温柔地鼓励”你遵循某些不舒服的规范（实际情况是，你别无选择）。作为一个渴望成功的少女，我惧怕不合群的后果，也害怕别人苛刻的论断。当我后来成为奋力攀上高管的职业女性时，我注意到越是微不足道的偏见，就越加阴险凶猛。你可能有过这样的经历：某天，一位同事向你暗示某个偏见（关于你的性别、身高等特征）。这样的偏见不会威胁你的事业，也不会造成什么伤害，却让你异常难受。你接下来可能会奋力反击，但这只显得你防卫过度，因为这些偏见并不犯法。这样你就犯下了小题大做的错误。多年来，我渴望取悦他人，厌恶批评他人，这种作风取得不错的效果，还帮我爬上公司的高层。但我后来发现这也是我的某个阴暗面，它让我无法认清我是谁，我在乎什么。如果你一直谨守游戏规则，特别是某些不合理的“规范”，你肯定带着某种局限性。有时你会淹没在舆论的漩涡中，最终失去自我。
第一次法国之旅
在高中的岁月中，我艰难地逆流而上。只有在一些优秀老师的课堂中，我才找到温暖的心灵家园。他们打开我的视野，让我看到一个新世界；他们点燃了我的激情，让我体验到超出舒适的圣路易斯的事物。其中一个老师有着最合适的名字：浮士德。他是我的演艺老师。他热爱戏剧，说话带着辛辣的机智和讽刺，深得我的喜爱。他激发了我对表演的爱好——这是我高中三年唯一痴迷的活动。浮士德先生手中拿着剧本，吃力地走上舞台，喘着粗气。他手腕夸张地一挥，示意我的同台伙伴走到一旁。他顿了一下，擦拭眉上的汗水。接着，他让我读出男角色的台词，而他则负责我扮演的角色。我意识到，他想让我仔细体会另一个角色的内心，倾听他听到的台词，感受他对我说话时的感受。浮士德先生正在教导我在说话之前学会倾听。这个练习能让我走出舒适区——过去我只是记住自己的台词，现在我突然站在他人的立场中。更具挑战性的是，当浮士德先生扮演我的角色时，我必须带着深刻的反思倾听。他不是直接告诉我怎样表演，而且让我从他人的角度观看自己，感受自己，理解别人对我台词的反应，借此提升表演技巧。这是多么不可能，我在想。这个技巧要求你既能沉浸在自己的角色中，同时也能从别人的角度看自己。无疑，这个小技巧能培养一种自我意识，让我们“换位思考”，既从别人的角度看待事物，也能承受各种不确定感和不适感。在随后的职业生涯中——从第一次面试，到面对庞大的观众，到成为高级执行官，做出影响巨大的决策——换位思考的能力带给我惊人的效果。
剧场体验让我体验到各种身份，认识到进入他人世界的重要性。性格羞涩并不意味着我对别人没有兴趣，相反，我对他人异常敏感。我可以看到别人表达身份和感受时的最细微方式。由于害怕暴露自己，我对他人的生活抱着强烈的好奇心，逐渐变成一个敏锐的观察者。
此外，我在法语班上也找到了乐趣。法语教师斯坦利女士描述巴黎古迹，或纠正不规则动词“是”（être）和“有”（avoir）的时态变化时，眼睛闪闪发光。后来，我才欣赏到巴黎本身也是不规则的，这也许就是吸引我的地方——它有惊人的美，但并不完美，优雅和粗糙夹杂在一起。那里有着巨大宽广的街道和精致蜿蜒的小街。考究的男人穿着粗条纹灯芯绒裤和花呢外套，走在上班的路上，旁边匆忙路过回家途中的皮加勒（Pigalle）妓女。她们戴着闪亮的金色假发，穿着紧绷的黑色渔网丝袜，涂着鲜艳的口红。这就是我所钟爱的矛盾的巴黎。第一堂法语课，我对法国城市或文化还不甚了解，只知道“r's”能发出的可爱喉音。但出于直觉，我感到很快会到那里。
