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缘起
毓老师于1978年12月15日开讲《庄子》，至1979年6月将内七篇及《天下篇》讲解完毕。1979年盛夏，我等待服预官役之际，奉师命整理讲课录音。2011年3月20日先师仙逝后，从学者一呼百应，成立奉元学会及奉元书院以广师教。然毓老师法孔子述而不作之精神，无遗文片简留世，昔日据上课录音整理之所有笔记又毁于蠹鱼霉湿。苦于师说将无以传之际，幸而学长、学姐中有速记之才者，依其翔实之笔记发心整理，至今已有《毓老师讲中庸》《毓老师讲孙子》（简体版易名为《毓老师说孙子兵法》）《毓老师讲学庸》（简体版分为两本书，易名为《毓老师说中庸》《毓老师说大学》）之讲录出版，以飨未能及师门者。
《毓老师讲庄子》（简体版易名为《毓老师说庄子》）之成，起于孙铁刚学长与孙中兴学长发动整理笔记。自2013年8月18日起，师门诸弟子相聚汇整《庄子》笔记，先由沙平颐学长将笔者所存之录音整理手稿影本费心地输入电脑并校对，提供大家讨论，再由多位学长根据各自之笔记补充录音稿之所无。补入之处多涉及对当时人事之评骘，较为敏感，故未录音。以时事印证经文，正是毓老师讲学之特色；然事过境迁，恐年轻读者已不知其所云为何义，是故我们又用按语形式加入相关时事背景资料以为说明。讲录中提及的一些历史典故，也做了相同的处理。此讲记因为是依录音稿整理后稍加增补而成，最能保持毓老师讲课时的“原汁原味”，可谓弥足珍贵。本书整理和编排都是由工作团队多次讨论、再三斟酌才定稿。但我辈学力有限，恐未必能深谙毓老师讲学之微言大义，以致无力彰显吾师匡时补弊之初衷。凡此疏漏之处，还请方家不吝赐正。
毓老师曾偶依王船山之《庄子解》及王先谦之《庄子集解》讲过《庄子》，但以本次依郭庆藩之《庄子集释》的讲解最为完整，阐发《庄子》意蕴最为精详。此次讲解是以《庄子集释》为主，另外参考钱穆之《庄子纂笺》和张默生之《庄子新释》。《庄子集释》一书，集录了郭象注、成玄英疏和陆德明《经典释文》中的《庄子音义》。毓老师除讲解《庄子》本文之外，特别重视郭象的注，认为“注《庄子》的没有比郭象高的”，即使“成玄英用了三十年的工夫，都还以郭象注为本，后世没有出其右者”。毓老师以为郭象的注就是“郭象的《庄子》，是另外一本书，是人家读完一本书之后又作了一本书，因为庄子有余言、余音，郭象就发其未尽之言，发其未尽之音”。南北宋之交最具影响力的大慧宗杲禅师甚至认为：“曾见郭象注《庄子》，识者云‘却是庄子注郭象’。”毓老师讲《庄子》时对郭注的重点详加申论，时发庄生和子玄未尽之音，曾谓：“我所讲的注，未必都是庄子之意，〔将我所选的注疏和讲解〕都串在一起就懂得为人之概念。集我所言《庄子》，可成《益智集》。”
毓老师讲《庄子》内七篇及《天下篇》时只择重点而解说之，意在“以古人之智慧启发今人之智慧”，强调其致用之道术，故未字字句句予以解说。编者有鉴于“《庄子》书中有许多古字古义”，参考各家注疏，对《庄子》之文本及文外之义理加深了解，录有毓老师引用到的郭象注和成玄英疏，冀读者能因此而通晓《庄子》这八篇之文句及其大意。
二、庄子其人
司马迁《史记》中对庄子只有一段小传夹在《老子韩非列传》中，传文如下：
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一般人受《史记》影响，视庄子为老子之传人，以“老庄”并称，并将其归于道家。清朝学者林云铭则持不同的看法，林氏所著《庄子因·庄子杂说》开宗明义地指出：“庄子另是一种学问，与老子‘同而异’，与孔子‘异而同’。今人把庄子与老子看作一样，与孔子看作二样，此大过也。”他根据《庄子·天下篇》中庄子“历叙道术，不与关老并称，而自为一家”，认为庄子与关尹、老子非同一学派，反而应将庄子与孔子看作一样，苏轼曾谓“庄子盖助孔子者……庄子之言，皆实予而文不予，阳挤而阴助之，其正言盖无几”。《庄子》中引述不少孔子的事迹，或赞或讥，见仁见智，如《人间世》数引孔子之言，而无轻慢之意；《盗跖篇》中孔子欲劝盗跖以德，反而被教训了一番。庄子“正言若反”，以至于真假莫辨，故有与孔子“言异而实同”之说。
《庄子》中有不少孔子与颜回之精彩对话，如《人间世》论“心斋”、《大宗师》中颜回忘仁义、忘礼乐，进而达孔子自叹不如的“坐忘”之境。钱穆因而申论庄子与儒家颜回一派之关系曰：“试就《庄子》书细加研寻，当知庄子思想，实仍延续孔门儒家，纵多改变，然有不掩其为大体承续之痕迹者。故《庄子》内篇，屡称孔子，并甚推崇。《齐物论》于儒墨是非，兼所不取。然内篇引孔不引墨，则庄子心中，对此两家之轻重，岂不已居可见乎？韩非称儒分为八，盖自孔子卒后，其门弟子讲学，已多分歧矣。孟子常引曾子、子思，此为孔门一大宗。荀子极推仲弓，此当为又一宗。子游、子夏，各有传统，而《庄子》内篇则时述颜渊。若谓庄子思想，诚有所袭于孔门，则殆与颜氏一宗为尤近。韩非八儒，即有颜氏。”
