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个人的生命根源来说，我永远是我父亲梦岐先生的儿子，却又永远是先父的叛徒。一个经过了几代挖泥土为活的贫农家庭，祖父永道公一生笃实和顺，委曲求全；有一年，天旱，邻村土豪霸占了水源，祖父不惜屈膝以求，先父愤然道：“我们为什么要向他哀求？”便拖着先祖回家。这便见先父的反抗压力的精神。先父之所以要在耕余读书，要参加科举考试，要背着宗谱到金华去考试，这都表现他不为环境所束缚的威武不能屈的气度。
先父从杭州应了乡试回来，接受了维新志士的变法路向；一回到家乡，便把学校办起来。在我们自己的厅堂上办育才小学，已经招来亲友们的窃笑，说先父是书呆子。而进一步，把通洲桥头的观音堂的庵中佛像拆了，办起乡村小学来，那真是犯众怒的大事。却一肩独当，居然做成了，这就使亲友由惊疑而钦佩了。先父青少年时，身体很怯弱，二十八岁那年，大病几乎死去。其后，他处在危殆境况中，总是说：“我譬如二十八岁那年死去了，怕什么！”除死无大难，这就战胜了横逆之境。看起来，先父那么一个瘦弱的身子，却有着钢铁般坚强的意志，我阅世六七十年，能如先父这样敢作敢为的汉子，就很少了。
有如范仲淹那样，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公而忘私的人，世人一定看作是大傻瓜。先父说了要维新，便一一做了起来。女人要放脚，儿童要受教育，革命就剪了发，事事切实去做。辛亥革命，废旧历，行新历；先父便要我们在阳历去向亲友贺年，到了旧历新年，就不让先母招呼贺年的亲友，这虽是小事，做起来，就十分别扭的。他要兴实业，就要家中人，种桑养蚕，纺纱织布，还开了一家小小的布厂。我们在小学读书时，先父就划了一亩水田，给我们种稻、种麦、种豆，从插秧到收割，让我们一一做起来。因此，我这个书呆子，对所有田间的事，一一都熟知，我还会养蚕养蜂接桑。我一向看不起孔老夫子，因为他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的人。先父虽是圣人之徒，却是要我们学农学稼，走的是许行的路子。
表面上看起来，先父是朱熹一派的信徒；朱子的《近思录》和《小学》，乃是教导我们立身处世入门功夫。但在躬行实践上，却和北方学人颜元、李塨的路子相吻合。而他那年从杭州回家，带了一部《王阳明全集》回来，他的关心社会治安，培养民间新风尚，敢作敢为的立身之道，实在和王氏相符合。这种种，正如朋友们所称道的“蒋畈精神”。这是维新志士所带来的朝气，但先父并不如康梁那样浮夸，也并不想投入政治圈子，只是一点一滴在地方自治的文化教育下功夫就是了。因此，先父的施为，颇和陶知行先生的晓庄工作相吻合呢！
先父这位圣人之徒，他只从孟子的议论中知道有所谓“异端”杨（朱）墨（翟）；他从来没看过《墨子》和《庄子》《列子》之书。其实，先父一生摩顶放踵，以利天下而为之，是一个墨子之徒。而我呢，却是一个老庄之徒，正是孟子所谓“异端”。到了先父晚年，扬名声于四近，一提到“蒋畈曹”，有着敬而畏之的意味。真所谓“邪不敌正”；我们那一边区，真是烟赌盗窃丛生之地；他以一手之力完全肃清掉。地方自治，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除恶务尽，无权无势，怎么做得到？居然做到了，乡人奉之若神明。先父逝世了，乡人都说他到某地做土地神城隍神去了；乡人都相信，只有我不信。
我的舅父，他是独生子，给外祖父母娇养惯了，吃喝玩赌吹，无所不能；先父疾恶如仇，凡是他所要禁绝戒绝的，舅父无一不染上了。可是，舅父老年时，却对我说：“四近百里以内，没有人不怕你爸爸的，只有我一个人不怕你爸爸；可是，不怕你爸爸的人，总是没出息的！”这就说了他心底的话了。要说舅父是软弱的人吗？他七十五岁那年，感怀身世决定要自杀了，如杨白劳喝下盐卤去。喝盐卤自杀，是一件极苦痛的事，他有那么大的勇气，却耐不住赌博的诱惑。这件事，对我是了解人生的一课。
