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学人之章必功·
——章必功访谈录
受访者：章必功
采访者：夏和顺
时间：2016年3月
地点：深圳淘金山花园
“要做学人访谈，就要撇开我当校长的8年时间，谈之前或之后的事。”开门见山，章必功教授告诉记者。2012年7月，章必功卸任深圳大学校长，他的学术研究似乎进入新的井喷期：先是整理出版了近50万字的《古典作业》及50余万字的《〈天问〉讲稿》；2016年，商务印书馆又推出他的逾60万言的《中国旅游通史》。一部厚似一部的专著，都是章教授“为教而学”的结晶。
夏和顺：看您的简历，知道您的文学梦想或者说治学生涯的起点实际上是李白。您在“知青”时代读李白的《宿五松山下荀媪家》，写了一篇《五松山记》。李白博大精深，他与安徽南陵（铜陵时属南陵县辖）有着很深的渊源，唐代文学又是中国文学的高峰期，那您后来的专业方向怎么又选在先秦时期呢？
章必功：1977年恢复高考，我填报志愿时填的是中文系，因为从小喜欢文学，做过诗人、作家梦，没有其他选择。1981年考研究生，我选择古典文学，有两个考虑：一是因为喜欢；二是我觉得古典文学的累积量不会增加，而现当代文学作家和作品会不断增多，我当时读的相对较少，跟不上发展，外国文学作品读的更少。
为什么选先秦呢？我当时又想，先秦搞通了，整个古代文学就都通了。中国思想史的黄金时代在先秦，而如果开始就学明清，读前面的历史和作品就可能会存在障碍。这就是抓源头。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觉得先秦文学报考的人相对会少。还有一个插曲，当时北京大学在安徽只招一名，而南京大学在安徽则招两名。考完后我到合肥参加围棋比赛，就把志愿改成南京大学。我从我合肥经安庆回到铜陵老家，有朋友就对我说：要考就考北大。我又动摇了，就打电话到安庆，请求再将志愿改回北京大学。事后我想，如果报考南大，当时未必能考取。
夏和顺：就是说您的古典文学功底在上大学前就已经很扎实了。您是所谓“老三届”中学毕业生，“文革”之后“停课闹革命”对您有何影响呢？
章必功：我从小就喜欢看小说、读诗歌，中学时期尤其如此。我从1961年至1967年就读于铜陵一中，这是一所老学校，文学气氛浓厚。我们当年参加知识竞赛，题目就包括猜《水浒》一百零八将的绰号，以及诗歌名句的作者。老师们也个个出口成章，我记得初二生物课的张老师讲“根冠”时，开场白即是“冠者，帽也，怒发冲冠”。下课后同学们就讨论“怒发冲冠”。初三历史老师讲安史之乱，上来就背一首诗：“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然后问这是谁的诗，讲的是什么。同学们面面相觑，老师就说：这是杜甫的《兵车行》，背景是安史之乱，我们今天讲的就是安史之乱。语文课就更不用讲了，我就是这样受到古典文学熏陶的。
铜陵一中的师生关系也很融洽，我们可以自由出入老师宿舍，老师的书架也是向我们开放的，甚至可以将书带回家看。我最喜欢的是语文老师的书，喜欢读他们大学里的课本，比如《文学史》《历代作品选》《历代诗歌选》等，一本一本地换着看。后来“文革”开始，停课闹革命，但是我们照样可以去老师家借书。我对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诗歌印象很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看了很多现当代小说，也喜欢写作。我那时最大的愿望是做诗人。
曹征路是我中学同学，现在是著名小说家，我想他的文学功底也是当年在铜陵一中时打下的。
夏和顺：您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考入的是安徽师范大学安庆教学点，即现在的安庆师范学院。您入学时有什么感触？现在时过近40年，回想起来又有何感想？
章必功：安徽师大安庆教学点是经教育部批准的，第三年改名为安庆师范学院，最近听说要改为安庆师范大学。
这个教学点第一届招生，学生是新的，老师也是新招聘的，有的老师很不错。当时教学地点在菱湖旁边的红楼，曾经是晚清安徽学堂所在地，至今已逾百年历史。安庆师院那一段经历对我的治学也很重要，那是打基础的阶段，没有这四年，我不可能考上北大研究生。那一年中文系只招一个班，四五十人，共有七个系，每个系人数差不多都是这个规模。
