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英国考古学家依恩·霍德出版了一部名著，叫《阅读过去》，它被西方考古学者称为考古界的圣经。
历史被封存在地下，需要“阅读”才能认识！
西高穴二号墓的主人是谁？
解开这个谜，首先必须读懂墓葬内的“死亡密码”。
葬于东汉末年
死者的葬法，历代并不相同。主要表现在墓葬平面形状和建造结构的差别。西高穴二号墓的墓室结构，与东汉时期等级相近的墓葬类似但又略有差别，呈现由东汉向魏晋墓过渡的特点。
已经发现的东汉诸侯王一级的墓葬共8座，属于6个诸侯王国。其中就有分前、后两室的砖室墓，而且前、后室也都带有侧室。
河北定县北陵头43号墓是与西高穴二号墓形制最为接近的东汉诸侯王墓。该墓由墓道、甬道、前室、前室的左右侧室、甬道、后室、并列于尾部的后室双后侧室组成。该墓早年被盗，残存的随葬品有银缕玉衣、铜缕玉衣各1套，又有少量金银饰品和玉器。发掘者据《后汉书·中山简王传》推定墓主为灵帝熹平三年（174）去世的中山穆王刘畅夫妇墓。
西高穴二号墓的平面形制与河北定县北陵头43号墓形制接近。都是前、后室外加前、后室的双侧室。但前室更为宽敞，后室也更开阔，且后室的双侧室是左右排列。显示出更高的规格。这似乎在传递一个信息：西高穴大墓的年代接近公元174年死去的刘畅夫妇墓，但可能地位比诸侯王刘畅还要高。
另外一座与西高穴二号墓形制接近的东汉墓是睢宁刘楼东汉墓。
刘楼墓也是一座诸侯王墓。该墓也是前、后两室。前室与两侧室连成一体，后室十分宽敞，明显是主室。后室的尾部有一个侧室。该墓存有银缕玉衣和铜缕玉衣的残片。墓内发现1具6岁左右的遗骨。中室的壁砖上有石灰写的“司空”二字。发掘者推测墓主人可能是诸侯王。西高穴二号墓比刘楼墓的形制略显复杂。
西高穴二号墓的形制、规模与现今已发现的东吴和曹魏时期的王一级的墓葬也有相似之处。
2005年，考古学家在南京江宁区上坊镇发现一座孙吴时期的墓葬。该墓的形制与西高穴二号墓相似，同为土坑竖穴砖室结构，带斜坡墓道。但上坊东吴墓地面堆有封土，墓道朝南。陡而较短，仅有10米。宽也只有4.3米。墓室长20.16、宽10.71米。由封门墙、石门、长甬道、前室、过道及后室构成。前、后室两侧均有对称侧室，后室后壁还有两个大壁龛。甬道券顶，长5、内宽2.45、内高2.28米。前室方形，中部略鼓，南北长4.48、东西宽4.48、残高5米。前室东侧室长2.49、内宽1.73、内高1.81米。前室西侧室长2.5、内宽1.74内高1.86米；后室之间的过道券顶，长1.77、宽1.94、内高2.06米。后室平面呈长方形，中部略向外凸，南北长6.03、东西宽4.56、残高4.04米。后室东侧室长2.49、宽1.77、内高1.91米。
墓葬的前、后室均为穹隆顶结构，甬道、过道及四个侧室为券顶结构。
上坊孙吴墓是迄今发现的数以百计的孙吴墓葬中，规模最大，结构最复杂的一座。墓内随葬品丰富，包括“五铢”、“太平百钱”、“直百五铢”、“大泉当千”等。发掘者推测墓葬为东吴晚期，墓主人或为孙吴宗室。
安徽马鞍山宋山东吴墓，也是东吴时期的帝王一级大墓。该墓一样是带墓道的砖室墓。墓室结构比较奇特。其前室被划分成三个空间，在前室的前端形成两个侧室。前室后端有甬道与后室相连。后室没有侧室。出土有青瓷器41件、“大泉当千”等。墓中还出土有“富宜贵至万世”、“富贵万世”的铭文砖。“大泉当千”铸于东吴赤乌元年，即公元238年。故推测该墓年代应为东吴中、晚期，上限不超过公元238年。这是迄今发现的规模仅次于上坊墓的东吴墓。推测墓主可能是皇帝孙休（孙权第六子）之墓。孙休于魏甘露三年即位（258），永安七年（264）去世，时年30岁，谥号景皇帝。
较上述数墓年代略晚，但仍可与西高穴二号墓加以比较的是出土有正始八年（247）铁帷帐的洛阳魏晋墓。
