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江南》2014年第04期
栏目：中篇小说
那封从海南穿越万水千山来到我家的信，一直静静地躺在桌子上。
夏天快到了。我每天坐在二楼的窗台前，呆呆地望着时而灰蒙蒙时而黑乌乌的天空，黯自神伤。这些天一直在下雨，整整十天，从早到晚淅淅沥沥的，一刻也不停歇。天气预报说这雨一周内是不会停的，要下到六月初去。家里到处湿渍渍的，地板砖像泼了油，溜滑光亮，客厅里的餐桌、木椅和卧室里的大衣柜已经长出一层厚厚的白绒毛，就连刚买不久的床头柜上的铁艺台灯的灯杆也生出了绿锈。雨下到第七天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全身也要长毛了，每天我都要用干毛巾不停地拭擦身体裸露在外的部位，仿佛不这样的话，我也就成了一段木头，或者一根铁杆。倒是窗外的山岭，越发地翠绿起来，满山满坡开满了红红白白的山花，赏心悦目。我家院子里的玉兰、芍药、石榴、月季，不仅枝繁叶茂，也花团锦簇，开得如火如荼。如果不下雨，这些天无疑是葫芦镇一年来最好的季节，万物生长，百花竞妍，气温不冷也不热。而事实上，每年这时节梅雨都会如期而至地到达葫芦镇，雨季不可避免。今年的雨季比往年要长得多，雨量也要丰沛得多。我不喜欢雨季，确切地说，是不喜欢下雨天，下三天雨我就会感到压抑和郁闷，若再长一点，内心更加烦躁不安，根本无法静下心做任何事，甚至连思考都困难，就想对着窗外的天空怒吼，对着桌椅发脾气。每到下雨天，我的残疾了的右腿就会发作，胀、肿，锥心地疼痛，拄着拐杖都难以站立。若雨天超过三天，右腿会疼痛得我站立不起来，只能坐在轮椅上在屋子里滑行。以前，母亲在世的时候，雨住后，她都会哄我出去走走，她推着或者扶着我，我们沿着修建不久平整洁净的无名河风光带走上一圈，一般不走远，走两三里路就回家。母亲也曾试着让我学会钓鱼，为此，她不仅给我买了一套渔竿，还买了一把大太阳伞，就是街面上摆摊用的那种，撑开后能遮住两三平米的地方，既能遮雨也能蔽日，但我只钓了两次就把那些东西送给了一个当邮递员的中学同学。那两次没钓上来一尾鱼。晴好的天气我不需要用钓鱼来消磨时光，我自己能走，可以到处玩玩，但事实上我不爱出去玩，我更喜欢坐在我家二楼的窗台前发呆，或者看书。雨天时雨水打在伞篷上噼噼啪啪地乱响，更让我心烦意乱，连拿钓竿的手都是抖的。那个同学来拿渔竿时，母亲就在家里，她看着我把渔竿送人该是多么地伤心！仅仅才过了几十天，这伤心，不，应该说是悲痛，轮到我头上了。
母亲是一个月零三天前去世的。
那是四月的一个月明星稀的凌晨，一点十八分，母亲终于走完了她这悲苦的一生。她去世前没有任何征兆，头天傍晚，她还陪我到河边散步了，我们只走了一里多路，母亲说她累了，我们就坐在一个石凳上休息。那天与往常唯一不同的是，母亲一向话少，但那天她坐下来后说了很多话，说到了我的父亲，也说到了我的姐姐，但都是很平常的闲话，这些话，她以前也跟我说过很多次。回来的时候天快黑了，走到我家隔壁的华生超市前，她碰到了多年未见的老同事张梅珍阿姨，她们一起说话，我就先回家了。进院门时，我听到母亲在跟张阿姨聊我的状况，母亲似乎在托张阿姨帮我物色一个对象，她说只要女方手脚健全，智障一点也没有关系。我不想听她们说这些，先进屋了，上了二楼，坐在窗台的桌子边看书，没看几页，我去上厕所时，听到一楼有锅瓢的声响，母亲在做饭。从厕所出来时，我听到一楼突然哐当一响，像是掉了一个大物件下地，我喊了一声：“妈，什么东西倒了吧？”母亲没有应声。二楼的厕所就在楼梯口，母亲不可能听不到，等我拄着拐杖扶着楼梯艰难地下到一楼，看到母亲正仰面躺在厨房的地板上，她的胸脯在激剧地起伏，但她的脸色却十分痛苦，嘴巴和鼻子都歪斜扭曲了。我顿时吓坏了，丢了拐杖扑过去，我自己也倒地了。我爬过去，抱了母亲，扶着她坐起来。母亲很瘦很轻，我几乎把她整个人都抱在了怀里。这时，母亲张圆着嘴，已经不能说话了，但她的眼睛望着我，嘴巴也在嚅动，似乎有很多话要说。我哭了，大声地喊着：“妈妈，妈妈，你怎么啦？”母亲听到了我的叫声，眼睛里突然溢出了一串泪水。
