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时代文学·上半月》2010年第11期
栏目：时代广场
“鲁潜墓志”泄露了什么
西高穴，豫北大地上一个毫不起眼的小村庄。
说它不起眼，在于它的规模与建筑没有特别之处。该村现今人口不足三千，百十间瓦房，聚集在一起，略显得有些杂乱。村中的小路，狭窄而泥泞。这样的村庄，在豫北地区到处都是。
西高穴三个字，似乎隐藏着某种秘密。西，自然指方位，但“高穴”是什么呢？没有人能够作出合理解释，于是留下一个谜。
西高穴村位于河南安阳市区西北16公里处，行政上隶属安阳县安丰乡。该村西依太行，北临漳河。当地人往往以“依水临峰”来描述周边环境。自豪之情，洋溢于言辞之间。
西高穴村出现于何时？史书无载。
散落分布的邻村，以及村与村之间延绵的田畴，却不时揭开他们荣光的过去。村民们在田间地头，拣块秦砖汉瓦、拾枚古钱残贝，早就习以为常。
20世纪70年代，西高穴村办了一家窑厂烧砖，但砖的价格始终卖不上去。据说是因为烧砖的土中瓦渣、瓷片太多。
西高穴的邻村渔洋，有一位叫龙振山的村民，喜欢收集古董，被人称做“土博士”。
龙振山的收藏与众不同，只着眼于自己村庄附近的田间地头。长年以来，他不仅收集铜器、瓷器、卜骨，也拾回家大量历朝历代的陶片。他的收藏已达3000余件，并在自家院中建了一个展览室，来客可免费参观。考古学家曾经拜访龙振山，惊讶地发现他的藏品涵盖了从中国史前时期至明清两朝所有不同时期，足以说明他所在的渔洋村是一座“至少6000年没有间断”的古村。
龙振山的收藏中，有一枚铜质的门钉，外观简洁大气，让人一看就不禁联想起北京紫禁城内的大红朱门。见过此枚门钉的考古学家，都断定这枚门钉是规格很高的建筑物残留下来的，年代应属东汉，至少也是魏晋时期。
既然与渔洋相邻，西高穴一带深厚的历史背景可想而知。
西高穴村不仅与渔洋相邻，村北先前还有古刹一处，名槐荫寺，据说东汉就已存在。该村南尚有无名冢数座，当地人说已历经千余年的沧桑。
北宋名相韩琦曾写下“西山遗冢累累在，衰草寒烟几度秋”的诗句。
西高穴村往北跨过漳河，有当年曹操练兵的“讲武城”。由此再往北去，便是著名的北朝墓群。自西高穴村东行30里，还有曹魏至北齐时期的邺城遗址。邺城与西高穴村之间，有一条南北通衢的千年古路，文献中称为“车马大道”。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支考古队曾发现过这条大道的路基，证实它与今天的107国道基本平行。“车马大道”两侧，同样古迹众多。
身处古迹包围的西高穴村，自己的历史根脉又在哪里呢？一次偶然的事件，泄露了西高穴村的秘密。
1998年4月，西高穴村村民徐玉超在村西北取土烧砖，无意间发现一块略呈方形的青石，石上刻有文字。
此事传到渔洋村的土博士龙振山耳中，龙振山赶忙找到这位村民。看过青石后，龙振山大吃一惊：这不是一方“墓志”吗？
墓志是古人死后的特殊随葬品。它的作用是追记死者生平，因而成为考古学家探究死者身份最重要的物证。
龙振山先做了一张拓片，同时建议徐玉超将这方墓志交给文物部门。徐玉超接受劝告。随后二人携带着墓志来到安阳市，找到当时分管文物工作的安阳市文化局长党项魁和市文物工作队长孟宪武。
党项魁和孟宪武热情接待了龙振山。
这方墓志宽31.5厘米，高20.7厘米，厚4.5厘米，上刻14行126字。全文如下：
赵建武十一年，大歲在乙巳，十一月丁卯朔，故大僕卿驸马都尉勃海趟安县鲁潜，年七十五，字世甫，以其年九月廿一日戊子卒，七日癸酉葬。墓在高决桥陌西行一千四百廿步，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步，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步，北迥至墓明堂二百五十步，上黉解建字子泰所安，墓入四丈，神道向南。
墓志的文字并不深奥，加上些许历史背景知识，便可读懂它的主要内容。
墓志中的“赵”，指中国历史上的“后赵”，是古代少数民族羯族建立的政权。存在时间很短暂。公元319年建国，公元351年便被另一个短命王朝冉魏（350～352）所灭。
墓志的主人叫鲁潜。生前做过后赵的“大仆卿驸马都尉”，属朝廷重臣。他死于后赵建武十一年，即公元345年，享年75岁。因墓葬主人是鲁潜，便称鲁潜墓志。
鲁潜墓志部分解答了西高穴村的身世之谜。墓志提到“高决桥”。古代“高决”与“高穴”通。高穴这个地名至迟在后赵时期已经存在。
然而鲁潜墓志最不寻常的之处，在于它提到了魏武帝。
学过历史的人都知道，魏武帝就是曹操。
鲁潜墓志所言“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步，北迴至墓明堂二百五十步”，无意间泄露了曹操陵墓的位置：即从魏武帝陵的西北角往西四十三步，再往北二百五十一步即可到达鲁潜墓的明堂。
四十三步是多远？二百五十步又是多远？
按西晋前后的度量衡，一步为5尺，而一尺约相当于现在的24.5厘米。四十三步，即大概52.67米。二百五十步，大概300余米。
曹操墓就在鲁潜墓明堂东南300余米的范围内。
党项魁、孟宪武看过墓志，感到事关重大，又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的一位博士前来研究。这位博士读过慕志，也认为其所言魏武帝陵很可能就是曹操高陵。
出于慎重，他们一起专程赶往鲁潜墓志发现地勘查。可惜现场早已被破坏，墓志发现地点由于烧砖取土，变成了一个深近10米，面积达万余平方米的巨型土坑，要想找到鲁潜墓的确切位置已无可能。龙振山告诉他们，1992年砖厂取土时，曾发现多座古墓。这些古墓都有一定规模，不像是平民百姓的墓葬。其中一座古墓距鲁潜墓志出土地只有8米左右，可能被盗过，只保存了死者骨殖及数枚“桥形饰”和数枚铜钱。龙振山猜测这里原来可能是后赵时期的一处墓葬群，鲁潜墓只是其中之一。
虽然鲁潜墓本身没了着落，但并不妨碍墓志内容的价值。读过墓志文字的人不希望事情就此没了下文，便极力怂恿龙振山将墓志内容在考古学界公布出来。龙振山很快以手中的拓片为基础，结合自己了解的情况，写成了一份简报送到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办的《华夏考古》。这篇文章，龙振山改了又改。2003年，终于在《华夏考古》刊登出来。鲁潜墓志从此为考古学界更多的人所知。
龙振山在简报中，根据鲁潜墓志所提供的位置，直接作了曹操墓就在西高穴村南的推论。
既然掌握了曹操墓的位置，为什么安阳市文物部门不启动发掘申报程序呢？
这是因为法律方面的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一章第四条规定：“文物工作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这一方针，被业内称为“十六字方针”。其中最重要的是“保护为主”。因此文物管理部门掌握的标准是：帝王陵墓原则不得发掘。
2003年有关鲁潜墓志的文章在《华夏考古》发表后，考古界业内没有任何一个单位或个人主动提出过勘查和发掘曹操墓。原因正在于此。
然而考古学界的自律却不能挡住不法分子的贪婪。
没有多久，盗墓贼盯上了西高穴。
疯狂的盗墓行为，将这座“疑似曹操墓”的发掘“逼”上了日程。
现代“发丘中郎将”
发现鲁潜墓志的文章刊登出来的同一年，河南省文物局启动了南水北调中线文物普查工程。安阳县安丰乡，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在河南省境内的最北段。2003年启动的文物调查工作，在安丰乡的固岸村发现了一处重要墓地。这处墓地延续时间很长，最早的墓葬可追溯到战国时期，历经两汉、魏晋、隋唐宋直至元明清，而以东魏、北齐的墓葬最多。
2005年，河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决定发掘固岸墓地。领队为河南省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潘伟斌。
2005年7月，作为固岸墓地考古队队长的潘伟斌来到安丰乡。他最感兴趣的是同岸墓地中的魏晋墓。要知道，魏晋时期的墓葬，以往考古发现并不多。
