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冬天，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来到北京，找北洋政府有关方面活动，准备带一个探险考察团经由内蒙古到新疆。斯文·赫定是世界著名的探险家，1865年出生于瑞典，曾师从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丝绸之路”一词的提出者），自1893年到1908年15年间，曾四次到中国的新疆探险考察，是楼兰古城的发现者，他对楼兰古城的发现轰动了西方世界，当然他也“顺手”带回去了在中国发掘的汉简、文书等文物。他是一位才华横溢、富有激情的探险家，对中国西部这片辽阔的大地，充满着无尽的探索欲望。他前四次进入新疆，都是从西边经中亚进入的，这次他想从东边经内蒙古额济纳走一趟。当时他已经60多岁了，为了筹集经费，他游说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开通柏林经新疆到北京的航线，而他所做的工作是为了开辟这条航线做前期的调查研究，如调查沿途的气象条件、为沿途四个航空加油站选址、筹建无线电台等。汉莎航空公司被他说动了心，不仅出钱支持他的考察活动，还派了7名航空公司的相关专家随他一同前往中国。
斯文·赫定还是一位头脑活络的社会活动家。他到北京后，先通过他的瑞典同乡、地质学家兼考古学家安特生（本刊2012年第1期有专文介绍）找到了中国地质研究所的翁文灏所长，说动翁文灏支持他的计划，翁文灏除了表示支持外，提出要吸收一部分中国学者参与。赫定同意后，由翁文灏陪同拜访了当时的外交部长顾维钧，顾维钧表示可以同意驼队探险，但航空探险队被军方阻止，斯文·赫定又请瑞典驻华大使出面和他一同拜访了北洋政府的航空署署长刘光克，该署长表示不同意他们原来用飞机进行探险的计划，也不能在中亚建立电台。权衡之后，斯文·赫定放弃了这部分计划，经过反复努力，在1926年12月底，斯文·赫定收到了外交部同意他们去新疆探险的批文，1927年1月30日，当时北洋政府的最高负责人张作霖还接见了斯文·赫定，答应给予他各方面的支持。经过上上下下的活动，斯文·赫定以为万事大吉，马上就可以出发了，他手下的工作人员已在包头等着他了，不想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1927年3月5日，北京学术界（包括北京大学、北京图书馆、历史博物馆等12个单位）的代表集会，反对这项计划，并成立了北京学术团体联席会。面对这前所未有的压力，斯文·赫定只好重新与北京的学术界进行谈判，谈判过程复杂艰难，在1927年4月26日签定了合作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是：中瑞双方共同组建西北科学考察团，中瑞双方各派一人为团长（中方团长为北京大学教务长徐炳昶教授，瑞方团长是斯文·赫定），考察团经费全由斯文·赫定负责提供，中方派十人参加考察团（原来斯文·赫定与翁文灏谈的方案是只给中方三个名额），考察团中考古所得的中国文物全部属于中国，不能带走，地质学标本可以给斯文？赫定一份副本，考察团不能考察涉及中国国防安全的事务，不能绘制大于三十万分之一比例尺的地图等等。中国方面还组成了负责管理考察团的常设机构——西北科学考察理事会，北京大学刘半农教授任理事长。中方派出的十名成员如下：
1、徐炳昶，字旭生，曾留学法国学习哲学，时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教务长，任考察团中方团长。
2、袁复礼，字希渊，清华大学教授，古生物学和地质学家。
3、黄文弼，字仲良，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副教授，考古学家。
4、丁道衡，字仲良，北京大学地质系助教。
5、詹蕃勋，字省耕，北洋大学毕业，华北水利工程师。
6、崔鹤峰，字皋九，北洋大学毕业。
7、马叶谦，字益占，北京大学物理系三年级学生。
8、李宪之，字达三，北京大学物理系二年级学生。
9、刘衍淮，字春舫，北京大学物理系一年级学生。
10、龚元忠，字狮醒，北京历史博物馆照相员。
另外还有三名中国采集员庄永成、白万玉、靳士贵。
原先参与此事的地质调查所完全退出，没有派人参加考察团。
这件事在中国学术史和文物保护史上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国的知识界已经理解了国际科学规则，既捍卫国家权利、又参与国际科学合作，西方列强盗掘盗买中国文物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刘半农当时就评价说，这是一个“倒过来的不平等条约”。
1927年5月9日，考察团正式出发，曾经针锋相对的谈判对手们前往火车站为中瑞双方的团员送行，气氛热烈。针对这个场面，斯文·赫定乐观地评价说，那些曾经是谈判对手的中国人脸上丝毫没有不快和敌意，将证明，“欧洲人和中国人确实能够和谐地生活和工作在一起，大家都在努力去实现同一个崇高的目标。”然而，这毕竟是表面文章，黄文弼在第一天的日记中，就明确写了自己被赋予的任务：“一者为监督外人，一者为考察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