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现在的眼光看，王大娘的厨艺够不上级别。如今豪华的、中档的，小吃店、大排档、地摊，各式各样的饭店遍布城市的角落，人们打着手机、电话向亲朋好友咨询哪里有特色的美食，川菜鲁菜粤菜淮扬菜海鲜烧烤野菜野味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里游的能吃的都往嘴里塞。一方面担心塞到嘴里的食物有农药、添加剂、化肥、地沟油，一方面害怕吃的猪肉有瘦肉精，吃的鸡肉鸡蛋有激素，吃的鱼有避孕药，吃的辣椒有苏丹红，吃的海鲜有福尔马林，吃的馒头有漂白剂，吃的蔬菜有剧毒农药，喝的牛奶有三聚氰胺……虽然社会广为流传“要想生命短就去吃饭店”，但是中国人民是毒不死的，中国人民前赴后继，继续奔赴琳琅满目的“战场”。
“后王氏”那个时候做的菜的确没有现在豪华，没有现在的名堂多，每次看到街坊邻居拿着红包敲开王大娘的家门，我就激动不已，想起能吃到王大娘做的饭，口水就往外流。
王大娘不仅会做婚宴上的饭菜，王大娘做饭还有很多精巧的手艺，她就像变戏法一样把孩子们都不愿吃的玉米面窝头改成玉米面发糕；把萝卜和白菜帮子腌成酸菜；把肉腌成腊肉每一次放一点，菜的味道格外香。那个时候没有冰箱，王大娘不像我的母亲，用肉票买来的肉几乎一二次就吃完，然后的日子就是白水炖菜。
后来我知道，王大娘为街坊邻居的婚丧嫁娶做饭，是她和晓梅的生活来源的一种。王大娘没有固定的工作，好像在官扎营像王大娘这样的家庭妇女有固定工作的不多。我的同学遍布整个官扎营，我到他们家去的时候经常看到同学的母亲在家里干着各式各样的活：绣花、用缝纫机做鞋垫、做手套、纺棉花、拆针织线头，家里有强壮劳动力的砸石子……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青年人结婚都举办革命的婚礼，家里的婚宴自然也就取消了。“后王氏”也砸石子了。
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期，不知道是谁是什么原因，把砸石子引进了济南，让那个时候的居民生活上有了一点保障。砸石子虽然很累，相对来说挣钱比较多一点，但抡大锤毕竟比颠炒勺、绣花强度大得多。大车把大块的石头运来，王大娘一个人吃力地把大块的石头搬到院子里，然后用大锤把大石头砸成中等的，再用中等的锤子砸成小块的，然后再用小锤子砸成拇指盖大小的石子。砸的时候需要把中等的石头放在一个铁圈里面，一边砸一边目测被砸的石头是否符合规定的尺寸。砸好的石子还要用标准的筛子筛，符合标准的石子堆放在院子里，等着专门的人来收购，收购的人用斗量，一斗大约是五六毛钱，王大娘一天能砸一斗。
晓梅也帮着王大娘砸石头，一般是放学回来在吃饭之前帮着王大娘砸。她砸得也很熟练，右手握小锤，左手拿铁圈，左手里的铁圈晃动着石头，锤子敲打着铁圈里面的石头，很快铁圈里面的中等石头变成了拇指盖大小的石子。我开始也帮着王大娘一家砸，拿起锤子砸几下，经常是右手的锤子和左手的铁圈配合不好，锤子砸在铁圈上震得虎口发麻，砸不了几下手也疼胳膊也疼。王大娘就笑着把我赶走，说这哪是你干的活，你看你的手有多嫩，就像发的面一样，震坏了我可赔不起。
我看过晓梅的手，经常是一道道口子，我知道，那是砸石子造成的。
我问母亲，王大娘为什么干这样的活，多辛苦啊。咱们家怎么不砸石头？
母亲摸着我的头说：“你大了就知道了。”
后来我就不问了，因为我知道我的母亲是干部，父亲是干部。虽然那时我的父亲还在外地挨斗，但是国家仍然发给他们钱。
王大娘就不一样了。
那个逃亡地主在解放军的枪炮声中，带着买来的王大娘悄悄地离开了他的祖籍跑到济南，来到官扎营过着隐居的生活。他之所以把王大娘带在身边不是因为王大娘漂亮，不是因为王大娘是最小的老婆，而是因为王大娘能给他做饭伺候他。然而法网恢恢，躲了初一没躲过十五，晓梅出生不久他就露馅了，在押送他回他老家的时候，地主名字前面又加上了“逃亡”两个字。估计就是罪加一等的原因，“逃亡地主”回到他的老家不久就死了。而王大娘经过审查，是买来的，是穷人出身，也是苦孩子，而且没有欺压过百姓，身边没有丫环……于是王大娘留在济南，留在了官扎营。
“逃亡地主”的一切，一直没有影响到晓梅，我确信在那个我永远忘记不了的镜头出现之前，晓梅不知道她父亲的历史，在她的印象里父亲的形象可能是另外一种，因为晓梅一直是想说就说，想笑就笑得那种女孩子，从来没有给我留下她们家有一个那么可怕的历史人物的印象。
可怕的历史人物最后还是出现了，因为父亲她发生了巨变。
在我上初中二年级上学期的时候，晓梅突然像是变了一个人，不再和我一起写作业，不再和我打打闹闹说说笑笑，甚至逐渐的不来上学了……
具体日子我忘记了，但是清楚地记得那是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日子，学校组织了很多庆祝活动，还到大街上游行，举着小红旗高喊口号，一连几天学校都没有上课。等到热闹劲过去了，开始上课了，我在课堂上再也没有见到晓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