三、《庄子》其书及郭象《庄子注》
司马迁说庄子“著书十万余言”，《汉书·艺文志》载“《庄子》五十二篇”，而今本《庄子》仅六万五千多字，全书共三十三篇，分为内篇、外篇、杂篇三部分。第一篇《逍遥游》至第七篇《应帝王》为内七篇，第八篇《骈拇》至第二十二篇《知北游》共十五篇为外篇，第二十三篇《庚桑楚》至第三十三篇《天下》共十一篇为杂篇。《天下篇》应为《庄子》一书的自序，不应归在杂篇。学者大都认为内篇为庄子本人所著，而外篇和杂篇是庄子后学所著。魏晋时期向秀、何晏、王弼等学者运用道家的老、庄思想糅合儒家经义而形成的一种玄学思潮，将《老子》《庄子》《易经》合称为“三玄”，作为其理论根据之经典。唐代时曾将《老子》《庄子》《文子》《列子》并列为道教的四大经典。
庄子思想之精华，可谓尽在内七篇，故就内七篇之大意摘要如下：
《逍遥游》者，适才量性，物任其性、事称其能，逍遥于自得之场。
《齐物论》者，泯灭是非，物我齐平。毓老师曰：“‘齐’非均平义，乃自足义，自足故逍遥。”
《养生主》者，顺其自然，得其窍门，迎刃而解，可依此养生，更可以此理事。
《人间世》者，无道之世，因材而丧生，无用以全身。
《德充符》者，德充于内，而应物于外，内外和同，若合符节。
《大宗师》者，嗜欲浅天机深，不恃己智，不师其心，宗法自然，真觉无忧，其息深深，以无心为宗，亦可为师矣。
《应帝王》者，其心若镜，不迎不将，应而不藏，可为帝王。
这七篇隐含有内圣外王之次第。然而内圣外王绝不可分为两段功夫来看，理应打成一片，即体即用，即用即体。
西华法师成玄英在其《庄子疏》（又名《南华真经注疏》）序言中对内七篇之次第有如下之解说：
所以逍遥建初者，言达道之士，智德明敏，所造皆适，遇物逍遥，故以《逍遥》命物。夫无待圣人，照机若镜，既明权实之二智，故能大齐于万境，故以《齐物》次之。既指马天地，混同庶物，心灵凝澹，可以摄卫养生，故以《养生主》次之。既善恶两忘，境智俱妙，随变任化，可以处涉人间，故以《人间世》次之。内德圆满，故能支离其德，外以接物，既而随物升降，内外冥契，故以《德充符》次之。止水流鉴，接物无心，忘德忘形，契外会内之极，可以匠成庶品，故以《大宗师》次之。古之真圣，知天知人，与造化同功，即寂即应，既而驱驭群品，故以《应帝王》次之。
王夫之在《庄子解》中则以《逍遥游》贯穿内七篇之宗旨曰：
寓形于两间，游而已矣。无小无大，无不自得而止。其行也无所图，其反也无所息，无待也。无待者，不待物以立己，不待事以立功，不待宜以立名。小大一致，休乎天钧，则无不逍遥矣。逍者向于消也，过而忘也；遥者引而远也，不局于心知之灵也。故物论可齐，生主可养，生主可养，世可入而害远，帝王可应而天下治，皆脗于大宗以忘生死；无不可游，无非游也。
《天下篇》是《庄子》一书的最后一章，可视为其序文，对当时流行学派的人物及理论加以分析。张默生认为此乃“古代论学术派别的一篇最重要的文字”。庄子开宗明义曰：“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以上近乎道家）。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薰然慈仁，谓之君子（以上应为儒家）。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其数一二三四是也（以上应为法家）。”并且先对六经做了精简的说明：“《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庄子认为诸子百家皆源于六经，接着感叹曰：“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庄子在《天下篇》先提到通六经的邹鲁之士（应指儒家），接着依次有：墨翟、禽滑厘（墨家代表人物），宋钘、尹文（应属墨家之支流），彭蒙、田骈、慎到（应为援法入道之黄老学派），关尹、老聃（道家代表人物），庄周（自成一家），惠施、公孙龙（名家代表人物）。庄子自谓“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似乎认为自己在老子之上。庄子未用派别之名，然而对各流派之要点皆能精准地掌握，可谓是博学多闻且留心天下治术之有心人也。