母亲今年六十二岁，她身高有一米六零，但这么多年我们家的苦难已经把她折磨得骨瘦形销，她的体重还不到八十斤，如果我是个健全的人，我能够抱得动她飞跑着去医院，但我是个残疾人啊，我把母亲平放在地板上，爬起来去拿母亲放客厅墙角沙发上的手机，给卫生院院长郑叔叔打电话。几分钟后，卫生院的救护车到了，郑叔叔和两个年轻的医生跑进屋来，给母亲戴上了氧气罩后抬上了车。两个年轻医生抬母亲出去时，郑叔叔看到厨房液化气灶上还燃烧着蓝色的火苗，赶忙跑进去关掉它。
母亲很快就被送到她退体前工作的镇卫生院抢救，郑叔叔给我说母亲是突发性脑溢血，挺过今晚就暂时不会有生命危险。但母亲却没有挺过那晚。后来我一直想，也许她根本就不想挺过去，因为她知道，一旦她卧床在家，是拖累我，那么，很可能我们都活不下去。这当然是我的想法，母亲去世后我看了很多关于病人意志的故事，懵懵懂懂地如此认为而已。那晚十一点多钟母亲醒了过来，她曾经有过几分钟的清醒，我根本没有意识到那是回光返照，我跟她断断续续地说着话，我问她哪里不舒服，要不要水喝，母亲只是摇头，最初她说的什么我一句也没有听清，后来，我唯一听清了她的一句话，虽然那句话她说得很艰难，吐字也不是很清楚，但我听明白了。当时，我也点了头，显示出坚决听从她的吩咐的乖儿子的样子。
母亲说的那句话是：“答应妈，行吗？”
我说：“妈，你讲，我听你的。”
母亲说：“如果哪一天小芳回来了，你要好好待她。”
小芳是我的姐姐。亲姐姐。她叫谢芳，我叫谢文。
母亲见我郑重其事地点了头，脸上露出一丝满意的笑容，接着她又说：“小文……她是……这个世界上……你唯一……亲人……”母亲没把话说完，头一歪，又昏迷过去了。这一昏迷，任凭医生们使出浑身解术也无力回天，郑叔叔抢救了半个多小时，母亲还是昏迷不醒。郑院长决定把母亲转到县人民医院去，可没等已经回家睡下的救护车司机赶到医院里来，我就看到母亲监护仪上的心电波曲线已经成了一条水平线。
母亲死了！
我嚎啕大哭起来。
母亲是葫芦镇医院的职工，也是前任院长，她任院长的时候，镇卫生院不叫卫生院，而是叫镇人民医院。她的后事就由镇卫生院操办。郑院长是母亲的同事，也是她带出来的业务骨干和院领导，他比母亲小五岁，从卫校一毕业就在母亲的手下工作，我家的情况他了如指掌，因此母亲的丧事，我除了按葫芦镇的风俗磕头和抱灵位之外，钱粮以及其他的一切事务，都是他和医院的职工们操办的。母亲的去世，令我特别悲痛，仿佛一下子抽去了支撑我身体的一根大柱，我自己这幢大厦已经摇摇欲坠，除了会哭，我确实也做不了什么。丧事办了三天，我整整哭了三天。我哭母亲一辈子太苦太累，也哭我自己，哭我以后独自一人拖着一条瘸腿怎么过日子，我把嗓子都哭哑了。哭得前来吊唁的人都心里酸酸的，很多上年纪的老人们自言自语地说，这孩子，没爹没妈了，今后咋办呢？直到母亲下葬后好多天，我的两耳里一直回响着自己嗡嗡的哭声。
母亲走了，我家偌大的一个院子，以及两层的小楼，一下空旷寂静得让我难以忍受，我也因此备感孤寂。我父亲和母亲都不是葫芦镇本地人，父亲的老家离小镇有三十多公里，他去世得早，乡下虽有兄弟姐妹，但他比爷爷奶奶还早去世好几年，因此等爷爷奶奶去世后，家族里的人都跟我家就没有多少往来了。母亲是县城人，我有一个舅舅和一个姨妈，但我从没有见过他们，他们在我没有出生之前的六十年代初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在外地工作，由于早些年的政治运动，都失去了联系，母亲在世时都不知道他们的情况，也不知道他们的生死。母亲的后事一办完，我们家几乎没有一个人上门来。偶尔，会有从我家院外路过的邻居大婶，冲着二楼的窗口喊我一声：“小文，吃饭了吗？要不要帮你从菜市场带点菜回来？”