2006年5月，借着和煦的暖风，豫北大地卸下肃穆的冬装。千年沧桑被大片掩盖，只有偶尔撕开绿色的黄土，提醒人们关注这里的历史。
西高穴村的男女老少如同往常，各自忙碌着活计。谁也没有注意到有几名陌生人朝村里走来。
陌生人没有进村，而是径直奔向了村南的岗地。
这块岗地高出周围田陌将近4米，面积大概20亩左右。分田到户的时候，它被分割，给了11户人家耕种。这并不是一块好地，地势高，灌溉难。但千百年来与西高穴村真正息息相关的，正是这块瘠薄之地。
来人是安阳县安丰乡党委书记贾振林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固岸墓地考古队潘伟斌等人。他们似乎奔着特定的目标而来。
原来，贾振林掌握着安丰乡最新的盗墓线索。他告诉潘伟斌，安丰乡西高穴村最近有一座大墓被盗，希望潘伟斌到现场对被盗古墓的价值作一次评估。
刚开始，潘伟斌有些犹豫。他并不怀疑墓葬被盗这一消息真伪。在安丰乡的日子里，他晚上经常听到沉闷的爆炸声。后来才知道，这是盗墓贼在放炮。为此他还随同当地派出所去现场抓捕过盗贼。眼下他怀疑的是，贾振林说的这座被盗大墓有没有那么宏伟壮观。固岸墓地的发掘工作正忙着呢。他决定先派两位考古队员去现场看看。临行前他叮嘱队员带上数码相机，以便拍几张现场照片向他汇报。
西高穴村在固岸西约数公里，但派去的两名队员居然折腾了半天没回来。潘伟斌正埋怨，两位队员却破门而入。这两个小伙子二话没说，直接将相机联在了潘伟斌的手提电脑上。等看到他们拍回的图片，潘伟斌几乎打了个冷战。凭直觉他感到这座被盗古墓的气势非凡，墓主人绝非等闲之辈。他决定放下手头的工作，亲自去探访这座大墓，于是便有了这次西高穴村之行。
潘伟斌一行人到了岗上，徒步勘探了一番，便奔向村南的岗地西头。岗地西头是一处南北长超过200米，东西宽接近100米，深达5米以上的大坑。这个大坑，是西高穴村村民烧制砖瓦时取土形成的。
2005年国家颁布政令保护耕地，砖窑停工下马。深陷的取土坑，成了犯罪分子的隐身之地。早在村民在岗地西头烧砖时，便有盗墓高手注意到了地下的异样。这年除夕，有人利用村民放鞭炮之机，用炸药在坑内土质异常的地方炸开一个口子，发现地下3米处埋藏着一座砖墓。随后盗墓分子便破墓而入，将墓葬大肆洗劫一番。
考古队员有时会将盗墓贼称为“发丘中郎将”或者“摸金校尉”。
“发丘中郎将”或者“摸金校尉”这两个名号，是三国时陈琳“赏给”曹操的。曹操是否真的设了这两个官衔，已经没有人知道了。但在考古队心里，盗墓贼是他们的天敌。
考古队痛恨盗墓贼，却又不得不和他们打交道。他们的今日之行，便是因盗墓贼引起的。
潘伟斌等在西高穴村西的取土坑边并末多作停留。因坑边太陡，大家只好绕道下到坑底。
在靠近大坑内的东部断崖处，大家一眼便注意到了地下有一个又黑又暗的深洞。贾振林一指那个深洞，说到了，就在这里。潘伟斌低头望去，只见盗洞约有一米见方，里面黑乎乎的，于是趴在洞口仔细往里看，发现盗洞底部向北有个斜坡，斜坡下部有一个更大的洞，洞的周围隐隐约约有一圈青砖。再往里看，什么也看不到了。
潘伟斌决定顺着盗洞下去看个究竟，于是让人找来绳索，将绳的一端拴在自己腰间，另一端请同行的人拉住。
潘伟斌一手拿着手电筒，顺着盗洞缓缓地下到洞里。绳子下坠了3米左右，他发现砌有一圈青砖的地方正是古墓的墓顶。盗洞从墓顶的青砖穿越而过，再往下去肯定便是墓室了。他留心了一下砖的尺寸，大约长50厘米，宽25厘米，素面磨光。他很清醒，这种砖的年代远不止千年，而且墓葬具有很高的规格。
潘伟斌决定进入墓室。他向地面喊了几句话，叮嘱他们拉紧绳子。
有了同行几人的配合，他顺着盗洞向墓室下坠。向下滑行了四米左右，他隐约感觉脚下碰到了什么东西，以为到了底，于是松开抓绳子的手，没想到一下子摔倒，滚到了一个很深的土坑里。回头向上看时，洞口仅成了一个小小的亮点。
原来这时他已距盗洞口八九米了，四周漆黑一团。他拿起随身携带的手电筒，尽力让自己的眼睛适应墓内的环境。这时他看清楚了：这是一座规模超大、规格极高的砖室墓。该墓的墓室不止一个，自己当前所处的位置仅仅是该墓的后室，还有前室和侧室。后室的砌法极为讲究，顶部结构为考古学上所称的四角攒尖式。他从后室向前爬行，通过一个通道来到前室，发现前室的墓门居然还没有被完全打开。
潘伟斌特别留意了一下墓葬被盗的情况，发现墓室内淤泥很多，许多地方有被翻动的痕迹。这使得他心情复杂起来。这座墓葬结构复杂，而且采用四角攒尖顶结构，具备了王侯甚至帝王级规格。鲁潜墓志记载附近有曹操墓，看来这种可能性的确不能够排除。但他又心生遗憾。盗墓贼捷足先登，又一座重要的古墓遭到了洗劫。
潘伟斌没有在墓内多停留。攀出盗洞，他一面叮嘱同行的安丰乡干部立即将洞口回填，并派专人巡逻保护；一面决定及时将这次探访结果向上级领导汇报。
文物局陷入两难
贾振林急切地想知道潘伟斌对西高穴大墓性质的判断。观察了古墓结构的潘伟斌终于让他感到慰藉。潘伟斌说，这至少是一座王侯级大墓，也不排除曹操墓的可能。
潘伟斌的意见让贾振林如坐针毡。这么重要的一座大墓居然被盗，岂不是给他这个书记掌脸！他问潘伟斌能否进行发掘。潘伟斌摇摇头，说考古发掘必须有国家文物局批准，否则即便是官方考古队，擅自发掘也是违法的。
贾振林很不甘心，他建议潘伟斌，在没有国家文物局批文的情况下，能否从盗洞中进入，对墓葬进行清理。
潘伟斌笑了笑：
“照这么个挖法，岂不是和盗墓贼没有区别了吗？”
潘伟斌随手送给贾振林一本自己编写的《魏晋南北朝隋陵》，嘱他不妨了解一下魏晋南北朝墓葬的背景。这本书很快成了这位乡党委书记的枕边书。两年下来，贾振林几乎将书翻烂了。他还购买了大量这方面的书籍，昼夜研究有关汉魏时期的历史文献，对三国故事和丧葬制度甚至到了耳熟能详的地步。
潘伟斌回到郑州，将探访西高穴大墓的情况向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领导作了汇报。所长孙新民、副所长张志清听取了汇报。
汇报的内容显然深深地打动了两位所长。
西高穴大墓是否与曹操有关，目前还无法断定，但这么高规格的一座古墓，由于取上坑移去了表土，墓顶暴露在外，盗洞豁然敞开，纵使派人日夜值守，也难以防范。天长日久，不仅墓内文物无存，甚至墓葬结构也会遭到破坏。
孙新民、张志清讨论再三，最终决定将情况上报河南省文物局，申请对该墓进行抢救性发掘。
很快，一份《考古发掘申请书》送到了省文物局。负责业务工作的副局长孙英民看到了申请报告。
孙英民原来是教考古学的大学教授，著有《中国考古学通论》，后“改行”做了领导。此时的孙英民，尚未亲往西高穴大墓现场，只能通过上报材料中的相关描述作出判断。他虽然注意到了上报材料中的古墓正面临被盗风险，出于保护的考虑，他仍然坚定地否决了发掘申请。
按照政策，如此高规格的大墓原则上不能批复。更何况他批复之后，文件还要送到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他必须为国家把住第一道关。
孙英民当然担忧古墓的安危。他通过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通知安阳县地方政府，务必派人将已有的盗洞回填加固，同时日夜巡护，确保墓葬万无一失。
转眼到了2008年春天，贾振林书记再次来到固岸考古队驻地，找潘伟斌通报了一个重要信息：西高穴大墓又发现有被盗的痕迹。
原来安阳县接到关于加强西高穴大墓保护工作的通知后，指示当地乡、村干部按文物部门的要求，将盗洞口回填，并派专人巡逻，希望以此阻止盗墓活动，但实际操作中很难执行到位。2007年底，一支由12个人组成的“盗墓小组”，拿着手电、木棍、麻绳及挖土的钢筋等，通过已有的盗洞，再次进入了墓室。贾振林通报的最新被盗痕迹，正是2007年底的盗掘活动留下的。
潘伟斌这次到墓室内注意到淤土比过去高了许多。以前他下到墓室中，足底着地处距盗洞还有4米深，现在连3米都不到。说明墓室内堆了更多的淤土。这些土哪里来的呢？原来盗墓贼每次盗墓，都会顺着旧的盗洞，把以前的洞口的回填土推到洞穴中。墓室中的堆土，也越淤越高。可见一年多来，前往盗掘西高穴大墓的不法分子并不止一批。
