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是姐姐谢芳写来的。
邮戳上的日期是一个月前，也就是母亲刚刚下葬的那日。姐姐只有初中文化程度，信封内胀鼓鼓的，少说也有五六页纸，按她写作的速度，这封信怕也得三天才能写完吧。这么一想，我就有些惊骇了。后来，我阅读了此信，发现信末的日期恰恰就是母亲去世的那天晚上。
冥冥中，像有什么感应一样，谢芳在那天晚上终于思念起母亲了，又或许，她是在信里责问母亲呢？我没拆开信，只能妄自揣测。更巧的是，母亲在去世前的那天黄昏，也跟我提到了谢芳。母亲告诉我，前几天镇上的黄大胖曾给她说过几个月前他在海口的一个汽车站碰到过谢芳，当时他还没认出谢芳，是谢芳先叫他的。但他没有来得及细问谢芳的情况，她就过了检票口，匆匆忙忙地登车去了。母亲仔细地问了黄大胖看清了谢芳上的是去哪里的车了吗，黄大胖说那时是春运，海口站每天进出几千辆汽车，又是人山人海，谢芳一走开就淹没在人海中了，他根本看不到她上了去哪里的车。那天母亲给我说：“你姐肯定在海南，海南是个大岛，黄大胖说汽车只能在岛内开，不会开出岛。”
这也是我一眼看到那个邮戳就能判断信是谁寄来的根据。
那天母亲还给我说：“海南也有几万平方公里，十多个县市，我现在老了，跑不动了，没有她确切的地址，我也懒得乱找了。但我有预感，总有一天她会回来的。”她停了一下，又说，“如果她还没回来我就死了，小文你一定要保存我的一绺头发，等哪一天你姐回来了，交给她。”
我跟母亲开玩笑说：“你现在就多照些照片留下，百年后好让她对着你的每一张照片哭。”
母亲说：“留下头发是可以让她做亲子鉴定，现在不是有DNA技术了吗。”母亲叹息了一声，“可惜这技术晚来了很多年，否则，你姐姐就不会离家出走了……”
谢芳的那封信已经放到第六天了，淅淅沥沥的小雨还在下，我依然压抑、郁闷和烦躁不安，但我不想拆开它，因为——我恨写这封信的人——我的亲姐姐谢芳！这恨在我的胸中已经积压十多年了，虽然现在不像原来那样恨得强烈，恨得锥心，但它仍在我的心房里储存着，只要一想起她，那些恨就会被压进心室朝动脉血管里奔腾而去，往我身体上的每一个部位传送。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家所有的苦难，父亲的亡故，我的残疾，母亲的早逝，这一切都是拜我姐姐谢芳所赐。我们本来有一个人人羡慕的幸福美满的家庭，是谢芳的轻信、固执和愚蠢毁掉了它。真的，在很多年里，我一直认为谢芳是这个世界上最愚蠢的人。有时，我忍不住恶毒地想，像她这种人，哪怕在外面受尽磨难，那也是罪有应得，她根本就不配得到爱，得到怜悯和同情。她不应该回来，也没有脸回来！但有时，我又会不那么想，会陷入我们小时候亲密无间的回忆中。在我八岁之前——我的意思是自从我能走路到八岁时，一直都是姐姐带我的，那时，她跟母亲还没有任何隔阂，她们的矛盾甚至还没有萌芽，那些年，父亲在部队里服役，母亲忙于医院的工作，小小年纪的我从能够走路时起，都是姐姐带着我玩。她去哪里都拖着我，我跌倒了，她扶我；我哭了，她哄我；我走不动了，她背我回家。她只大我三岁多，葫芦镇的人，都说她是我的小妈妈。那是一段多么美好的岁月！后来，谢芳用她的愚蠢、轻信和固执，毁掉了它。
这两种想法一直在我的头脑里打架，你一掌我一拳，令我一次次地拿起那封信，又一次次地放下了。我没有勇气拆开它。如果母亲还在世的话，她拿到这封信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有时，我呆呆地望窗外，想象着母亲一定会颤抖着双手从彭中华的手上接过它，喜极而泣？她更会迫不及待地拆开信阅读起来，如果信里姐姐说她想回家的话，母亲肯定会马上动身去接她，不管她在哪里，是海南还是黑龙江，只要她在信上留下地址，母亲都会！如果信的内容是指责母亲，追问她的生母呢？母亲会放声痛哭吗？我想会的，但她哭过之后，还会赶去海南临高县——我查了家里的中国地图，知道临高是一个县——寻找姐姐的下落，去接她回家。
母亲一定会这样做。
在我的记忆中，谢芳离家出走后，母亲曾先后十多次寻找过她。我记得规模最大的三次，寻找她的时间都在十天以上，行程最少要上万公里。第一次是姐姐离家出走的第二天，前后找了近一个月，找遍了所有的亲戚家后，又去县城，州城，一直找到省城；第二次是八年前，母亲听人说在广州见到过姐姐，她又去广州找了半个月；第三次是五年前，有人给母亲说，姐姐嫁在江苏南通的一小镇上，母亲又去那里查寻了多天。这一次，母亲听黄大胖说碰到了姐姐，之所以迟迟没有动身，是因为黄大胖说他是在海口长途汽车站碰到谢芳的，他不知道谢芳上车后去了哪里，母亲没有更确切的地址去找她。若黄大胖是在海南的那个县城或者小镇上碰到谢芳的，说不准母亲现在正奔走于天之涯海之角的五指山下呢，这样的话也许她就不会死了！也许，她会倒在海南某个县城或者乡镇的哪条小巷里哪个街口上，猝死，连个收尸的人也没有。幸矣？不幸？我没办法推测。
记得很多年前，母亲每次跟谢芳吵架后，她常常独自叹息的一句话就是，总有一天我会死在她手里的。现在，母亲终于死了，她算是死在姐姐的手里的吗？爸爸也算死在姐姐的手里吗？都是，但又都不是。他们都是因她死，或者换句更客观的话说，没有谢芳，也许他们会活得更长久一些，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谢芳没有直接杀死他们，这也是事实。谢芳直接伤害的人，是我。她直接毁掉了我的一生。没错，如果那年她没有把我推倒下楼，我就不会残疾，我一直都会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读书，升学，参加工作——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参加过一次高考，都上了本科线，但哪怕连一所中专学校也不肯录取我，要是腿不残疾，也许我就不会待在葫芦镇了，而是在更广阔的天地下挥洒我这正当年华的青春。当然，我也肯定恋爱了，结婚了，说不定孩子都能满地跑了！谢芳毁掉了我，毁掉了这个家，同时，可以肯定的是，她也毁掉了她自己。
这一切，怪谁呢？
只能怪她自己愚蠢，怪她自己轻信和固执！
可是母亲不这样想，自从谢芳离家出走后，她把更多的责任揽在她自己身上，说是这个家确实有很多对不住姐姐的地方，这才是导致她轻信和离家出走的主要原因。至于我的右腿残疾，母亲说她也有很大的责任，不能完全怪罪为谢芳所致。
这个说法我不认同，但也没有公开反对过母亲，是我不忍心反对她，我认为母亲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同时，她也是这个世界上最倒霉最苦难的母亲。她的倒霉，真是亘古少见。我小时常常听到的一句话“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我觉得用在母亲的身上再合适不过了，谢芳就是母亲收获的“跳蚤”，是她一生的累赘，也是我们家灾难的源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