《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谈《论六家要指》指出了六大学派：“《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对古代学术流派之异同、利弊与沿革有兴趣的读者，可由《天下篇》入手，参研《论六家要指》及相关之文献如《荀子·非十二子》《荀子·解蔽》《淮南子·要略》《汉书·艺文志》，以及《人物志·流业第三》。
庄子对当时论治术的流派，在《天下篇》中皆一一指出其利弊，庄子曰：“终身言，未尝言。”其不得不言者，乃恐内圣外王之道不明，而道术将为天下各种只见一端之学派、理论分裂得支离破碎，故著书立说以明道之全体大用，但又怕读者执着其文字，忽其义理，故曾感叹说：“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两千年之后欲识庄子真义，得其意而忘其言，绝非易事。
毓老师讲《天下篇》时勉励我们要有“经国体致”的经验、“经虚涉旷”的精神，以此“躬行实践”，不然都是无用之谈。毓老师认为古今能著书和会讲的人太多了，那没有用。待文王而后兴者，凡人也！真正读懂《庄子》而知活用者“无待圣人，照机若镜，既明权实之二智，故能大齐于万境”。
郭象可以说是真正读懂《庄子》而能得其言外之意者。虽然《世说新语》记载了《庄子注》的一段公案，认为郭象注是抄袭向秀的注，但是并不能否定郭象的独到之见。《世说新语》的记载如下：
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唯《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义遂零落，然犹有别本。郭象者，为人薄行，有俊才。见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定点文句而已。后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
郭象注固然有参考向秀注的部分，但在义理上有所发挥扩充。例如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疏曰：“向秀《庄子注》今已不传，无以考见向、郭异同。《四库总目》一百四十六《庄子提要》尝就《列子》张湛注、陆氏《释文》所引秀义以校郭注，有向有郭无者，有绝不相同者，有互相出入者，有郭与向全同者，有郭增减字句大同小异者。知郭点定文句，殆非无证。”
《晋书·郭象传》记载：“郭象，字子玄，少有才理，好《老》《庄》，能清言。太尉王衍每云：‘听象语，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州郡辟召，不就。常闲居，以文论自娱。后辟司徒掾，稍至黄门侍郎。东海王越引为太傅主簿，甚见亲委，遂任职当权，熏灼内外，由是素论去之。”故知郭象不但口才好，而且有从政的实务经验，这在魏晋玄学清谈之士中是少见的。郭象《庄子注》必然反映了其从政之心得。焦竑《焦氏笔乘》云：“今观其书（指郭象《庄子注》），旨味渊玄，花烂映发，自可与庄书并辔而驰，非独注书之冠也。”毓老师曰：“解庄者皆一家之学，可以治世。”毓老师此次讲《庄子》时特别重视郭象注及经世致用之学，是有其深意的。
四、庄子寓言的微言大义
庄子写书风格独具，司马迁称之“大抵率寓言也……皆空语无事实。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独特”。《庄子·寓言》说明其著书的体裁和风格，提出“寓言、重言、卮言”这三种可以同时并用的表达方式。张默生认为此“三言”是解开《庄子》奥秘的钥匙。《寓言》篇首开宗明义曰：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论之。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与己同则应，不与己同则反；同于己为是之，异于己为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己言也，是为耆艾。年先矣，而无经纬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人而无人道，是之谓陈人。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不言则齐，齐与言不齐，言与齐不齐也，故曰无言。