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依旧的青山上，看看欲坠的夕阳，有人认为这是沉沦，有人则认为这是进入了人生最高的境界。
朋友刘心宇君从日本来信说：“昨天去了趟名古屋的大喜梅林，此境地不由使我想起达夫先生之《沉沦》，在仰望蔚蓝色空谷的一瞬间，我告诫自己抱住正气，千万不要患上达夫先生当年的刺激性神经衰弱症。”
读罢信，我的眼前浮现出一幅大喜梅林的风景。尽管我从未去过那里，但由那些草、树、泥土、流水以及云烟构成的能够诱人沉入颓唐情绪中的特殊景态，不知怎的，竟让我联想到了唐诗中的“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这孤寂的一联。
刘心宇作为访问学者去日本已经半年，之前，他来我家住过一个晚上，其意一在话别，一在想听听我对他东渡扶桑的意见。我说，世俗的生活美学评判一个人的成功与否，主要是看他和社会的融合程度——如果社会是一杯水，你就必须是一匙速溶的麦氏咖啡，其可溶度几近百分之百，反之，如果你是块永不被水溶化的石头，你就不会得到社会的承认，至少在你活着的时候。心宇很快明白我的意思，他说：“是的，生活的勇气不在于参与社会，而在于把自己从社会中分离出来，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
我相信我的这位朋友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他的职业造就了他的“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江湖客形象。但是，从他的这封来信中，我依然看到了他的困惑。
日本是一个经济至上的国家，支撑人格空间的不是“义”而是“利”。带着传统的人格去那里的人，会被压抑得喘不过气来。此情之下，人要么就是参与进去，变成经济动物；要么就是分离出来，成为现代社会中自我放逐的鲁滨孙。想做到后一点，是很难很难的。
水虽然没有能力溶化石头，但完全可以污染石头。最低的限度，它可以让石头与它同凉同热。正是这种社会的温差，使刘心宇无法守恒于他在中国大地上培养出的水火既济的气功态。
所以，面对大喜梅林，他差一点患上了与半个世纪前的郁达夫同样的“刺激性神经衰弱症”。应该说，产生这类毛病，其因还是在于社会。
几乎每一代的圣贤，都哀叹“人心不古”，促使“世风日下”的主要动力，乃是来自人类本身不断膨胀的欲望。宋代的朱熹看到这一点，所以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老先生却不知道，这样做又压抑了人性，使人失去了创造力。既不压抑人性又能制欲，把二者统一在一个可让大多数人能够接受的“度”上，这个人就必定是人类的救世主。问题是，这样的救世主不可能出现。
所以，人类中的智者，就分成了两大类：一类是速溶咖啡式的，力争百分之百地融入社会，使社会有滋有味；一类是石头式的，目的是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保持一个完整的自我。前类智者推动了历史的前进，但把社会搅得天昏地暗的也是他们；后者只求从精神上解脱自己，但却把一个人应当担负的社会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中国古代的士大夫，或者说今天的知识分子，许多人都看到了这两者的利弊，也试图去伪存真，把两者的优点统一起来，提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内圣外王”“性命双修，儒道同怀”等口号，但从实践看，很少有成功的典例。我想个中原因，还是因为“鱼与熊掌不能兼得”。
由于两种处世哲学的源流不同，想做兼型人便只能是一个悲剧。而且，芸芸众生对速溶咖啡式的智者，可谓众星捧月、趋之若鹜。至于石头一类的智者，则只能是惺惺相惜，在很是窄小的范围中相濡以沫。
好在这类人不求闻达，有闲情，有逸志，有深山古寺的钟声可以咀嚼，有不用一钱买的林泉风月供他消受。这话不对，现代的林泉风月都被围进了风景区的院墙，想欣赏，请买门票吧。这样的门票，我手中怕攥有百十来张了。
所以，人类的发展，是以人之个性的萎缩来换取“类”的物欲的欢乐。但是，毕竟更多的人，是处在非常尴尬的生存状态中，他们一方面渴求成功，如此，则要百分之百地融入社会；一方面，他们又想尽力摆脱世俗的挤压，争取更大的个性空间。心宇君恐怕就属于这种，他的确成功了，成了娱乐圈中的名人。但一旦远离喧嚣的世尘，独自面对一方纯净幽美的风景，他立刻就会卸下人生的“累”，并感到生命的乐趣不在于拼搏，也不在于成功，而在于一份难得的悠然。晋朝弃官归隐的大诗人陶渊明，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那种生活，该是多么令人羡慕。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这感伤的词句，其意在规劝我们不必那么浓墨重彩地渲染人生的风景。坐在依旧的青山上，看看欲坠的夕阳，有人认为这是沉沦，有人则认为这是进入了人生最高的境界。
1992年2月28日下午于潇潇春雨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