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芳草·文学杂志》2008年第06期
栏目：作家评传
作者简介：於可训，一九四七年出生于湖北黄梅，一九七七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一九八二年毕业留校任教至今。现任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湖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写作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文艺新观察》丛刊主编，《长江学术》执行主编。著有《中国当代文学概论》、《当代文学：建构与阐释》、《小说的新变》、《批评的视界》、《新诗体艺术论》、《当代诗学》、《新诗史论与小说批评》，主编《中国现当代小说名著导读》（上、下）、《小说家档案》等论著。
很多人说过，给一位仍然在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的当代作家作传，是一件很不明智甚至是十分冒险的事。这道理不言而喻，自然是因为他（她）的创作连同他（她）个人的一切，包括他（她）置身于其中的时代和社会，都还在不断发生变化；变化着的事物很难料定，因此也就很难给传主下一个盖棺论定的断语。这也可能犯了传记类文字的大忌，因为一切记录历史的文字从来就是为过去的人、事预备的，当代的人、事是不配享受这样的待遇的。
当然，问题也有另一方面。这正如争论了多年的当代文学能否成“史”的问题，争论归争论，分歧归分歧，当代文学仍然在许多场合要以“史”的面目出现。而且论述当代文学“史”的论著，数量越来越多，质量也日见提高。似乎就偏有那么一些人，不怕冒这份风险。我想，这原因不是别的，实在是因为对当代文学做“史”的研究，存在着太多的诱惑。而且一切文学研究，也离不开“史”的基础。“史”、“传”本为一体之物，对“史”的诱惑，捎带着也影响了传记写作，使当代作家传记，也成了一个如法朗士所说的灵魂“探险”的场所。
如果说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研究，是与过去时代的人、事对话的话，那么，这种对话的距离自然是越近越好。虽则近距离的对话因为置身相同或相近的历史情境，难以保持适当的审视距离（似乎又犯了史家一忌），但毕竟看得真切，看得实际，可免雾里观花，水中望月之弊。这样，相对于与时空距离久远的古代人、事的对话而言，与当代人、事的对话，自然就占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历史的研究因此也就不能拒绝当代人、事的诱惑，当代的人、事于是也就具备了进入历史的条件和依据。
这也许就是我当初决定写作这本《王蒙传》的一个最主要的、也是最能满足我的当代文学研究兴趣的理由吧。
一部希望显示出某种特定历史价值的文学传记，它的理想对象，极有可能选择的是这样的一些作家，即他（她）自身的创作既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特点，取得了与众不同的成就，同时又体现了一个时代文学发展的某些共同性趋势，是一个时代文学成就的某种独特性的标志。通过他（她）的创作和文学活动，不但可以窥见一个时代的文学发展的面貌和趋势，同时也可以探究一个时代的文学理想和追求。因而，与他（她）的对话，就不是与一个时代的个别作家的对话，而是与他（她）置身其中的整个文学时代的对话。因为在他（她）身后，有丹纳所说的他（她）“所隶属的同时同地的艺术宗派或艺术家家族”，和“在它（按：指该艺术宗派或艺术家族——笔者）周围而趣味和他（她）一致的社会”。
根据这样的写作目的和选择标准，为当代作家作传，你不能不说，王蒙无疑是这样的一个理想的对象。
作为一位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这位怀有很深的“少共布尔什维克”情结的当代作家，从少年时代就开始投身无产阶级革命和祖国解放斗争，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走向革命道路的一个特定时期的缩影。同样具有这种“微缩”特征的是，他在五十年代中期所遭受的政治厄运，以及在七十年代末的复出和此后所走的人生道路，对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也都具有相当的典型性。这种典型性不仅仅是通常我们所说的人生道路的坎坷和革命信念的坚定，还有在这坎坷的人生途中，为坚守这种革命信念而付出的身心代价，以及在这种“坚守”和“付出”中，二十世纪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所激起的复杂的精神回响。鉴于这是一个有关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话题，因此，我把对这个问题的探讨，设定为我写作本书的一个重要的研究目标。
作为一位当代作家，王蒙的创作和文学活动，也如他的人生和命运一样，充满了无穷的变数。五十年代，当他凭着一个“少共”单纯的理想和热情，挟带着一篇在艺术上还远未成熟的短篇小说，在百花竞放的文坛初露锋芒的时候，无意间却冲击了一个在新中国成立的短暂时间内已经建立起来、并在实践中逐步得到巩固的文学信条。这个文学信条同时也联系着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在四十年代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区）的文学中被赋予了新的阐释、同时也被新的文学实践改造过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这一新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滥觞和发展演变，同时还联系着一个更大范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文学的历史背景，包括当时的苏联、东欧和中国正在经历的激烈动荡又复杂多变的微妙“形势”。这样，一个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和一篇无足轻重的短篇作品，无意间也就闯入了一个高墙深院、门禁森严的政治和文学的禁宫。王蒙自然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同时，也让他成了五十年代中期兴起的这股渊源复杂、影响深远的文学潮流的代表人物。