言无言，终身言，未尝言；终身不言，未尝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恶乎可？可于可。恶乎不可？不可于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庄子的话十分之九是用寓言来表达，因为庄子认为人的主观意识太强，只听得进自己已认同的理念。庄子如果直抒己见，就好像父亲宣传自己儿子有多好，终不如由别人来推荐较能为他人所信服。“寓言者，藉外论之”，就是借用外在的人或物来论事理，故易为人所接受。庄子寓言中的主角可为人，如神人、古人、今人、隐者、怪人、死人、髑髅；可为动物，如猴子、乌龟、蝴蝶、雉鸟，大如千里之鲲鹏，小如学鸠；可为物，如山、石、草木乃至风、影、声响，小如尘埃，大如以八千岁为春的大椿与河伯、北海。其贵如天子、珠玉，其贱可是蝼蚁、屎溺。
寓言多以对话的形式呈现，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皆可对话。庄子常搬出重量级的先人，如老子、孔子就常在其寓言中出场表演，他借“圣贤”之“重言”来加强其说服力，但他又经常以幽默的笔法来诘难圣贤，这种“重言”占了书中内容的十分之七。同时他也会通过一些“小人物”如解牛的庖丁和斫轮的轮扁之口而畅言大道，论述以无入有间的养生之道和得心应手之技难以承传之理。庄子好问，可借弟子问盗跖而明“盗亦有道”，进而有“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之反讽。他问天之色苍苍否？自问庄周是否只是活在蝴蝶梦中之人？他反问惠子“安知我不知鱼之乐”于濠上。庄子善喻善问，“卮言日出，和以天倪”，他随时随地而取材，随口而出皆顺乎自然，故能层出不穷、变化多端。其用以比喻之物忽大忽小、忽有忽无，借此打破人们对大小贵贱、有用无用的执着与迷情，以启蓬闭之心，并且激发吾人之想象力、创造力，进而能使人悟出道乃无所不在，故心自可逍遥、物自能齐平。
以《逍遥游》篇首大鹏鸟和小鸠雀之比喻而言，郭象认为二鸟大小虽异，其逍遥是相同的。郭注曰：“夫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岂容胜负于其间哉？”王夫之在其《庄子解》中则分别以“逍遥”为准则，“逍者，向于消也，过而忘也；遥者，引而远也，不局于心知之灵也”，而认定鹏是“游于大者也，遥也，而未能逍也”。因为大鹏要聚三个月的粮食、等待六月的气流才能南迁。鸠雀则是“游于小者也，逍也，而未能遥也”，鸠鸟在矮树丛间飞上飞下、自得其乐，却飞不远。大鹏鸟和小鸠雀互相以“小者笑大，大者悲小，皆未适于逍遥者也”。然而又有解《庄》者如释德清（憨山）则认为庄子是以鹏鸟喻圣人之大道，而以鸠雀喻世俗小见之人及其小知不及大知。就此一寓言之多种注释，即可见《庄子》之不易解也。寓言正是了解《庄子》一书的关键，然因其寄意深远，释《庄子》者当先以《庄》解《庄》，再参照不同注解，以善体其言外之意。
五、庄子的内圣外王之道
《大学》开宗明义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三大纲领，以及实践三纲的八个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此乃儒家中“内圣”到“外王”的次第，其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被视为内圣的功夫，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则被视为外王之功业。然而最先明确提出“内圣外王”概念的是被一般人认定为道家的庄子，《庄子·天下》首先提道：“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庄子提出的“内圣外王”观点，常为后世儒家学者据为己用，而反谓《庄子》乃谈玄之学耳！
《易经》《老子》与《庄子》一样，除了“言非常道之道”和研究“神无方而易无体”的玄妙之学外，于内在身、心、灵的修养和外在管理人、事、物的学问皆再三致意焉。岂可谓《庄子》只是如名家（如公孙龙、惠施）之辨名析理，徒为“无经国体致”的“无用之谈”。郭象《庄子注序》曰：“然庄生虽未体之，言则至矣。通天地之统，序万物之性，达死生之变，而明内圣外王之道，上知造物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此其所以不经而为百家之冠也。”陆德明《经典释文》则将《老子》《庄子》与儒家经典并列。毓老师讲《庄子》融通儒道，并依内圣外王之旨解读庄周言外之意，以《庄子》为治世之书，一洗《庄子》为衰世之书及庄子逃世之名。