刚好，爸爸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这对我很有帮助。虽然他只到过法国两次，但口音却完美无瑕。他在高中时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学法语。一开始只听声音，以更好地吸收、模仿发音，然后重复读音，直到第二年才用教科书。我深信，唯一像法国人一样说话——并且像法国人一样欣赏父亲喜爱的优质奶酪和葡萄酒——的方法，是在法国家庭中生活。我央求父母夏天能让我到法国一趟。
这样，我和其他留学生一起抵达了戴高乐机场。我们要在巴黎过一天，然后到全国各地的寄宿家庭中。穿过机场狭窄的走廊，走上自动扶梯，我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而当时我还不知道这次历程有多重要。我刚踏进未知的生活，既兴奋又害怕。
带着长途飞行的倦意，我们被领进一辆公共汽车，前往“光之城”——巴黎。鼻子紧贴车窗，我弯着脖子想看到整个凯旋门。接近凯旋门的基座时，公共汽车以惊人的速度驶入车圈中。我还没有来得及欣赏它的优雅和威严，汽车已经急速转到香榭丽舍大街上。我的心在狂跳，泪珠在眼中打滚。打动我的是一种对照感：洁净雄伟的凯旋门和四周风驰电掣的汽车形成一种对比。这紧抓着我的心，久久无法散去。阳光穿过云层，照耀在荣军院金色的圆顶上。此时此刻，我渴望着将一切留在记忆中：弯曲的鹅卵石街道，悠长的警笛，土色建筑上闪烁的金光，甚至公共汽车司机的高卢人青涩气味和隔夜的酒味。
第二天，还没有在飞机时差中缓过来，我就乘火车驶向寄宿家庭。我颇感忧虑。几周前，我用最好的法语水平精心写了封介绍信——爸爸还纠正了很多文法错误——但却没有收到回信。而且，这个项目的所有孩子都与寄宿家庭有着愉快的通信往来。我最终收到了一张字迹潦草的精美明信片——很明显，它曾经寄丢了。我注意到明信片上签着几个名字：多米尼克、托马斯、卢卡斯、亚瑟。这个家庭全体成员都是男性吗？多米尼克是个男性还是女性名字？我真不知将要接触的是什么家庭。
我在普罗旺斯一个叫卡尔维松（Calvisson）的地区下车。实际上，这是个非常小的村庄，坐落在一条蜿蜒的乡村公路旁，距离尼姆（Nimes）约半小时车程。下车后，我在人群中搜寻接待者，心中一阵惊慌。他们忘记了我吗？终于，我听到一个女人在叫我的名字。起初，我没有听出她是叫我，因为她将Maureen读为“Mo'r'eene”——用卷舌音读“r”，还按法文发音方式将词末的“n”读出来。听上去，这像唱歌而不是说话。后来我才知道，这种发音方式是这个地区的普遍特征。叫我的女人带着大圆框眼镜，镜片有可口可乐瓶底那样厚。她紧张地挤过人群，手中拿着一块写着我名字的面板，和一头棕色卷发一起有节奏地弹跳着。
“欢迎！我是多米尼克。”她用法语说。于是，多米尼克成了我寄宿家庭的妈妈。她伸出双臂，圆形的身躯拥抱着我。我倾斜身子，按照传统见面礼吻她两下。令人惊讶的是，她的手仍旧停留在我肩上，我们只好又吻一次。“我们这里吻三次，”她带着温暖的微笑，“我们在法国南部，比巴黎人更热情。”她将我拉到一辆雪铁龙轿车中，径直驶向家里。
他们的房子是排屋中的一间。排屋位于狭窄的街道旁，每户都有明亮的绿漆门，整齐有序地嵌在金色的石灰岩墙壁上。推开门是一个小院子，院中的桌子上铺着一块鲜艳的黄色桌布，上面摆着一瓶新鲜的野花。炎热的夏日，蝉声如雷，我几乎听不清多米尼克在说什么。但这根本不重要。我已经疲惫不堪，看到新家庭的女主人后就已经很安心了。