那时学校的管理方式我概括成“牧羊”式的，就是让羊随便跑，牧人只是远远地看着。课堂宽松，可以上课，也可以不上课，我经常躲在宿舍自学外语。我上中学时学的是俄语，上大学时安庆教学点规模小，中文系并不要求学外语。那时英语我完全自学，“老师”就是外语系的同学，我的宿舍正好跟他们对门，不懂的地方就问他们，主要是语法，我给自己规定每天背五十个单词。我当时是带薪上学，身份是铜陵市科委的秘书，我想毕业时再考一把，考不取就回科委当秘书。考研究生要考英语，专业对我来说不用花力气，我不用看课本，只到图书馆去看各大学的学报，那上面有最新发表的科研成果。考研时我能掌握6000个单词，对付考试绰绰有余了。我考了81分，进北大时有个外语免修考试，我第一次就过关了。
夏和顺：1981年，您考入北京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是当年古代文学专业5名学生中唯一一名“乡下人”。您一直注重教育平等，是否也与这段经历有关？因为现在一名不具备较好学术背景的大学毕业生很难去攻读北大、清华的硕士学位、博士学位。
章必功：有一天我在导师褚斌杰老师家里，他家来了一名女生，褚老师对我说，“我们本来想招的是她而不是你”。他说的是实话，因为我年纪大，又结了婚并带薪上学，而且毕业于名不见经传的安庆教学点。当年北大古典文学招五名研究生，另外四名全部是北大应届生。结果北大研究生院坚持按分数录取，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我就幸运地被录取了。这件事对我影响很大，也促使我对教育公平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从而形成自己的教育观念。
北大的老师奖掖后进，欢迎学生提出与自己不同的观点，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我研究生时期的作业或论文有时是与老师唱对台戏的。金开诚、费振刚、褚斌杰教授看到这样的文章不但不以为忤，反而如获至宝，对此我在《古典作业》一书的序文中已有交代。金开诚老师还说：“你批评我的观点不要太含蓄，可以再直白一点，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帮你拿去发表。”我在北大发表的文章都是课堂作业，每学期要写一篇文章，要有自己的思想。我的《〈红楼梦〉的三宝三玉》，是交给吴组缃的作业，他打了很高的分；《过夏首而西浮》是交给金开诚《楚辞》课的作业；《六诗探故》是交给费振刚的作业。
夏和顺：褚斌杰教授是著名学者，是那一代学人中的佼佼者，他对您的成长具体有何影响呢？
章必功：褚老师大学二年级时就出版了一本书——《李清照评传》，少年成名，毕业后留校任教。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发配到中华书局当编辑，编了很多书，但不能用自己的名字。恢复高考后才重新调回北大。我读研究生时，差不多每个礼拜都要去他家，两个人点着烟东南西北地扯。
褚老师是名家，各种约稿很多，他就分一些任务给我们学生写。我跟褚老师合作写的一篇最大的文章是《诗经哲学思想述评》，七万多字。这是课外练习，是我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的重要的基础性台阶。这也是我跟褚老师的一种很好的锻炼。
夏和顺：1984年，《文史》杂志第22辑全文刊载了您的论文《六诗探故》。此文后来收入您的《古典作业》中，我认真拜读过。关于“风、赋、比、兴、雅、颂”六诗，历史上有“三本三用”说，也有“六诗为六体说”，您独辟蹊径，认为《周礼》所谓“六诗”，实际上是周代诗歌的教学纲领。我觉得，此文不仅是您在学术上登堂入室的重要台阶，也对您后来的教育理念有重要影响。
章必功：所谓“六诗”，我把它解释为周代诗歌的教学纲领，因为它的排列顺序是“风、赋、比、兴、雅、颂”，孔颖达把它解释成“三体三用”，后来被广泛征引，虽然也有一定道理，但原始意义上的“六诗”，并非“赋、比、兴”“风、雅、颂”，而是“风、赋、比、兴、雅、颂”，是周代诗歌教学的三个阶段，从形式到内容，到更高级的内容。
此文发表后，过了十几年，中国《诗经》学会会长夏传才老先生路过深圳，专门到深大来找我，我不在，他给我留了一封信，说他到日本、中国台湾讲学，发现日本的《汉学大辞典》全文收录了《六诗探故》，中国台湾的《国学大辞典》也全文收录。我后来上网搜，才发现如此。南开大学的罗宗强教授写过一本《古代文学理论研究概述》，讲到新见解时第一个举的就是这篇文章。就是因为这篇文章，我当选了中国《诗经》学会的理事。
