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星火·中短篇小说》2015年第04期
栏目：陈离
先生，你愿意听我说一说我的故事么？
先生，请你相信，我是一个人，不是一个鬼。而且，先生，请你相信，我是一个正常的人，我不是一个疯子——我是一个神经正常的人，尽管我的心灵可能有病。先生，那么你是否愿意听听我来说说我的故事？
我是一个外地人。是的，此地人说话有严重的口音，我说话也有口音，听口音就知道我是一个外地人。我不告诉你我是从哪儿来的，因为这没有必要。这和我要讲的故事毫无关系。我来自一个很遥远的地方。那个地方在哪儿？——你别问了，我不会告诉你的。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知道这一点就已经够了。我的职业？啊，我没有职业。我说的是现在，现在我没有职业。我的职业就是到处走。我是一个到处走的人。走到哪儿算哪儿。
我过去是有职业的。我在医院里工作。我在医院里工作——不，我并不是一名医务工作者。我在医院里，从事的工作是收费。我不是医生，但我每天和病人或者病人的亲属打交道。我在医院里工作了二十多年，一共拿了国家不少钱。我有这样一份工作得感谢我的父亲——不，确切地说是要感谢我的两个姐姐。不过这话说起来有点长。且容我以后慢慢和你说。
要说我的故事不能不说到我的妻子。她叫明秀。啊，这是一个很好听的女人的名字，是不是？她就是叫明秀，这不是我编的，我没有这样的才华。她的名字是她爸爸起的，我不能掠美。我的妻子明秀年轻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所有的人都知道，男人娶一个漂亮女人做老婆是一件相当危险的事。啊，美丽是一种非常高档的消费品，一个人必须有非常高的消费能力才消费得起。我根本没有多少消费能力，却在高消费，也许我的悲剧就是这样产生的。不过事情的过错一开始并不在我。
我年轻的时候，在我的家乡，有许多女人想嫁给我。当然这得归功于我的父亲。我的父亲那时候是一个很红很红的人。我家里的人都很红很红。我们家叫“全家红”。全家红，就是全家都非常革命的意思，我们是一个革命家庭。我父亲的名字上了《人民日报》。我们家里的人还好几次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里听到过父亲的名字。我的父亲一共到北京开过三次会。我的父亲每年都要到市里开会，因为他是地委委员——这个职位在那个年代真是够吓人的。在乡下人眼里，一个公社书记就是大得不得了的大官了，何况一个地委委员。我的父亲是一个农民。而且，他一个字不识，也就是说，他是一个文盲。他是一个不拿工资的地委委员，我觉得这对他并没有什么不公平，毕竟他是一个文盲。我不知道他去北京开会，他每年都去市里开会，他能说一些什么。我的父亲不仅是一个文盲，他还是一个非常不善于讲话的人。当然文盲不见得就一定不善讲话，我的父亲是一个很不会讲话的人。而且，在我看来，他也不喜欢讲话。当国家领导人接见他的时候，他能说出什么来？不过那时候也不需要他说什么。他只需要一个劲地点头，表示心中的激动就可以了。这更能体现一个农民的朴实。
我们那个地方以种棉花出名。当然种棉花的地方多了，我们那个地方之所以出名，是因为所产的棉花品质特别好，可能是与土质有关吧。那个地方其实是长江里的一个沙洲……因为种棉花特别出名，几代国家领导人都到过我们那个地方。我的父亲棉花种得比较好，国家领导人来我们那个地方视察的时候，就接见了他。其实我的父亲只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但国家领导人和我的父亲在地里握过手之后，我的父亲就彻底地变了。他变成了一个让人敬仰的人。连地委书记到我们那儿视察都要来看他。地委书记到过我们家无数次，为了表示与民同乐，有时候地委书记就住在我们家。当然，地委书记睡的被子不是我们家的，而是由公社提供的。这其中有些很无聊的传说，我不想去说它。
我有三个姐姐。父母在养了三个女儿后，又养了大哥和我。我们家里的兄弟姊妹当中，二姐三姐和大哥长得像母亲，大姐和我长得像父亲。我的母亲年轻时肯定是一个漂亮女人。她长着鹅蛋脸，皮肤是乡下女人当中少有的白皙，个子比父亲要高，但一点也不给人很蛮的感觉。二姐和三姐都像母亲，也长得很漂亮。但她们都很晚才结婚。
二姐和三姐，都被安排了工作，她们都成了国家的人。二姐当上了公社的团委书记，三姐被安排在县委招待所当服务员。不久大哥被推荐到省城去上大学。如果大姐不是早已出嫁，而且大姐夫的家庭出生是富农，大姐是不是也会被安排工作呢？这一点我并不敢肯定。不过我迟早要被国家安排工作，这一点几乎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地委书记还是常常来到我们家，而且他有时候就住在我们家里。
想嫁给我的姑娘排起了长队，真的，我一点也不夸张。那时候在乡下，能吃“皇粮”的人是多么多么的稀罕啊。哪个男人不愿意挑一个长得好看的女人做老婆呢，于是我选了明秀。尽管她家的成份不是太好，是“富裕中农”，但这无伤大碍，如果是地主或是富农，那就万万要不得了。大姐就是因为嫁给了一个富农的儿子，才无法安排工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