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被欢呼雀跃的人群包围。那种震撼我从未经历过，直到那天我陪他坐夜班火车去孟买才有了切身的体会。成为祖父随行小队伍的一分子让我兴奋不已，倍感新奇。祖父坚持要坐三等座，不过铁路局特地为我们一行人加了一节车厢。这样一来，虽然我们的座位跟大家一样，都是没有靠垫的硬座，但我们比别人有更多空间，整节车厢都是我们的。
不久，火车就到了第一站。我向窗外看去，数百个人拥挤在月台上，呼喊着祖父的名字，伸出手来想要抚摸他。“甘地万岁！”一阵阵欢呼如潮水般涌来。我沐浴在祖父的荣光中，自豪之情在胸中涤荡。祖父素来低调谦卑，而那时的我却被荣耀的光环迷惑了双眼。我的祖父受万人敬仰，而我就坐在他身边。这是何等的光荣！我兴奋异常，只因所到之处皆有人追捧。然而，当我把目光转向祖父时，却发现他丝毫不为名誉所动。相反，他只是朝人群挥了挥手，说了两句，便拿出一个布袋为穷人募捐。大家纷纷慷慨解囊，有个女人对祖父说：“我身无分文，实在没有钱可以捐。”祖父用手指了指那女人戴着的银手镯，笑着说道：“这一点就够了。”女人二话没说，把镯子放进了布袋。
火车总算出站了，祖父松了口气，又开始忙自己的事情。谁料下一站竟有更多人等着，欢呼雀跃的场景再度上演。尽管已经入夜，赶来沿线站台的人群络绎不绝。下一站，再下一站……每一站，都有人静等祖父的到来。熙熙攘攘的人群堵住了列车的入口，上下车的乘客几乎寸步难行。祖父则把相同的流程再重复一遍：挥手——讲话——募捐。我突然意识到，被人包围、受人追捧可能一时感觉不错，但时间久了也会让人心力交瘁。一次简单的出行，却让祖父不得安宁，还连累了整列车的乘客。
久而久之，我发现祖父每次出行，无论早晚，总有人夹道欢迎。有时他坐在轿车里，外面的人在马路上排起长队，哭着向他招手，喊他的名字。出行的路线并没有事先公布，那时也没有社交媒体可以分享信息。很多农村的住户都还没有手机。但祖父要来的消息还是传开了，大概是某种神奇的力量把人们一次次聚拢起来。
为了国家政治的大局稳定，祖父无比珍惜国民对他无尽的爱戴。他明白自己所提的任何建议都能换得成千上万甚至数十万人的无私奉献。但我很快发现，这样的爱戴并非没有代价。一旦走出静修院，他便再难找到独处时的宁静。在印度，祖父每到一处都有人围拢过来，高呼他的名字，为见他一面等上数个小时。祖父接见完一批人后，他们也就散了，但很快另一批人纷至沓来。祖父一般在夜里九点就寝，早早入睡，然后等凌晨三点醒来，开始冥想。到早晨五点，他才正式开始一天的生活。但往往到了三更半夜，街上还有人喊他的名字，吵得他睡不着觉。外界永无止息的干扰压迫着祖父的神经，但他从不因此发怒，更没有在重压下崩溃。
很多人做梦都想出名。在这些人看来，像乔治·克鲁尼和安吉丽娜·朱莉那样的名人一定暗自享受着粉丝和摄影师时刻的包围。这些人渴望站在聚光灯下，受亿万人追捧。跟随祖父出游不仅好玩，更让我感到自己似乎也跻身名人堂，不再人微言轻，爱戴和赞誉使我自信满满。但明星渴望隐私也无可厚非——退居到无人的小岛上，出入于封闭的圈子里，躲避到好莱坞的围栏后——他们虽然享受公众的目光，但同样需要个人的时间来调整自己。
现在的媒体擅长造星，一个人毫无缘由便可出名。这些所谓的明星在社交媒体上有数百万关注者，只需动动手指发一张华服美饰的红毯照，或者神气活现的沙滩比基尼照，便能引来大片称赞。有时我会指着杂志上的封面人物问别人，“她凭什么能上杂志封面？”没人知道答案。对演员、政客和慈善家来说，社会大众的关注只是从他们工作中衍生而来的副产品。他们的生活都有核心的目的，随之而来的名声倒更像是负担。然而，对一味想要成名的人来说，他们只想用别人的欢呼来填补自己生活的空虚，使得自我感觉良好。他们不靠才能、苦干或者理念博得成功，只是为了成名而成名。他们不是真正的名人，自然不需要通过独处来恢复自己的能量。
