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这本书中既是“钩沉”也是“探索”；既有文学性，又有史料性，还有积极作用的影响力。书中的内容不仅是关于张伯驹一个人的，还包含着他周边的人与事，甚至还涉及到盐业银行、新文化运动等等，为我们全方位立体式的再现了张伯驹及张伯驹生活的大背景。
胡平（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原主任、文学评论家）：
寓真先生此书，概括而言，有这么几个特点：
一、寓真的文风是冷峻的、严谨的，这样的文风是由他特殊的身份——法官决定的。
二、这本书可以说是一个“辨伪”加上“钩沉”的过程。
三、对张学良、阎锡山等民国显要有全新角度的认识。
四、文物圈的人分为两种人，一种是“文物为钱财”，一种是“文物为文物”。张伯驹恰恰就是后者，而作者本人对像张伯驹、聂绀弩这样的人是心向往之的，因此我也要对作者表示致敬。
五、这部书在本体上再多加一些修饰，可能会使书的力量更强。
总体来讲，寓真的笔风非常地冷静，虽然在文字修饰和身世钩沉上稍有欠缺，但总的来说还是非常好的，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书。
阎晶明（《文艺报》总编、文学评论家）：
一、李院长这部书在山西作协的《黄河》杂志发表，然后又在三晋出版社出版，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无论对寓真先生，对《黄河》杂志社、对三晋出版社，意义非凡。这次研讨会能够顺顺利利地召开也与主办单位、协办单位以及相关人士的共同努力是分不开的，特别是三晋出版社的社长张继红对这个会议各方面的努力和付出，使我们今天才有机会认真地对待李院长的这部新作，我们应该是非常感谢他们的，当然最应该感谢的是李院长本人为我们推出了这样一部非常优秀的作品。
二、寓真本人及创作的蜕变。
我跟他本人相识有二十多年的时间，应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他是一个高级领导，一名大法官，一位诗人；第二个时期，他是一个学者，一位作家。他在由中年向晚年、老年过渡的期间，在创作上突然有了一个新的爆发。这种爆发是一种非常年轻的力量，尤其最近十年，他变成了一个非常有见地、有扎实功底的学者和作家。从《聂绀弩刑事档案》在《中国作家》发表，在香港出版，然后再到《张伯驹身世钩沉》的面世这样一个蜕变的过程，就足以说明他已经不再简单地是一位诗人，一位只是抒一己之情的或者是感一时之怀的领导诗人，而是变成了一个勇于担当、厚积薄发的知识分子。这可能是我们过去对他的诗作认识不够清晰、不够深入的原因所致，但我认为更多的是寓真本人这么多年来的一个新的崛起、努力的结果，而其中的艰辛是难以想象的。
三、本书的意义所在，使读者对民国史有了新的认识。
寓真写的像聂绀弩像张伯驹这些人物，其实都是一些知识分子。他们看上去是一些普通的文入。他通过对这些人的这样一些描述、一种叙述、一种勾勒、一种钩沉。这样一些创作方式使我们不但对他本人甚至对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化、政治还有整个文化潮流的认识都非常地有帮助，也是非常难得的。因为中国现代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领域，中国现代史本身的复杂性，也是由于其后的意识形态所造成的。对现代史的研究也是一个非常艰难的研究，对于主流来说，中国现代史的研究也是一个党史的研究，在党史研究概念下又很容易造成一个很硬的壳，而这个壳是很难敲碎的。
四、材料充足、不堆砌，描述不动声色。
寓真从聂绀弩到张伯驹的写作，恰恰是走了具有启示意义的道路，他是非常到位的，史料是非常充分的，功底是非常扎实的，叙述是相对客观的，但绝对不是材料的堆砌，因为他有自己的历史观、价值观，但是这些历史观、价值观不是跳出来说，不是戴着帽子和头尾简单说一下而已，而是贯穿到自己不动声色的叙述当中的，所以他的这种写作从聂绀弩到张伯驹给我一种印象都是不动声色但是都有见地的。他始终忠于史料、忠于客观性，所以可观、可信，是读者的一个可观可读的出发点，也是一个归宿。这两点他做得非常好。
五、寓真是张伯驹传记的终结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