夏和顺：《六诗探故》是向主讲《诗经》的费振刚教授交的作业，费先生当时是北大中文系主任，此文是在您读书期间发表的，是不是得力于费先生的推荐？北京大学学习经历对您的治学经历有何影响？
章必功：我在北大养成习惯，写文章一定要写出新的东西，不重复别人写过的，每一篇作业都当作论文来写。这也是老师为什么把我的作业推荐发表的原因。我把《六诗探故》交上去后，费振刚老师过了一个礼拜打电话把我叫去，说“你这篇文章写得好，我以后上课就照你写的讲”。他又把文章拿给我的导师褚斌杰看，两位先生一合计，写了封推荐信给中华书局总编辑兼《文史》杂志总编辑傅璇琮。《文史》一年只出一本，当时只有老学者、名家才能发表作品。1984年《文史》第22辑上全文发表了《六诗探故》，当时我刚到深大报到，收到这本杂志，很高兴，这是我最得意的一篇作业，一万多字。很多人读了文章，以为我是一位老人，其实当时我只有30多岁。
夏和顺：褚斌杰教授是文体学专家，您十年前出版的《文体史话》是受褚先生直接影响。这是一部既有学术价值、又通俗易懂的优秀读物，您个人认为有哪些独到见解？
章必功：《文体史话》是褚老师交给我的任务，我到深大后，他专门写信来给我布置任务。因为我跟他编过《文体词典》，他说：“你有这个基础，应该再编一本《文体史话》”。但这本书我并不满意，因为它不够通俗，如果现在写，就能放得更开。那是刚到深圳时写的，我认为最早的诗歌形式是二言体，而不是四言体。“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这首远古的《弹歌》四个字一标点是不合适的。原来《文学史》不讲二言体，褚老师辅导电视大学学生时，我给他写的提纲就讲到二言体问题。我们给《中国大文学史》写《诗经》卷时，就有这个观点：最古老的诗歌是二言体的。《吕氏春秋·音初篇》载有一首《候人歌》，只有四个字“候人兮猗”，“候人”是实际意义，“兮猗”只是感叹词，所以也是二言体的。《周易》也是如此，如屯卦：“屯如，邅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都是二言体。二言体经过杂言体过渡到四言体，四言体经过杂言体过渡到五言体，再到七言体。褚老师从善如流，认为可以这么写。
《汉赋研究》是我的硕士论文，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2期。这个题目是我与褚老师商量的结果。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宫廷文学、贵族文学，汉赋一直挨打挨骂，其实它虽有缺陷，但作为文学大观，也必有可观之因，可观之胜，应该为它正源清流。我用半年时间完成此文，并顺利通过答辩。写文章要有新意，无新意不动笔。创新是厚积薄发的结果，厚积需要过程，薄发的时机不能圈定，因此，老师不能规定在一个时段写几篇论文，硬要这么做，搞出来的文章就是滥竽充数。
夏和顺：深圳大学无疑是您学术道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我在采访郁龙余、景海峰时，他们都谈到深大中文系初创时教师少，不可能按自己所学专业上课，您讲授并研究《红楼梦》是否与这种实际情况有关？
章必功：深圳大学创办之初，老师几乎都从北大来的，号称“北大帮”，人确实很少，它的教学方向是中西结合应用为主。我讲《红楼梦》，是因为当时有一个应用型项目——《红楼梦》电脑多功能索引，学校组织一批学生搞，但要有人给他们讲《红楼梦》，领导于是就找到我。从理论上讲，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给本科学生讲《红楼梦》都是可以的，否则他就不合格。
我讲《红楼梦》，每次都认真地写讲稿，共讲了二十多次课，集成《红楼讲稿》，大概是在1987年。后来项目在北京验收，乐黛云老师要我在南方写篇文章呼应一下，我想了想就把给吴组缃的作业《三宝三玉》拿出来发表。
我并不是红学专家，只是红学单干户而已。我的学术方向有两个：一是中国古典文学，二是中国古代文化。我给自己规定的任务也有两个：一是尽量研究一些新东西；二是大力普及和提升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第二个题目我很感兴趣，认为更容易做到。