多米尼克带我穿过院子，进入屋子。我瞥了一眼厨房，看到五颜六色的蔬菜——西红柿、胡椒、南瓜和茄子——堆满了购物篮，还没有来得及整理。烤迷迭香的气味提醒我，午餐时间快到了。多米尼克带我到二楼小楼梯尽头的房间中。“放好你的行李，”多米尼克说，“然后我们一起吃饭，再到海滩。”海滩应该很远，我想，但我热爱阳光和冒险。那时，我真的很高兴听懂了“plage”（海滩）这个词。“我两个儿子卢卡斯和亚瑟已经在那里，”多米尼克说，“啊，两个男孩——我多么走运！”
多米尼克和我坐在院中的桌子旁。我还未成年，但她给我倒了一杯冷瑰红葡萄酒。法国这个地区的特色风味是山羊奶酪。在圣路易斯，父亲已经让我尝到第一口山羊奶酪。但是，这次餐后尝到的奶酪完全不同。桌子摆着三个盛着奶酪的小圆碟。最大一块奶酪有着棕褐色的、皱巴巴的表皮；第二块则更小、更平滑，周围有一圈灰色的粉尘；第三个碟子上的奶酪最小，非常紧凑，不均匀，几乎全黑。多米尼克让我从第一份（也就是最软的一份）开始，然后再尝剩下的。她解释说：“奶酪越硬，味道越浓。”在法国，人们有一种非常精确的吃山羊奶酪的方法——品尝任何一丝美味的次序。人们必须从最淡的奶酪开始，既保持味蕾的敏感性，也让味蕾逐渐展开，以便完全感受最浓烈的奶酪。我用刀使劲切开那块“最温和”的奶酪，接着，像花生酱一样涂到法式长棍面包上，但柔软的面包芯只是卷起一个个小球。我看了一眼多米尼克，她从山羊奶酪上切出一块完整的三角形楔子，紧紧地夹到长棍面包里，娴熟地咬了一口，再长长地吸了一口葡萄酒。她用这种方式品尝了每种奶酪，但却让我不要试最浓的那块……现在还不是时候。我已经垂涎欲滴。那块零碎的面包和奶酪还没有到口，桌上陈年奶酪的辛辣气味已经撩动鼻子。在奶酪接触到舌头那一刻，我相信以后再也不会吃美国的山羊奶酪了。厚实的乳状奶酪炸开了味蕾，我的舌头搜刮着嘴巴每个角落，不放过任何一丝味道。我很快学会品尝山羊奶酪的仪式：放慢，回味，尽情享受，这象征着法国人对待美的方式。
很快，我们要到海滩。我走进房间，翻出泳装、几条短裤和一件T恤，然后冲回车里。他们的雪铁龙车型是2DS系列，车身修长。当引擎发动，减震系统浮起来，像一只随时起飞的飞碟。最后，我们确实“起飞”了，从乡村公路走上“国道（二至四车道的更高速的道路）”，再进入“高速公路”。多米尼克和我聊起来，问了我很多关于家庭的问题。我只能含糊地用简单的单音节词作答。如果没有到法国，我还以为自己法文不错。多米尼克一直使用一个我难以听懂的短语：mon fang。她牙痛吗？为什么她经常使用这个表达？这个词与我有多少兄弟姐妹有什么关系？我的法英字典此时毫无帮助。
路上的时间比预期的要长得多。黄昏将至，我怀疑我们到了海滩后是否还有时间游泳。我开始想象大海的样子，它躺在拉格朗德默特岸边那些巨大怪异的高楼之间。当我们绕过一座金字塔形的公寓大楼时，我在想，为什么在法国如此精致的文化中会建造这样丑陋的建筑？在我看来，法国文化只会盛产二人餐桌上各式的山羊奶酪和新鲜野花。这里的一切建筑并不像教科书中看到的蔚蓝海岸照片。
我们将汽车停在拥挤的停车场中，穿过到这里汽车露营的人海。多米尼克自豪地走向我们的“大篷车”，这是一辆白色的拖车，带着一个遮阳篷。我顿时明白我们将在这里度过整个周末。是的，整个周末。可我只带了一件T恤，几条短裤，没有牙刷、睡衣，甚至没有一套换洗内衣。当我笨拙地解释我的困境时，多米尼克突然拥抱着一个高瘦而优雅的男孩。她说：“这是亚瑟，你的弟弟。”他歪斜嘴巴，微微一笑，倾斜身子礼貌地吻了我三次，这是咸而多沙的吻。接着，一个身材矮点的年轻人走来，他同样高瘦，但胸膛满是毛，胡子有几天没刮。多米尼克自豪地宣布：“这个英俊的男孩叫卢卡斯。”卢卡斯将披肩卷发随意扎成一条马尾辫，匆匆地吻了我三下。这两个年轻人就是我的法国新兄弟。
