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一桃
这里记录的是一座年轻而充满创造力的城市——深圳的不同寻常的令世人瞩目的成长历程。在中国历史上，恐怕还没有哪一座城市能像她那样，以其自身的产生预示着一个时代的开始和另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没有哪座城市能像她那样，以其自身的发展体现、引领着整个国家的制度变迁的方向，并创造着一种崭新的富有绩效的社会发展模式；更没有哪座城市能像她那样，以其自身的不断变革书写着社会转型的奇迹，并在创造财富的同时创造着创新的观念、精神和理念。
这里记录的不只是一座城市的发展岁月，还是一个国家改革路径与模式的深刻的探索轨迹，以及一个民族寻求富裕的奋斗历程。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深圳是一座虽然年轻却拥有历史，虽然新兴但仍然拥有积淀的城市。她以年轻的28年记载着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而这30年不仅是对以往近半个世纪传统体制的反思与批判，更是对未来中国发展目标与方向的确定；她以新兴的28个岁月为转型的中国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然而那些富有冲击力和挑战精神的思想与观念，摧毁的不仅仅是羁绊改革的精神枷锁，更是在传统体制下一直被视为绝对真理的那些“神圣”的东西。今天的深圳给予人们的不只是高楼大厦，霓虹闪烁，绿树花园，富裕后的尊贵享受，更有比大厦更能震撼心灵的改革精神，比霓虹更加耀眼夺目的创业情怀，比绿树花园更具凝聚力和感染力的宽容的城市文化，比富裕后的尊贵更加珍贵的良好的社会法治环境与制度环境。
深圳经济特区作为特殊政策的产物是一个划时代的标志，她标志着中国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开始，标志着国门的开放，标志着思想的解放与观念的更新。可以说，30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是从在中国这样一个计划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创立市场经济的绿洲开始的。深圳凭借着地位优势（毗邻香港）首先成了这块绿洲。建立特区这种制度安排，不仅打破了传统体制的一般均衡状态，而且还使非均衡的社会变革成为最佳的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如果说，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是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大背景，那么普遍存在的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则是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最严重的社会资源约束。建立特区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正式制度安排，不仅大大减少了在传统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制度变迁的阻力，降低了传统体制占支配地位的情形下制度创新的成本，而且还成功地规避了改革的风险，从而使制度变迁的绩效在短期内就能迅速显现出来，并卓有成效地示范全国。3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从制度安排的角度来研究特区，当我们把非均衡增长引入我们的研究视野，特区就不仅仅是特殊政策，而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变迁的模式与路径。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说，特区还要“特”下去，对经济特区的肯定，应该理解为对中国社会制度变迁模式和路径的认同与肯定。
早在1984年邓小平同志就说：“深圳经济特区是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72]应该说，在中国社会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深圳很好地完成了它成立初衷所赋予的历史使命——改革开放的示范地区、市场经济的试验田、对外开放的排头兵。深圳是一个奇迹，是一个制度创新的奇迹。作为中国制度变迁的试验田，深圳的发展集中反映了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制度绩效。而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速度，正是这种制度绩效的突出体现。因此可以说，在过去的近30年的发展历程中，深圳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转型社会特有的“矢放效应”的结果。所谓转型社会的“矢放效应”是指由于制度变迁，改变了原来体制内部的无效率或低效率的资源配置状况，从而带来了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和财富规模的迅速提升。与此同时，经济起步国家原体制内存有的社会经济多领域亟待发展的空间，开放政策对国内外资本、技术等资源约束的卓有成效的解决，以及由此带来的更加广阔的国内外市场和亿万人民渴望尽快摆脱贫穷的迫切愿望，这些都使惊人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仅成为需要，更成为可能。