如果说，五十年代的王蒙，是以他对生活的善良愿望和善意批评，因为强化了现实主义文学对于现实的“批判性”，而无意间冲击了某种业已形成的新的现实主义文学信条的话，那么，在七十年代末复出以后，乃至整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以来，他对于长期以来被遵奉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大传统和主导潮流的现实主义原则的冲击，就是有意识的和逐渐自觉的。这种有意识的自觉性虽然是他个人对于生活和文学的深刻反思的结果，但同时也顺应了这期间在政治和文学上的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和趋势。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恢复和重建现实主义文学的真实性和批判性原则，到八十年代初革新现实主义表现方法的艺术实验，乃至此后在文学的体裁和样式，尤其是小说的文体、语言和叙述方式等等方面所进行的种种革新和实验，都是王蒙在这期间为更新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和推进文学变革所做出的不懈努力。而且这些革新和实验又因其具有相当的先锋和前卫色彩，也因其取得了众所公认的实绩而具有独特的代表性，他在这期间的文学革新和实验，因而也就成了新时期新的文学革新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王蒙所走过的这一条挑战和革新现实主义的文学道路，并非完全出于他个人的主观意愿，而是历史和时代选择的结果。这种选择，虽然就其必然性来说，是时势使然，但就其现实性来说，却又取决于个体的条件。这其中就包括作为一个作家的全部生命史和生活史的内容，以及这个作家在他的全部生活实践和文学实践中所获得的经验和接受的社会文化（包括文学）影响。就王蒙作为一个“少共布尔什维克”的人生历史和青少年时代所受的文化和文学影响，尤其是“五四”新文化（包括文学）和苏联文学的影响而言，他走上文学道路，注定要与现实主义结缘，他的创作，注定属于主流的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范畴。但是，也正是“五四”新文学和苏联文学中的民主思想和人道主义温情，使王蒙的创作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与主流的现实主义完全不同的思想和艺术特色，甚至对主流的现实主义形成了一种挑战和冲击。虽然他因此而蒙受了长期的人生苦难，但复出后的创作仍然没有偏离他所认定的这一现实主义的文学轨道。只不过在恢复和重建这一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过程中，因为吸收了欧美现代主义文化和文学（包括苏联文学中的西方传统和现代主义因素）的影响，而使早期对主流的现实主义的无意识的冲击和挑战，变成了对其中的某些僵化的教条的自觉的扬弃和“反叛”。但是，“反叛”后的王蒙又没有如这期间以反传统相号召的某些先锋和前卫作家那样，走上一条模拟西方的现代主义道路，而是使现实主义在容纳异质因素的同时，变得日益自由和开放。
半个世纪以来，王蒙的创作和文学活动，集中地反映了中国当代文学以现实主义问题为中心的曲折行进的历史，和现实主义经由内部变革和外部冲击日渐走向开放的发展趋势。鉴于王蒙与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和当代文学历史之间的这种紧密关系和复杂联系，我把追寻现实主义在当代文学中发展演变的规律性，进而通过这种追寻，透视整个中国当代文学曲折行进的道路和历史轨迹，也设定为我写作本书的另一个重要的研究目标。
而且，就王蒙从五十年代接受苏联文学的影响，到八十年代在保持这种影响的同时，又接受欧美文学的影响而言，这种变化本身也是极有意味的。接受前者的影响，对王蒙来说，无疑是同构同质的，接受后者的影响，则是异构异质的。但是，无论是同构同质的还是异构异质的，都是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外文化和文学的交流碰撞，这种剧烈振荡，甚至也作为一种社会生活和文化时尚的因素，影响到王蒙的创作，使他的创作也带有这期间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各种复杂的文化色彩，以及隐含于其中的复杂的现代性因素，这些同样也是我在写作本书时所感兴趣的重要问题。
无论是作为一位知识分子，还是作为这个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位作家，王蒙都是二十世纪下半叶激烈动荡、复杂微妙的时代和社会的产物，因而时代和社会也就不能不在他身上打下许多深刻的烙印。这种烙印除了在政治和文学上对他的人生和事业所造成的直接影响外，也见之于他所特有的一种思想性格和精神气质。王蒙是一位有着丰富的人生智慧和文学智慧的作家。他的人生智慧不仅表现在应对日常生活包括一些重要的政治问题方面所显示出来的灵活和机敏，以及由这种灵活和机敏而生发出来的灵动感和幽默感，同时也表现在他凝聚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和中西哲学的生存智慧所形成的独特的人生哲学。他的文学智慧同样不仅表现在他的创作在文体、语言和手法、技巧等诸多方面的复杂多变，同时也表现在他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融合中外古今文学思想所形成的独特的文学观念。这种丰富的人生智慧和文学智慧，也使得王蒙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文学中，都变得异常的复杂和多面，是佛斯特所说的那种充满着多样的矛盾统一体的“圆形人物”，而不是单一的平面化的“扁平人物”。王蒙曾用一段戏谑性的文字归纳“评论者”对他所下的“互相矛盾的断语”说：
王蒙是“现代派”的风筝。王蒙是停留在五十年代的古典。是幽默。是象征。是荒诞。是始终坚持现实主义。是永远的“少共布尔什维克”。是乡愿。是尖酸刻薄。是引进了西方的艺术手法食洋不化。是党官。是北京作家群的“哥们儿”。是新潮的保护人。是老奸巨猾。是智者。是意识流。是反官僚主义的先锋。是一阔脸就变。是儒。是老庄。是魔术师。是非理性。是源于生活。是“三无”（无人物、无情节、无主题）……
王蒙对这种“互相矛盾的断语”是十分“得意”的。这虽然不是他的真实写照，但也表明，要描画出一个相对真实的王蒙，谈何容易：“因为我作为小说家就像一个大蝴蝶。你扣住我的头，却扣不住我的腰。你扣住腿，却抓不着翅膀。你永远不会像我一样地知道王蒙是谁。”于是，我记起了作家陈村关于为王蒙作传所说的一段话：“假如日后我改行写传记，很愿写写王蒙。他对写传的人无疑是个圈套，还是个诱惑。”
我所面对的，正是这个“圈套”和“诱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