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面感觉不到冷，出奇的静，静得只有雪花摞着雪花的声音。
心头满是惆怅。杀年猪是过年的序幕，也是掀起的第一个高潮。小时候，我们家是村里为数不多的能够做到每年杀年猪的家庭之一，后来分家了，小叔家里坚持了下来。渐渐的，家家户户都杀得起年猪了，很多人家从腊月起就开始动手，杀出的猪肉一两也不外卖，全留作自家用，大坛小缸的腌制，口味刁钻的还学会了烟熏卤渍，一座座粉墙黛瓦的小楼，栏杆上吊挂的都是火腿风肉。
可小叔一家养了三头“小香猪”，却只能看着别人磨刀霍霍向猪羊，心头的滋味可想而知。感觉明天就该走，免得小叔尴尬，但这漫天飞雪又给了我犹豫的借口，我想尝试小叔式的精神胜利法，折了回来，故作轻松超脱状，笑着说，现在各方面都好了，正规了，春节加班都给加班费，国家规定，春节一个班顶得上三个班，效益好的话，还不止这个数呢。我看小海不回来就是想多挣钱，孩子大了，懂事了。说完，我看看小叔，想知道我编的宽慰话能不能起到作用。
小叔低下头，瓮声瓮气地说他能这样懂事，我死了也能闭眼了。
我一愣，满脸的惊讶。小叔自己也觉得这句话过分了，似乎要转移话题，看到我放在凳子上的香烟，抽出了一棵，却没有点，而是拿起了香烟盒，眼睛专注地盯着，翻来覆去地把玩着，说，咦，还有绿皮纸的烟！哪里出的，多少钱一包？
这个问题就有点儿滑稽了，如果不是今晚的气氛，还可以理解成一种不太高明的幽默，香烟怎么就不能是绿色的呢，又不是帽子，让人浮想联翩。
红旗还有绿色的？小叔竟然露出破涕为笑的神情。
这个问题我倒没在意。不就是个商标，不就是个包装纸吗？竟然让他看出来破绽。社会上类似这种情理不通的事多了去了，见怪不怪。我也没往深处想，只要能让小叔笑一笑，倒也算喜出望外。小叔就是这样一个人，六十出头了，有时说的话做的事却像个孩子，叫人哭笑不得，忍俊不禁。我想反诘他，香烟为什么不能是绿色的，又觉得不合适；至于红旗嘛何必吹毛求疵。就删繁就简地回答，不贵，一般化的，徐州生产的。徐州你知道吧，我工作的煤矿就在徐州附近。
哦哦。小叔的情绪又黯淡下来，嘴里回应着，但明显心不在焉，对徐州不感兴趣，对我工作的煤矿更不感兴趣，脸上的表情木木的，香烟夹在指缝里，半天也不见他抽一口，留下一截长长的灰烬，颤颤巍巍、摇摇欲坠的样子，就像小叔满腔的心事，飘忽的思绪。突然，他将烟蒂猛地一弹，下了很大决心似的说，你说，全国那么多化肥厂都砍了，你们那儿的煤矿怎么还在呢？
这个问题让我措手不及。一方面，这个问题很幼稚，化肥厂砍了、倒了，这跟煤矿有什么关系呢？难道说全国的煤矿就仅仅是为化肥厂开办的，化肥厂倒闭了煤矿也要跟着下岗？不是说我对煤矿有多深的感情，甚至把发配到离家千里之遥的煤矿当做坎坷命运的组成部分，但小叔这句话还是让我很不自在，甚至心里有点儿发冷，心想，叔叔毕竟是叔叔，到底隔了一层，言为心声，难道你下岗了也盼着自己的侄子失业？再说，都过去四五年的事了，还翻这个老黄历，纠缠这些破事？如果要是自己的父亲，不仅不会这样说，想都不会这样想。
但我这样的委屈也就是一瞬间的事，因为他毕竟见识有限，又被一连串的坎坷挤兑、折磨得迷惘、困顿、不理智，以致说话行事脑子不全乎，他的化肥厂倒了，潜意识里，不独是煤矿，全国的厂矿企业都跟着倒闭他的心理才能平衡，是一种泛论，不是特指。也许，不，完全可以肯定，他的这种迷惘、困顿，已经在心里纠结、盘桓、发酵了很长时间，并且在脑子里培植了一个兴奋灶，只要有一点暗示的引子，就会让他浮想联翩，蓬勃而出。我的出现仅仅为他提供了一个发泄口而已。
这就不能不提到小叔的两次下岗。
第一次是煤矿。煤矿坐落在皖南山区，离我们家百十里路的样子。究竟是怎么进的煤矿，我并不清楚。一开始，他和我们庄子的五个人都只是临时工，相当于前些年的“农协工”，后来不知是什么原因集体转正了，一个小山村一夜间冒出了五位吃商品粮的国家正式工人，在一个大队乃至整个公社都是一桩惊天动地的大事，大队干部压不住心里的不平衡，拿糖作醋地说，老子们革命十几年，到现在还是泥饭碗！不能便宜了这些个狗日的。迁户口的时候明目张胆地敲诈，他们轮流到五家吃喝一顿还不算，又说必须由全生产队的人摁手印才算数。我爷爷等五人傻乎乎地挨家逐户地找人摁手印，没有一户按的。不是人缘不好，又是大队干部使的绊子，最后五家共同出粮出钱，请全村男女老少共进了一次丰盛的晚餐才作罢。回家探亲时，小叔等五位国家正式职工了解情况后，连呼上当，特别是其中一位读过高中的“知识分子”，牛皮哄哄地说，简直是螳臂挡车不自量力，国家调动工作，还要乡下人摁手印？不像话，不像话。我爷爷等老人倒不觉得上当，这么大的事，请人家吃几顿饭，不算过分。连我也觉得我们村里从来没有那么热闹过，我们家从没有这样被人家高看过。
那年头，当个国家工人的好处是非常现实的。首先，我小叔的婚事省事得就像天上掉馅饼。这话说得有些对不住小婶，但事实就是如此，我爷爷私下说过，简直就是拾来的。我小婶到煤矿跑了一趟，婚就结了，我们家基本上没花一分钱，小婶娘家什么事都给包办了。我小叔是个非常实际的人，又无师自通地学会了一手木匠活儿，进矿没下过一天井，都是在地面干木工。每年矿上的大卡车到淮南煤矿拉工具，都要在我家门前停下，在邻居们羡慕的眼光下，大家七手八脚地卸下成捆的碎木头，成包的锯末子，当然，更少不了煤球炉与蜂窝煤，煤矿嘛，还能少了煤。我爷爷说，都是煤矿用不着的东西，我小叔也说“浪费了可惜”，其实，我们家一年的柴火省下了不说，里面少不了好东西，有打家具、盖房子的上等木料，还有半旧的工作服、长筒胶靴、铁锨、头，甚至还有铁丝、塑料布等，都是乡下用得着的好东西，稀罕物。怪不得村里人说，一人成了工人，全家都成了工人。
当时，我小叔那个工人当得确实风光，日子过得确实滋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