夏和顺：您当年在深圳大学中文系开设旅游文化专业，讲授“中国旅游史”，是国内首创。因此而形成的专著《中国旅游史》也被高校选作教材。您是古典文学专业出身，当时为什么没有讲授“中国旅游文学史”呢？章必功：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大潮席卷中国，所有高校都想在市场经济的海洋中遨游，作为传统学科的中文系面临着尴尬的局面：虽然远离市场经济，但又不想游离于潮流之外。深圳大学中文系因此改名中国文化系，后来又改名文化传播系。我讲旅游史，处在中文系改名中国文化系的阶段，胡经之当系主任。当时开办了秘书专业，后来又办了旅游文化专业。所谓旅游经济，通过工商管理专业是可以解决的，但谈不上培养旅游文化的专门人才，我们当时的想法是培养有高度审美意识，能够开发旅游、管理旅游的跨专业人才。郁龙余老师就分配我讲授旅游史课程，此外还有旅游学概论、旅游经济、旅游地理、旅游资源开发和利用、旅游文学史等课程。我这个课程是旅游史而不是旅游文学史，我是国内第一个开设这个课程的，讲稿后来被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也是国内第一部，被很多高校拿去作为教材，重印了五次。现在看来这部书写得较粗糙，文学色彩很浓，经济色彩不够，其他方面也有缺陷。退休之后我就集中精力重写这部书，改为《中国旅游通史》，原来写到晚清，现在写到共和国，原来为30万字，现在是60万字，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褚老师当年听说我要写《中国旅游史》，他哈哈大笑，说：由此可知，北大中文系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夏和顺：《中国旅游史》经过修订扩充成为《中国旅游通史》，已成皇皇六十万言的巨著，这是您退休以后两年多的杰作，令人钦佩不已。这一部通史，与前面的《中国旅游史》相比有哪些变化？
章必功：《中国旅游史》很少谈旅游景观，而《通史》从原始社会就开始谈旅游景观，这是要花功夫的，因为要讲出个所以然。比如我写到黄河、华山，神话故事讲得多的山河胜地一定是原始居民关注的地方，大禹治水的积石山，那是治水的标记，是最早的人文景观；著名的陵墓，比如说尧、舜、禹的墓，也是人文景观；还有著名的城池，城池就是旅游中心，比如商代的旅游中心就是朝歌，当时四面八方的人都去赞扬它。这些都需要材料的支撑。
我对每一朝代，都尽可能地去发掘旅游设施、交通工具，曾经有一本《中国交通史》就提到过我的《中国旅游史》。旅游是要花钱的，钱是怎么带的，这也要关注。支票在唐代就已经产生，当时叫飞钱，宋朝、元朝纸币更发达。过去住店是要收税的，上下船、进出口都有关税，货物则不收税。我特别强调，旅游史的主体是旅游者和他所从事的旅游活动，而不是旅游经营者，旅游服务业因旅游而生，为旅游服务，不能本末倒置。旅游史当然也要写旅游文学，旅游者抒发情感便产生了文学作品。
夏和顺：神话是古人想象和虚构的产物，许多神话比如《山海经》里的故事很离奇，与史实相去甚远，这其中的史实您是如何辨别的？
章必功：亚里士多德说过，神话是留给后人的启示录，原始神话剥掉外衣，其本质就是现实生活。《淮南子》里的《共工怒触不周山》，有一段精彩的描述：“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第一句话想象离奇，第二句话正确无比，这是中国地理学史的一个科学发现——中华大地西高东低，古人发现这一点已属不易。黄帝战蚩尤，就是中原民族和南方民族殊死搏斗的写照。汉魏以后的神话是靠不住的，要细加分辨。为什么会有“河出图，洛出书”这样的说法？因为古人关注黄河、洛河这两条汹涌澎湃的母亲河。还有木星绕地球一周12年这一天体现象，古人必须经过36年的观察才能得知，现在想来匪夷所思。不还原人类起步的艰辛，就不能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夏和顺：《〈天问〉讲稿》近60万言，也是您在退休以后出版的，它是您研究《天问》的专著，也是您的教学讲稿。这部书的出版对屈原和楚辞研究有何意义？
章必功：有没有学术价值，应该由学界去评论。当时我开设这门课，以及后来整理这部书稿，只想做一件事，就是：在前人和时人研究的基础上梳理秩序，阐明诗人，力陈己见，务求透彻。《天问》原文只有几百句话，几千个字，但很难读，艰难懂，解说也很有分歧，很难找到一本全面解读它的著作，我一直想写一本详细的解读。我开这门课时，学生积极性很高。但有关书籍大都就字解字，用不懂的字解不懂的字，看了还是不懂。我希望把它解释通顺、通俗，同时做大全式的集释工作，这样篇幅就长了。我想它至少还有宣讲价值，否则中华书局不会出版它。