2008年初秋，安丰乡派出所抓获了一批盗墓贼，从盗墓贼手中追缴了一块比较完整的画像石。安阳县请潘伟斌对追缴回来的画像石进行鉴定。潘伟斌判断这是一块典型的东汉画像石，如果他真来自西高穴大墓，说明该墓葬已经岌岌可危。如果听任不法分子继续盗掘，特别是随着将来雨水进入墓室，墓室很快就会坍塌。一种巨大担心和忧虑一时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贾振林怀着与潘伟斌同样的心情。他拉着潘伟斌，给安阳县县长徐慧前送去一份书面材料，详细汇报了西高穴大墓面临的危险。报告强调，虽然安丰乡政府加大了对盗掘此墓葬盗掘分子的打击力度，但是仍然不能有效地阻止盗墓分子对它的破坏，从2006～2008年两年时间内，安丰乡派出所先后破获盗掘此墓葬案件4起，抓获盗墓贼20多人。
徐慧前县长收到报告，建议潘伟斌向省文物局和国家文物局再次提出抢救性发掘申请。
随后潘伟斌赶回郑州，当面向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领导报告情况。省考古所孙新民所长听取汇报后，感到此事非同小可，他与副所长商议，决定马上将新情况书面上报省文物局，同时再次申请抢救性发掘西高穴大墓。省文物局接到报告后立即召开了局长办公会，会上决定派人带领文物鉴定专家、考古专家奔赴现场，实地勘察。
孙英民听取了来自现场的汇报后，他意识到情况的特殊性。按国家政策，像西高穴大墓这样王侯级大墓，原则上是不能批准发掘的。但若情况如汇报材料所言，则又必须作出决断。
孙英民陷于两难。
孙英民决定亲自前往西高穴村看个究竟。到现场一看，他深感墓葬的被盗程度远远超出想象，如果不采取发掘措施，只怕很难保证大墓的文物和结构安全。如果批复发掘，也许还可以将大墓现有的结构和现存的文物保护起来。
回到郑州，看到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送来的再次申请发掘西高穴大墓的《考古发掘申请书》，孙英民这回没有多想，直接在申请书上签了字。
这是一个被迫的决定，正应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文物保护方针“抢救第一”四个字。
申请书通过电子申报系统送到国家文物局。国家文物局了解情况后，于2008年11月同意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西高穴大墓的请求。
一场震动全国的考古发掘正式拉开序幕。
考古队进驻西高穴
2008年12月6日，潘伟斌带领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队正式进驻西高穴村。
其实，对于发掘西高穴大墓，潘伟斌早就跃跃欲试。自从第一次通过盗洞进入墓室后，他便开始考虑墓主问题。他不仅着手研究西高穴大墓的周围环境，同时多次前往鲁潜墓志出土地点考察。根据所掌握的文献材料，他感觉西高穴大墓应与曹操有关。2007年，他应《故宫文物月刊》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出来居然是《曹操高陵今何在》。在文章中，他考证了曹操的生平、有关历史传说，认为曹操当年的埋葬地点，只能在豫北漳河南岸西高穴村附近，甚至直接指向了这座大墓。
安阳市和安阳县有关单位听说国家文物局批复了西高穴大墓的发掘申请，非常重视。为保证考古队发掘工作顺利进行，安阳县专门派一名副县长负责协调工作，而县文物部门，为考古队的发掘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和配合。
考古队第一阶段的工作，是对发掘区进行钻探。
潘伟斌划定了钻探范围。考古队几名熟练的技术员带领从当地征用的民工，先对地表进行了简单清理。
钻探工作并没有采用诸如透地雷达（GPR）、地磁仪或电阻仪等科技手段，而是考古学家喜欢的“洛阳铲”（探铲）。“洛阳铲”是近一百年前河南的盗墓贼发明的，但考古队员们却对这种半圆形铲头的工具情有独钟，即使今天，它仍然是考古队员在中原黄土覆盖地区钻探古墓的首选工具。据说还有人将“洛阳铲”介绍到国外。
钻探开始不久便有重要发现。技术员们手中的“洛阳铲”探出大面积夯土。夯土层理分明、结构密实。这种夯土显然是人力作用下形成的。队员们将钻探结果标在图上，两座古墓的轮廓清晰显现出来。
岗地北侧的墓葬平面呈“菜刀形”，墓道朝东，长约数十米。墓室的后部延伸到了岗西头的大型取土坑中。
岗地南侧的墓葬与北侧“菜刀形”墓平行，相距仅30米，但墓葬规模比“菜刀形”墓葬大得多。该墓的墓道朝东，墓室的一部分同样延伸到了岗西的大型取土坑内，整体平面形如汉字中的“甲”字。
为了发掘方便，考古队将两座墓葬分别编号为一号墓和二号墓。两座墓葬墓室的后部延伸到了岗西头的取土坑中。潘伟斌按比例计算了一下，南边二号墓的总面积达800多平方米。
对于“甲”字形墓，考古队员实在太熟悉不过了。“甲”字形墓是中国古代常见的一种高规格墓葬。在世界文化遗产——安阳殷墟遗址，便发现过数十座“甲”字形墓。
出于记录的需要，考古队将位于北侧的“菜刀形”墓编为一号墓；将南侧的“甲”字形墓编为二号墓。
两座墓葬的平面形状确认后，考古工作进入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的工作如何进行才最合理？这么大的工程，如果出现失误谁来负责？潘伟斌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他设计了多种发掘方案，最终决定采用大面积布探方的办法，先将墓葬平面清理出来。
表土移除之后，潘伟斌与队员们仔细研究了地层变化，认为已经到了两座大墓埋藏入土时的地面。于是指示考古队员挖掉各个“探方”之间的“隔梁”，将全部探方连成一片。他知道，这时候最重要的工作，是将各个探方内发现的考古现象联系起来，作综合分析。
经过仔细地铲，耐心地刮，两座大墓的神秘面纱逐渐显露。平面看上去，最清晰的自然是南侧的二号墓和北侧的一号墓的轮廓。这两座墓范围内的填土，与周边的土质和土色明显不一样，由于墓内填土中掺杂有大量料姜石，并经过打夯，墓葬范围内的填土颜色偏白，土质坚硬，而周边的土颜色偏暗，较为松软。因此两座墓的轮廓很容易被确认下来。
考古队员运来几百斤石灰，让工人按程序铲平已经挖开的工作面，凡见土质、土色有异常者，都用石灰标记出来。当工人们将整个工作面的各种异常现象标记出来后，诸多有趣的“遗迹现象”被清晰地勾勒，呈现在眼前。
二号墓平面呈“甲”字形，呈现的结构与钻探结果无异。只是到了这一阶段，墓葬的尺寸已经可以准确测量了。
整个墓道长39.5米，宽9.8米。墓室部分平面呈“凸”字形，近墓道一端宽22米，远离墓道的西端宽19.5米，而墓室东西之间的最大长度约18米。将墓道与墓室面积相加，二号墓总占地面积大致740平方米。
二号墓的墓道周边，排列着数十处形状怪异的封闭几何形土块，有钝角曲尺形和长方形两种，由于钝角曲尺形的土块形状酷似古代乐器中的石磬，考古队员称它们为磬形坑。大家观察了一番，发现了其中的规律。
原来这些“遗迹现象”南北对称，而且两两相对。如果墓道北侧发现某个地方发现有磬形坑，墓道南侧也会出现一个形状相同、方向相反的磬形坑。每个磬形坑凹处都环抱着一个近似长方形的坑。潘伟斌与队员们简单讨论了一下，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他知道，汉代墓葬的周围，往往会有埋藏祭品的祭祀坑。但未发掘之前，这些坑的用途还不便妄下结论。
这些不规则“遗迹现象”的外侧，发现数十个柱洞。
柱洞是考古学描述遗迹现象的常用词汇。所谓柱洞，是古代曾经立有木柱，后木柱朽烂形成的痕迹。换句话说，凡有柱洞的地方，过去曾经立过柱子。
二号墓的柱洞直径都在30厘米左右，柱洞之间的间距有明确的规律。他们以墓道的中线为中轴线，南北对称。其中墓道前部（东部）的圆洞相对比较密集。墓道南北两侧则只各有一排。这些柱子南北相距15米左右，跨度如此巨大，是否与入葬时的丧葬仪式有关？潘伟斌心里打下了深深的问号。
二号墓的墓室顶部也发现两个圆洞，与墓道两边柱洞不同的是这些洞周围为碎砖砌成，两个洞南北对应，相互间的距离大约有8米，柱洞的直径则达到0.5米。有趣的是，这两个洞的位置与墓道的两条边相对应。后来经过发掘，发现这两个洞非常深。究竟这两个洞是何用途？潘伟斌心里又多了一个疑问。