这个时候，我才从窗口露一下头，答：“刚吃过了，谢谢大婶。”
一个月来，我就闷在家里，除了必要的采买，足不出户。但我的思考没有停止，反而较母亲在世时更加活跃。以前，有母亲执家，我几乎没有考虑过应该怎么生活的问题，更没有考虑过比怎么生活更重要的事情——怎么才能生活得下去？现在我必须考虑这个了。当然，我暂时还没有生存之虞。这是母亲生前就给我谋划好了的：第一，她给我留有近十万元的存款；第二，她给我留下了一幢位于镇中心的楼房。十三年前，镇医院搬迁，母亲用父亲的抚恤金买下了当时我们家、郑叔叔家等四家人共住的那幢宿舍楼，后来扒掉旧楼修建了我现在住的这幢两层的小楼房。母亲曾经给我说过多次，万一她死了，我可以把小楼的七八间房间出租出去，自己只要留一间，我一个人完全可以靠收房租过日子，要是我能结婚生子，那么就可以把院子的围墙扒掉，修建两间临街的门面，开一个杂货店或者经营其他什么的店面，面积绰绰有余。我们家的地段，现在已经是葫芦镇中心地带了，用房地产行话来说，算得上黄金地段。但母亲的这种安排是有前提的，她的前提就是，如果我姐姐谢芳一直没有回来，我就可以那样处理。
如果她回来了呢？
母亲说，至少她应该有一层楼住，当初建成两层楼，就是你们姐弟俩一人一层的。若是扒掉院墙建门面，也一样，她也要分到一间。母亲还说，要是你们姐弟能处得好的话，你们自己也可以协商，若是建门面，最好是两姐弟一起经营，因为我腿脚不方便，姐姐可以帮我跑货。
姐姐谢芳离家出走已经十六年了，一直杳无音信，直到母亲去世那一刻，我们也不知道她在哪里，成家没有？但，我和母亲都知道她还活着，没有死去，这是近几月才确认的，因为今年春节前，也就是去年的腊月底，我们葫芦镇的黄大胖曾在海南碰到过她，并且和她讲了几句话。——在此之前，我们真不知她是生是死，只是母亲坚信她还活着而已。谢芳比我大三岁，算起来今年有三十二岁了，应该安家立身，结婚生子了吧？她还会回葫芦镇，回我们这个家吗？记得母亲去世那天傍晚，我跟她坐在石凳上时就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说姐姐要是想回家，早就回来了，这么多年她从不联系家里人，连信都没有一封，说明她根本不想回来！母亲摇了摇头，说等她有了孩子，做了妈妈，也许她就想回家了。当时我心里想，她做了妈妈，她就有自己的家了，更不会回我们这个家。但我不忍心这样反驳母亲。
三天前的中午，我坐在窗台前依然想着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位我送过他渔竿的做邮差叫彭中华的同学敲响了我家的院门。我以为他是来找我聊天的，因为当时正下着中雨，他又没有骑那辆标志他的身份的绿皮单车，而是撑着一把花里胡哨的自动伞。我拄着拐杖嘚嘚地下楼去开门。
彭中华进屋后，陪我聊了一阵闲话，他大约只坐了十五分钟就起身告辞。下楼前，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胀鼓鼓的信封递给我，说这封信应该是你妈妈的，信封上写的是镇人民医院田梅收，但镇人民医院早就改成卫生院了，你们家从我上班以来就没投递过一封信件，我以为是镇人民政府的那个田梅，就送到那里去了。那个田梅说他们家没亲戚朋友在海南，我才认真看了信封，是人民医院，不是人民政府，这才送到你家来。
我接过信封，扫了一眼寄件人的地址，那里只有两个歪斜的字：内详。但信封的右上角盖有非常清晰的邮戳，字迹是：海南临高。
我内心一震，随手把信放在了身边的一张小桌子上。此后三天，我都没有动它。我知道信是谁写来的，自从父亲去世后，我家十多年来几乎从没收到过信件。没有人给我写信，也没有人给母亲写信。除了她，这封信不会是第二个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