夏和顺：周代的大师教国子以诗歌礼乐，以培养他们的执政才能。大师的概念后来延伸为道德学问俱高的学者。这个时代被批评为缺乏大师的时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章必功：大师在周代是一种官职，专管音乐，而音乐与诗歌、舞蹈是一体的，因此大师也管教学诗歌。你不能要求每一代都有大师。也可能当代有大师，我们没有看清楚呢。
夏和顺：我记得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说过一句话：“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深圳大学经历30年的发展，可谓高楼林立，作为曾经的深大掌门人，您对大师的到来有没有过期许？如果有，它的期限有多长？
章必功：大师不可强求，但大学对老师的要求必须是：学问深厚，个性鲜明，静心教学，有创造力，有爱心。不具备这些条件就不可能产生大师。没有个性特征、没有学术锋芒就没有磁性，难以吸引人，所以大学里每一个老师都应该有自己的特点。
夏和顺：胡适主政北京大学时，曾提出“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并提出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和浙江大学办成“第一等”大学。他的这一计划受到陈序经等人的猛烈抨击。但在今天，“985”“211”已成事实，您怎样看待教育资源不平等问题？
章必功：我一向反对将高校划为重点、非重点，什么“985”“211”。我不否认大学的差异，但大学的好坏应该在办学的过程中形成，由社会认可，而不能画圈圈认可，所谓重点应该是在自然中形成的。中小学划分重点是非法的，大学也应允许自由竞争，你不能规定国家科技发展和进步只由“985”几所大学来承担，管理可以统一，但竞争要充分市场化。
夏和顺：足够的人文底蕴是支持一个地区或一座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深圳当年被称为“一夜城”，也被称为“文化沙漠”，经过30多年的发展，其经济建设已经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其文化积累与经济成就远远不相匹配。您如何看待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又如何评价“深圳学派”建设？
章必功：我个人理解，“深圳学派”的提出旨在大力加强深圳的城市文化建设，提高、扩大深圳的学术水平与学术影响。在当代信息对流、天涯比邻的时代，要形成特色鲜明的地方学派远比古代困难。是不是“文化沙漠”不能用有没有文化名人来做指标，它的基本指标应该是高素质市民：市民素质高就不是“文化沙漠”，市民素质不高就是“文化沙漠”。你拉几个名人来，只不过是沙漠上长了几棵小树而已，沙漠的本质不变。现在我不赞成“文化沙漠”的说法，因为深圳高素质市民与日俱增，“深圳读书月”就是高素质市民的高贵坚持。我知道梅林水库的一家棋院，一众棋友，各行各业，皆饱读诗书，所起网名，如“水木”，都是阳春白雪。
衡量城市文化高下的基本尺度，还是要看市民的文化素质，不能只看文化产业，只数文化名人。
附录：章必功学术小传
章必功，安徽铜陵人，1949年出生，1968年参加工作。1977年考入安庆师范学院（安徽师范大学安庆教学点）中文系，1981年入读北京大学古典文学专业研究生。
1983年，章必功在修读《诗经》时，向主讲教师费振刚教授提交了一篇长达13000字的作业《周代诗歌的教学纲领》，指出《周礼》“六诗”“风赋比兴雅颂”，本是周代国学的诗歌教学纲领，反映了周代国学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诗歌教学过程（先学诗的歌唱与朗诵，后学诗义的比喻和引申，再学诗乐在朝廷和宗庙的应用），合理地解释了一风二赋三比四兴五雅六颂的排列程序，从而解决了古今学人争论不休的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个重要公案。费振刚时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他对这篇作业非常赞赏，立刻和褚斌杰教授联名推荐给中华书局的总编辑傅璇琮先生。1984年中华书局主办的《文史》第22辑全文刊登了这篇研究生作业，题为《六诗探故》。
