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斌
这一套“政治经济学博士点建设丛书”是深圳大学政治经济学学科组为了学科建设而创作的学术专著。它直接的目的是为了开阔博士研究生的文化视野。
陶一桃教授主编的这本书原是丛书的第四部，现应读者要求又修订再版。
（一）
对于中国今天的改革开放大业来讲，编写这套丛书的根本目的更在于为推进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持。
在如何对待现代化的问题上，它在引证中强调了以下两点。
其一，早在1874年，清末有识之士，曾经担任清廷驻外使节的郭嵩焘就提出了他的疑惑：“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舍富强之本图，而怀欲速之心以急责于海上，将谓造船、制器用其一旦之功，遂可转弱为强，其余皆可不问，恐无此理。”
而另一位有识之士薛福成在《出使四国记》中引证了新加坡、英占香港开辟商埠后经济繁荣的事实后，发表了一段十分精彩的议论：“夫商为中国四民之殿，而西人则恃商为创国造家、开物成务之命脉，迭著神奇之效者，何也？盖有商则士可行其学，而学益精；农可通其植，而植益胜；工可售其所作，而作益勤。是握四民之纲者，商也，此其理为从前四海之内所未知，六经之内所未讲。而外洋创此规模，实有可操之券，不能执中国崇本抑末之旧说以难之。……盖在太古民物未繁，原可闭关独治，老死不相往来；若居今日地球万国相通之世，虽圣人复生，岂能不以讲求商务为汲汲哉！”薛福成在这里为资本主义在中国鸣锣，要求让商人从“四民之殿”的地位上升到“握四民之纲”的地位，这确实是“从前四海之内所未知，六经之内所未讲”的新道理。
他更深刻地论述：“今之议者，或惊骇他人之强盛而推之过当；或以堂堂中国何至效法西人，意在摈绝而贬之过严：余以为皆所见之不广也。”他说，西方的科学、文化、技术和经验，是人类文明的积累，“乃天地间公共之道，非西人所得而私也”。既然欧洲在历史上接受过东方文明的影响，“中国又何尝不可因之？”讳疾忌医和因噎废食都是不对的。他说：只要中国人善于学习、敢于竞争，“又安知数千年后，华人不因西人之学，再辟造化之灵机，俾西人色然而惊、睪然而企也？”[1]其二，1965年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在他的《激荡的百年史》中更加精辟地分析了科学技术与制度因素的深层关系。他指出：外国文明的输入很容易破坏本土社会、文化和精神的统一。在德川末期，一些思想家们曾预想用“西方的艺术、东方的道德”或者是用“西方的学识、日本的精神”作为对付这种破坏的公式。
但是，这样的公式与实行近代化是相背离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受倡导的文明原本是一个统一体，很难只采用它的科学文明技术。如果要采用西方先进的军舰和武器，就必须修建配合它的造船厂和兵工厂，进一步地为了使造船厂和兵工厂的机能得到有效的发挥，就必须让构成它基础的经济活动能够得到顺利进展。
过去的儒教伦理将追求利润视为不道德的行为，这就产生了矛盾，因此，想要拥有军舰就必须影响到该国的文化。
然而，就算业已输入西方国家的科学文明技术，要吸纳其政治观点、思想方法等形成其文明基础的东西，仍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就是这样一些所谓的价值体系，如果没有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用自己的力量努力地创造它，那么，努力改革的东西就不能够成为人们一种真实的道德基础。
因此，在一种不得已的情况下，采用外国文明的国家便会面临一种困境，这种困境是深刻且令人进退维谷的。
在那个时代有个学者曾经说：“孔孟的道德已经衰落了，西方的理论还未进入，这就像太阳已经落山，而月亮犹未升起时的情况。”
而当时恰恰是美国军队在日本国土上连续推进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的时候。
日本人不仅要关心每天的生活，还要努力思考日本今后的发展。占领军们开始指示日本政府必须要进行一种彻底的改革，这样的变化不知道是福是祸。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驻军日本的军队，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美军不仅占据着胜利者的地位，而且还以改革者的身份推进日本的“非军事化”改革。
美国将二战爆发的原因归结为日本和德国的军国主义，因此他们认为，只有对日本进行改革，瓦解日本军国主义存在的社会结构，削弱日本的军事能力，才能构建世界和平。抱着这样的目的，他们在进驻日本之前就制定了详细的措施，当军队进驻日本后，就开始按照计划在日本推进军事化和民主化。
美国的军队在1945年8月末驻军日本后，就开始实施了以下的措施。在非军事化方面，首先在9月11日逮捕了东条英机等数名主要战犯，接下来解除了日本军队的武装，废除了日本的军事机构，一些国家主义的团体也被解散（1946年1月）；在民主化方面，进一步整肃了一些不受欢迎的公职人员，思想警察和政治警察也被废除了（1945年10月），赋予妇女参政权（1945年12月），组织工会（1945年12月），等等。
在战后一两年之内美国军队又采取了土地改革、教育改革、解散财阀和制定宪法等措施。这些巨大的变化简直可以称为“不流血的革命”[2]。
这两段话所表达的是，制度是何等重要！
（二）
但是，制度经济学一再提醒人们：不仅制度规则是由人来制定的，而制度执行更要依赖于人来完成。而作为经济人，又都是在追求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所以，任何意义上的人性假定，都离不开具体人的具体行为。
而在中国这样一个浸透着儒家礼仪和缺乏公民意识的国度里，在一个长期“以父家长为中心的家族制和宗法组织”的国家，用王亚南先生的话说，这种情况“在专制—官僚的政体实现以后更加强化了，但在这以前，却显然存在着这样一个可供官僚政治利用的传统。国与家是相通的，君权与父权是相互为用的”[3]。“家不可一日无主，国不可一日无君”；在人们的意识深处两者是相提并论的。遵循这样的传统，国人对家庭的忠诚很自然地就转化为对国家的认同。“在家庭生活中灌输的孝道和顺从，是培养一个人以后忠于统治者并顺从国家现政权的训练基地。”[4]“皇权主义最深厚的根基，正是这种家长制。”[5]
在这种环境下，国家一旦放弃了对人权的尊重和对产权的保护，大众也就自己丧失了自主意识。于是从上层的人治社会到下层的无法无天，便使制度因素更加虚拟化了。
于是，我们评价历史，也就不能仅仅依据个人的主观动机，甚至也不能仅仅依据他的动机所实现的程度，而只能依据大众的基本实践结果。对于所谓的“好人好事”是如此，对于所谓的“坏人坏事”亦是如此。
正如苏联的改革，对政治人物来讲，是失败了。因为改革的领袖戈尔巴乔夫几乎丧失了一切特权（无论别人如何分析，也无论戈尔巴乔夫本人如何解释，这一后果绝不是他本人所希望呈现的）；而对政治事件来讲，却有另外的结果。因为它开启了苏联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集权政治向民主政治，从一元帝国向多元联合的全面转型的新时代。若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核心价值观念——自由——来判断，“无论如何，俄罗斯人民要比在苏联时代获得的自由要多得多”[6]。对于计划经济时代的苏联，执政8年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曾这样判断：“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搞经济导致我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我们将近70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7]
