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注塑机和水泥柱的空当,垒着一摞摞高出人头的塑料箱,一摞十几个,或黄或蓝,内铺塑料薄膜,放着各类产品,在箱子和箱子间,夹着小纸条,是“塑胶成品标签”,印刷着日期、班别、机号、工号、产品、色粉号码、数量、检查员……这些红字,居然是繁体字:原来老板是香港人。
路过卫生间时,我从脏污的镜子里看到自己:土黄工装,淡黄帽子,松紧带已脱线,帽檐软塌塌耷在脑袋上,邋遢如片落叶,但我的脸色是红扑扑的。几乎所有从农村来的女孩,都持有这样的红晕;但到了工厂后的第二年,脸色就会变得发黄,及至发青、发乌。
我迎向那个穿白大褂的男人:一米八,五官祥和,但各个部位都发生了下垂,无论眉毛、眼皮、嘴角。说起来,他长得不差,但器官却从原来的位置歪斜下来,显出不可遏制的老相。他已秃顶,侧旁头发留得很长,搭到头顶,支援中央。我对他说:组长你好,我是新来的。他看了我一眼,什么都没说,转身就走。我就跟着他走。他歇脚后,指着29机说:你到那儿。然后,转身朝门口走去。
我完全愣怔。到那儿?干啥?
两台机器的空当内,有个女人,正从水箱里捞货,看到我,用脚揣过个反扣的塑料箱过来:坐。箱底上垫着纸壳,边缘沾着水渍,箱子下汪着水,浮动着机油。我坐在上面——在两台注塑机的缝隙中,坐了下来。轰隆声在这个地方,陡然变得硕大,前后叠加的雷声,无碍地砸向前胸后背,我怀疑我马上就要碎掉。我的脸正对着机子闸口,每过三分钟,闸门打开一次,将啤(bie)好的注塑品扑哧吐出来,刚好掉进装满凉水的箱子里。刚啤出的产品温度太高,要用凉水降温。
这个叫方姐的女人,身量瘦小,五十多岁,焦黄长脸上挂着双三角眼,额头皱纹深刻,鬓角处有白发。她让我把“726刷头”(刷马桶的小型刷头,像两根冰棒,中间被水口相连)从水箱里捞出,再放进另一个水箱,用倒扣的塑料筐压住。还是为了降温。而她呢?终于可以从两台机器间抽身而出,坐在通风的过道口,待刷头完全冷却,从水口上拧下,用干净白布擦拭,刀片削去披锋(凸起毛刺),交替码在箱内。
一旦跨入车间大门,被安置在特定位置,工人便被牢牢地钉在一个由权力和法律编织的网格中,劳作,即刻迫不及待地作用在工人的身上。每个工位都规定了身体应采取的姿势。个体所能做的,和应该做的,就是严格遵守这个工艺流程。这种重复劳作持续久了,人像在封闭的噩梦中,不断循环、循环、循环……最终,达到癫狂。
这种工作的恐怖,不在惨烈,而在消磨:注塑机在规定的时间开机、出货;接着继续:开机、出货。时间被切割成块,四方四正,不多不少;同时,也将人的身体切割成无数个格子,放在规定尺寸中。这种活计若只坚持几分钟,并不会感觉疲倦,可1个小时呢?5个小时、11个小时呢?若去上厕所,那机器还在扑腾、扑腾往下掉货;如果想偷懒,货就会明显地积压下来,招来组长臭骂。工人在车间存在的理由,只有一个:重复、重复、重复地干活,让一个简单动作,一万次乘一万次地,重复再重复!最终,工人变得和注塑机一样,一起动作、呼吸、旋转。
我好羡慕方姐,她让自己稳稳地坐在干爽处,拿布擦刷头,浑身松弛;而我所在的位置,扫水是没用的,因为将刷头捞起,放进旁边水箱时,总会有水溢出。水混合上机油(姜黄如糖浆)后,形成一条条变形的蛇。我貌似有板凳,却要不断起身捞刷头,根本无法享受坐的滋味。因脚底寒凉,一阵风从大门吹进时,我止不住打了个冷战。车间里的浮尘侵入眼睛,让原本如水滴般柔软的隐形镜片,变成两把小刀,不断刮擦眼仁,硬生生地痛。
在捞刷子的间歇,我下意识地闭了闭眼。突然,组长从天而降,话像锥子,猛地扎入耳膜:一大早就打瞌睡!货都满了!我的脑袋轰地一下响了一声,突然变得清醒,双手赶忙探入水箱。方姐见组长走了,一拍大腿笑起来:我来不及告诉你啦。下次吧,下次一定!方姐说,她最害怕组长说“交工衣,走人!”听到组长只是催促干活,知道他不会辞退我。我心存感激,说我倒不是瞌睡,而是眼睛疼。
奇怪得很,每次当我试图闭眼,或吃了口东西,或拿出手机看时间时,组长都会从天而降,大喝一声:还不做事!是因为我开小差时,表情很慌张吗?我渐渐发现,恐惧是个活物,在脆弱而孤独的灵魂里,它会生长,会变出各种花样。“你要小心,有人会打小报告。”当方姐告诉我这个秘密时,我感觉脚底愈发寒凉。
只有我是傻瓜——以为只要逃得组长盯视,便可偶尔偷懒。我错了。车间里的每个人,都目光灼灼,互相盯视,然后在某个隐秘时刻,向组长汇报,以换得他们想要的好处。啊……他们并不为二十年如一日,提前六分钟打卡而愤怒,相反,却要死死地盯着那些新来的、更弱的、懵懂的人!然而,在车间干活,每个人都会疲惫、打瞌睡、往嘴里塞食物、到卫生间接电话……每个人,都无法让自己彻底变成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