清理出来的平面，除了上述各种遗迹现象外，也有一种“遗迹现象”是考古队最不愿意看到的。这就是二号墓墓室后端的两个盗洞。因为移走了表土，两个硕大的盗洞非常刺眼地暴露在大家眼前。有了这两个盗洞，墓室内的随葬品肯定丢失去了不少。
从平面上掌握好各种现象，是下一步发掘的前提。考古发掘之所以与盗墓不同，区别之一便在于此。
潘伟斌一面安排对清理出来的各种遗迹现象进行测绘，一面请求设在安阳的国家体育总局的航空运动学校派一架直升机前来支援，拍下了两座墓葬的俯视图。
在郑州忙碌的孙新民听说西高穴两座大墓的平面遗迹关系已经清理出来，放下了手中的工作，赶到西高穴指导发掘。随同他们前来的，还有省内外多位资深研究员。
作为领导，孙新民深知此时潘伟斌身上的压力。这两座墓葬工程量巨大自不消说，将来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恐怕也将不可小觑，发掘工作若有半点差池，如何向省文物局交代？如何向社会交代？他们此次前来安阳的目的，便是为西高穴大墓的发掘献计献策。
2009年4月6日，一次“考古发掘诸葛亮会”在安阳召开。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孙新民、副所长贾连敏亲自到会。他们还特意请来了曾经在漳河边上发掘过北朝王陵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专家徐光冀、朱岩石和专门研究汉魏丧葬制度的郑州大学韩国河教授。河南省文物局作为文物主管部门当然不会缺席，考古处的处长司治平、副处长杨振威参加会议。
会上，潘伟斌向专家汇报了已经取得的发掘成果，并提出了下一阶段的工作方案。专家们认为安阳西高穴汉墓规模较大，被盗掘出土的画像石等文物十分精美，反映出墓主人身份的尊贵。专家同时指出，虽然一号墓的情形与二号墓类似，但是两墓相较，必须有一个工作重点。考虑到二号墓已经多次被盗，事先又已进入墓室调查，而一号墓的墓室情况不明，因此应该先发掘二号墓，为日后发掘一号墓积累经验。专家们同时建议，打开墓室之前，必须先搭建发掘保护棚，将一号墓和二号墓置于棚内，以保证安全。
二号墓的发掘，同样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究竟是先清理墓道两侧的磬形坑或者方形坑，还是置这些“遗迹现象”于不顾，直接发掘墓葬？大家决定先搁置墓道两旁的遗迹。
考古学对于带墓道的墓葬，通常有两种挖法：一种是先打开墓道，从墓道进入墓室。这种挖法可以保持墓葬原貌，缺点是速度慢，有可能因为墓室保存状况较差，出现塌方的危险；另一种方法是直接揭去墓顶。这样的好处是可以防止发掘过程中墓葬坍塌，工作进度较快，但缺点是会破坏墓葬结构，而且无法了解墓道内的情况。
潘伟斌提出采用第一种方法，获得学者们认同。
二号墓由此被确定“优先发掘”。
发掘从墓道开始。
漫漫长夜窈窈玄宫
这时已经是2009年的春季，天气转暖，大地开始返青，正是考古发掘的好季节。
墓道系用夯土层层夯筑，发掘的过程单调而漫长，清理起来，简直是瞽叟移山，铁杵磨针。
考古队似乎每天都在缓慢地重复着同一件事，但的确不敢贸然加快节奏。他们担心遇到祭祀坑一类的遗迹。自商周以来，古人很喜欢在墓道中放置随葬品，尤其喜欢杀殉一些动物。这样的例子在商周墓葬中太多了。
二号墓没有发现墓道中有杀殉动物或放置随葬品的现象。现场清理出来的墓道呈斜坡形，坡长39.5米，坡度大概45度。这是一个很陡的坡度。当年为墓主人挖墓穴时，墓室中的土大都是通过这条墓道运出来的。
由于填土质密坚硬，发掘难度极大。特别是经太阳一晒，更是坚固异常。工人们拿发掘工具使劲敲一下，在地面上只产生一个小白点，双手却震得酥麻。
各级领导和相关部门陆续赶到现场了解情况并表达慰问。安阳县县长亲自来到现场询问有关情况。
没过多久，安阳县政府便为考占队搭建了全钢架结构，覆盖有透光的玻璃钢瓦的工作棚。2009年冬天的一场特大雪灾曾将玻璃钢瓦顶几乎全部压塌。县政府又换成了彩钢瓦顶，并对压弯和压塌的钢架进行更换修复。与此同时，安丰乡政府也决定从刚建好的敬老院挑选几间新房给考古队员居住和临时存放发掘品之用。
2009年5月，大部分墓道已经被清理出来。发掘进入到新的阶段。
这一天，考古队员在墓道的西端，距地表9米左右靠近墓室的地方，突然发现几块侧砌的青砖。不多一会儿，另一侧也发现同样砌法的青砖。
经验丰富的考古队员们并不急于将青砖取出，而是将这些砖留在原位不动，反而将砖前的填土清理出去。原来这些青砖是墓门两侧的墓道护坡墙。
墓道护坡墙的出现，使队员们意识到清理工作已经接近墓室的主入口。
这是进入墓室的前夕。墓门应该就在前头。
考古队员兴奋之余，不免又紧张起来。潘伟斌将电话打到郑州，向省考古所领导征求进一步工作意见。孙新民、张志清将情况向省文物局作了汇报。作为主抓业务工作的孙英民局长，此时考虑的已经不只是发掘本身，墓葬的保护也纳入了他的视野。他与局长陈爱兰商量，决定再组织一场专家座谈会，讨论发掘面临的新情况，并为发掘之后的文物保护拿一个方案。
6月4日，河南省文物局聘请来自北京、郑州等地的专家来到安阳，先考察发掘现场，随后召开了西高穴大墓发掘以来的又一次重要会议。
会上，专家们设想了多种情况，提出了数种预案。大家认为，墓道清理工作结束后，如果墓门保存完好，任何人都不得随便打开墓门，要根据墓门受损情况，先制定出打开墓门的方案，同时拿出墓内文物遗存保护方案，方可进入墓室。
发掘仍然缓慢但有条不紊地进行。
这天，考古队像往常一样，在墓门前清理墓道填土。突然有人感觉脚下有踏空的咚咚声。潘伟斌赶紧招呼大家闪到一边，然后用铁锹向下用力一捅，一块泥土突然掉了下去，一个幽黑的洞口出现在大家面前。通过此洞，俯身向内望去，只见墓门的封门砖已经被打开了，墓门前空空的。
潘伟斌心里一凉：完了，彻底完了！
根据以往的经验，尽管墓葬被盗空，但墓门外的墓道里，往往会有一些随葬品。现在看来，墓门前的墓道部位找到若干劫余文物的希望也没了！
墓门前一无所获。
潘伟斌还不甘心。他决定清除被填土封闭的盗洞，从盗洞内再次进入墓室。他要亲自看看墓门周围的盗掘情况。
他头戴安全帽，携带手电筒，通过盗洞再次被同事用绳子坠入了幽深的墓室内，爬过前、后室之间狭长的甬道，来到前室。眼前的情景让他一阵心痛。墓门已被彻底破坏，封门砖散落前室，早已不是他以前进入墓室的景象。
原来盗墓贼通过后室的盗洞进入墓室，从墓室内部将墓门打开，然后对墓门前的墓道部位大肆挖掘，形成了一个很大的空洞。而且盗洞打破了墓道两边护坡砖墙底部，分别向南北两处延伸。
为了准确掌握盗洞的情况，他穿过墓门，直接进入盗洞内。其实，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上部的土层已经很薄，悬在头顶，随时都有坍塌下来的危险。
潘伟斌俯下身子，全身心地察看着盗洞深处的情况，突然身后传来一声惊呼，他随即被人一把从盗洞中拽了出来，摔倒在墓门的甬道内。就在他被人拽出的一瞬间，一块巨大的土块从上面呼地砸了下来，正好砸在他刚才所在的位置。好悬啊！潘伟斌出了一身冷汗。
考古队员们悻悻地将盗墓贼丢弃在墓门附近的残砖清理出来。墓门就这样被打开了。严格地说，它不是考古队“发掘”出来的，而是贪婪的盗墓贼破坏致此。
墓室的门道呈拱形，外侧是三道砖墙，砖墙后才是石门。整个门道厚度达到1.2米。石门的材质非常坚实。但仍然被打碎成了数块。
潘伟斌不失时机地安排技术员对墓门进行了测量、绘图、照相，通过测量知道墓门底部距地表的垂直深度是13米左右。换句话说，当年二号墓的墓室，由地表往下挖了13米以上。这个简单的算术，每个人心里都算了一遍。
封门砖和碎石块清除后，然后清理墓门周围和甬道内的填土。此时堆在墓室内的泥土暴露出来，占了墓室内空间高度的一半，足有3米厚。此时潘伟斌明白了为什么前室内会有那么多的浮土，这些土绝大部分是盗墓贼在盗挖墓门外墓道下部时倒进墓室内的啊。
接下来是发掘最为关键的阶段：清理墓室。
潘伟斌让考古队休整了两天。他要制定一个发掘墓室的详细计划。
