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整个二十世纪，德国哲学对中国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从社会政治层面上看，1949年后，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主导意识形态，对中国人的影响已绝非任何一种其他西方思潮所能企及。而在学术领域，康德、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马克斯·韦伯、哈贝马斯等哲学家在中国始终备受关注，如1950年代对黑格尔哲学的重视，1980年代对康德哲学的追寻，而1990年代以来，对海德格尔哲学的研究，则又到了“热”的地步。除德国之外，西方还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哲学思想能够对中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研究家和翻译家，在您看来，中国人选择及热衷于德国哲学的原因是什么？德国哲学凭借什么力量能够激起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兴趣？
答：中国人与德国哲学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复杂而有趣的话题。我个人与德国哲学的关系也说来话长。1956年我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以后，来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恰逢贺麟先生在“开放唯心主义”的号召下到人民大学哲学系讲授黑格尔哲学。这口号是中宣部陆定一部长亲自提出来的。他要求北大哲学系主任郑昕以这个口号为题，写一篇文章。郑先生起初很为难，经过学习“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才把它写出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他在人民大学讲《纯粹理性批判》，也是从1956年9月开始的。我很幸运，当了这两位先生的一名助手：每周都听他们的讲授，替他们整理讲稿。我收获很大，真正认识到了“不懂黑格尔，就不懂马克思”的道理，觉得自己的思辨能力有显著提高。但好景不常在。1957年7月我被揪了出来。在批判我的会上，一位领导人说，“梁存秀（我的本名）盲目崇拜资产阶级教授，已堕落为唯心主义俘虏”。但我已经深深爱上了德国古典哲学，这个初衷绝对不能改。虽然我主持的黑格尔《小逻辑》研究班（有范明生、葛树先、汪国训、龚献文等参加，由杨一之先生指导）被迫停办，但我们的德语学习班（有叶秀山、李泽厚、葛树先、钱广华、顾敏珍等参加，请W。Zeis-berger先生讲授）还是坚持到了12月底。即使在1958年下放到河北赞皇县炼铁厂当炉前工，我也没有忘记带上德文字典和哲学书。我住在一间停放空棺材的平房里，除了每天8小时劳动，我一个人在那里有很多读书时间。1959年4月，我回到西方哲学史组工作，协助杨一之先生翻译《大逻辑》上卷。当时中宣部下达命令，要求编选一套《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参考资料》（商务印书馆出版），要求对中国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资料》的第八卷（1960年）讲康德，第九卷（1961年）讲黑格尔。西方哲学史组的老老少少都到北京图书馆，把解放前国内所有研究康德、黑格尔的著作全都找了出来。我惊奇地发现，1949年之前，中国人也发表了许多关于康德、黑格尔的研究文章，其中有两个高潮，一个是纪念康德诞生二百周年，另一个是纪念黑格尔逝世一百周年。总体上看，这些研究工作为解放后研究康德和黑格尔奠定了基础，虽然中国人系统地研究德国古典哲学还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
我觉得，中国人与德国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的一个德国朋友Rein-hard Lauth先生曾经说过，世界上只有三个民族是哲学的民族，德国、中国和法国。德国人对美国哲学似乎很鄙视，当一个德国哲学家在背后指着另一个人说“他是一个美国人”的时候，这意味着在德国人的眼里，只有德国才有哲学，而美国则没有。那种哲学民族的骄傲活灵活现。Lauth反复研究过《老子》。他认为，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应该是老子。1987年，我参加了在奥地利举行的一个国际学术会议，好几个德国哲学家与我谈了很长时间的老子哲学。奇怪的是，他们为什么对《老子》这么感兴趣。德国人是天生的形而上学家，他们看问题一般不会只停留在红尘世界里，而是要超越红尘世界，进入transzendent的境界。德国哲学家似乎总是先找出一个最高原理，然后构造出一个体系。在这一点上，中国人与德国人有相近之处。正因为如此，中国人在吸收西方哲学的时候总愿意把德国哲学当作一个亮点。《往事并不如烟》一书中披露了章伯钧先生的一条主张，说中国人学哲学的应该去德国，学政治的应该去美国。他在柏林大学学过哲学，他的主张不是没有道理的。