先父是一个防微杜渐，而且以身作则的人。我六七岁时，旧历除夕，跟邻家女去赛“字乌”（一个钱的正面，便是字，反面便是乌；三钱在掌，谁得的字多为胜），先父便叫了回家，狠狠打了我一顿，我一生不爱赌博，和那顿教训有关。我对先父，“畏”的成分多于“敬”；他只怕孩子们玩物丧志，因此先父生平，是不让我们看社戏的。（他决想不到，我到了中年以后，倒成为地方剧曲的研究者呢！）他以坚强意志来克制种种欲念，立志成为圣人之徒，因此，我一直怕了他，不肯和他相接近。别人都以为先父只痛爱我这个孩子，我呢，却畏敬而远之。二十岁以后，我一直在上海做事，年节也很少回乡去。有一回，一位至亲到上海来看我，对我说：“你知道你爸爸怎么对我说？他说：‘别人都说我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实在呢，我是养了四个女儿！’”这番话，深深地感动了我。原来他是把热情的火团，用灰盖了起来，时时怀念着我们的。那年，我回乡住了一个夏天，秋初回上海去，先父一直送我们出门，送了一程又一程。其明年，先父便卧病了，病了十八个月，便逝世了。病中，我曾在床的另一头陪着他，却已补不了先前对他的疏远了。先父对先兄聚德管责得最严厉，对我次之，到了四弟，先父公务太忙，管束最松。后来，我才知道先兄的受责，有时是“挞伯禽以教成王”之意，这当然不是我们所能领会的了。不过父子之间，究竟该怎么来教育？自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大问题，古有易子而教之说，也值得研究一下的。
先父是一位笃实的理学家，他对程朱学说和儒家思想的笃信，已经到达要排除佛道各派思想的程度。他要把“居敬存诚”功夫灌输到我们这一代，让理学在我们心灵中生根，其结果是失败的。但我一生对于恋爱会这么认真，也还是受了理学的影响。有一件事，我在这儿郑重说一件旧事：先父病危时，有一天，忽然要叫我母亲备一份香烛到庙中去祈祷一番，而且吩咐她不要我们知道这件事。我忽有所感：先父到了最后，对灵魂来世的事，无法安顿；这样的矛盾，颇值得体味的。于先父死后，乡间传出了他出任某处县城隍的神话，我已说过了。先父是不礼拜佛道二教的神道的，也不相信基督耶稣的，只留下了泛自然神教的观念，真要成神的话，也只有土地神可以做得的了。
在这一方面，家母倒是先父的忠实信徒，她既不烧香拜佛，也不吃素念经。我自信，我所讲的《金刚经》，比一般方丈法师高明一点，虽不能使顽石点头，却也足使凡人们恍然有所悟。上海解放以后，家母从乡间来上海，我看她十分寂寞，心绪也不十分好，想试着劝她看看《金刚经》。她却一一拒绝，说她是不信佛的。她和我一样，近于自然神教，我是走出了儒家圈子以后，走进道家思想圈子去。家母则是无意之中，闯到泛神论的世界，成为朴素的自然主义的信徒的。有一位耶稣教徒，他自以为天天关着门看《圣经》，直通基督的圣旨，他认为如我这样一个凡夫俗子，不会有所领会的。他并不知道我正走了和他相反的路。我是走了比较宗教的路，才对这一问题有所交代。我觉得各种经典之中，博大精深，莫如佛经。《新旧约》实在薄浅得很，比之佛经，连小巫都称不上。道家思想虽不及《佛经》，但圆通之处，老庄还在释迦之上。从前，我不曾注意到《可兰经》，后来看了一遍，才知道此中自有胜义，自在《新旧约》之上。我从反程朱而重复回到宋明理学、儒家思想门庭，已在中年以后，觉得孔老二毕竟见过大世面，不像耶稣在钉上十字架以前，只在小天地中翻筋斗的。比较宗教，比较哲学，使我成为虚无主义者，我想当年的释迦也一定走过同样的路子。可惜，这些话，已经没有机会来和先父反复讨论了。
当然，先父虽是启蒙时期的进步分子，但他毕竟是上一代的人物。当他病危那一时期，他和我谈到一件宗法社会的大事。我们的祖先，为了保持血统的纯洁，立下了祠规，不许外姓人继嗣的。恰好洞井叔一辈某家，没有后嗣，已经抚养郑姓的外甥来继嗣。依祠规，那是不许“上宗谱”的。因此，那家便上法庭提出控诉，按照国家法律说，这样的嗣子，应该承认的，这一场官司，先父代表宗祠任被告，却败诉了。先父觉得他自己对不起了祖宗，要我牢记在心，在适当机会，把这场官司再翻过案来。我当时不知怎么答复他的，到了今日，连宗谱也不再存在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