他的计划是先清除盗墓贼扰动过的浮土，然后再处理墓室底部的淤土。这样可以分清楚哪些是盗墓贼动过的地层，哪些是早期保留下来的自然堆积层。考古发掘需要对这些不同地层中出土的文物分开包装，以区别被扰动过的文物和未被扰动过的文物。他同时决定对墓室内的所有土都进行网筛，然后作淘洗浮选，寄希望于通过这种更细致的工作，尽可能多地收集劫余文物，包括那些细小的、肉眼很难找到的文物。
各种设备很快到位。发掘重新启动。
清理浮土花了差不多2个月时间。除了浮土内偶然出土若干画像石残块外，这段时间考古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发现。
终于只剩下墓室底部的早期淤土了。墓室的结构也完全暴露无遗。考古队所有人都明白，接下去的发掘，才是整个西高穴大墓发掘的高潮。
前面已经提到，二号墓的墓室，从地表的平面看呈“凸”字形，前端宽22米，后端宽19.5米，前后之间的距离是18米，面积近380平方米，而由底部至顶部6.5米。换句话说，二号墓的墓室，就是在这样一个空间范围内建成的。
整个墓室用大型青砖垒砌。青砖长0.5米，宽0.25米，质地细密，显然是专为建造这座墓而烧制的。墓道朝东。墓室分前室和后室，两室之间以拱券顶的甬道相连。所谓甬道，指不设门的过道。前室和后室的南、北两侧，又各带一个小室，考古学上习称为“侧室”。主室与侧室之间有拱形门相隔。为描述方便，我们将不同部位的空间分别命名为前室、前北侧室、前南侧室、甬道、后室、后北侧室、后南侧室。
任何人进入墓室，都能感觉到空间和结构带给人的震撼。
第一印象是满地铺石，极为平整，铺地石之间缝隙极小，纵横成行，规整洁净。
先前来到墓室的盗慕贼洗劫完墓室随葬品后，可能怀疑墓室的地面以下还藏有珠宝，曾将多块铺地石撬开。考古队因此不仅能够测量铺地石的长度和宽度，还可以测量其厚度。所有铺地石都用坚硬的石灰岩凿成。除个别铺地石外，绝大部分铺地石的尺寸都在长0.95、宽0.9、厚0.2米，非常规整。墓室的顶部用楔形砖，所有砖都是专门烧造。
第二印象是墓室墙体宽厚。
墓葬的外墙分三层，墓室内各室之间隔墙的宽度也都在1米以上。照此计算，380平方米的空间，建筑面积占了近一半。这样的建筑，难道不是现实生活中的“高墙深院”？
第三个印象是墓内高大宽敞。
每个墓室的大小和形状并不一致。其中前北侧室的平面为东西向长方形，四角攒尖顶；其余3个侧室平面呈南北向长方形，为圆券顶。前室和后室作为慕葬的主室，比四个侧室更为宽敞。例如前室，长、宽各约3.9米，面积近16平方米。后室比前室还略大。主室和侧室之间门道的中部周侧，留有很宽的门框缝，说明四个侧室与主室（前室、后室）之间，都有宽厚的墓门封闭。
墓葬的前室、后室和前室的北侧室，都采用“四角攒尖”顶形式。从铺地石面到顶部的高度，前室6，5米，后室6.4米，比现代两层楼房还高。住城里商品房的人有很强的空间概念。6米以上的空间足以让人体验到空旷。前室的南侧室以及后室的两个侧室采用的是普通券顶，高度相近。虽然没有其它室空间高大，但人进入其中仍然感到其空旷。
第四个印象是墙面没有壁画，只是先敷了一层泥，然后以石灰精心抹平。因而在结构尽显高贵的同时，透出一丝简朴。
考古队进入墓室之后，无意间在前室的北侧室发现一个秘密：这间高大客厅般的侧室，墙壁上居然有一个空洞。
队员们的第一反应是：这是盗墓贼误以为墓壁之外还有空间，凿开墓壁向墓室外开挖留下的。然而当他们清理时，发现这个洞竟然不断向北纵延而去，深不可测。直到他们清理一号墓的墓道时，才发现这是个通向一号墓的暗洞。全长达30米。
盗墓贼挖这么个洞做什么？这显然是在暴蠢的“挖干土”。
队员们反复观察和讨论，开始推测这个“暗洞”很可能一号墓或者二号墓埋入之时就存在。这条暗道，是将两座大墓连接起来的一条神秘“地下走廊”。
墓室内淤土的清理是细致的工作。
按照考古操作程序，清理过程中出土的每一个步骤都必须事先规划。每一件文物的出土都必须有详细记录，给出编号，测量其三维坐标，并标记在平面图上。
最初的日子，考古队员几乎每天都在处理浮土，并未发现文物，大家不免多少有些失望。
到了9月25号，陈爱兰局长、孙新民所长一行到现场指导工作，情况突然有了转机。
就在这一天，考古队员在前室的前部，忽然发现一具人头骨。头骨虽然被压裂，但形状基本完整，颅骨壁厚，结节发达。它埋在淤泥中，附近未见棺木。看起来是被人移位到此的。
潘伟斌一阵兴奋。他相信有了这枚头骨，就能证明这不是座空墓，更不会是“衣冠冢”。这座大墓有它的主人。
接着好消息从其它各个清理地点传来。考古队陆续发现了几件陶器和铁器。最漂亮的是铁铠甲。鱼鳞状的铠甲片出土时锈结在一起。周边还散落了大量铠甲片。从出土现状判断，铠甲原来应该悬挂在木质架子上，出土时木架已经朽没。
一同发现的还有残断的2把铁剑和1把铁刀。
11月6日，对于潘伟斌来说是个难忘的日子。一名考古队员在前室清理淤土时，忽然遇到一块残断的小石牌。她用小毛刷轻轻地刷了两下，见上面好像残存有半个字。她赶紧将此事报告了潘伟斌。潘伟斌过来认真瞧了瞧，感觉像半个“魏”字。
魏？魏武王？曹操？
他想起自己见过的流落安阳市民间的一枚“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刀”，感觉二者材质一样，大小形状也完全相同。
难道说传说中盗墓贼盗掘的石牌真的是从这座墓中出土的？
潘伟斌一阵欣喜。他登记了石牌的出土坐标，同时开了个现场会。他要求考古队员在任何一个清理点上发掘时，必须有两个人在场，一个人负责清理，另一个在附近负责监督。确保文物安全。
重要发现接连传了出来，在很短的时间内，接连出土了五块石牌。
这些石牌有的保留了其上半部分，有的保留了其下半部分。但是没有一块是完整的，这不免使队长潘伟斌感到有些遗憾。
他再一次回到郑州，向贾连敏副所长汇报了他的新发现，并谈了他对墓葬的分析。贾连敏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带着他直接找到所长孙新民进行了汇报。
孙新民所长同样兴奋异常。他说，墓葬被盗得如此严重，能发现这几块石牌就很幸运了，你们的工作总算是没有白干，即使没有其它的重要发现，这些石牌也足以说明了问题。
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更大的发现还在后面。
11月11日下午4点，考古队员尚金山和信应超在前室的甬道门处，清理出一块石牌，当时有字的一面朝下，上面沾满了泥土。
已经见识过其它残石牌的两位队员有些激动，这可是一块近乎完整的石牌！因而他们内心充满期待，也许这块相对完整的石牌会有更多的文字！
回到考古队驻地，尚金山顾不上吃饭，迫不及待地用水冲刷掉石牌上的浮土。尘土拂去，定睛细看，石牌上赫然写着：“魏武王常所用挌虎……”。60多岁的尚金山兴奋地一下子蹦了起来，高声喊道：
“‘魏武王’，大家快来看啊这里有‘魏武王’！”
大家一下子围拢过来，将尚金山围了个水泄不通，纷纷来看究竟，并想亲手抚摸一下这个石牌。
信应超赶紧打电话向这时尚在另一个驻地的潘伟斌报喜：
“发现魏武王（刻铭）石牌啦。”
潘伟斌正在房间整理资料，听到这句话，以为是在开玩笑。
“你别逗我了，我受不了。”
信应超用更大的声音说：
“是真的，尚老师年纪那么大，都跳起来了。”
潘伟斌开始激动起来，一时间感到内心什么滋味都有，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来不及细想，他急忙骑上自行车向驻地赶去。
天空中依然飘洒着鹅毛大雪。积雪很深，自行车走不动，他弃车而行。这个时候的潘伟斌已经对寒冷没有了感觉。他渴望尽快见到那个神秘的石牌。到达驻地时，潘伟斌紧贴着皮肤的内衣已经浸满了汗水，身上沾满了雪，雪水在脸上融化，犹如道道泪痕。他顾不上擦，径直奔向屋内，拨开尚在激动的人群，把石牌接到手中。真正的泪水此刻充盈在他的眼眶之中。他将脸转向一边，让自己的情绪稍微平静了一下。然后再次转过脸来观看手中的石牌。
他发现石牌的下部略有些残缺，但“断茬”很整齐。他问其他队员：
“还有没清洗过的石牌吗？残片也行。”
一个队员随即答道：
“前几天好像还出土了一个很小的石牌残片，由于太小，我们都没有太在意，还没有顾得上清洗呢。”
潘伟斌说：“快找出来洗一洗，看能不能对得上。”
那个小小的石片很快被找了出来。信应超将它洗了洗，拿到了潘伟斌面前。石片上清清楚楚地刻着“大戟”两个字，字体和上面提到的石牌完全一致，石质也一样。