祖父虽然名声在外，但没有聘请公关团队为他遮风挡雨，在公众面前更是无处藏身。他必须独自面对全世界。但在纷扰和喧哗之后，他总会回到自己的避风港——塞瓦格拉姆。他本可以择任何一处隐修，却选了印度中部一处偏远的地界。我用自己的脚步丈量过从火车站到静修院的距离，自然清楚到达那里是多么艰难，而这一切都是祖父刻意为之。他甚至请求当地政府不要在他的藏身之处和沃尔塔（离静修院最近的镇）之间设置公交路线。他知道有人会来，但希望来人是有严肃意图的，而不是只想看一眼名扬四海的圣雄甘地。
你可能不是电影明星，也不是圣雄，但一样需要独处的时光。没有独处，我们就无法认识真正的自我。祖父常打趣说，他只能在两个地方获得片刻的宁静：静修院和牢房。于他而言，坚持独处是为了减少外界的干扰，维持内心的平静。退居一隅，静而修心，这是在繁忙芜杂、令人窒息的世界里生存繁荣的不二法门。独处非常简单，有时在安静的房间里端坐一小时便足矣，或者在床上静躺，又或者写几行日记，并不需要花哨的排场。人生在世，我们都要适时地评估自己的生活，去默想，去反思，才能获得个人的成长。个人的思考和回顾能促进与他人的沟通和联结，让社交更为深刻，更有意义。
每到周一，祖父便整日在静修院专心写作。其他日子里，他则通过反思和冥想主动地寻求宁静。他经常边摇纺车边思考。于他而言，体能上的集中能带动和帮助思想上的集中。很快，纺纱也变成我的拿手好戏。我还经常与祖父比赛，看谁速度更快。祖父并不在乎竞争的输赢，反倒在给我父母的信中夸我比他厉害。
我有时把纺车当成玩具，但纺纱于我和祖父的意义更在于游戏之外的思考。我喜欢安静，有时一个人能待上几个小时。祖父欣赏这样的品质，便在信中告诉我父母，“要说保持安静，我们都得向亚伦学习。”
如今的父母都打着“为你好”的旗号，将孩子的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足球比赛、网球训练、芭蕾舞课、体操锻炼、钢琴课、小提琴课……各式各样的活动占据着孩子的业余时间。应接不暇的孩子再难有独处的时光用以思考、玩乐和发现。诚然，这些活动都能充实孩子的业余生活，但父母也应该适时地还孩子以宁静。
很多成人都习惯“过载”地生活，逢人便吹嘘自己如何勤勤恳恳，夙兴夜寐。一心多用的快节奏生活已然成为生活的常态，人们再无时间休养生息、思考反省、恢复精力。而且这个问题由来已久，恐怕积重难返。一次，祖父的一位德国朋友登门拜访，指责我们说，生命的三分之一在睡眠中度过简直是一种罪恶。祖父立马回道：“睡着的三分之一是你生命多出来的三分之一！”
祖父一直认为，我们不需要更快的生活，而需要更安静的生活。电脑、手机、应用软件使我们的生活变得快捷和便利，但它们也会带来反作用。我们不再需要鸿雁传书便可与千里之外的人取得联系，曾经那些承记着我们的家庭和周遭的冗长书信已经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简短精练、冷冰冰的电子邮件。互相发表情来聊天真能促进人际的交流、增进理解与和平吗？
社交媒体带给我们所谓的朋友和关注者，但通过网络交际构建的人际关系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坚实可靠。我们无法向只在人人网见过头像的“朋友”寻求慰藉或帮助，也无法在讨论歧视和容忍这些话题时仅用一条微博劝服他人。零散、隔离的关系构建不起坚实完整的社会。
当然，全盘否定现代科技也不可取。只要使用得当，科技便可助力沟通，促成积极有效的改变。几年前，我与好友狄巴克·乔布拉在柏林参加和平会议。会上，他一边听着发言，一边“玩”着手机，时不时地对大家来一句，“刚刚有两百万人了解了诸位谈话的内容。”朋友在推特和其他社交媒体上拥有两百万名关注者，这本身并不稀奇，但难能可贵的是，他发布了关于和平倡议的推文，这当然比晒出游、晒美食有意义得多。
