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末期政治混乱，社会不安，首先发生了黄巾之变。接着，后汉灭亡，中国进入三国鼎立的局面，后来虽有短暂的一统局面，但旋即进入长期分裂的状况。在这政治、社会都不平衡的状况下，在政治上，后汉延续而来的地方势力逐渐掌握中央官位；在文化上，则产生逃离儒家道德束缚的玄谈局面，逐渐促成儒家与道家混融的现象。
后汉灭亡，三国魏成立以后，为了把汉朝的官吏以及后汉新产生的地方势力纳入新政府底下，创立了九品中正制。地方上的郡都设有中正，中正负责调查郡内有才德的人士，然后按九品等级分类报告中央政府。中央先将官吏分成九品，然后把地方送来的报告跟中央的分类互相比较，再任命被推荐者适当品位的官职。乍看，这似乎是一个很公平的任官方式。其实，后汉时，地方豪族已经拥有超群的财力与武力，而且掌握了地方实权。其馆舍、田亩遍布州郡，荣乐甚于封君，势力有如郡守、县令，犯法不究，养士可为之效命，由此可见这些地方豪族的势力。如果他们有意当官，州郡是不敢不推选的，结果，九品中的上位自然不能不归豪族名门的子弟所有。加上魏晋时代一直动乱不安，豪族的势力越发强大，士庶逐渐没落，终为名门豪族所吸收。名门豪族也就慢慢成为一大势力。因此，地方官所判定的品位，豪族绝不落于二品以下。相反，苦学没势力的读书人却永居九品的下位。这种“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情形继续发展的结果，便是名门豪族独占中央官位，享受豪奢生活。总之，九品中正制是六朝文化的一个源泉。
六朝文化的另一源泉便是所谓“正始之声”。儒学在汉代前后将近四百年的期间一直被奉为官学。但是儒学到后汉末年已经逐渐丧失其原有精神，开始分化成两个方向：一是儒学成为名士导引太学生批评时政的基础，另一是儒学家沉潜于经书词句的繁琐注释。前者导致部分儒学者逃离儒家伦理，遁入清谈；后者则导致部分学者反叛儒家，也同样遁入清谈。但是，社会不安的影响，绝不能忽视。“正始之声”似乎可说是清谈之始。
后汉末期，注释儒家经书的学者，往往五个字的一句话要推演成两三万字，它的繁琐可以想见。在后汉前期，由于儒学是官学，是升任官职的阶梯，一般青年还肯勤学进修，换句话说，国家的权威还有吸引青年进学的力量。但到后汉末期，由于政治腐败与军人跋扈，国家权威逐渐衰落，儒学也就相对式微了。何况华北一带连年天灾战祸，青年们当然无法潜心读儒家经典了。加上曹操只重实用的人才，不重道德的操守，儒学也就更加衰退。据说，在魏齐王曹芳正始年间（公元240年至公元249年），参加朝政的四百多位官员中，通礼制的不到十人。虽然如此，但不能因此就说不愁衣食的名门子弟已经扬弃学问之道。九品官员依然是有儒学修养的知识分子，只是新的青年学生已经从经典训诂的暗诵中解放，而能自由选择古籍，用自己的想法配合感知的解释，并扬弃古说的束缚，得以自由谈论。
首先促成这种学风的就是正始年间的学者何晏与王弼。他们喜欢研究《易经》、《老子》与《庄子》。由此展开的儒学，自然与汉代的儒学不同。他们把探究、体认老子之“无”的学问称为“圣人之学”。王弼（公元226年至公元249年）的一位朋友曾问他：“圣人孔子不是没有说过‘无’吗？”王弼回答说：“圣人孔子是一个曾体认‘无’的人，‘无’不应该用语言来教，所以不谈‘无’。老子还没体认到‘无’，所以常常说‘无’。”何晏是何进的孙子，他的母亲是曹操的妾，他娶曹操的女儿为妻。他长于魏廷，成人后过着相当放荡的生活，终于被杀。他认为孔子跟老子都是圣人，圣人是体认“无”的人。王弼和何晏在正始末年相继去世。他们破坏传统儒学、崇尚老庄的言论被称为“正始之声”，西晋时已经逐渐扩大，到东晋时，跟清谈结合，而成一时风尚。他们以“无”作为万物的根源，可说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
王弼、何晏首先破坏传统的儒学，接着便是“竹林七贤”的扬弃儒家伦理，而在自然中过着悠游自在的生活。所谓“竹林七贤”是指魏晋（西晋）时代的阮籍、嵇康、山涛、向秀、阮咸、刘伶、王戎七人。他们活动的地区是山泽竹林甚多的河内山阳，这地方“百卉吐芳华，崇台邈高跱，林木纷交错，玄池戏鲂鲤”，是个山灵水秀的地方。他们各有自己的个性，但是都喜欢酒，喜欢音乐，喜欢议论，尽量避免世俗多礼的生活，主张自由自在的生活，以期达到老庄的豁达境界。
他们的生活态度未必正确，但在人性自觉这一点上，却有突破传统的权威束缚、追求自由的意蕴。他们的这种生活态度到东晋以后逐渐扩展，开启了东晋的清谈风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