潘伟斌将石片往尚金山发现的那块残石牌的断茬上一接，居然严丝合缝。第一块完整的石牌呈现在大家的面前。石牌上的文字，从上向下逐字为“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
激动归激动，墓室内的清理仍然按田野考古规程进行。
数日之后，考古队又有了不同于石牌的另一发现。他们在后室清理出另外两个人头和一些零碎的肢骨。这两个人头加上前些日子在前室发现的人头，共是三个个体。
在清理后室甬道附近时，又出土了一些金丝。这些金丝纤细如发，有的呈盘旋状，或许是墓主人衣服上所绣的金丝图案留下的遗物。
当清理范围扩展到后室的南侧室附近时，一条消息在考古队中炸开了锅：侧室的门道内侧，散落着十几块刻字石牌。
潘伟斌将新的发现打电话报告给了省文物局陈爱兰局长。陈爱兰因为中国文字博物馆开馆的事，正在前往北京的火车上。听到消息后非常高兴，陈局长让潘伟斌将每块石牌的文字内容用手机短信的形式发给她，以便她向国家文物局领导汇报。
接下来的两天里更是发现不断。第二天发现12块石牌，第三天又集中出土了24块。十几天里，总共有59块石牌相继出土。
每次石牌出土，潘伟斌会在第一时间向省文物局和考古所领导汇报。有时候一天七八次。后来陈爱兰在接到电话时，干脆不等潘伟斌开口便说：
“我一听到你的笑声，就知道你又有喜讯告诉我了。说吧，这次又有什么重要发现。”
尽管陈爱兰局长非常繁忙，但每次听到潘伟斌的电话铃声，都会迅速接通。在整个发掘期间，他们的电话成了热线。
专业的考古发掘不能只关注石牌本身。石牌本身的科学价值，离不开石牌的出土状况。这一点，潘伟斌是清醒的。他查看了考古队绘制的墓室内出土文物分布图。发现石牌均是从自然地层而不是盗墓贼扰动过的地层中出土的。其中几枚石牌出土时，上面居然还叠压着陶器、铁器、漆器。
从学术范畴来说，石牌被漆器、陶器和铁器叠压，形成了极好的“地层关系”。漆器本是用易于腐烂的竹、木等有机质作胎。他们很可能原本就压在石牌之上，经千年时光，腐烂的漆器与土黏在一起，很自然地将石牌掩盖了起来。石牌出土于漆器之下，完全排除了石牌是后人造假后“放置”于墓中的可能。那些叠压在石牌上的铁器，也已经锈蚀严重。看来铁器压在石牌上的日子也很久很久了。
安阳的2009年冬天，出奇地寒冷。多年未遇的大雪，给大地穿上了银装。道路被积雪中断了，水电和给养都成了问题。考古队只好暂时将发掘停了下来。
大雪融化之后，考古队又在中国文字博物馆的庆典中休整了几天。
对于安阳市来说，中国文字博物馆的建立，使安阳有了首座国家级博物馆。国家领导人李长春、刘延东、陈至立、陈奎元、许嘉璐，国家文化部部长蔡武、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时任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省长郭庚茂等都来到安阳，为中国文字博物馆开馆揭幕。
久违了的那种“都城”的感觉，再次出现在安阳，写在安阳人的脸上。
国家文物局单霁翔局长在文字博物馆开幕式前抽空来到西高穴大墓发掘现场。计划现场视察的时间只有十分钟。但一进入大墓，单霁翔看到墓葬规模宏大的超出了他的预想，感到十分震惊。他一边听取潘伟斌的汇报，一边仔细地察看墓室的结构。很快便过了约定的时间。潘伟斌只好问单局长是否有时间看一看出土文物。单局长的回答是：“看，当然要看。”
一行人驱车赶到整理基地。单局长观察着每一件文物，不时拿出随身携带的数码相机对着画像石残块和石牌拍照。时间早已过了半个小时，陪同他前来的安阳市政府领导不得不直接提醒他该走了，他才恋恋不舍地离开现场。临行前他给考古队提了几条意见：
①注意安全，确保人身安全、文物安全、工作站的安全；
②科学发掘，不要遗漏任何考古现象，工作要细致，要将骨骼作为珍贵文物对待，尽可能地收集和进行人骨鉴定；
③马上组织专家考察发掘现场、研究出土文物、进行科学论证。尽快拿出结论，统一意见后，尽快召开新闻发布会予以公布；
④从现在开始就要考虑今后的保护和展示工作。怎样展示，要做好规划，要立足于原址展示，原址保护，做好规划。
当今的中国政府官员，早已不同于先前。单霁翔具有博士学位，就任国家文物局局长以来，他不遗余力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文物考古事业面貌一新。内行看得出，单局长的几条“指示”虽然是半小时内“匆匆作出”的，但条条切中要害。
单霁翔的四条，给河南省文物局形成了巨大压力。其中的第三条，无异于告诫陈爱兰和孙英民：国家文物局要的是专家详细论证之后的结论，不经科学论证，就别开新闻发布会！
11月19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孙新民联络省内专家，并从陕西省请来发掘过西汉阳陵的考古学专家焦南峰和中国考古学会理事、考古学专家陈雍两位教授，对西高穴二号墓的发掘进行讨论。
11月20日，文物局局长孙英民三天之内第二次驱车来到安阳，专门针对西高穴大墓的发掘保护及工地的安全工作进行部署。
孙英民与孙新民都感觉到，给西高穴二号墓的墓主定性的时候到了。他们决定直接请国家文物局出面组织一次更大范围的学术讨论。
12月12日，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司司长关强率领专家组来到安阳。这次应邀而来的专家，不再仅限于汉魏考古这样的专门领域。其中有考古学界声名显赫的专家黄景略、李伯谦、安家瑶；有文字学专家郝本性；历史学专家梁满仓、朱绍侯；体质人类学专家王明辉。省内考古学专家孙新民、张志清、贾连敏也参加了会议。
这次会议讨论的焦点，是西高穴二号墓的墓主身份。参观了墓葬并观摩了出土文物的专家们内心都很清楚：西高穴二号墓的墓主已不再是什么难解之谜。
12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前所长、国内汉魏考古学最权威的专家刘庆柱正巧路过郑州。省文物局得到消息，立即设法与刘庆柱取得联系，随后派专车将刘庆柱接到西高穴二号墓发掘现场。
刘庆柱的到来，给大墓的发掘提了许多具体建议，他私下里把自己对墓主的判断告诉了潘伟斌。这给潘伟斌和他的考古队带来莫大的鼓舞。
12月27日，河南省文物局综合众多专家的论证意见，正式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布了西高穴大墓的发掘成果。
2010年元旦过后，新年伊始。此时有关西高穴大墓是曹操墓的消息已经广泛传开。社会瞬间分裂成“挺曹”和“拍曹”两派。
最后出场的专家组是清一色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由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带队，成员有汉魏考古的一线专家朱岩石、钱国祥、刘振东，有文字学专家赵超、体质人类学专家张君、碳十四年代学专家张雪莲、化学专家赵春燕等。这次现场考察，导致了西高穴大墓发掘被评为2009年的全国六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不过，社会对西高穴二号墓的墓主身份的议论并未因此而终止。这无形中给考古队带来巨大压力。只是发掘还得照常进行。
最后的精彩，源于考古队员心中那个积郁已久的困惑：墓室内共有三具人头骨，他们之间一定也有主次之分，哪一个是真正的墓主人呢？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确认三名死者的棺木位置。这对于确认死者的身份至关重要。
考古队员关注着泥土中的有机物痕迹。他们知道，棺木虽朽，即便腐烂在泥土之中仍然有迹象可查，除非遭到严重扰乱。果然不出所料，元月中旬，后室的南、北两个侧室中各发现了一具棺木。这说明至少三名死者中的两名，原来是安置在后室的南、北两个侧室内的。
但另一名死者的棺木又在哪里呢？
按照葬制，这个年代的墓主不仅有棺木，而且一定放在墓室的主室即后室内。然而发掘过程中却没有在后室中发现明显的棺木痕迹。
为什么三个人头只有两具棺材？难道真像人们所猜测的，其中某具人头骨是盗墓贼的？