也只能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才常说：作品的主题远远大于作家的思想。于是，如果我们再追问，人和制度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答案便一目了然了，那就是，制度绝对是人制造的，而人又绝对不能随心所欲。
当我们赞同任何动物、生物乃至物品的本质都是预先被设计好了的，而人却只能通过自我选择来创造自己的本质的时候；当我们确信人生不是别的，乃是自我设计和自我实现的过程，放弃了选择，也就是放弃了自由的时候；当我们承认“上帝死了”的时候，自己才有了称得上“人”的尊严感。可以说，作为哲学家、思想家的萨特，至今还在影响着我们。
（三）
涉及本书的具体内容，我作如下概述。
以深圳为典型的中国经济特区走过了30年曲折而辉煌的历程，是中国改革开放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此时，我拟从理论的视角来观察它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以期归纳出某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来。
1.中国现代化的特殊道路
要了解中国经济特区创办的大背景，先看两个事实：1978年，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吴南生心痛地说：“解放初期，我的家乡汕头还是一个商业繁荣的地方，和香港的差距并不大。30年过去，香港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而眼前的汕头却是满目凄凉。比我们小孩子时候还穷啊。”“广东搞了30年搞成这个样子，说人家是反动统治，但人家比我们搞得好，这是个压力。”[8]
面对“文革”后处于“崩溃边缘”的中国经济，邓小平则多次表示，“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并高度警觉地指出：“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9]
1979年主政广东的习仲勋直言：“广东要是个‘独立国’的话，现在会超过香港。”并郑重其事地提出：“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先行一步。”[10]
邓小平十分赞同关于广东的这个富有新意的设想，当他听说“先走一步”的地方名称还未确定时，就对请求中央下拨一点“三通一平”基建款的习仲勋说：“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你不是当过秘书长吗？中央没有钱，你们杀出一条血路……”[11]也正在此时，他在酝酿着一个大决策：“要让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来，搞平均主义不行，这是个大政策。”[12]
可以说从1979年中央50号文件出台，到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做出决定，中国经济特区也就正式诞生了。对此，邓小平曾明确地指出：“办经济特区是我倡议的，中央决定的。”[13]
中国经济特区的创立可以作为“中国道路”的一个标志。第一，苏联模式不行了，计划经济走不通。邓小平说“如果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14]。第二，平均主义不行了，均衡发展走不通。据于光远回忆，早在1978年年底召开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就提出了一个新鲜的观点：“让一部分城市先富起来。”他当时一口气列举了十来个城市，第一个就是深圳。在这里，邓小平提到的是“深圳”，而不是人们常说的“宝安”。[15]第三，寻找突破口，创办经济特区。以便在现有僵化的体制之外能够实行强制性的渐进式的制度变迁。
从此，中国的现代化就走上了一条既不同于传统体制下的苏联模式，又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西方模式的特殊道路。
2.中国经济特区的成功因素
中国经济特区的伟大成就当然举世瞩目，但对于成功的因素，相当一部分人却认为主要是特殊政策的产物。
对此，必须做具体分析。我认为，主要有三大决定性因素。
第一，有一把“尚方宝剑”。
我们之所以把这30年称为“改革”而不是“革命”，就是因为这并不是一场自下而上的“造反”，而是自上而下的“授权”。1980年谷牧代表中央对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讲：你们是“独立王国”，“半独立王国”，你就是“国王”，搞特区的地方，你要亲自抓。[16]1985年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对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灏讲：特区有“改革权”——允许突破一些不合时宜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规章制度。紧急问题可以在向省委报告的同时，直接向中央请示[17]。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也讲：“你们要闯出一条新路，犯了错误也不要紧，国务院负责。你们先走一步，犯错误对全国来说也是有意义的，可以吸取教训。”[18]总之，中央授予的“改革权”就是一把“尚方宝剑”，与此相适应的才是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
第二，有一块得天独厚的“好地方”[19]。
深圳毗邻港澳、华侨众多、水域辽阔。试想，如果深圳所面对的不是香港，改革初期怎么会吸引那么多外资？！如果没有那么长的海岸线和深水码头，盐田港会高居世界第四大集装箱港口的地位？！不仅如此，我分析是便于借鉴市场经济体制的地区（毗邻港澳台）。同时，对于全国来说，它们毕竟是块小地方，当时的中央认为，万一搞错了，对大局影响不会太大。
第三，有一批敢于“大闹天宫”的闯将。
再好的制度、再好的环境，事情也总是由人干出来，而人又是具有丰富的个体特性、千差万别的。对于特区，从“敢于大胆地使用中央授权，敢于真正先走一步”的任仲夷[20]，到“我愿到家乡去搞实验，要杀头先杀我”的吴南生[21]，从“没有钱就是当掉我裤子也要办一所深圳大学”的梁湘[22]，到恳请不做副省长兼深圳市市长，果断地留在蛇口搞改革开放大实验并声言“大不了再回秦城监狱去”的袁庚[23]。就是这样一大批既敢于冒险，又敢于承担的改革家们，在特区进行着创造性的工作，他们创造性地运用着中央赋予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
正是这“天时”“地利”“人和”三大因素，才使特区终于在体制外发生了渐进式的强制性的制度变迁。
3.中国经济特区的历史贡献
从历史的深度来观察，以深圳为典型的中国经济特区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概括地说，做出了四大历史性贡献。
第一，贡献了一个“新体制”。