我们走进狭窄的旅行拖车，我又一次向多米尼克解释没带换洗衣物。她终于听明白了，大笑着向我保证，白天我可以穿“泳衣”，她就能帮我洗内衣，太阳足可以在晚上前将衣服晒干。我对她如此轻描淡写感到惊讶。她还说：“我们在海边，没关系。”和深爱的人在一起时，法国人不再顾及琐碎的东西，他们会凑合着过下去。
多米尼克的丈夫叫托马斯，是个机械师。长年辛勤的劳作让他双眼眯成两道狭窄的缝，只透出一丝蓝光。他头发很厚，打着发蜡梳到后面，像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男士复古发型庞毕度（Pompadour）。这样，我和寄宿家庭所有成员见过面。我打量着这台小型的旅行拖车。我们睡觉睡在哪里呢？拖车后部只有一张大号床，大概是多米尼克和丈夫睡觉的地方。到了晚上，我才知道男孩们和托马斯睡车外的遮阳篷下，多米尼克和我睡车内的床上。“我很乐意让出床位。”托马斯将沉重的手搁在我的肩上，向我保证。满是沙子的床铺让我不适，但我无暇顾及。一来旅途颠簸，倾听南方歌唱一般的口音之吃力，让我精疲力竭；二来，第一次见到家人让我满怀兴奋。我很快入睡，身旁是法国新妈妈温暖柔软的身体。
第二天早上在公共浴室是一个彻底放松的时刻。我走进隔间，待在属于自己的空间中，享受片刻不说法语的自由。抬头淋浴时，我忽然发现隔壁的年轻男子从隔板顶部看过来，脸上带着开怀的笑容。我尖叫起来，试着将他赶走。不幸的是，这惊动了旁人，他们纷纷问道：“没事吧？”“发生什么了？”“一切还好吗。”这种侵犯深深伤害了我。当我告诉两兄弟时，他们都觉得我大惊小怪，但觉察到我的不安，发誓下次站在旁边保护我。法国人对裸体有着不同的态度。在美国，裸体代表着性，对于十六岁的“好女孩”来说是禁忌。人们认为，公众裸露或被人偷窥是不对的，这会暴露了自己的脆弱性，招来危险。然而，法国人认为裸体是自然的，甚至是一种美。在法国，不同年龄、体型的女性裸露着上身晒太阳，孩子们在海滩上一丝不挂地嬉戏，没人对此大惊小怪。我羡慕法国人能坦然接受自己的身体，渴望某天我也能不顾他人的指指点点，勇敢袒露身体。
回到卡尔维松，我才知道弟弟亚瑟是个芭蕾舞者。他准备到巴黎音乐学院学习几周。房子末端有一间装着双层玻璃门的小书房。亚瑟偶尔会出现在那里，播放优美的古典音乐，关门练舞。我经常躲在门边，偷看他在音乐节奏中流畅地舞动着，面孔甜美而宁静。除了在圣路易斯看过《胡桃夹子》外，我不知道如何欣赏芭蕾。但亚瑟的舞蹈让我深深地着迷。有一次，他的眼角余光发现了我偷窥的秘密。他大笑起来，好像他的秘密也被我发现了一样。他邀请我进屋里坐下观看。看到他的身体在面前跳跃晃动时，我努力抑制着眼泪。后来，等他放学回家后，我都到书房看他练习。不幸的是，他很快要去巴黎，后来受训于鲁道夫·努列耶夫（Rudolf Nureyev），成为巴黎有名的舞蹈家。
我对法国文化、风景和品位的体验日益深入。那个夏天每时每刻都充斥着各式冒险。我们度过无数慵懒的炎热夏日。我们听着蝉鸣，走在城外的土路上，与邻居一起出行，逛各地的杂货店。乡村本身就是一个让人充分体验感官愉悦的地方。夏末是薰衣草收割的时刻，空气每个分子都洋溢着醉人的芬芳。这种气味之浓郁不限于嗅觉，它好像能进入你的每个毛孔。多米尼克经常割下干枯的薰衣草，用印着知了影子的黄绿色普罗旺斯布料包裹起来，与抽屉里的袜子等衣物放在一起。