在祖父那个年代，传达信息都是通过电台广播。那时要有推特和脸书，祖父肯定也会像我朋友那样充分利用这些社交媒体平台。然而，点赞并不能改变世界。社交媒体只有唤起人们的实际行动，才算真正地发挥了作用。我们常说，“阿拉伯之春”是一场通过社交媒体组织的革命。彼时压迫遍布中东，一旦有人通过社交媒体发布煽动性的言论，线下的回应便如星星之火迅速蔓延开来。人们纷纷走上街头，开始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试着改变自己的生存困境。然而，同样的工具却被极端分子利用以唆使平民作恶。我只希望，无论通过电台、电视，或者社交媒体，和平的理念都能传达到世界的每个角落，都能战胜仇恨，带去希望。
如今，人们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但我们却仍然感觉孤独无依。每当我随祖父出行，我们要么在一起谈话，要么分开单独思考。换言之，我们要么直接沟通，要么享受独处，看看窗外，与己为伴。现在的人一有空就盯着手机，既不能算是独处，也没有真正与人联结。
祖父与人相处时，总是在启发他们，拉近他们，分享自己的想法。等他退居静修院时，他便重新整顿自己，单独面对自己，安静地给自己充电。既来之，则安之——祖父身在何处，心便在何处，这样的技能我始终学而不得。在科技的影响下，我们始终处于一种非独非群的中间状态。我们没有真正地与人沟通联结，也无法真正地独处。我们深陷科技的泥淖而无法自拔，在现实的世界中很难找到栖身之所。
我经常在餐厅和公园看见大人全神贯注地盯着手机，却把自己的孩子晾在一边。我想请这些家长想一想，就在这一刻，给办公室或者朋友发信息真的比陪孩子还重要吗？收到信息的不只是你们的同事和朋友，还有坐在你们身边的孩子——你们让他们明白自己不配拥有父母百分之百的注意和关心。我很庆幸，在我成长的岁月里，父母和祖父从未缺席。全世界都想听祖父发言，但只要跟我在一起，我便是祖父的全世界，是他注意力的焦点。他也不厌其烦地听我讲话，让我感到自己很重要。孩子只有在需要关心时得到父母充分的关注，才能在其他时候更加独立和自主。
祖父认为，我们应该花时间去追寻“真理”——“真理”是祖父一生的终极目标。倘若我们努力去理解“真理”，那么我们距离生活的真谛便更近一步。祖父说自己仅有几次瞥见过真理的光辉，而真理的光芒比我们肉眼看到的太阳更炽烈亿万倍。当然，如若我们总因无法专注而分心，或者总是关注微不足道的琐事，那么真理的光芒便无处可寻。随波逐流，则溺于喧嚣。唯有寂静心安处，可寻真理。
很多音乐家和画家都在不经意间获得灵感，在自己的领域有所创获。好想法都在他们洗澡时或是临睡前突然出现。一些作家会在床头备好笔记本以便能在夜晚灵感袭来之时，立马记下那些在脑海中一闪而过的文字与图案。浴室和卧室并没有神奇的魔力，只不过整日忙碌的我们只有在这些时候才有时间静下心来，放开思绪，很多难题便迎刃而解。祖父说，我们需要从外部世界获取为人处世的经历，从而培养开阔的眼界，但我们更需要独处的时间来反思这些经历，从而把处世的经验内化为个人的智慧。
*
妻子苏娜达随我移居美国后，我先后成立了M.K.甘地非暴力研究所和甘地全球教育研究所。多年来，我很荣幸能受邀参加一年一度的“复兴周末”（Renaissance Weekend，美国商界、政坛和艺术领域领袖的集会活动）。“复兴周末”是“所有创意节的祖父”，包罗了前总统、奥林匹克运动员和诺贝尔奖获得者等社会精英人物。我置身其中，与伟大的头脑交换思想，共同探讨公共政策，颇受启发和激励。但我明白，我必须在这之后独立思考，与人分享这些观点，努力让想法成真。我需要把握外部观点和内在思考的平衡，才可避免纸上谈兵。