中国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1992年邓小平斩钉截铁地判断：“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4]特区对“中国改革”的贡献就是探索到一种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模式，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制度变迁这一基础性保障。
第二，贡献了一条“新道路”。
深圳由一个边陲小镇跃为人口近1300万的现代化大都市，成为全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珠海也由一个“一条街道，一间粮站，一间工厂，一家饭店的落后小渔村”变成联合国授予的宜居城市。邓小平在1984年第一次视察深圳渔民村时就赞许式地预言：全国农村要达到这个水平恐怕要100年。[25]特区对“中国发展”的贡献就是寻找到一条从一般小城镇走向区域性现代化中心城市的发展道路。通过非均衡发展能够比较迅速地实现从普遍贫困达到共同富裕的最终目的。
第三，贡献了一种“新精神”。
邓小平多次总结“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26]。他号召：“第一要大胆去干，第二发现干得不对的地方要及时纠正，总结经验，不是首先考虑犯不犯错误。”[27]当年袁庚在蛇口那句响彻全国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则是这种精神的集中体现。特区对“中国精神”的贡献就是使人在状态上形成了一种勇于创新、善于创新的品格。它突出反映为思想上的解放和科技上的创新。
第四，验证了一个“大理论”。
新加坡资政李光耀1992年说：“中国不能没有深圳，因为它是中国改革试验田，深圳经验如果成功了，说明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路子是走得通的。”[28]这就透彻地点出了中国经济特区的功能、地位和作用。中国经济特区的创办，是邓小平一个伟大的理论发明，是开启中国社会全方位转型的关键之举，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伟大的创造性实践。中国经济特区的发展是邓小平理论充分而光辉的实践，特区的历史步伐又极大地丰富了邓小平理论的科学内涵，正是这种内在联系又构成了中国经济特区在理论上的巨大贡献。
4.中国经济特区的基本经验
特区的成功的确折射出鲜明的“中国特色”魅力，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举国体制”所具有的空前的动员与集中能力。如高交会、文博会，一声令下，千军万马，其效率之高都是左右难以比拟的。但是，我们决不应该把这种转型中的过渡状态和超常规特殊项目的获得当作运行的常态和应有的特色去对待。中国经济特区30年辉煌成就说明了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的正确性。但是，我们必须同时看到，这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道路在本质上所体现的仍然是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价值，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而这一切又都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发现与揭示。用时任领导人的话来总结：深圳是按国际规则打篮球。[29]
概括起来，其基本经验有两条。
其一，从现实状态来分析，是选择、引进并坚持了改革的市场经济取向。
早在1980年年底，当特区条例公布之后，广东就明确提出：特区要以引进外资为主，以实行市场经济为主。[30]而当时全国还都把搞市场经济等同于洪水猛兽，等同于搞资本主义复辟。一位著名的理论家竟这样对任仲夷讲：戴你资本主义帽子嘛，不好，说你是社会主义，全国若都这样，那还行吗？！[31]在他们眼里，特区就是旧中国的租界，除了五星红旗还飘着外，已经没有什么社会主义味道了。据回忆，1982年，真可谓秋风萧瑟、寒流滚滚，深圳也由门庭若市变成门可罗雀。也正在这关键时刻，邓小平在广州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如果你们认为好，就坚持下去。”任仲夷强调指出：小平没有说上面认为好，只说你们认为好。这就给了省委极大的信任和支持。[32]
尤其在1992年之前，虽然就总体而言，从1978年开启的中国改革开放大业的基本面，已经踏上了不可逆转之路。就当时的形势而言，却同时笼罩着巨大的阴影。当“两种改革观”成了大议论，当“反和平演变”成了主基调时，改革开放出现了杂音，一些人对中国的前途表示了悲观。然而，邓小平就是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作为新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这个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曾经历传奇式“三起三落”的“钢铁”巨人，他不甘心，也不允许阴影弥漫，逆浪冲垮潮流。他有胆略、有智慧地去力排众议，去扭转乾坤。于是，才有了那幕激动人心的“春天的故事”。
在这里，他做出了如下两个坚定的判断。
第一，经济判断：“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第二，政治判断：“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并严厉地批判：“反对改革的人就不要反对了，去睡觉好了。”（公开发表时是：“谁反对改革开放，人民就把他打倒。”）[33]这位88岁老人的“南方谈话”是可圈可点的。可以说正是“南方谈话”的拨乱反正，力挽狂澜，才使中国改革开放的巨轮又重新沿着正确的航线行稳致远。他在1992年6月12日审阅十四大报告第四稿时，毫不犹豫地说：“我赞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提法。”[34]此言一出，可谓黄钟大吕。
经济学家哈耶克说：“价格是信号，它引导我们利用根本不认识的人的力量和天赋去满足那些一无所知的人们的需求。”“我相信比起按照某种想象的理想刻意分配收入的做法，通过竞争的市场更能接近实现公正的理想。”[35]而市场竞争的压力就是内生技术变迁导致创新的决定性动力。其实，市场经济说到底也就是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所揭示的在那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实现社会利益的基本制度。它是人类社会近300年历史智慧的结晶，是无数理论大师殚精极思的伟大成果。
对于中国来说，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成就了经济特区，市场经济挽救了中国。
历史就是这样，30年前搞市场经济还是罪大恶极，而今天我们市场经济国家的地位已经得到部分国的承认。真可谓天翻地覆，换了人间！
其二，从深层动力来总结，就是尊重与拓展对人的解放。
邓小平说：“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不完全。”[36]可以说，再一次解放人，解放中国人民就是邓小平理论的深层含义。