我们还到了生产山羊奶酪的农场，整个旅程并不芬芳。这里，人们不仅满怀敬畏地品尝山羊奶酪，从合适的制造者手上购得同样重要。我的寄宿家庭为认识优质的奶酪制造商而自豪。他们觉得，在人口不到4000人的小镇中，那个牧场主出产最好的奶酪。说那里是一个农场似乎有点褒义，它只是一个摇摇晃晃的老棚屋。奶酪生产者像法国普通的牧场主，有着一双粗大而胀鼓的手，长年的田中劳作让他的手纹变黑。他长着一张红脸，脸颊和鼻子爬满细纹，这是长期早晨喝红酒的习惯造成的。农场中有一个木棚、一堆箱子和遍布草地的山羊。当然，我还闻到我们购买的奶酪，作储存用。这种“优质”奶酪像岩石一般坚硬，辛辣这个词语难以描述它的口感。这就像将一团芥末放到口中：你的眼睛难以自控地掉泪，鼻子痉挛，后脑刺痛。强烈的刺激让我浑身颤抖，我怀疑只有法国人才拥有这种后天习得的品位。
体验不适的事物，放下先见之明，走入他人世界，这对于我至关重要。这就是我生活的方式，别无他法。我希望探索生活的历程就像学习一种新语言一样。例如，我当然可以通过看教科书、记单词和遣词造句学法语，但真正学法语的方式是从英语环境中抽离出来，只说法语。在纯法语环境中，我需要随机应变，而不是墨守成规。如果我看到一把伞，我尽量不去想英文的“umbrella”和对应的法文翻译“parapluie”，而是直接用法语思考。这时，你不再是留意单词和语法，而是留意到词语之间的彼此关系。因此，我需要忘记自己学过的语言和语法规则，进入全新的语境中，用新的方式去倾听和表达。
在那个夏天，我通过最简单的日常习惯了解法国人，如“l'heure de l'apéro（开胃酒时刻）”——备受尊敬的鸡尾酒时光。无论一天如何忙碌，“开胃酒时刻”照常不误。这是一个必要的停顿，一个坐下来反思、闲谈、玩法式滚球的时光。在法国南部，你能喝到茴香酒（Pastis），一种甘草味烈酒，必须与普通餐用矿泉水调和饮用。每天晚上，我的寄宿家庭会提供不同类型的茴香酒。在普罗旺斯没有人会为你调酒，或问你喝什么。人们都假定你喝茴香酒。有些家庭甚至能自制这种酒。在开胃酒时刻，桌上放有一个玻璃瓶，贴着保乐力加（Pernod）标签，盛满了水，还有几个长而高的玻璃杯。也许还有一块冰块，但不会太多，法国人很少用冰。海明威曾写过茴香酒遇到水的著名段落。茴香酒刚从瓶中倒出时还是透明的液体，一旦与水结合就变得浑浊。单单看着茴香酒在水中变形，闻着它散发的茴香，我已经有点眩晕。
“开胃酒时刻”是一种美的仪式——在晚饭前，你停下手头一切工作，单纯地享受整个世界。我的家人放缓心情，欣赏身边万物固有的美丽。对于法国人，这种人生姿态是隐秘的，但却是他们的天性的一部分。这个时刻唤醒了我的所有感官，让我充满活力。
即使在小镇上漫步，我也觉察到感官苏醒后的变化。在法国南部，我没有课程、工作或朋友，不受任何规则管束。有时，我们只是在乡间漫步，和打扫门前台阶的邻居彼此致意；有时，我们走上蜿蜒的泥路，爬到村庄顶部。空气干燥，我们的脚步带起一团团灰尘，我总是感到口干。卢卡斯会向路人介绍我，他们只是朝我点头微笑，不知道对这个“美国人”说些什么。有一天，我们登高望远，爬上一个比村庄更高的山坡。在山顶，我顿时喘不过气来，不是因为攀登的劳累，而是面前的景致。面前似乎什么也没有，没有修剪整齐的花园或惊人的建筑，也没有历史遗迹。看到的只有一望无际的野花：红的，黄的，蓝的，从修长的黄草中探出头来。我久久凝望着村庄，沉浸在难以置信的美景中，贪婪地享受着一切——时间似乎停止了。
