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我有了知识，懂得一点世事，已经是清末民初，二十世纪初年了。我们这一代的人，总留过辫子的；假使辫子就是过去那一世代的影子，我们总是属于旧一代的人。我们的思想、人生观、社会观和世界观，也和我的嫂嫂那一辈的小脚一样，虽是放掉了，还得前尖后跟塞上了棉花，不成样子的。（一个天足的小姐，要她想象祖母时代的小脚生活，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条散乱的索子，我姑且从一九〇九年（清宣统元年己酉）说起。那年冬天，我第一次离开了自己的家，独自寄居到相隔五华里的石埠头的大姑母家中去。这五华里的间隔，就像万里投荒那么远；虽说是大姑母的家，表兄表姊比自己的兄弟姊妹，还亲密些；却满腔想家的念头，简直无法消解。那一个多月的寄居，就仿佛一个世纪那么久。那一场虚惊，虽是“虚”的，却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上。说是张山土皇帝造反，那个穿戏台上龙袍登基的草寇，叫作杜以勇；他啸聚了百来人，有如《水浒》上陈达、朱武据了少华山，要称孤道寡了。（我后来了解，那是从台州来的烧柴客，有如南宋的方腊的。）从刘源垄传来的消息，说是这位草王，要动兵下山，来割两个人的头，一个是白沙镇陈义泰的老板，又一个便是先父梦歧先生。诚所谓一夕数惊，家父就把我们分寄在几处戚友家中，我年纪小，叫我跟表姊一起。有一天晚上，我们听到了从刘源垄那边传来的一片枪声，接着又看见半山一片火光。汪家老亲翁对我说：“张山打仗了！”到了第二天，消息传来，张山攻破了，草寇杜以勇也擒来了。再过几天，这位土皇帝就在白沙镇市墟上斩头示众，成千的人去看热闹。这阵造反的罡风就这么吹过去了。大概杜以勇斩了头的第三天，先父就叫人来把我接回去的。一路只听得往往来来的人在谈斩头的事，一直谈了几十年；抗战初年，我从战地回家乡去，还有人说起这件大事呢？在他们的印象中，好似台儿庄之战还比不上张山那一仗的热闹。
也就在抗战初期，我回到了家中，第一次上了张山（那时，我在刘源上面，买了一所小房子，恰好在张山底下）周遭走了一转，不觉失笑了。这么一个小小的螺蛳壳，如何做得了道场呢？从军事观点说，霸守了龙门山（黄大仙的家），倒比张山有发展余地，可见所谓草寇根本不懂得什么军事形势的。（后来，日军攻占了金华，就在龙门设炮兵阵地，并不投入张山的死谷中去的。）假使太平盛世，筑室张山隐居避世，有如魏叔子（禧）兄弟上翠微峰（宁都），那倒是不错的。不过，隐居的梦，也不容易做的。
其后二年，辛亥革命到来了。我们乡僻地带，交通阻梗，不知秦汉，遑论魏晋，如“革命”这样的名词，从来没听到过；乡间所说的，还是“造反”，说是有人卖“九龙票”。“九龙票”，我也一直没看过，后来才知道这是光复会徐锡麟、秋瑾那一派所干的，我们那儿，只有蒋鹿珊是那一党的头儿。
我们那山谷村落，实在太偏远了，视野实在太小了，像阿Q所看见过拿打狗棒的假洋鬼子，连影子都没见过。所以，革命消息刚传来时，先父并没什么反应；他虽是康梁派维新变法的信徒，要他造反，还是不敢的。一天下午，先父的知友，孙子翼先生来了，这位孙先生，那时在杭州两级师范念书，带了一番新道理回来，跟先父畅谈了一番，先父才豁然贯通；他虽是考中了秀才，在种族革命观点上，用不着那个“忠”字。第二天，便叫我们剪了辫子，他自己也剪了辫子，变成革命党了。“造反”一变而为“革命”，我那小脑子是想不通的。不过剪了辫子，倒是好玩的，带上了鸭舌帽，站在床上给妈妈看，我们就像一个小兵丁了。