首先，改革调动了市场经济主体——个人的积极性。社会最终主体并不是国家、城市和单位。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经典性论点就是，促进公共利益的最好的方式是个人对他们自身利益的追求。应该说，经济学的基石就是价格理论，而价格理论的精髓也就是需求定律，它背后的全部奥秘就是制约人类行为的最基本准则——价格（即“我这样做，到底值不值？”）。这就是说经济人的假设是人们具有对每一种可能性都衡量其代价和收益的理性。斯密比喻：“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是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37]
这种对利益追求的前提也就是特区人因被解放所享有更大的自由。如深圳，这个外来人口几乎占总人口95%的移民城市构成了生产力最基本的要素——人的自由流动；大力引进香港以及海外资金构成了生产力最强大的要素——资本的自由流动。从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农民工进城，让农民成为特区建设大军的主体、服务大军的主体。
其次，改革又调动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另一个主体——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这也是改革具有中国魅力的重要因素。地方政府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被安排”“去执行”，转变为市场经济环境中的因竞争而创新。邓小平的“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就成了地区竞争的总动员令。田纪云说：“中国人民一旦得到了追求财富的自由，将表现出伟大的创造力。”[38]可以说，区域竞争（包括省际、市际、县际）构成了中国经济特殊的强大内在动力，中国的奇迹在这里可以得到相当程度的解释。被赋予了庄严的使命感再加上转变个人命运的强烈欲望，使特区政府更加充满了活力。中国经济特区一反“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的传统计划经济法则，对于股票证券，对于土地经营，对于深度资本市场，按着邓小平“坚决地试”的指令，坚定不移地开展起来。于是，才有了波澜壮阔的一系列“财产性收入”的历史突破。可以说，在当时的体制下，有一分自由，就能释放五分潜力，就能形成十分发展。
然而，创新的主体并不是政府，而是企业。在良好的特区创业环境下，终于孕育出腾讯、华为、中兴、比亚迪、巨人、格力等创新型企业及其背后的企业家。创新型企业已经形成为特区的中流砥柱，90%的产值属IT产业的高新技术产业使特区成为国内高科技重镇，可以说，企业家是市场经济的灵魂，企业家阶层形成是特区自由发展的坚强基石。
对人的解放不仅在于政治，更在于经济，其根本内容就是对个人的产权的确认。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对人的解放基础就是科斯在1959年的论文中所表述的：清楚的资产权利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关键条件。经济学家周其仁也指出：经由重新界定产权，中国大幅度降低了全盘公有计划模式的制度运行成本，从而解放了庞大人力资源的生产力与创造力，得以在全球市场上形成了综合成本竞争优势。他又说，正是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了中国经济的制度成本，才使这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成为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并以自己的增长改变了全球经济格局。[39]一句话，只有市场经济制度才能通过价格（所有权的交换条件）来保护财产所有、保护自由创业、保护自由竞争，从而解放了生产力，解放了人。
值得强调的是，“以自由看待发展”，是印度裔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在20世纪末提出的一种新的发展观念：自由不仅是发展的首要目的，而且也是促进发展的首要条件。在这里，发展的标准不仅主要不是以GDP指标，而是以自由的程度看待发展的水平，更主要的还是把发展过程视为拓展自由的过程。
从这个角度来观察，中国经济特区比其他地区实际上享有更大的自由空间。可见，以自由看待发展，以发展去拓展自由就是中国经济特区以及中国社会近30年取得巨大进步的深层奥秘所在。
我判断，正是这两点构成了邓小平理论与现代化人类的核心价值观念的高度共识与圆满结合，才终于发生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5.中国经济特区的双重新使命
从概念上讲，特区本来就是“实行特殊优惠的经济政策的地区”的简称，一旦这种政策取消了，特区在概念上自然就没有可能存在了。而从20多年的实践上看，特区已经圆满地完成了当初所设定的“窗口”“试验田”“排头兵”的使命，1992年之后当全国都走上了市场经济之路，特区也就没有必要存在了。所以，我也一直持有特区终结论的观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能理解，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说的“现在特区已经不‘特’了，已经没有什么特别优惠的政策了，全中国都是一样的。我们并不按地区来优惠，而是按产业来优惠”[40]这句话的含义了。而所谓“特区就是特别能改革，特别能开放，特别能创新的地区”，或者说“以特别之为，立特区之位”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只是政治家鼓舞士气的宣传。
那么，特区还有什么新鲜使命？进入21世纪，中央要求特区“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并宣告中国经济特区将贯穿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全过程，贯穿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41]这两个“全过程”就清楚地表明，特区又被赋予了双重新使命：从“改革”的意义上讲，是要加快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继续当好改革开放的先锋队；从“发展”的意义上讲，是要加快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早日建成现代化国际性大城市，构筑中国区域经济的新版图。正如胡锦涛在2009年12月视察珠海时所要求的那样：“努力当好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排头兵。”[42]
也就是说，对于中国经济特区来讲，改革的任务并没有完成，改革的时代也并没有结束。决不能认为特区的主要任务，不再是深化改革，而只是大力发展了。更不能得出中国社会已经从“改革开放时代”，进入了“科学发展时代”这一结论。
因为只有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确实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实现发展方式的彻底转变，才能使中国社会沿着科学发展之路继续前行。“改革”与“发展”两者的关系不是前后关系，而是因果关系，它们决不处在两个时代。市场经济不仅是科学发展的强大动力，而且是科学发展的制度保证。因为只有彻底解放了人，才能形成自主创新的良好环境，才能最终解放生产力。