该墓由墓道、甬道、墓室、侧室组成。其斜坡墓道长23米，墓室用砖砌，前室为四面结顶的方形，后室为弧顶长方形，此墓虽被盗，仍然出土较多随葬品。以陶器为主，另有铜器、铁器、玉器。随葬品以带“正始八年八月”铭文的铁帷帐架而闻名。另外还有玉杯、漆器、铜博山炉等。
西高穴二号墓与上述东汉、三国（孙吴）、魏晋墓葬比较，形制更接近正定北陵头的东汉来年刘畅墓和南京上坊孙吴墓。因此西高穴墓的年代应更接近此二墓的年代，大致年代应在灵帝熹平三年（174）去世的刘畅墓之后不久。
西高穴二号墓出土文物的风格也显示出明显的东汉末期特征。
二号墓中出土大量画像石残块。画像石中人物的服饰特征属东汉时期。画像石的内容同样不晚于东汉，特别是“七女复仇”的故事，是东汉晚期汉墓中常见的题材。
墓葬后室的侧室中出土有铁质帷帐架。使用帐构，是东汉末年至魏晋时期的习俗。
墓室中出土的四系黄釉和绿釉陶罐是汉末三国时期的代表性文物，更重要的是还出土了一件白釉瓷罐。铁镜也表现东汉晚期至魏晋的时代特征。
陶俑的服饰属东汉晚期。
墓内出土的三枚“五铢钱”也是东汉钱。其中有1枚是典型的东汉“剪轮五铢”。
墓葬中出土的刀、剑，其实也有时代特征。
戟是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军中主要的格斗兵器。戟的使用是以“对”为常例，如吕布营门射戟故事，三国将领典韦的武器就是“双戟”。西高穴大墓中所出戟，正好是“成对出现”。
东汉末年是大刀代替长剑的时代，到了三国时代的军队实用兵器中的大刀完全取代了长剑。东汉时代由过去的“佩剑”，发展为同时出现“佩刀”，《后汉书·舆服志》载：“佩刀，乘舆黄金……诸侯王黄金错”。
二号墓内出土的诸多刻字石牌，字体是典型的汉末隶书形式，俗称“八分体”，与东汉末年熹平石经、张迁碑的字体非常接近。
不仅字体具有“断代”意义，字的结构也如此。
墓葬中一些石牌上的“魏武王”三字中的“魏”字，在下面加了一个“山”字，这是秦汉时期的写法。魏晋以后，此种写法开始变化，“山”字开始移到魏字的上部。北朝以后的“魏”字，“山”字完全从小消失。所以“魏”字的结构，表明西高穴二号墓不会晚于魏晋，更可能是东汉末期的。
文字的内容同样显示该墓的年代应在汉魏之间。
铭刻有“木墨行清”四字的石牌，其字体和内容本身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所谓“木墨行清”，是东汉末至魏晋时期人们对厕所或便器的称呼。“木墨”是对厕所或便器材质的描述，“行清”指受便器。其实受便器也是厕所的一种。有人认为，“木墨行清”，指用香椿木制成的便器。可备一说。或许“木墨”指木炭也未可知。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东汉末年至魏晋这个很短暂的时间内将厕所或便器称为“木墨行清”。所以该墓的年代，只能在这一时期内。
墓室内出土的刻字石牌中，还有“白练单裙”、“香囊”等，都是汉魏时期的物品名称。
“白练单裙”所记的是随葬品中的衣物，或称葬服。
细加区分，葬服分从葬之服与殓葬之服。从葬之服窆入椁小，殆葬之服包裹尸体。汉代葬服有上衣下裳之分，有单衣、複衣之别，有长衣短衣之异。
《释名·释衣服》：“有里曰複，无里曰禅”。
“白练单裙”四宇，“白”指颜色，“练”是材质；“单”通“禅”；“裙”指人的下身着装。
汉墓中以简牍记录葬服的例子不少。如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湖北江陵凤凰山八号汉墓等。简牍所记衣物种类，上衣有禅表、複衣、袷衣、袍、襦（常见）、袭衣；下裳有便常、绔、裙、纵之名。
马王堆一号墓包裹尸体共用绵衾4件，绵袍4件，丝质单衣6件、麻布单衣1件，麻布单被和包裹2件，情况不明者3件，共20层，而从葬之服有袍、禅衣等。所以“白练单裙”，是汉代的物名。
