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文艺界的一名小卒，十几年来日日操练在书桌上与小凳之间，笔是枪，把热血洒在纸上。可以自傲的地方，只是我的勤苦。小卒心中没有大将的韬略，可是小卒该做的一切，我确是做到了，以前如是，现在如是，希望将来也如是。在我入墓的那一天，我愿有人赠我一块短碑，刻上：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这里。
这是老舍在短文《入会誓词》中的一段话，谦逊之中透着笃定。
虽是一名小卒，但笔耕不辍，日夜操劳；虽没有大将的韬略，但尽职尽责，矢志不渝。“文艺界尽责的小卒”既是老舍对自己人生的定位与追求，更是他一生文笔生涯的真实写照。
老舍一生著作等身，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不少人既羡慕他的文学才华，又对他何以能创作出如此优秀的作品感到好奇。老舍曾说过，“才华是刀刃，辛苦是磨刀石，再锋利的刀刃，若日久不磨，也会生锈。”老舍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不可或缺的一条即是他的勤奋。老舍常称自己为“写家”，写得勤，写得多，是他创作的一大特点。他说：“熟才能生巧。写过一遍，尽管不像样子，也会带来不少好处。不断地写作才会逐渐摸到文艺创作的底。字纸篓子是我的密友，常往它里面扔弃废稿，一定会有成功的那一天。”老舍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去做的。
老舍主张写作过程中要仔细推敲，细致到每一句、每一字。每写完一句，都要看看全句站得住否，每个字都用得恰当与否，是不是换上哪一个字，意思就更明显，声音就更响亮，一段写完之后，还要看看前后是否呼应与联贯。字与字之间，句与句之间，段与段之间，都必须前后呼应，互相关联。只有这样认真推敲，才能慢慢地学会更多的技巧，能够若断若续，有波澜，有起伏，读起来通畅而又有曲折。
老舍把这种推敲作为写作的基本功，并建议大家多多练习，他说：
“哪怕再忙，每天也要挤出点时间写几百个字。要知道，练基本功的功夫，应该比创作的功夫多许多许多倍！”（《多练基本功》）整篇文章写完后，仍然需要继续修改，所谓“文章不厌百回改”。“字要改，句要改，连标点都要改。”“我们写作，最容易犯的毛病是写得太多。谁也不能既写得多，而又句句妥当。所以，写完了一篇必须删改。不要溺爱自己的文字，说得多而冗一定不如说得少而精。一个写家的本领就在于能把思想感情和语言结合起来，而后很精练地说出来。我们须狠心地删，不厌烦地改，改了再改，毫不留情！对自己宽大便是对读者不负责。”（《我怎样学习语言》）
老舍的作品完成后，总会先拿给朋友看，请他们提出意见，比如《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都首先经过许地山、宋恩承、罗常培、白涤洲等好友的“检验”。老舍总觉得写作的理想模式就是文章写完之后，约请文友详加批评，而后细细修改，而后再评再改，直到大家和自己都满意了才去付印。剧本完成后，他一遍一遍地念给导演和演员们听，请他们提意见。一幕剧刚修改完，他就打电话给剧院：“来几个人，听听吧。”一轮新的修改又开始了。有时，修改意味着重写，是由骨架到细节的大拆大改。如话剧《春华秋实》的底稿竟有50万字之多，十易其稿，历时10个月，工作量之大实在惊人。而话剧《报喜》反复修改了好几次后，仍被扔进了字纸篓子。老舍有一句口头禅就是：“有可取之处，请提意见，我去另写一遍；若全无是处，请扔在字纸篓子里。”老舍的这种“扔字纸篓”精神，显示了了不起的文德，“这种文德包含着很深的思想——对己严格，对人负责，勇于进取，否定之否定，不断进步。”老舍有时也写得很苦，他说：“我本不会写戏，不会就得学，就得不辞劳苦。写出了废品我也不灰心，经一次失败，长一次经验，逐渐地就明白了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熟能生巧嘛。勤写，总有成功的一天。这也是我的干劲儿。”（《我的经验》）“若不能勤即连废品也写不出，虽然省事，但亦难以积累经验，定要吃亏。”（《勤有功》）勤写，总有成功的一天，这是老舍一直坚守的信念。老舍也有“三天连一个字也写不出”的时候，他说：“我不知道天下还有比这更难受的事没有。我看着纸，纸看着我，彼此不发生关系！”
有时候，写得很顺当，“可是一天不能把想起来的都写下来，于是心里老想着这点事，虽然一天只准自己写两千多字，但是心并没闲着，吃饭时也想，喝茶时也想——累人！就是写完一篇的时候，心中痛快一下，可是这点痛快抵不过那些苦处。”说到这里，老舍由衷地感叹道：“我不想劝别人也写小说了！是的，我是卖了力气。这就应了卖艺人的话了：‘玩艺是假的，力气是真的！’”（《我的创作经验》）老舍十分坦诚地道出了自己创作的艰辛，有时，他孩子气地说：“几时我能有三个月不写一个字，那一定比当皇上还美！”
更令人钦佩的，是老舍的一颗赤子之心，他坚守民族大义，总是把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弃妇抛雏，只身奔赴武汉参加抗日战争，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文艺界的抗战活动。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国难期间，男女间的关系，是含泪相誓，各自珍重，为国效劳。男儿是兵，女儿也是兵，都须把最崇高的情绪生活献给这血雨刀山的大时代。夫不属于妻，妻不属于夫，他与她都属于国家。”
他实践着一名小卒的誓言，以冲锋般的昂扬精神战斗在文艺界的前线。在《述志》一文中，老舍由衷地说：
我既不会打枪，也不会带领人马。想报仇，只有拿紧了我的笔。从“七七”抗战后，我差不多没有写过什么与抗战无关的文字。我想报个人的仇，同时也想为全民族复仇。所以不管我写得好不好，我总期望我的文字在抗战宣传上有一点作用。……因此，抗战五年来，我不肯去教书，不肯去另谋高就，并不是因为我的写作生活能够使我饱食暖衣，而是因为我要咬住牙，拿住我的笔不放松。这支笔能替我说话，而且能使别人听见，好，它便是我的生命。
“文艺决不是我的浮桥，而是我的生命”，如他所说，老舍一生笔耕不辍，创作甚丰，一生创作的作品共计1000多篇（部），约计900万字。他的小说《骆驼祥子》、《四世同堂》、《正红旗下》等，饱含着爱国主义和现实主义精神，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作品。
新中国成立后，老舍先后担任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市文联主席，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全国文联主席团成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市第一、二届人大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主席团成员，全国政协三届会议常务委员等职。
他创作了剧本《龙须沟》、《茶馆》等，《茶馆》把老舍的话剧艺术推向了高峰，这个被誉为“东方舞台的奇迹”的剧作，成为我国戏剧艺术殿堂上一颗璀璨的明珠，也是中国话剧舞台上最优秀的保留剧目之一。而《龙须沟》的成功上演，成了新中国创建之初文艺舞台上令人难忘的优秀作品。1951年底，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开表彰话剧《龙须沟》，由北京市市长彭真为其颁发奖状，授予老舍先生“人民艺术家”的荣誉称号。
老舍是中国现代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不仅赢得了我国广大读者的真心喜爱，而且还被译成了多种世界文字饮誉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