此文发表后，沉寂了十余年，到20世纪末开始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先是日本《汉学大辞典》、台湾《国学大辞典》全文收录。稍后，北京师范大学郭英德、谢思炜、尚学锋、于翠玲教授撰述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1995年中华书局出版）于第一章第三节注引《六诗探故》。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承担的国家“六五”规划项目——多卷本《中国文学通史》第一卷《先秦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7月版）第二编《诗经》请章必功撰写，其中有关“六诗”的论述，全部采用了《六诗探故》的观点和内容。进入21世纪，天津大学著名学者罗宗强先生《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之回顾》（《二十世纪古文论研究文存》导言）第五节评述20世纪中国文论史理论认识的深化，在“六诗”范畴上，依次列举了章太炎、郭绍虞、章必功、王昆吾、周策纵的主张。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学者马银琴《四诗四始与诗经的结构》于第二章第二节专论《诗》之“风”，依次引证章必功《六诗探故》、顾颉刚《古史辩：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张西堂《诗经六论：诗经的体制》的有关论述。基于上述影响，2003年吴予敏、景海峰等选编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积薪集》、2004年方铭等选编由学苑出版社出版的《先秦两汉文学论集》、2005年中国诗经研究会选编由学苑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诗经研究论文选》分别收录了章必功《六诗探故》，确然成一家之言。
章必功从1984年起任教于深圳大学，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其间先后担任中国文化传播系主任、副校长、校长兼师范学院院长。全国优秀教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主要学术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古典文艺学和中国传统文化。
章必功著《中国旅游史》是中国第一部描述中国古代旅游历史的专著，1992年6月云南人民出版社初版，1995年重印，2002年9月再版。该书受市场欢迎，亦受学界重视。王子今《中国交通史研究》、福州艺术创作研究所《郑和下西洋首次开洋之我见》、英子《从陆游诗论看陆游的系统性思维》各有引述。《中国旅游史》还被一些高校旅游专业作为课程教材和指定参考书目。普陀电视大学旅游专业考试，曾列出定义，要求考生从下列专著：A.汉译克尔《普通旅游学纲要》；B.《韦伯斯特大词典》；C.章必功《中国旅游史》选择正确出处。章必功《中国旅游通史》（全2卷）201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章必功著《红楼讲稿》1996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其中，《红楼诗话》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三宝三玉》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收录。最近，民间网站也赞许有加。吉林大学牡丹园新站文章阅读区引用《红楼诗话》，抚琴居诗歌图书馆全文转载《红楼诗话》，晋江文学城古义茶坊全文转载《黄金锁、冷香丸、红麝串》，并引发网上的热烈讨论。
章必功还撰有《诗经哲学思想评述》等论文，出版有《文体史话》《元好问及金人诗传》《古典作业》《〈天问〉讲稿》等专著，译有《意识形态的时代》，主编国家高等教育教材“十五”规划项目《华夏人文纵览》、广东“十五”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岭南近代散文选注》，参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重点项目《中国文学通史》第一卷《先秦文学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