中国社会过去30年的高速发展靠的就是改革开放，今后的科学发展靠的还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仍然是第一法宝。总之，要当好科学发展的排头兵，必须首先继续当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离开了改革开放，发展不仅不能“科学”，而且更不能“持续”。
既然还有这样的使命、责任，那么就自然还是要给予特区相应的权力。今天，特区到底还有什么“特”的权力呢？
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有句著名的话：“允许改革失败，不允许不改革。”他提出，特区还要“锐意进取、先行先试”。这就不是在默许，而是在明示：特区还有继续“先行先试”的改革权。[43]我理解，这就是今天特区的基本含义了。
这种特殊的权力（包括立法权）一旦结合30年所形成的财富积累，体制改革，尤其是创新精神三大优势，是完全有条件完成这一新使命的。
今天的特区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可以归纳为：在政府的主导与市场的基础性资源配置之间的失衡问题。
比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要靠大项目、大活动的获得，政府资本的巨额投入来支撑，更要靠提高对资源配置质量与效率来实现；而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不仅要靠政府的产业政策，产业规划去引导，更要靠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动来完成。
显然，解决这一矛盾，需要的就绝不仅仅是“勇气”和“信心”。还必须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有突破性的举措，即靠改革的深度和开放的广度去平衡。
第一，只有深化改革政府及国有资本的投入方向，才能建立起巩固的市场经济基础，对此特区还有极大的空间。
太阳底下，果无新事。可是，近年来，政府和国企凭借充足资金大力涉足经贸、旅游等一般竞争性行业，个别企业也涉足房地产业。
2005年，中央发布了“非公经济36条”，确立了平等准入、公平待遇的原则。明确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行业和领域。允许外资进入的行业和领域，也允许国内非公有资本进入。
目前我国私营控股投资在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中只占13.6%，在金融业中只占9.6%，在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只占7.8%，在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的占7.5%，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中占6.6%[44]。
有学者指出，国企改革应向第二次定位目标推进。坚持国有企业是一种特殊的企业。
我一直认为，市场经济的运行是不能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之上的。[45]市场经济的基础是多元化的产权结构。
本来，自十五大以来，非公有经济的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公有经济的有益补充。可是在实际操作上，由于对公有制的崇拜、对私有制的歧视，甚至仇视，所以才出现大量的“玻璃门”和“弹簧门”现象。所以，必须明确划分政府投资的边界，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在制度设计上扫清民间资本“平等准入”“非禁即入”的体制性障碍。应当规定除了涉及国家安全必须实行垄断经营的领域，其他领域都要向民间资本开放。同时，严格限制垄断链条向竞争性服务行业延伸。这样，不仅不能扩建资产运营的“政府公司”，而且还要加快对垄断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同时更要加快国有资本从竞争性行业退出的步伐。
据国际著名学者“休克疗法”之父杰弗里·萨克斯判断：资源管理是中国的最大挑战。他说，大体上他相信，一个混合经济意味着有市场体系，也会有政府的位置。政府的作用就是帮助穷人，建设基础设施，促进技术创新，保护环境。如果有一个运行良好的混合经济体系，就可以实现最好的结果；如果滑向非此即彼的两个极端，即要么只有自由市场，要么只有政府那就无法运行。[46]
第二，只有深化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才能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对此，特区应当有大动作。
特区中的城市一个鲜明特征是一眼就能看出谁是“城里人”，谁是“外来工”。中国城市化率只有45%（2007年），中国收入差距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城乡差距，2009年为3.33倍[47]。只有加快城市化进程，早日把这批30多年来实际上成为特区建设大军主体、特区服务大军主体的占实际人口相当大的农民工转化为产业工人的同时也转化为市民，以便使工业化和城市化同步（深圳的户籍人口不及常住人口的1/3），才能出现一个作为整体的特区消费群体，而这正是特区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与最大的政绩。
我国在1978年到1980年间，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66.2%，投资仅占36%，那个时候，出口还是负增长3.3%；2001 ～2005年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到41.2%，投资上升到51.1%，出口上升到7.7%。在这次应对金融危机的2009年，我国经济增长“保八”也主要是靠投资拉动的贡献。
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率持续下降，其中的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绝大多数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有限是最主要的原因。近几年，总体上看收入分配差距仍在不断扩大：一是劳动者报酬占比不断下降，从1996年的53.4%下降到2007年的39.7%；二是在政府、企业、居民收入分配结构上，居民收入占比不断下降，从1995年的67.2%下降到2005年的59.4%。[48]
国际上房地产的利润率一般在5%上下，我国的工业也大体如此，而我国个别房地产企业利润率却高达30%，高于行业平均水平[49]。
可以肯定地说，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较高，已经超过国际公认0.4的最高警戒线。
只有拆除垄断壁垒，实行平等准入，才能使价格下降，而且必然会降低“特许租金”。据介绍，从1980年到2009年我国GDP和财政收入分别增加了74倍与59倍，而农村和城镇居民收入仅增加了27倍和36倍。[50]财政收入占 GDP 比重由53.4%下降至39.7%。[51]只有大幅度降低行政管理费用，使其变为转移支付、社保经费等，把政府财政转为公共财政才能在治本的方向上改革分配结构。也只有这样，才能转变高度依赖国际市场、高投资、低消费的发展方式。