郭象《逍遥游》注曰：“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世岂识之哉……处子者，不以外伤内。”此或郭象夫子之自道。道家人物更有“身在山林，心在庙堂”的传统，非徒为避世之隐者而已，如南朝隐居于茅山的陶弘景，时人称其为“山中宰相”，梁武帝时常以朝廷大事屈尊就教。其实，道家典籍除重视个人心胸之旷达逍遥及养生外，亦留心治理天下之术。毓老师常提及《庄子·养生主》中“庖丁解牛”的寓言，梁惠王听庖丁能以无厚之刀入有间之关节，故能不伤刀刃，而“得养生焉”。郭注曰：“以刀可养，故知生亦可养。”梁惠王与郭象很可能都将养生局限于人之身体。毓老师先开宗明义曰：“《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是接着的。《逍遥游》是讲自由，《齐物论》是讲平等，《养生主》是讲如何去养‘生之主’。”进而指出：“养生不光指是养身，我们治国平天下也是养生。各人养各人之生，治国平天下是养天下人之生。”在解说郭注时曰：“‘以’，因也。刀可以养，所以生也可以养。生可以养了，那什么都可以养；国也可养。‘养’字最重要，在没有办法中要想出办法来，那就是‘养’。”毓老师将内圣外王一以贯之以解《庄子》，可谓深得庄周之真义。盼读者能用心体会而善用之，以之修心可成内圣之功，运之任物可成外王之业，切莫只以《庄子》为“心灵鸡汤”而已。
曾国藩是近三百年来知《庄子》内圣外王之义而能用《庄》之范例，曾氏曰：“自古圣贤豪杰，文人才士，其志事不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大略相同……必先有豁达光明之识，而后有恬淡冲融之趣……吾好读《庄子》，以其豁达足益人胸襟也……吾辈现办军务，系处功利场中，宜刻刻勤劳……而治事之外，此中却须有一段豁达冲融气象，二者并进，则勤劳而以恬淡出之，最有意味。”他认为豁达光明、恬淡冲融可调和身心，济勤劳于功利场中。曾国藩立身处事之道是以老子、庄周之虚静恬淡为体，以大禹、墨子的勤劳济世为用。他曾在日记中写道：“思古圣王制作之事，无论大小精粗，大抵皆本于平争、因势、善习、从俗、便民、救敝。非此六者，则不轻于制作也。吾曩者志事以老庄为体，禹墨为用，以不与、不遑、不称为法，若再深求六者之旨而不轻于有所兴作，则咎戾鲜矣。”并曾引用《庄子》中屠羊说的典故为诗，以诫其九弟曾国荃避免傲慢坐大，颇得庄子之意。其诗曰：
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
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
《庄子·大宗师》曰：“其耆欲深者，其天机浅。”毓老师常以“嗜欲深者天机浅”一语告诫学生，要我们降低自身之欲望，以培养一己之天机和智慧，进而以内圣之功应外王之事，做到“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达到《中庸》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之境地。读《庄子》非但能益人神智，更能扩人胸襟，识得“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此语与宋儒张载《西铭》之“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前后辉映，将中华文化提升至天人合一、民胞物与之境。庄子在《人间世》借孔子之口曰：“夫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至人体天清地宁，故不以一己之忧乐、爱欲扰天下。《庄子·逍遥游》曰：“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故智者不以英雄自居而误己误人。贾秉坤学长言毓老师晚年曾开示《庄子》一书就在一“凝”字，值得我辈深思熟玩。
以上略述此书编辑、付梓之原委，并对毓老师之解《庄》发抒个人浅见，盼能诠释师意于万一。毓老师以“内圣外王”之微言大义教人，亦见于他勖励诸生之联语如下：
达德光宇宙，生命壮自然。
读者诸君，其共勉之！
陈明德
2015年3月15日于加州州立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