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姐对我接替了那不断躬身，将双脚浸在油水中，双手泡在凉水里的活计，充满歉意。她絮叨说：这活一个人做不来的。她说她的手一会儿干，一会儿湿，腰一会儿直，一会儿弯，所以，向组长提出一个人干不了！现在，为显示她的工作强度，她举着抹布道：这水有毒的！矿泉水瓶子上贴着三个字：天那水。就是香蕉水，无色透明，易挥发，燃烧，有一定毒性，对人体有害。我们无法不闻到那味道：无形无象，却尖锐存在，堵得鼻孔发紧，每呼吸一次，心脏就更猛烈一下。但我却无法不呼吸，不管我多么不想让这毒气进入体内。
方姐说她不愿去别的厂，因为这里发粮准：二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出门打工就是要挣钱，不加班的厂，谁去！”对从没打过工的人来说，这是种陌生的生活，陌生到你根本无法想象。当我听到方姐这样说时，深深地吸了口气，像将某种灼痛也同时吸进肺腑，然后，再吐出。仅仅坐在办公室里，或看报纸、听广播，根本无法体会方姐们的心情。存钱是她们的终极目标，如果将时间用来娱乐，那简直是扯淡。
我们俩分工合作，步调趋向默契。某个间歇，方姐问我从哪里来，我说是新疆，她于是两眼放光。“你们那里雪下得很大吧？吃什么肉？有没有鱼？棉花几月熟？”我尽量以形象而专业的语言回答这些问题。虽然厂规规定：闲聊、开玩笑、吃东西是不允许的，但是，有时候组长走来走去，盯的只是工人的手，只要手还在麻利地动着，他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许他知道，不聊天是不可能的，否则人会崩溃；同时，组长并不指责我们在卫生间里磨蹭几分钟。
总算熬到11点，我准备下班，但方姐却拦住我：坚持到12点。她分析：上午干4小时，下午就要干7小时；上午干5小时，下午只干6小时。她说：劲要匀着使才行。我点头同意。然而，下班前的最后一小时，难熬之极，大脑趋于呆滞，手指的速度明显降低。快到12点时，组长来了，看着我，语气突然变得温柔：吃完饭快点回来啊，机器可是不停的哦。他指了指那箱子：货堆得太多可不行啊。
从早7点到晚7点，不间断工作，中间只休息1小时，而他居然说，吃完饭快点回来！他要求啤工像机器，完全适应钢铁的速度。要知道，人下班了，机器不停，人走开的那段时间，虽然有同事会帮着接货，可货堆在那里，要等自己回来做。除非这个机器坏掉，否则，它便永远不会停下来。这种所谓的午休，反而需要身体更加卖力才行。
我的午饭怎么办？我刚进厂，到食堂吃饭要交五元现金，不能享受从工资里扣三元的待遇。去外面吃，我对小吃店一概不熟。方姐一挥胳膊：走，到我家！时间太紧迫了。一小时六十分钟，每一分钟，都在静静流逝，我来不及多想，触电般起身，朝门外走去。打卡后，我将帽子从头上捋下来，把工衣也脱了；而方姐，只摘下了帽子。
一百米处就是巷子尽头，过了主通道，进入对面小巷，两侧是五六层高的农民楼，穿过小菜场的凉棚，空间陡然变暗，味道比车间更难闻：黑泥、灰尘、排水沟、鸡屎、尾气、皮革、化学、汽油……菜场旁的空地上，纵横交错着瓦房，有上百间，每一间都有扇单独的门。
令这片瓦房得以存在的原因，是打工者的身份总是城市的匆匆过客。在劳务市场，农民工并非真正意义的工人，而只是临时工，不仅“认真、肯干、易于管理，且不用变更户口”，“有工作的时候来，没工作的时候走”；这种暧昧的身份，不仅为城市提供了劳动用工，又不会导致城市人口增多。而当农民被召唤到城市来打工时，这里并没有相应的住房和教育提供给他们，他们要么住宿舍，要么租住贫民区；他们的孩子，要么在老家读书，要么上当地的私立学校。
方姐掏出钥匙，打开房门，阳光射进内部，投下斜影：只是单独的一间屋，没有窗户，靠门的左侧，立起道水泥墙，隔出个卫生间，令整个房间弥漫着浓烈的怪味，像钢爪，一下子就掐住我的喉咙，让我想吐。屋子四壁黝黑，从没粉刷过，墙角有霉点，双人床上窝着被子，桌上倒扣着碗筷，拉杆箱靠在衣柜旁。
没有阳台！没有厨房！没有阳光和清洁的空气！这片瓦房令人沮丧：它莫名其妙地藏在小巷深处，像个巨大的垃圾堆。房间里除了味道难以忍受，还有种可怕的窒息——如果将门关上，整个内部将陷入完全墨黑，无一丝光亮，如墓穴。
显然，这屋子仅仅只提供一个睡觉的地方，而不具备房屋所包含的温馨内涵。到了夜晚，这片瓦房如黑魆魆的波浪，潜伏在周围灯光璀璨的摩天大厦下。
这些房子的主人是本地人。他们不仅盖起五六层小楼，还在逼仄处盖起简易瓦房，皆用来出租。这个地方已形成两个阶层：拥有本地户口的本地人（拥有生产资料、土地、居住权）及外来工，向本地用工单位出卖劳动力（但没有在此长期定居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