中国哲学与德国哲学之间有很多的共同点。例如，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德国的伦理学中也有。又如，黑格尔《自然哲学》最后一部分里讲医学的内容与《黄帝内经》太像了。黑格尔也讲“大系统”、“小系统”。他认为，宇宙大系统出了问题，人的小系统也不舒服。系统失去平衡，就一定会出现疾病。这与中国传统医学的“阴阳调和”一定有可沟通的地方。问题的另一面是，我们的医学传统也有分析哲学的因素，只是后来被整体论的内容掩盖了。西方的医学传统也有整体论的成分，只是后来被分析的传统取代了。德国化学家李比希、丹麦物理学家奥斯特早年也曾迷恋过德国整体论的哲学传统，后来反省了过来，才走上分析的道路。中国哲学里其实也有分析的传统，主张“剖析至微”，只不过在总体上是整体论的。在社会历史方面，中国与德国在面对外国先进文化冲击时所获得的深刻感受也是可以相通的。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德国在政治、经济发展方面还很落后，当时德国与法国的差距非常大，不亚于今天中国与西方的距离。中国人在今天所面临的困惑、所感受到的痛苦，德国人当时几乎都遭遇过。我在研读和翻译德国古典哲学家著作的时候，往往会产生共鸣。我觉得，他们不是无病呻吟，而是针对那个病人膏肓的社会机体发出了公众认同的呐喊。我觉得，他们是“为自由而自由”（费希特语），“为真理而真理”（恩格斯语），前一个“为”是确定目标，后一个“为”是付诸行动。科学社会主义者是他们的当然继承人，真正的哲学家应该有这种社会责任感。
问：如果说，大陆学者对德国哲学的兴趣受到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那么，在几乎在同个一时期，生活在台湾的牟宗三也选择了来自德国的康德哲学作为重建儒学形而上学的根据与精神资源。能不能这样理解，德国哲学的精神内容恰恰能够及时补充中国本土精神传统中所缺乏的形上营养，文明的互补使得打开国门之后的中国人如饥似渴地吸吮着德国哲学的养分？历史地看，中国哲学与德国哲学之间的作用与影响应该是相互的、双向的，而不单单发生在中国这一边。早在十七世纪末，莱布尼茨就非常热心地关注于中国的“实践哲学”，即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与治国学说。黑格尔虽然藐视孔子，但还是承认《易经》有深邃的思想，老子是哲学家。后来的马丁·布伯、卡尔·雅思贝尔斯也分别写过《道教》《老子》的论著。至于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更是相当的著名。那么，为什么这两个民族之间在灵魂深处会形成如此有力的相互吸引呢？
答：当然，中国人学德国也一定根据自身的实际需要，而并不是任意的。解放前中国人学德国，特别集中在军事、政治方面。日本人也是一样，日本人在二战之前，对德国是非常崇拜的。德国人在保持普鲁士政权不改变的情况下，也实现了国家的强大。这一点对日本人很有吸引力。蒋介石的顾问团中也有德国人，他还派黄琪翔率南京政府的军事代表团到德国做专门的军事考察和学习。蒋介石对共产党的军事镇压，在一定程度上也效仿了希特勒的手法。朱德在“护国战争”的时候，一直向往德国。后来他在德国加入了共产党。朱德到德国的目的，也是想探讨救国救民的道路。共产党在瑞金时，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军事顾问李德就是德国人，他的德国名字叫奥托·布劳恩。我们谈的是德国古典哲学，必须承认，德国古典哲学的确是全人类的一个重要宝藏。所以，阿尔森·古留加曾经把它称为一座“瑰丽的大厦”。
近代以来，中国人搞现代化不得不到西方世界里寻找精神资源。从哲学层面上看，我们要研究知识论就必然把康德的批判哲学带进来，我们要摘辩证法就必然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带进来。叔本华在中国的影响主要得益于王国维的介绍，他的悲观情绪与叔本华是一致的。鲁迅找尼采，是找错了，尼采的非理性主义是法西斯的思想来源，他没看到。
不同文明之间是可以进行相互补充的。我们学习德国古典哲学，就是要学习辩证的、科学的思维方式，进而弥补我们自己的不足。历史地看，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不够精确，不够科学。在这一方面，欧洲的文化有它的优点。但是，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包括德国人在内的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太少，相反，我们对德国的认识远超过德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强势文明与弱势文明之间的悬殊导致了信息交流的严重不对称。可以说，我们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在某个方面也可以补充德国同行。我自己也有这种体验。1989年3月我写了一篇评述费希特早期人际关系理论的文章，决定提到当年6月在波兰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当时，德国费希特研究家Manfred Buhr来北京访问，他看过这篇文章后表示，其中有些问题他没有想到，并且希望与我合写一本书。我没有答应他，因为德语不是我的母语，自己要写像样的文章，是很费劲的。在会上宣读这篇文章时引起了大家的兴趣。Lauth先生称赞它“hervorragend（挺棒）”。美国费希特研究家D.Breazeale在《费希特研究》（1990年）发表的会议报道里说，它给德国古典哲学研究如何联系实际提供了一个范例。所以，在德国哲学的研究中，我们不能气短。当然，德国也有一批很不错的汉学家，他们大多是台湾、香港培养出来的。他们的汉语水平很好，读古汉语的能力比我们今天的大部分中国人还要好。但他们所了解的中国是有问题的，他们对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的理解远不如我们自己，还没触及中国人及中国文化的实质。
韩国学者梁承达先生在访问北京时曾跟我说，我们亚洲学者一定要好好研究德国古典哲学，将来要超过德国的同行。而我说，我们超不过他们。在个别问题上，我们有可能比他们强，但在总体上，他们有更多的优势。德国古典哲学反映的社会与历史，正好与后发国家（特别是中国）当前所经历的现实有许多相通之处。因此，对于古典哲学家们通过自己的著作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所进行的深刻批判，今天的中国学者可以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而获得更好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