经济特区作为特殊政策的产物，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中完成市场经济的实践，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市场经济体系的确立。然而，经济特区作为制度变迁的模式与路径，它不仅要以自身的实践促进市场经济体系的形成，而且还要以自身的发展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推动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1992年邓小平同志就说：“到本世纪末，上海浦东和深圳要回答一个问题，姓社不姓资。两个地方都要做好标兵……要用实践来回答。……实践这个标准最硬，……实践不会做假。”[73]在审阅十四大报告第四稿时邓小平同志又说：“我赞成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这个提法，实际上我们是在这样做，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74]
制度是镶嵌在制度环境之中的，没有完善的制度环境，就不会产生有效的制度安排。同时，原本有效的制度安排，在无制度环境的支持下，也会丧失制度的原有功能。如没有保护产权的制度安排就不会有公平有效的市场交换，没有诚信体系的确立，就不会有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没有完善的市场运行规则，就不会有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繁荣。因此，从完善市场经济体系的角度，经济特区的制度变迁效应丝毫不亚于成立之初的制度创新效应。历经近3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的积累，深圳在市场经济体系营建上已具有了相当的经验、能力和实力。尽管28年后的今天，深圳并不是中国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唯一地区，但率先走向市场经济的经历和毗邻香港的区域优势，使深圳能够学习、借鉴香港成熟、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从而完善自身，示范全国。尤其应该指出的是，深圳所处的地缘优势，使今天的深圳依然具有对外开放最便捷的窗口的地位。28年前人们希望通过这一窗口了解世界、走向世界。今天这个窗口在把中国引入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也把国际惯例和市场经济通行的规则带入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之中。以开放促改革，已经成为今天的深圳经济特区制度创新的坚定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特区从初创到今天，其制度变迁的功能已发生了改变。如果说初创之时主要是以示范效应在全国确立市场经济体系，那么今天则是要以制度创新的方式“以开放促改革”，即推动改革的深化。经济特区这种内在功能的变化，正是中国社会从以突破传统体制为目标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向以收获潜在利益为动机的诱致性变迁演变的标志。尽管市场经济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但经济改革还没有真正完成，改革的道路依然很漫长，经济特区，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变迁模式还应该一如既往地在制度创新中发挥示范作用。
尽管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是从经济领域中展开的，但改革从来都是社会的改革，它必然涉及政治、经济、制度、法律等方方面面。甚至可以说，没有政治文明和制度文明的保障，真正的市场经济体系就无法确立。因此，深圳作为经济特区，还应该在以提高政府执政能力为宗旨的政治文明和制度文明建设上，走在全国的前列。
中国社会的改革是以社会制度转型为特征的。因此，政府职能的转变必然构成了制度变迁的重要内容。纵观中国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历程，正是“全能”政府逐渐走向“守夜人”政府的历程，也正是“权威”政府逐步走向公仆政府的历程。政府是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的发轫者，也是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倡导者，同时还是制度这一公共物品的最大的、最有效的供给者。政府的文明程度决定了制度的文明程度，从而决定了一个社会政治的生活文明程度和开明程度。正如穆勒所说：“虽然国家不能决定一个制度如何工作，但是它却有权力决定什么样的制度将存在。”明智的政府可以在强制性制度变迁中，有效地降低社会的变革成本，而政府的低效率、理性的有界性和认识上的局限性，则会增加社会变革的成本支付，甚至会使社会失去最佳决策或机会的选择，从而丧失收获社会变革的最大收益的可能性。没有政治文明和制度文明保障的市场经济，是短命的市场经济。在政府的权力还需要政府的权力来剥夺的体制里，政府的文明决定了社会规制的文化，而文明的社会规制是自由民主的市场经济发展的保证。
经历近30年的发展与积累，深圳这座城市已经步入了稳步增长的成熟时期。尽管在过去的多年里，深圳一直保持着15%以上的增长速度，人均GDP也从2006年的5664.39美元上升到8691美元，并日渐接近世界银行确定的从发展中状态进入发达状况的标准——人均GDP1万美元，但是，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那种耀眼的增长速度，有可能并且应该成为曾经辉煌的历史。第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客观的而非主观的，因此，政府可以预期，但不能违背经济增长规律从而制定经济增长速度。如果说曾经的高速度是改革的需要（当然也是改革的结果），那么如今的适度增长则是持续发展的需要。第二，经济增长速度是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它体现了一方政府的执政绩效。但是，它绝不能成为一方政府的政绩考核的唯一目标。一旦经济增长速度成为衡量政府政绩的唯一指标，增长本身就会从内容变成形式，变为上升的数据。