我认为，尤其要防止利用公共权力、公共资源为个人获利，特别防止利用某种垄断优势去扭曲市场，使公权与利益走向部门化、集团化、个人化。因为在转型时期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个特殊利益阶层。它的特点是：他们并不迷恋计划经济时代的一切，因为那意味着他们将失去30年来所积累的财富，同时，他们更不希望改革的深化与开放的扩大，因为那意味着他们将失去现有各种特权。在胶着的环境中，主张“维持现状”构成了他们的特有的基本情绪。[52]我们应当看到，有的中国经济特区经济总量可比肩某些省份，放在世界上看，甚至还可与某些国家相当，但社会福利却被公共财政所忽略，连沙特阿拉伯、阿根廷、南非三国都实行了全民的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
值得警觉的是，有人明示：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全国最富的地方在广东，最穷的地方也在广东。这是广东之耻，是先富地区之耻。[53]
在邓小平的晚年有一种忧虑：“富裕起来之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了。”“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54]实践证明，邓小平这个英明预见，仍然是我们解决分配问题的指导思想。在这里，不仅需要“道德”和“良心”，也不仅需要良好的“制度”与“政策”，更需要的还是正确的以人为本的理念。
这个理念的核心内容并不是经济的增长而是社会的和谐，而和谐的基础与前提就是社会公正，公正才能创造和谐。[55]国家并不是一家追求盈利的增长主义的公司，国家的本质就是主持正义。两千年前儒家经典《大学》就提出：“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同样，大思想家柏拉图也在《理想国》中指出：理想的国家是正义的，国家的正义来自统治者——哲学家的正义，哲学家的正义来自至善。至善、神圣、圆满。拥有至善就拥有最真实的快乐，所以，正义就是幸福的。这些都可谓伟大的智慧。
第三，只有深化改革政府的调控方式，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对此，特区应表现更出色。
比如，由于特区人口的急剧膨胀和极为有限的土地资源，所以，住房供需的矛盾是特别尖锐的，这种准公共产品，不能完全由市场去决定（新加坡政府投资的保障性住房占85%，而香港也另有天地）。
据介绍，拥有700万人口，人均年收入接近3万美元的香港，有123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收入还不到工资中位数的一半，许多香港人月生活费仅有数百美元，在这个屡屡创下全球最高租金纪录的拥挤城市根本不够用。贫困在香港普遍存在，但基本上不太为人所知。这是因为政府补贴住房容纳了四成居民，即四成居民住政府补贴住房。所以，建设廉价房就是特区政府必须把“居者有其屋”政策作为保证民生的极为重要内容。这不仅是一个民生重大问题，而且是城市转型成功的一个标志。
据介绍，房价的一半几乎是地价，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2006年占财政收入的50.92%，有些地区竟达到70%[56]。所以，如果银根不调，开发商就会持有过度充裕的房地产开发资金；如果土地财政不变，地方政府就不会丧失卖地的规划；如果重要的生产要素仍由政府行政低价标出，导致价格信号严重扭曲，那么市场运行的重要内容就等于还没有打破计划经济的牢笼；如果仍以产值增长速度作为各级官员政绩优劣的主要指标，那么也就很难走出政府投资冲动的怪圈。
从世界范围看，美国和英国在过去50年中，劳动收入占 GDP 比重在65%到80%之间波动。过去60年间，大部分OECD国家的劳动收入占GDP比重在65%到80%之间。目前，中国劳动收入占GDP的份额在40%左右，并有进一步下降趋势。从国内外比较来看，在政府、企业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宏观分配关系中，居民个人所占份额偏低，这是造成劳动者报酬在GDP中比重偏低的重要原因。正因如此，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偏低，这不利于消费增长，制约了从投资驱动型增长向消费驱动型增长模式的转变。[57]
对于一个急骤膨胀起来的大城市来说，教育是一个大弱项。在特区创办初期，邓小平就针对缺乏专业人才的现状明确地指示：深圳要办一所大学。这所大学由华侨、外国实业家，用西方科学和管理的办法来办。教员请外国学者来当，请外籍华人来当校长。[58]
显然，教育是文化的基础，3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特区以及其他富裕地区呈现的是一种由穷光蛋猛升到暴发户状态。与此相适应，人欲膨胀的群体性世俗化潮流，又使本来就缺乏崇尚彼岸世界的宗教情愫去缓冲的心灵更难以升华。于是，相当一批人已经陷入了群体性的精神颓废中去了。虽然贫穷时代和富裕时代的同一个人想问题也许会是两样的。但是，我想，在教育、文艺等领域应该反对过度物质主义的世俗化倾向。在现实的人生舞台上，不能只有嬉笑与调侃，从而缺乏悲壮与崇高。也许这比单纯发展文化产业要更重要也更庄严得多。
（四）
据介绍，2010年3月28日在深圳召开的IT领袖峰会上，深圳市政府所做的关于“打造互联网特区”的承诺受到极大欢迎（主要指在维护国家安全和遵守国家宪法的前提下，政府努力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互联网之所以如此特殊，在于它不仅急剧减少了买家与卖家之间的各种交易费用，令人目眩地降低了整个经济体的运行成本，而且正从基础上重构传统商业、社会乃至政治运行的方式。而究其根本，互联网最强大的功能，则是海量信息的零成本制造与传播。它天然地与垄断与封闭思维格格不入。它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更是一种价值，一种文化。
可以说，互联网是中国最能体现市场经济特征的产业。它发展到哪里，市场经济秩序就扩展到哪里。
仅仅十多年的时间，中国本土就出现了腾讯、阿里巴巴、百度等互联网巨头。这当然有四亿中国网民的莫大功劳，然而主要原因是政府干预少。在纯粹的市场化环境中，兴起了很多很多的互联网公司。下一个腾讯与阿里巴巴，或许已在潜滋暗长。[59]
因此，学者评论，我们可以说，互联网需要的不是特区，而是管制的放松和管制权力的明晰。[60]
可以说，互联网给今天世界所带来的自由，就是它诞生与发展的根本意义。
今天，特区政府乃至许多地方政府都逐渐认识到，香港是当今世界最繁荣的地区之一，它充分展示了中西文化交融的魅力。所以，我认为，学习香港，就是学习市场经济；借鉴香港，就是借鉴法治社会。从相当的意义上说，“把香港请进来”（如把廉政公署、政府预算约束、现代大学制度等“请进来”），既符合改革开放的根本方向，又能寻找到构建现代城市的简捷路径。
当然，香港与内地的全方位合作也不是内地的单方需求。比如，在珠三角地区创建最具发展空间和增长潜力的世界级新经济区域，就可以实现以跨界基础设施、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国际化营商环境、优质生活圈、重点合作区等为合作重点的项目，就可以为香港的发展创造新天地。[61]
显然，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全球化的确构成了建设国际性现代化大城市的重要内容。但是，在这里，要建设国际性现代化大城市不是简单的物质繁荣问题。特区发展到今天，已经由经济体制转型走向社会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其重要标志是具有一个以个人权利、自由平等为内容的现代核心价值观的形成，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基本制度的确立。今天，我们所提倡的科学发展观，其首要含义也并不是如何发展，而是为谁发展。以人为本的宗旨，要求以个人为主体的现代核心价值观的实现。而在如何发展中，首要含义也不是什么技术上的升级，而是现代基本制度下的成型，这也就是现代性对现代化的根本制约。