潘伟斌知道这不可能。所有考古队员都知道这不可能。
但要证明三具人头骨本来就在墓葬之中，只有找到这几具人头骨的原生位置，例如他们各自的棺材的位置。
可恨的盗墓贼！要不是他们洗劫了墓室，头骨何曾会移位？
谁知，问题的解决居然全然不费工夫。
元月24日，负责殷墟发掘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队长唐际根来到西高穴。接近中午的时候，大家再次进入二号墓的墓室。同行的还有考古队员任成磊。细心的小任忽然发现后室后部的一块铺地石上有一处浅浅的“印痕”。潘伟斌与唐际根忙驻足观察。
铺地石上的“印痕”约有12厘米见方。完全没有人工凿堑的痕迹，仅仅是颜色较整块铺地石略浅一些。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没有巨型重物形成压力，坚硬的铺地石上是不可能出现这么明显的“印痕”的。
这种“印痕”会不会是孤立的呢？大家很自然地扩大了搜寻范围。小任很快又在另一块铺地石上找到一处印痕。随即唐际根、潘伟斌等在其它铺地石上都找到类似的“印痕”。三对两排一共6个。
六个“印痕”呈矩形均匀分布，所形成的矩形长2.42米、宽1.02米。
“石葬具！”大家几乎同时喊出声来。
石葬具是古代为身份和等级很高的死者在墓室内承载或安放木棺用的。包括石屋、石椁、石榻、石棺床等数种。仅凭铺地石上的几个印痕，自然还难以确定西高穴大墓内安置的究竟是石屋、石椁、石榻还是石棺床。
大家不约而同地想起了考古队发掘西高穴大墓之初从早期那个盗洞口周围收集到的大量残破但刻有图案的“画像石”碎块。之前有人一直推测这些是画像石是类似汉墓中常见的那种镶嵌于墓葬中的画像石，墓葬清理出来之后，大家发现墓壁上并无画像石的“镶嵌”痕迹。而全部画像石残块更像是同一建筑物破损下来的。尤其是那些残破的石雕瓦当，无异于告诉人们他们本身就是建筑构件。
会是什么样的石葬具呢？
瓦当的存在，排除了石棺床的可能。棺床不会有瓦当。唐际根、潘伟斌感觉更有可能是石屋或者石椁。不过他们也明白，究竟是石屋还是石椁，还要等研究人员将所有的“画像石”碎片拼对完整才能确定。
椁是古代为安放和保存棺材，套在棺外的一种“箱”式结构。起源很早。至少在商代便已普遍使用。通常用原木搭建。隋唐两代，许多贵族用石材雕刻成椁来安放棺材，以显尊贵。有的石椁也雕成屋宇形状，刻上人物图案，高人肃穆。
石屋是棺椁之外的建筑。其外观直逼人间建筑，梁枋斗拱、屋顶瓦当，无一不全。
六个“印痕”的发现，不仅说明西高穴二号墓有石葬具，而且确认了安放石葬具的位置。而确认了石葬具的位置，棺木的存放位置也随之确认：原本棺木正是安放在后室正中的。后室前部的有机质堆积，或许就是被反复破坏的棺木腐烂之后留下的。而这副棺木，无论用材还是尺寸，应该好过侧室中的两具棺木。
这一判断，得到墓室中出土棺钉的支持。
考古队在清理墓室内被扰动过的淤土时，发现了两种不同规格的铁棺钉，较大的一种长达20多厘米，短的有10余厘米。这种长达20多厘米的棺钉应该是后室中男墓主人的棺木所用，说明棺木板材的厚度远远超过20多厘米，比两边侧室中所发现的棺木厚度大得多。
幽穴内的文物
二号墓的发掘告一段落。总共出土了多少文物呢？
尽管考古队更关心墓葬结构、遗迹、遗物关系等学术研究所需要的软信息，但文物的清点，同样是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
由于西高穴二号墓在发掘之前已经多次被盗，要准确地知道墓中随葬了多少文物，实际已无可能。
劫余物品到底有多少呢？
文物的计数，有时候并不是个简单的事。最终的数量，必须等全部发掘结束、研究整理工作完成之后才能掌握。举个例子，墓内出土的铁铠甲，出土时散片达数百件，散落严重。究竟是一副甲，还是两副甲，要研究以后才能有结论。而铠甲又是由甲片穿缀而成，甲片的清点，需要技术处理之后才能进行。再如，有的文物出土时已经破碎成数块，分布在墓室内不同部位。发掘现场是按不同个体编号和登记造册的。只有等发掘工作结束后通过整理修复才能确认准确的个体数。
二号墓内出土时比较完整、无需修复的文物有250件左右，如果加上陶器、铁器和独立存在的画像石（数千残块不计在内），目前登记在册的劫余文物不下400件。
文物的类别，以材质分，包括有金、银、铜、铁、玉、石、骨、漆、陶、云母、煤精石等类。
金银质文物有：金丝、金扣、金环、银带扣、银饰件、银环。
铜质文物有：铜带钩、带扣、铜环、铜泡钉、铜钱。
铁质文物有：铁甲、铁剑、铁杵、铁弩、铁矛、铁戟、铁刀、铁镜、铁帐构，以及成束的铁箭头和两种不同规格的铁棺钉。
玉质文物（包括玛瑙、水晶）有：玉佩、玉珠、玛瑙饼、水晶珠、玛瑙珠。
石质文物有：石璧、石枕、石圭、石砚、石弩机、刻字石牌、画像石块。
骨质文物有：骨尺、骨簪。
漆木质文物有：漆器。
陶瓷文物有：陶灶、耳杯、盘、壶、托盘、盆、陶俑、陶砚、釉陶罐、器形不明的瓷片。
其它：煤精石雕成的小老虎、云母片。
上述随葬品，被关注的是刻字石牌。这些石牌共62件。按形制分为A、B两类。
A类：共8件。呈一端尖锐一端平直的圭形。体形略显瘦长。上面所刻文字说明器物主人、器物名称，但不言数量。例如2件“魏武王常用挌虎大戟”、2件“魏武王常用挌虎短矛”等。
B类：六边形，长8.3厘米，宽4.75厘米，厚0.7厘米，上部中间有穿孔。所刻文字不仅言明物品名称，通常也言明物品数量，但决不涉及物品主人。每块B类牌记载的内容都不相同。例如“八寸机一”、“香囊卅双”、“胡粉二斤”、“刀尺一具”、“木墨行清”、“白练单衫二”、“黄豆二升”、“圭一”、“璧四”、“绒二幅”等。
铁甲已锈结。
铁镜，直径达21厘米。
石圭，宽7.4厘米、长28.9厘米。
另外，3枚铜钱均为“五铢”钱。其中1枚还是剪轮五铢。
除上述随葬品外，还有一部分特殊的“文物”。罗列如下：
①木棺三具：后室的南、北侧室各出一具。后室（主室）也有一具，但仅存痕迹。
②三个人骨个体。
③建墓室的砖：砖长50厘米，宽25厘米，厚12.5厘米，素面磨光。
④铺地石。
⑤画像石残块数百块。
其中数百块画像石残块，多出土于距地表深5米处的早期盗洞周围。少数出自墓室。这批画像石画工的精细娴熟，雕刻精美，内容有人物以及青龙、白虎等“神兽”图案。有的残块上留有清晰的题榜，包括“宋王车”、“文正十子”、“饮洒人”等内容。
除画面内容、画中题榜外，还有另外两大特点也引起了考古队员的注意：一是所有残块材质与颜色一致，犹如从同一物件破损下来的碎块；二是残块中有一部分是古代“瓦当”的形制。“瓦当”是中国古代建筑的部件。
难道这些画像石残块与建筑有关？
随葬品的位置，分布在墓葬中的前、后室和各个侧室。
后室面积最大，而且居中居后，应是整个墓室内最重要的空间，是墓葬主室。这里没有发现帷帐构件，但有显而易见的石葬具痕迹。因此这里原来设置的不是帷帐，而是石屋。石屋之内放置着主棺，犹如墓主人的“寝室”所在。
后室的南北两个侧室中安放有棺材，虽有随葬品，也是附属之物。如南侧室发现的铁帷帐构，当为棺木之外的帷帐的“零件”。
前室属于“前堂”性质，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等圭形石牌均出于这里。而且前室还发现有鎏金盖弓帽，推测应该随葬车辆。因此前室犹如墓主人生前的厅堂。
前室的南侧室可能与庖厨有关。前室的北侧室采用“四角攒尖”顶，虽然室内发现物品不明，或者与礼仪有关。
尽管上述文物都是考古发掘出土的，但毕竟西高穴大墓的确被盗过。某些文物会不会是有后人造假的？比如说造假后放入墓葬之中，让其“重新出土”以抬高文物自身的“身价”？
考古队的工作否定了这种可能性。
且不说多数文物出土时都有明确的地层位置。仅就这些文物之间的相互关联性，谁也无法割断。
所有的出土文物，无论其名称如何、功能如何，全部都是东汉晚期的风格。任何造假者，就算是一等的考古学家，也不可能具有叫“将全部文物制造成东汉晚期”风格的本领。
这些石牌用材基本是一致的。其中带字的石牌，上面的文字内容、表达方式，甚至字体也都是一致的。一些石牌被发现于易碎品的下部，甚至被锈蚀的帐构件所压，没有翻动的痕迹，当然不可能是后人制造的“假文物”。
胡粉、香囊、尺刀、八寸机、白练单裙、木墨行清等，都是典型的东汉时期物名。