第三，任何社会的经济增长都是要支付代价的，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更合理的指标不是GDP，而是NEW（社会净福利指数）。NEW是从GDP中减去为获得GDP社会所不得不付出的污染等一系列代价。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已陷入以更多的资源消耗换取财富的增长时，最终是社会财富总量的减少，而非增加。第四，衡量社会的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不仅包含经济增长速度（这是重要的指标），而且还不可或缺地必然包含制度文明、社会福利感等非经济因素。对于一个成熟的社会来说，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当社会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对非经济因素的关注，直接关系到财富创造的意义和使用的社会价值。
就深圳而言，由于她是一个一直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轨道上运行的城市，与此同时，自然资源的先天不足和劳动力要素价格优势的逐渐消失，实事求是的、体现适度增长理念的发展速度，必将是其保持持久繁荣的理性选择。随着经济总量的扩大，一个稍小一点的增长百分比，也能带来社会经济的较大的绝对增长量。对国民而言，生活质量的提升远比增长速度本身更重要。因为，生活质量和福利感的提升，意味着社会剩余在国民中的更大范围的分享。未来的深圳，应该充分利用资本和高科技的比较优势，以高附加值的产业发展为主导，以金融服务业为支撑，逐渐步入有钱有闲的成熟、稳健、富裕的社会。
近年来，深圳市政府提出这样的理念：向改革创新要发展的动力，向改革创新要发展的优势，向改革创新要发展的资源，向改革创新要发展的空间。我以为，这是一个战略性的思考，这一思考本身不仅明示了深圳这座以改革创新起家的新兴城市的生命力之所在，而且还以一种巨大的极富感染力和感召力的精神力量，鼓舞着正在探寻发展路径的深圳人，并将深圳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在推动中国市场经济实践中所发挥的窗口、试验田、示范区的作用，与时俱进地提升到了一个自我超越的更高的层面，那就是从“试验田”意义上的特区，走向了“精神”层面上的特区，使曾经培育、支撑了这座城市的魂——“敢闯”、“创新”，继续培育、支撑着这座城市，并成为这座城市生生不息的永远的精神。
深圳既有改革创新的土壤，又有改革创新的传统，缺少的不是改革创新的能力，而是保持改革创新精神的意识。深圳最初的吸引力并不是她的高楼大厦、现代化街道和丰厚的收入，而是改革开放的氛围，较之内地传统体制宽松的机制和传统体制依然占据支配和主导地位的内地所无法提供的创新机会。正因为如此，最初闯深圳的人既不是做着发财梦的淘金者，更不是做着黄粱美梦的机会主义者，而是期望寻找发展空间，借以施展在内地传统体制中被压抑着的个性和创造力的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和“叛逆者”。正是那些在当时不怕丢掉公职的“吃螃蟹”的人和“叛逆者”，造就了深圳这座城市几乎“与生俱来”的改革创新的土壤。另一方面，靠改革创新起家，靠改革创新发展，靠改革创新而闻名中外本身则证明：改革创新不仅仅是深圳的传统，而且还是深圳重要的政治资本。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说：“深圳的经验就是敢闯。”保持当年的敢闯精神，守护往日的创业情怀和创新意识，是深圳能够继续前进的保证。我以为，能够导致深圳人丧失改革创新意识的主要原因不是富足、安逸的生活，而是对待富足、安逸生活的态度；不是已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而是对成就的评价；更不是她在全国曾经“优越”的地位的变化，而是对待这种变化的心态。今天的深圳人应该把富足、安逸当做继续改革创新的物质基础，而不应该把它们看成改革创新后的理所当然的享受。深圳既不可能以从前的成就来继续证明今天的辉煌，更不应该被曾经辉煌的历史捆住现在的思想和脚步。过去的“成就”使深圳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标兵”，但深圳绝不可能原地踏步还能永远成为邓小平同志当年所期待的改革开放的“标兵”。尽管特殊政策取消了，但深圳还在，取消的只是特殊政策本身，改革创新的精神不应该随着特殊政策的取消而一同丧失。取消特殊政策本身并不可怕，因为这是历史的必然，然而，丧失改革创新的意识，则会成为深圳致命的伤痛，因为，这意味着我们自己把自己给打倒了。
如果我们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分析28年来深圳的发展变化，无论是当初享誉中外的“深圳速度”，还是今天体现崭新发展理念的“效益深圳”“和谐深圳”，都是制度变迁的结果。作为社会运行规则的制度的类型和质量，直接影响一个社会的经济增长，以及社会成员对经济增长的满意程度。所以，制度的文明是社会和谐的保证。同时，社会发展不仅要向资源使用要效益，而且还应该向制度安排要效益。制度作为一种资源，它具有“制度资本”的特质——保障社会秩序和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和风险。从制度的形成来看，一方面，人（政府）是制度的供给者，有什么样理念的人（政府），就有什么样的制度，制度的文明与绩效，取决于人（政府）的文明程度及素养；另一方面，观念不能直接改变社会，但观念可以改变人，而人则能改变社会。改革创新的理念只有通过人的制度创新，才能转变成为造福于社会的制度绩效。
深圳经济特区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模式与路径，其成就远远大于一座城市的成长，其功绩远远高于一个区域的繁荣，其意义远远超越经济增长本身。经济特区是一种发展道路的选择，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她预示的不仅仅是一座城市的兴起，而是一个民族的崛起。
2008年8月于彩田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