各式各样的媒体、活动和想法时刻冲击着我们的大脑，但我们需知不能为琐事而分心。平日里无论多么忙碌，我都会像祖父那样停下来，为自己充电。与自己的思想为伴，静悟世事。很多人一听说“冥想”就皱起眉头说，“不不不，我做不到。”在他们看来，冥想相当玄虚，似乎需要身着长袍，在香烛环绕的环境中才能进行。事实并非如此，穿着健身服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一样可以冥想——只要你能静下心来思考人生。我只要有空就会冥想，将思绪投注到内心深处，为自己、为他人、为整个世界思考。
如今的我年事已高，不再希求改变世界，只想做好尊人爱人的表率。我经常自称“和平农夫”。农夫播种，培养幼苗长大，便能收获粮食。我在年轻人中播下非暴力理念的种子，也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收获和平的果实。我的价值并不在于有多少人给我的脸书点赞，或者有多少人转发我的推文。我只求有人知晓我的赤子之心，知道我从不为己而活。
祖父曾对我说，“我为自己是谁而感到庆幸，我希望你也一样。”每天，我都为之感恩；我们所有人都应为之感恩。我们不管到了生命的哪个阶段，都忍不住与身边的人攀比——他们比我有钱，他们比我出名，他们的玩具比我多。但如果我们把眼光转向别处，就会发现有那么多人过着悲伤和贫穷的生活，有那么多人羡慕着我们。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感到庆幸和感恩，甚至倾我们所有去帮助他们，去关爱他们，去改变世界。
我为自己是谁而感到庆幸，我希望你也一样。
一个人要享有宁静的时刻、独处的时光。远离人流和欲念，我们才能看清自己的经历。一味地与身边的人，抑或电视里的明星去比较，只会让我们变得更加盲目，看不清自己在世上的位置。如今越来越多的人静不下心来，连我自己都经常因为各种干扰而分心。我们偶有闲暇便坐下来听音乐和播客、看视频、上网。过去两年产生的数据比以前所有年份加起来都要多。在所有的喧嚣和嘈杂中，我们还能拥有属于自己的片刻宁静吗？
*
我经常去大学演讲。大学里的年轻人拥有不同的种族身份、宗教信仰和文化形态，但他们居住在一起生活和学习。然而，无论高校管理层如何放开招生政策、鼓励多元化，学生内部却形成了一个个封闭的小团体：兄弟会、姊妹会，甚至连课堂里都形成了所谓的安全区——新观点令他们感到不适便可避而不谈。有的学校还专门在书本上或讲座中设置“触发警告”来保护学生免受与他们观点相左的思想的影响。这还能称为学习吗？太多高校都被这种狭隘的观念所裹挟。何为教育？教育绝非习得书本知识，而后准备工作赚钱。祖父若是看见如今一流高校的学生竟如此封闭和偏狭，必定会大失所望。
祖父所谓的独处并不是让人把自己与新观点或者持不同观点的人完全割裂开来。他希望所有的观点自由地流动。他用心倾听每一个人，而后利用独处的时光来衡量各方观点的得失，从而明晰自己需要努力的方向。祖父从不避讳与人针锋相对，反倒是听见不同声音就急着走出教室的大学生让他感到悲哀。
思想的世界容不下任何“安全区”。所谓的“安全”实则以牺牲不同观点与不同方法为代价，所谓的“安全区”其实是偏见与误会的温床。芝加哥大学一直强调思想自由和兼容并包，始终鼓励学生直面挑战，不做思想上的逃兵。
打开思想之屋的窗户，
让不同的观点如缕缕清风从四处吹来，但别让任何一阵风把屋子吹走。
“打开思想之屋的窗户，”祖父这样告诫我，“让不同的观点如缕缕清风从四处吹来，但别让任何一阵风把屋子吹走。”我们可以任由千奇百怪的信息、想法和观点涌入我们的生活，但我们不需要采信其中的任何一条。倾听并不等于接受，取舍是我们的自由。我们必须保持开放的心态和清醒的头脑，如此方能习得倾听的艺术。
融入周围的世界，聆听身边的声音。而后独处，退居一隅，静心思考——如何提高自我，如何改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