有些词汇，听起来耳熟，好像是今天的常用词。但经过考证，其实都是古代常用语。例如“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中的“常所用”、“挌虎”等词，都是古代，特别是汉末或三国时期的社会常用语。
《三国志·吴书·周泰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记录孙权事迹，就有“敕以己常所用御帻青缣盖赐之”的话。其中，便用了“常所用”。记录刘宋事迹的文献《宋书·肖思话传》卷八十八也有“初在青州，常所用铜斗”的记载。
“挌虎”即“格虎”，与老虎搏斗，也是勇猛的意思。格虎的用法古已有之。《史记·殷本纪》说殷纣王能够“手格猛兽”；《汉书·东方朔传》亦说到汉武帝行猎“手格熊罴”行为；《三国志·魏书·任城王传》记任城威王曹彰“少善射御，膂力过人，手格猛兽，不避险阻。数从征伐，志意慷慨”。意思是少年时代的曹彰善于骑射，臂力过人，可以徒手与猛兽搏斗，而且不怕艰险。多次随军战斗，意志坚强。《魏书》卷九十五载有：“遣避虞中郎将贾霸率工匠四千，于东平冈山造猎车千乘……格虎车四十乘……”《全梁文·常僧景等封侯诏》有“宣阁格虎队主马广”等。
“挌虎”和“常所用”一样，都可以作为古代文化现象的物证。
墓外惊现“七女复仇”
考古队一面发掘，一面还惦记着另一件事：被盗文物的征集与收缴。
二号墓后室顶部的两个大盗坑，是每个考古队员心中的痛楚。没有人知道究竟有多少盗墓贼从这两个盗坑中下到墓室，更无从知晓有多少件文物从这两个盗洞中流入不法市场。
作为主管业务工作的省文物局副局长孙英民为墓中文物的流散忧心忡忡，多次要求安阳市公安局尽快成立专案组，尽快破案。安阳县、市两级领导也意识到墓中文物流失已经是一项巨大损失，责成公安部门尽快成立专案组，专门负责此墓葬案件的侦破工作。
安阳县近年的盗墓活动的确十分猖獗。早在潘伟斌发掘固岸遗址时，盗墓活动便开始泛滥。据安丰乡固岸村村主任张清河说，2007年，他才当上村主任，就不记得跑了多少趟派出所了。因为常有派出所通知，村民盗墓被抓，民警叫他去认人。确实也有发了财的盗墓贼。一陈姓盗墓贼，担心被抓，常年漂泊在外，手机号码时常改变。至今未能抓获归案。
2008年春，考古队正式向安阳县警方提出请求，要求对西高穴二号墓流失和被盗文物进行追缴。反盗墓战全面打响，并且力度越来越大。截至2009年底，安阳县警方先后抓获5批盗墓贼，共38人，已追回一批曹操墓文物。
2008年3月，有人从黑市购买了1件文物，据说出自西高穴二号墓。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孔德铭所长前往了解，意外发现这是一块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刀”的青石牌。在孔德铭的劝说下，这件文物已经交给了国家。
文物征集和收缴取得的成果，还包括可拼接的画像石3块；石枕1件；刻字石牌1件。
收缴的3块可拼接的画像石材质相同，断口正好可以拼合，拼合之后图案完整。构图分上、下两部分。
上部图案，又分左、右两组。
上部左端一组：共刻画了6个人物。最左方有二位布衣老者席地而坐，老者上方题榜为“首阳山”三字，其前方一行三人着官服对二老揖拜，为首者的题榜是“使者”；三人身后是一辆马车，车内隐约可见一人，应为驭手。车的上方有题榜三字，首字已漫漶，后二字清楚，疑为“使者车”。左首的二位老者既有“首阳山”题榜，自然让人联想起伯夷叔齐故事。
上部右端一组：共刻画了6个人物。5人向右揖拜，依次有题榜“纪梁”、“纪梁”、“侍郎”、“侍郎”、“侍史”。右端图像不清，但有人面向揖者而坐。这组画像讲述的是什么故事，目前还没有人能够破解。
下部图案所刻画故事，围绕一座桥展开。但内容明显是一个整体。
桥上：三辆马车由右向左而行。一辆停在桥梁正中，上方有“令车”题榜。一人从车内向后端伸出半个身子，神色恐惧。他的前方一人仗剑执盾，怒目而视。桥梁右边一车，有“主簿车”题榜，旁边还有骑士一名。他们受到三名握有剑戟刺客的攻击。桥梁左边也有一车一骑受到刺客的攻击。刺客仗剑和执戟，勇猛而无惧色。反倒是着官服之人，心存恐惧，有的跪地求饶。
桥下：水中游鱼穿梭，空中数鸟飞行。桥的正下方，一位官服男子失足落入水中，手足乱舞、惊慌失措。男子上方榜题为“咸阳令”。其身前身后，各有两名刺客站立船上，仗剑执戟，同时砍来。刺客身后，尚有渔人正在捕鱼。他们对突然发生的行刺，似乎毫无觉察。
这是一个什么故事？
由于缺少史料，故事的细节早已湮没于历史烟尘之中。但相同的题材，过去在山东、内蒙古、河南和安徽已经挖开的若干东汉时期古墓的壁画或画像石中也曾发现过。将考古发现的画像石表现的场景“缀合”起来，大略能够知道故事的梗概。
原来这个故事叫做“七女复仇”。
“七女复仇”的故事在文献中早已失传，但显然曾在东汉晚期流行一时。之所以知道这个故事与七个女人复仇有关，是因为山东莒县东莞的一幅相同题材的东汉晚期画像石出现过“七女”的榜题，而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墓中发现的同一题材的壁画，直接出现了“七女为父报仇”的榜题。这类题材的壁画或画像石，表现场景都围绕一座桥梁展开。有的画像石将桥梁称为“渭河桥”（榜题）。画像石中的人物，由血腥对立的双方组成。一方是咸阳令，也有一些画像石中称为“长安令”；另一方是仗剑执戟的刺客。
碎片连缀出一个凄婉的故事：汉朝年间，咸阳令（或长安令）冤杀了七名女子的父亲，七名弱女子决定为父报仇，于是埋伏在“渭河桥”旁。待仇家出现，一齐杀出。咸阳令慌乱之中失足落入桥下。但桥下水中早有埋伏，最后咸令被乱刀砍死。七女之仇得报。
关于这3块残块组成的“画像石”内容，民间还有另一种解释，认为主题是垓下之战。
这种解释将使者访问“首阳山”二老等上栏内容与下部围绕河桥发生的事全都联系起来。自上而下共是三个片段：第一个片段表现的是项羽问路。项羽被农夫误导进了沼泽；第二个片段描绘垓下之战期间项羽为了突围，把他的随从分为四队，朝着四个方向；第三个片段描写项羽和乌江亭长说话的情景，亭长劝说项羽搭船，项羽不愿意。
民间解读与画面情形有诸多不符，猜测成分显而易见。一则项羽问路不可能问到首阳山去；二则中间的项羽突围也有不妥，因为文献记载，项羽是骑马征战的，不应该乘车；下部更不是乌江亭长劝说项羽东渡的场景，其题刻明确告诉大家是“咸阳令”。项羽怎么会摇身一变成了“咸阳令”呢？
解读虽然牵强，却增加了画像石内容的神秘性。
收缴的石枕，无疑是另一项重大收获。
石枕为青石质，正面中间为一很深凹槽，恰能放下人的脖颈。凹槽中间高，前后略低，很符合人脖颈的生理特征。背面平整，中间刻字，内容为“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九字，字体为汉隶，俗称八分体。字体规整，笔画遒劲有力。
收缴的石牌呈圭形，青石材质。上有穿孔，孔中有铜环，环上连一铜链。正面刻“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刀”10字。字体与石枕上的一样，均为汉隶八分体。
以上文物虽属收缴，但案犯对石枕、石牌等文物出自西高穴二号墓却供认不讳。
案犯的供认，得到文物本身的“自证”。
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刀”八分体汉隶的小石牌，不仅尺寸与发掘出土的墓内石牌相同，石牌上的文字和用语习惯、句法也完全一样，石料的材质、颜色也没有任何区别。这完全排除了造假的可能。唯有那块刻有“七女复仇”故事的残画像石，与墓中石牌以及盗坑中出土的其它画像石残块材质略异，特别是颜色略显深暗，但画像石中的内容，也排除了造假的可能。按案犯的交代，应该也是墓内文物。
目前，文物的收缴工作仍在进行。
2009年底，安阳县警方在发掘现场及安丰乡各村张贴由安阳市中院、市检察院、市公安局三家制定的《关于敦促盗掘西高穴曹操墓违法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和上缴文物的联合通告》的通告，希望将来在文物征集和收缴工作上还会有新的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