可见，改革开放不仅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必由之路，而且是它的前提条件甚至就是它的内容本身。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晚年有句十分清醒而准确的判断——“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62]，比如，经历30年的改革，国有企业在相当一部分扭亏为盈之后，又重新回到更加困难的改革起点上去了。所以对于国企改革的重新定位，就不仅是局限于国企微观层面，更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63]
当年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说，“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这也就是“选举权的已被应用于它的真正目的”[64]。“这些市政官员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罢免”[65]。可见，这是一条多么重要的民主政治的内容啊！
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要用协商民主去引发而不是取代选举民主，用党内民主去带动而不是削弱社会民主，用下层民主去推动而不是阻滞上层民主。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瓦解已经形成的各种“经济利益集团”，在抗衡官僚与资本结合的反腐败问题上完成制度上的构建。也只有这样，才能把传统的威权政府演进为现代的服务政府，这也正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更是转变发展方式的基本条件。
这就是说，只有深化并加快超越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的社会改革，深圳才能真正建成一座国际性的现代化大城市。
当代世界著名的思想家科尔奈在建言中国的改革时讲了如下这段话：
“可持续性”的意思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就算从狭义的、纯粹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这个标准也意味着经济增长可能受到一些限制，例如大城市变得更加拥挤，工业与机械化交通的快速发展造成的环境破坏等。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考虑到广义的政治条件。当前的体制确保了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以及当前的消费与投资比例，但这能维持多久？
必须提醒读者特别注意，我并不建议中国遵循什么“斯堪的纳维亚模式”、“北美模式”或“印度模式”，就像我并不建议瑞典、美国或印度遵循什么“中国模式”一样。
我们无法通过简单的成本收益分析计算出一种数学上最优的发展路径。事实上，快乐与痛苦、获取与牺牲都可能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社会阶层、地区及不同代人之间分配。
并不只是物质上的福利能这样分配，与个人自由相关的快乐、因自由权利受限而产生的痛苦，都可以进行这样的分配。我无意提供一种能解决所有潜在分配问题的药方，我只是想提醒大家注意我们所面临的选择困境。
政府官员进行的经济调节和市场调节应该取什么比例，这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在银行、教育、医疗、安全等不同的领域，合理的比例也各自不同。通常而言，在一些领域政府必须发挥主要作用，另一些领域则须由市场主导。
最重要的一点是，当我们在政府和市场之间进行分工时，必须清醒、精明地设定相关的比例和形式。市场不是一部永不出错的神奇机器，但它也不是一个密不可穿的丛林、弱肉强食的杀戮场。政府不是一部由清廉无私的公务员操作、运转起来纤毫不差、永远客观公正的机器，但它也并不是一部完全受贪权的腐败官员掌控的机器。
市场和政府这两种机制都远不够完美，甚至即使这二者的作用结合起来，也不一定能消除各自的缺陷。事实上也许是相反的情况：这两种机制的结合也许反而会破坏它们独自运转时可能具有的一些优点。
中国如此快速的发展必然伴随的一个危险是，经济体中可能出现种种失衡和潜在的“赤字”，并在未来造成大问题。40年前我写过一本书《突进还是和谐增长》，当时也被翻译成中文，不过恐怕早已在书店里买不到了。该书总结了苏联和东欧的经验，表示要反对“对增长率的迷信”。
苏联和东欧那些负责经济事务的政治家为了推动GDP尽可能快地增长，忽视了其他重要的发展任务，例如住房、环保、城市交通等。我在书中还用了一个比喻：就像是一个人穿了件时髦的新夹克，但下身却是破破烂烂、仅足以蔽体的裤子，脚上连鞋都没穿。也许这本书应该在今天的中国再版。
对许多国家的历史进行研究就会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与政治体制之间并没有自动的、决定性的联系，经济增长率高低和政治发展水平高低之间，更没有简单的因果关系。
斯大林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是苏联经济产量增长最快的时期，但当时却发生了令人震骇的政治压迫。当希特勒和纳粹党上台时，德国是最富的、发展水平最高的工业化国家之一，在那之后德国经济增长率也迅速加快。而且回头来看，宪政国家和议会民主制是在一些欧洲国家的早期发展起来的，当时它们的发展水平远不如今天。
私人所有制、自由企业和市场调节的扩展，为政治改革提供了有利的环境，但这并不能自动保障政治改革的成功。[66]
我以为，我们应当从他的这些深刻的体会中得到正确的启示。
毫无疑问，一条中国现代化之路一定要显示出民族特色与反映出历史阶段性来，我们强调“中国特色”就是要说明它的民族性、地区性、国家性；我们指出“初级阶段”，又是要表示它的时代性、后进性和渐进性。没有了这两点，当然也就没有了中国现代化每一个过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但是，无论这种特色“特”到什么程度，也不管这种“发展阶段”，进入了哪一时期，现代化道路一定有它的“本色”和“同质”。所谓“中国特色”只能“特”在形式上，而不是“特”在内容上，只能“特”在发展道路上，而绝不是“特”在发展目标上。我们在说明“中国特色”时，应强调创造性吸收“人类一般文明”，而在确认“初级阶段”时，则更强调体现时代性的“国际惯例”。我们决不能以“中国特色”来拒绝由“本色”所带来的规范要求，更不能用“初级阶段”去否定本来应当实现的各种现代化进程。
这样，我们在强调“中国特色”的同时，必须清醒认识到，努力吸收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果实与营养，这不仅彰显了我们的胸怀，更表现了我们的聪明与智慧。因为从实践的意义上讲，更多的东西是“利与弊”，而不是“是与非”。许多东西并非都一定要兵戎相见，更多的则可以融会贯通。我们决不赞同当年“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狭隘民族主义观念，决不赞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现代化蓝本，而是要在经济全球化、区域化中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开放也一定包括心态的开放与平和。所以，经济、政治、文化之间既不能可能视同秦越，也不应当以李代桃。