东汉时期，尤其是东汉末期，“挌虎”题材十分流行。许多达官贵人辞世后，殡葬者常常会选择上好的石材，或者烧制规则的青砖，将“挌虎”图案刻画其上，以表现死者生前具有勇猛无畏的品质。中原地区，尤其是南阳、郑州，包括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所选择的许昌，大量东汉墓中都能见到刻有“挌虎”题材的画像砖或画像石。所见图案，一律猛虎凶暴，挌虎者或徒手、或操弓、或持短剑、或擎长矛，面无惧色。西高穴二号墓虽未见同类画像石或画像砖，但铭刻“挌虎短矛”、“挌虎大刀”和“挌虎大戟”的石牌，仍然留下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综合分析各种因素，西高穴二号墓的年代应判定在东汉末年。
死去的是帝王
考古学发展出一套专门的分析墓葬的方法论。学者们通过调查100多个现生民族的例子，发现最能反映墓葬主人身份的因素是墓葬的规模和形制。
西高穴二号墓是目前考古发现的规模最大的东汉或曹魏时期墓葬，总面积达740平方米。墓道的宽度9.8米。墓室墙壁极厚。墓室采用前、后室布局，前、后室又都带双侧室结构。墓葬前室、后室和前室的北侧室采用“四角攒尖顶”。
墓室所用建筑材料，都是东汉末年的最高等级、最高规格。垒砌墓壁所用的条砖，长0.5、宽0.25米；铺地石长0.95、宽0.9、厚0.2米。非常规整。是迄今所见的规格最高的铺地砖、石。
随葬品内容也反映出墓主人的地位。
墓室中发现的3具人头骨，表明入葬了3名死者。位于主室（后室）的死者使用了石葬具。陪葬在主室的两个侧室中的两具女性应为墓主的合葬、陪葬人。
墓内石圭宽7.4、高28.9厘米。汉成帝延陵陵园南司马门遗址和汉昭帝平陵陵园遗址均出土过石圭，但通常只有10厘米甚至更短。西高穴墓出土的石圭长达28厘米，肯定是帝王级用品。
与石圭伴出的，还有石璧，直径达28厘米。圭、璧伴出配套使用，是帝王陵的突出特征。
直径21匣米的铁镜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件的东汉铁镜之一，也反映了墓主人的非同寻常的社会地位。
墓地的建筑遗迹，特别是有规律分布的柱洞反映出墓葬曾经有陵园阁殿。生前死后的高贵，尽显其中。
考古学讨论古代墓葬主人的身份，同样可以采用“比较法”。通过年代相同或相近，并且墓主人身份明确的墓葬，来讨论新发掘的墓葬的墓主人身份。
年代与西高穴二号墓最为接近的王一级慕葬，是河北定县北陵头43号墓，墓主是公元174午死去的刘畅。西高穴二号大墓的形制和结构的复杂程度大大超过厂河北定县北陵头43号东汉墓，说明西高穴二号墓墓主地位应比刘畅还要高。
1987～1989年发掘的湾漳大墓，对于判定西高穴二号大墓的墓主具有另一方面的参考价值。湾漳大墓虽然年代上晚于西高穴大墓300余年，但地理位置接近。它坐落在河北磁县县城西南2.5公里，滏阳河南岸。该墓同属单墓道大墓。墓道朝南，全长37米，宽度仅3米左右，但两侧绘满壁画。墓室是边长7.5米左右的方形单墓室，顶部采用四角攒尖式结构，内高11.8米，墓底铺有正方形磨光青石。墓室西侧有须弥座石质棺床，长5.83米。棺床上经分辨，有一棺一椁，人骨已朽。若以湾漳大墓与西高穴大墓比较，西高穴大墓在墓道宽度、墓室结构等所显示的规格明显高于湾漳墓。据学者们分析，湾漳大墓的主人可能是公元550～559午在位的北齐皇帝高洋。
戎马倥偬
考古学对古代墓葬的研究总结出许多规律，其中一个是：墓葬随葬品往往能够反映墓主人生前的某些经历。
安阳的商后期都邑殷墟迄今已发掘墓葬15000余座，研究者在整理墓葬的过程中做了许多统计。结果表明，墓葬中如果出土陶纺轮，则墓主人通常为女性；墓葬中如果出土青铜戈，则墓主人通常是男性。更有趣的是，如果墓主人生前有过军事战争经历，通常会在墓葬中反映出来。妇好墓就是一个例子。