辛亥那年冬天，乡间真是乱糟糟得很，比张山造反那年还要可怕。四近村庄，都办起团练来；先父是我们那一“都”的带领人，团丁的枪枝火药，都摆在我们的厅堂上。育才小学临时散了学，团丁就在我们的操场上操练。那些武器，有鸟枪，有抬枪，都是前膛枪，从枪口加火药和铁子，火信就安在枪的脚跟上，发了一枪，就得重新加火药加铁子，得有五六分钟的间隔。有人有一支双筒的短枪，好似西部片中的猎枪，已经算是利器了。此外还有几支毛瑟枪，是老式毛瑟，后膛，一弹一发，也算是新武器了。谈起来，连抬枪都是神威惊人，老毛瑟当然看作是厉害家伙。其他的武器可多了，斩马刀、朴刀、长枪、标枪，一大堆。巡哨时候，所有武器一齐出动，看起来威风凛凛。好在那个冬天，谣传虽多，并没有什么风吹草动。很快就转了民国，知县大老爷滚了蛋，民事长以公仆姿态出现了。知县大老爷出巡，鸣锣喝道，那场面够威风呢！我还跪在堂楼前阶石上迎接过大老爷。一成为民事长，一点儿架子都没有，那就毫不出奇了。民初的地方行政官要转点政治作风，所以有点朝气，颇有民主作风。不过，民国一来，我这个现现成成快要到手的“秀才”，也跟着不见了。——清末学制，小学毕业相当于旧制的秀才。育才小学第一班，刚好辛亥那年毕业，而我则是第二班。那时，大中小学都是春季始业，跟后来的秋季始业，也不相同。
那时有一个新名词，叫作“瓜分”，深深印在我们的心头，想起来似乎比“革命”深刻得多。我记得庚戊那年，有人到我们育才小学来讲话，我已记不起是谁，也不知道他怎么说，只知道他说了一番以后，大家都哭起来了，说是要瓜分了。“瓜分”究竟怎么一回事？照他说瓜分以后，亡了国，我们都要变成外国人了。变成外国人，又怎么样呢？大家都说不出来，为什么大家哭得那么伤心？我们年纪小当然更不懂了。后来，我推想，这位痛哭流涕的志士，一定是卖“九龙票”的革命党，他是危言耸听，要鼓动大家起来革命的。我们年轻时，宇宙很小，杭州就像天边那么远；说到上海、苏州、南京，那就像到另外星球去，连想都不敢想的。所以说到了“瓜分”，好似天就要塌下来了。
在我们乡间那一角上，育才学堂是一堆新的火种；自从先父办了这间小学，便日新月异，一天一天不同了。种种新名词接连地灌输进来。第一件大事是劝女人放脚；小脚究竟有什么好处？我也说不出来。不过乡中有一句古话：“买牛要买两只角，讨老婆呢，讨一双脚！”脚一大，那位小姑娘，就失去了风韵，好似花朵失去了香味。先父既然要维新，就要我们来劝亲戚朋友的女孩子们赶快放脚。我们唱那首“缠脚的苦，最苦恼”近于山歌的歌，又响又起劲。不过，要人家放脚也真不容易。他们第一句话，是：“是不是你们蒋畈曹家，一定会娶了做媳妇？你们不要的话，嫁不出去怎么办？”这就难住了我们了。先父以身作则，舍妹一直没缠过脚自不必说。我们的表姊后来是我们的长嫂也开始放了脚。还有一位我们称之为大姊的女同学，也放了脚。那位G姓女孩子，她的脚本来裹得不怎么好，可是，我们不曾答应她的婚事，那就不敢放起来。从提倡放脚到小脚绝迹，先后也得经过三十年的悠长历程，可见除旧立新，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第二件事是种牛痘，就是那位W小姐的父亲，他先到我们那一带来推广，印了许多红红绿绿的传单，到处在分发，他就开始在那一带替幼童种牛痘了。（单就发传单这一点，已经打破农村社会的传统了。）反正一年之中，只有春天这一季，得种牛痘；种了牛痘，的确可以避免天花。我是第一个种牛痘的农村孩子。（先兄种了好几回牛痘，都不曾发过；后来出了天花，可真危险万状，几乎死去呢！）我们乡间，本来通行吹鼻苗的，牛痘一通行，也就绝迹了。臂上小小刀痕，一点也不痛。而且，种了痘，就有时鲜笋尖、鱼汤可喝，孩子们开心得很；我的痘是大发了的，臂上就留着大颗痘疤。说起来，一般民众都是现实得很；利之所在，也就有人愿意接受了。
接在牛痘之后，洋油、洋灯、洋布都进来了。究竟这些洋货怎么来的？洋货来了，土货会有什么影响？我们全不明白。我的一生，上半段养成了这么一种观念：凡是新的，总是好的。那时期，我们还不曾听到过所谓“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这一类名词，也不曾看见过一个洋人。后来我从文明小史一类小说，看到洋灯初到苏州的耀眼文字；跟我们小时候的心理，也正差不多呢！
我说过的那位陈义泰老板，他是白沙镇上一位地方绅士；他家中与众颇不相同，他家造了三层楼，南向的窗镶的是玻璃片窗，乡人称之为玻璃镜屋。还有一架嘀嗒嘀嗒会响的自鸣钟。后来，先父也从兰溪城内，买了一座自鸣钟回来，这可把我们乐死了。它就整天嘀嗒嘀嗒走着。哪知走了八天，它却停住不走了。后来才知道要它走是要替它按时上发条的，慢慢地，这件新奇宝贝也就平淡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