即使对于作为旗帜的“中国特色”，也必须领会精神实质，而不是去咬文嚼字。
第一，“中国特色”只说明“有所不同”，并没有正面回答“究竟是什么”。因为权威的解释是既不同于传统的苏联模式，又不同于西方模式。
第二，“中国特色”字面上，并没有体现价值判断，不说明这种特色究竟是好是坏。
第三，可以说，无论是中国的革命之路，还是中国的建设之路，都始终充满了“特色”。
任何特色只有与先进性相结合才能具有真正的竞争优势。
可见，作为旗帜的“中国特色”，其精神实质与基本内容仍然应当是民主、繁荣、自由、幸福等。
经历了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确实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奇迹；尤其是体验着当前世界经济危机的洗礼，中国的国际地位绝不再是无足轻重的了。于是，探讨“中国模式”的声音在海内外刹那间不绝于耳。不仅有超越1989年“只有中国才能拯救社会主义”的国内言辞，更有天真地认为“只有中国才能挽救世界经济”的国际论调，对此，我们应高度警惕。原因有以下三点。
第一，从总体上看，中国还处在改革之中，最艰难的改革（如国企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等）并没有完成。
第二，从过程上看，中国正处在变化之中，无论从体制改革还是到制度变迁，都没有形成一种定型的“模式”。
第三，从现状上看，“中国问题”有的还很严峻（如环境问题，居民消费力问题，地区、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法制建设问题等）。
可见，虽然我们有辉煌成就，有独特的因素与过程，但同时也有重大的教训，要真正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目标，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行强制性的制度安排。所以，我们决不能盲目地陶醉于“盛世”中，必须对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有一个清醒而准确的估计与评价，千万不要被有些人吹捧得晕乎乎的。所以，应该慎言“中国模式”。[67]
总而言之，要解决政府的主导与市场的基础性资源配置之间的失衡这一先发展起来的经济特区的主要矛盾，决不能简单地靠举办大活动，争夺大项目，规划大手笔。而只能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去完成。
第一，在经济体制上，首先深化改革分配制度，变政府财政为公共财政。
第二，在政治体制上，首先深化改革政府职能制度，变威权政府为服务政府。
第三，在文化体制上，首先深化改革教育制度，变“应试八股”教育为现代大学制度。
而在这里，有的尚需大力深化，有的则才刚刚破题，有的甚至还没有真正触及。可见，未来中国经济特区能够胜利完成双重新使命还是任重道远。
我赞同这样的估计：第一，大趋势不会变，现代化的方向不可逆转；第二，仍有两种前途，搞得好，把改革进行到底，就会建立起现代市场经济，法治市场经济，搞得不好，就会形成权贵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那是非常可怕的。
中国再也不能与新科技革命失之交臂，再也不能与人类现代文明进程失之交臂，我们改革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现在绝不能说，中国的改革尤其是特区的改革已经结束了，剩下的任务就是科学发展了。在今天的中国，那种“离开了改革还能发展”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
如果我们再问，建成一座国际性的现代化大城市到底干什么？现在，许多原始的苦难已不再成为苦难，于是什么是幸福这个原始的词语反而变得更加模糊起来了。这就迫使我们追根溯源去寻找存在于生活中的那个最基本的价值。那就是，只有在这样的能够较大限度地集中社会资源、合理进行配置的大城市里才可能让每一个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不管是强者，还是弱者）都会拥有同一个梦想，都能共享同一个世界。其实，幸福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这才是我们所追求的科学精神和人道意义。[68]
据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回忆：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奠基期，又是世界由圆变平的转轨期。记得1985年夏季的某一天，父亲胡耀邦偶然看到马克思在1858年10月8日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他不由得出声细读：“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因为地球是圆的，……在极为广阔的领域内资产阶级还在走上坡路。”读罢，他专注的目光在翻开的书页上又来回扫过几次，好似默读，又像思索，最后他收回目光，抬起头，敲敲书，说了一句话：“看看，还在走上坡路噢！”[69]邓小平曾说，中国的改革“从世界的角度来讲，也是一个大试验”[70]，中国经济特区已经加快了中国的历史，并相当地吸引着世界。
“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深圳它既不是一个独立的新加坡，又不是港人治港的香港，毕竟是一座年轻的内地城市。这样，有些事可以为、能够为（如地方政府资源配置）；有些事则不可为、不能为（如政治体制改革大格局）。今天，它不可能垄断中国的改革开放权，它不可能永远做“经验批发商”（仅国务院批准的新特区就又有6个），如花美眷最怕那似水流年，再辉煌的过去，都可能潜伏着变数与危机，所以，特区的人们只应以忧患的意识去畅想着自己的今天和明天。波兰思想家米奇尼克有两句话可以警示我们：“我们不是为了一个美好的明天而奋斗，而是为了一个美好的今天而奋斗；我们不是为了一个完善的社会而奋斗，而是为了一个不完善的社会而奋斗。”
当年，马克思主义者的佩里·安德森在研究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学说时，特别着重“历史可能性”时刻。因为在人的行为面前，他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多么神圣或者多么为人所熟知的体制，都不是原则上不可触动的：“制度的格局比人们认为的要更柔弱和可塑。”这不禁叫人记起波普尔的反历史决定论的坚定主张。因为他的全部出发点都是历史是人创造的，社会的发展不会如同物理学那样，存在一种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既没有时代制约，又没有国情限制的一般规律性。
当然，人也决不会永远专横而自负下去。因为正如洛克所说：“人们享有公民自由的资格与他们对自己的禀性施以道德约束的愿望成正比，与他们把热爱正义置于个人贪婪之上成正比。”[71]这也就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卷起千堆雪。
2010年6月改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