妇好本来是女性，系商王武丁的配偶。1976年，妇好的墓葬被发掘清理出来。奇怪的是她的墓葬中出土大量兵器。殷墟的商代墓葬中，女性墓是很少出兵器的。难道作为一介女流的妇好生前参加过战争？经查阅，果然发现殷墟甲骨文中保存了妇好带兵出征的记录。据甲骨文的描述，妇好参与的最大规模的战争，她所统率的兵力达10000余人。
西高穴二号墓的出土文物，包括大量铁质铠甲、铁刀、铁戟等。散落在墓葬中的石牌，与兵器有关者甚多。其中包括“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刀”、“八寸机一”等。由此推之，二号墓的墓主人生前很可能有过军事经历。
古代有身份的人死后，往往根据其生前经历给予谥号。而生前有过军事经历者，常常会以“武”字为谥。
为什么是武？古书上说：“刚疆直理曰武。威疆敌德曰武。克定祸乱曰武。刑民克服曰武”。
例如生前发兵塞外，派卫青、霍去病饮马阴山的刘彻，其谥号为汉武帝；又如北击金兵、征战一生的岳飞，死后谥号为岳武穆。他们的谥号中都带一个“武”字。
西高穴二号墓中发现至少8枚石牌刻有“魏武王”，其中的“武”字与所出兵器相映证，印证了墓主人生前的军事生涯。
魏武王
二号墓出土圭形石牌7枚，均刻有字。其中1枚完整，上刻“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2件刻“魏武王”等；其余均残件，但尚存“魏”字或“常所用”等残字。
“魏武王”的名字，魏系封地，武为谥号，王指封爵。翻译成现代汉语，可解释为：封邑在魏、谥号武的王侯。
“常所用”也是3个字，反复见于其他石牌。理解为“经常使用的”或者“曾经使用的”应该都可以。
这批刻字石牌所提到的“魏武王”不会是别人，应该就是墓主。
“魏武王”三字并非单独出现，这里与随葬器物相联。随葬器物显然应该理解成墓主人所有，因此“魏武王”三字显然也是指墓主。
因此西高穴二号墓的墓主人，死的时候是“魏武王”身份。这是有关墓主人身份的一条非常重要的信息。
魏武帝
西高穴二号墓的墓主人，下葬时虽然是“魏武王”身份，但死后却被人称做“魏武帝”。
由“王”变“帝”，一字之差，身份却发生了质变。
怎么知道西高穴二号墓的墓主后来变成了“魏武帝”？答案在鲁潜墓志上。鲁潜墓志上说，鲁潜墓距“魏武帝陵”的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步。
简礼薄葬
厚葬或薄葬是相对而言。判断一座墓是厚葬还是薄葬，要考虑死者的身份。
西高穴二号墓因其规模宏大，墓形呈“前后墓室各带双侧室”，建筑上采用了“四角攒尖”结构，其规格之高，已达帝王一级。这种级别的墓葬怎样才算是“薄葬”？
两汉时代，社会厚葬成风。
东汉诸侯王级墓葬无一不金玉相随。其中最具财富和身份象征意义的随葬品，是墓主人都穿戴着“玉衣”。这些“玉衣”以金丝或银丝穿连，又称“金镂玉衣”或“银镂玉衣”。河北定县北陵头中山穆王刘畅夫妇（43号墓）、江苏睢宁刘楼东汉、甚至连1955年发掘的洛阳4座东汉晚期墓葬，也都有玉衣残片。
西高穴二号墓规模虽属帝王级别，但墓室周壁以素墙处理，未见壁画，更没有使用“金镂玉衣”或“银镂玉衣”。出土的玉佩、铜带钩、铁甲、铁剑、玉珠、水晶珠、玛瑙珠等物，都应该是墓主生前佩戴的常所用之物。墓葬减少了随葬明器、简化了墓室结构。
最重要的是，西高穴大墓没有筑封土，这是“薄葬”的最为重要的体现。因此相对死者的身价和墓葬的规格而言，该墓是典型的“薄葬”。
陵园阁殿
在墓地建墓园与各种各样陵寝建筑，是秦汉以后古代帝王级墓葬的常例。