我也想念父母，但在法国的日子实在太精彩了，我竟然有点乐不思蜀。偶尔，我会用古老的法国电话打给父母。电话是暗淡的军绿色，有着大而笨重的话筒，比小时候的美国话筒重很多，但电话的拨号盘非常干净、优雅，它的简约很好地体现了法国设计的精髓。对于法国人，一切都是重要的。是的，一切。而意大利人则非常不同，他们认为装饰艺术只是一种工艺而已。但法国人认为，事物的意义来自事物的内部，来自大地母亲。所以说，在意大利，是人在“制作”电话；而在法国，是电话“制作”了自身。
告别法国南部的夏日时，我哭了，多米尼克也哭了。她没有女儿，生活中能有一个年轻女孩相伴是甜蜜而温暖的。而且，我觉得她身边需要有更多女性。法国已经是我的家，告别它让我痛苦。我知道我的世界已经发生改变，现在只是新生的开端。
回到圣路易斯好像到错了一个地方。克里夫科尔的法文意思是“破碎的心”，这恰恰描述了我返美后的心情。弗吉尼亚·伍尔夫在《达洛维夫人》（Mrs.Dalloway）中写到她同时活在生活里面和生活外面，这就是我回“家”后的感受。我渴望重回法国，听到法语，再次说起这种语言。我立刻计划如何可以返回。
法国打开了我的世界，我比过往更能享受生命。那种完全沉浸在陌生地域和文化的体验无刻不在影响我，它只可意会，难以言传。这次经历成了我生命的精神支柱。究竟是什么在影响我？是法国吗？是法国人欣赏美的缓慢生活吗？是法国人热爱世界，拥抱悖论的生活方式？还是我刚找到新鲜自由感让我能够对抗保守的美国中西部生活？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我认为答案是：关于法国的一切。日后，随着职业不断发展，我才知道法国影响我最大的是：它唤醒了我的感受，让我在最能派上用场的地方发挥感受力。最后，法国让我明白了一种悖论之美。在大学中，我更深刻地明白了这种美；在香奈儿和盖璞工作中，我证实了它的正确性；在离开香奈儿CEO岗位前，这个领悟启发了我培养一种强大的、主动的领导力。
结语
说了“最后”，我想起了一件事情。二十年后，我在距离卡尔维松附近的吕贝宏（Luberon）度过了许多夏天。这让我最终明白了“mon fang（多米尼克和村民的常用短语）”的意思。那是在一家小店中，一个屠夫一边切着肉片，一边向顾客抱怨着酗酒懒惰的儿子。他不停叹道：“mon fang。”
那刻，我忽然明白mon fang事实上是一个长句：“M'enfang was mais enfin!”在普罗旺斯，法国人说话时通常省略句子词语，将几个词语一同说出来。Mon fang就是将这个句子的开头（M'en）和结尾（fin）连起来的读音。我们知道，巴黎人读“enfin”的“in”时读作“eh”，而法国南部人则读为“ang”。这个句子表面意思是“但最后……”但我能感到它有更含蓄的意思。事实上，这个句子表示人们接受了生活的不如意和美的瑕疵。我认为，这种态度打破了表面上一成不变的规则。它在说：最后，虽然生活有诸多不测（我们会遇到各种不幸、陷阱和局限），但世界上仍存在更重要、更深刻、更本质的东西，我们很容易会错过它们。那么，是什么让你热爱你的热爱？那里面容易被错过的更重要、更深刻、更本质的东西，你错过了吗？你到底错过了什么？你该如何找回它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