西高穴二号墓存在地面建筑，已由发掘证实。特别是一号墓北侧发现的夯土基址，正是当年地面建筑的地基。那些至今还保存在二号墓墓道周围的柱洞，也有可能是地面建筑遗留下来的。特别是墓道东端南北对称的柱洞和墓室顶部两个直径达0.5米的柱洞，表明墓道在当年人们进入墓道位置和来到墓室顶部时，都能够栖身殿堂之内。两处殿堂很可能是给祭拜墓主人或者给墓主人奉上祭品的场所。
龙振山收藏的铜质门钉，或即当年地面建筑的大门上遗留下来的也未可知。
头疾
“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石枕虽是收缴文物，但上交者及知情者皆指认出自西高穴二号墓，众口一词。而石枕所使用石材以及上面的字体，与二号墓中所出石牌相同，因此石枕在讨论墓主人身份方面，与其他刻字文物具有同等价值。
“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9字，实为3个词组。
“魏武王”是名字，指墓主人，反复见于其它多件石牌。魏系封地，武为谥号，王指封爵。翻译成现代汉语，可解释为：封邑在魏、谥号武的王侯。
“常所用”也是3个字，反复见于其它石牌。理解为“经常使用的”或者“曾经使用的”应该都可以。
“慰项石”又是3字，是关于石枕功用的解释。“项”指与头部相连的颈项；“石”是石质枕头的代称；“慰项”，实为“火慰项”，医学名词，相当于今天的理疗。
“魏武土常所用慰项石”放在一起理解，应是：魏武王曾经用过的理疗头颈的行枕。
由此反向推理，墓主头颈部很可能有某种病症，至少有明显的“不适”。
年逾花甲
墓室中共出土了3个头骨，代表3个个体。无独有偶，墓葬中的棺材正好3具。由此可以排除所谓“盗墓者盗墓时失手死在墓室中”的可能。此3具头骨，必有一具是墓主人。
墓葬随葬品，以男性用品为主，包括刻铭为“魏武王常所用”的各种物品，以及墓中出土的铁铠甲、铁剑等。因此墓主应是男性。
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体质人类学专家王明辉对3个人头骨的年龄和性别进行鉴定，其结果为：
男子：首次年龄鉴定为60岁左右，再次鉴定结果为60岁以上。墓葬中那块刻有“胡粉二斤”的石牌，多少泄露了这位男子的年龄秘密。东汉时期，胡粉是老年人用来涂面的。
女子A：首次鉴定年龄为50岁，再次鉴定年龄为50岁出头。
女子B：首次鉴定年龄为20～25岁，再次鉴定年龄仍然为20～25岁。
由此可知：年龄60岁以上的男子应为墓主。
男子应为墓主，还有另外一条“坚如磐石”的证据。
我们先回忆一下3个头骨的出土情况。
男子头骨：出自前室的前部。发现时独立存在，附近没有其它骨头相连，而且头骨并不是正方向安放，面部也朝向了一侧，它像是随意丢弃于此。
女子A：出土时更靠近后室的南侧室。发掘后期，此侧室内清理出棺木一副，竖向放置。棺木可能略有移位，上部早已朽没。侧室内发现铁质帐构架1件，并有其它锈蚀铁渣出土。
父子B：出土位置更靠近后室的北侧室。发现时附近有碎骨。发掘后期，此侧室中同样清理出竖向放置的棺木一副。棺木早朽。
由此可知，女子A和女子B分别安置在后室的两个侧室之中。
男子头骨发现于前室前部，但迄今发现的所有汉魏古墓，从未见有将死者安置于前室前部的。考虑到头骨出土时的状况，可以排除“前室安置”的可能性。
按通常的规律，主棺应该放在后室后部的正中。但西高穴大墓的后室并未见到棺木。仅后室的前部有些许有机质的堆积，具体是什么无从知晓。
男子尸骨被移位前会不会就在后室的正中呢？
后室中部铺地石上的印痕，确应了石屋的存在，而石屋不仅证明男性头骨的“原位”应在后室，也即主室，同时证明他的地位高于另外两具棺木中的女子。因而这名60岁以上的老年男性，除了解释为墓主，别无他的可能。
但这位可以称为“魏武王”的墓主人又是谁呢？
能在历史文献中找到他的记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