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一桃
这是《深圳经济特区年谱》的第三次修订再版了，这次再版的主要目的是纪念中国经济特区成立35周年。但是，当我提笔作序时，欣慰的心绪里饱含了沉重而又无法挥去的深切的悲伤与无限的怀念。因为，说到这部年谱，无论是我本人还是深圳大学理论经济学团队的每一位老师，以及从这里走出去的一届又一届的博士研究生与硕士研究生们，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一位曾经给我们带来无尽奋斗热情与力量的德高学厚的导师、师长，那就是著名经济学家，深圳大学理论经济学重要奠基人苏东斌教授。
撰写《深圳经济特区年谱》的想法是苏东斌教授最早提出来的。苏教授认为深圳这座城市的成长与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奇迹。她在创造着无数中国社会制度变革的“第一”的同时，在相当程度上，引领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并验证着中国道路的正确性。因此，非常有必要以纪事的方式为这座城市的发展留下她不平凡的历程，于是《深圳经济特区年谱》便在苏东斌教授的策划下诞生了。同时，为了让学生们了解深圳，从而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开阔学生们尤其是博士研究生们的视野，苏东斌教授又决定将《深圳经济特区年谱》列入深圳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点建设丛书”系列之中。
其实，在很多时候，就是一个人的一个想法或一群人的一种努力，使人们能够在创造中收获一份坚持并传承一种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创造深圳的历史与书写、记述深圳这座城市的历史一样，都具有同样美好的境界。
或许在决定编纂《深圳经济特区年谱》的时候，苏东斌教授并没有想到这部年谱还会一而再、再而三地修订再版。坦率地说，走到今天，我一直感觉是时代推着我和我们前行，而不是当初我们就预料到了一种使命。但无论如何都要感激苏东斌教授的这一富有远见卓识的决定，这一决定让我们自觉地去担负起这一义不容辞的使命，并坚信，我们的坚持与承担不仅仅是对一位学者发自心底的尊重与无限深沉的怀念，更是一种历史担当与学者的良知和探索精神的传承。所以，每一次的修订，不仅仅是年谱本身时代的延伸，也是我们自身使命感的体现与研究探索的继续。我们在记录着自身所生存生活着的城市的过去，也把我们对这座城市的思考与情感写进岁月的年轮里。
《深圳经济特区年谱》的第一版记录的是1978～2007年19年来发生于深圳的大事；年谱的第二版记录的是1978～2010年32年来发生于深圳的大事；年谱的第三版则记录的是1978～2015年37年来发生于深圳的大事。从时间的逻辑来看，年谱的修订再版似乎有些乱，但其中自有内在的逻辑，并有四点要特别加以说明。
首先，为什么年谱的起点选择1978年3月。我们知道1979年3月，中央和广东省决定把宝安县改为深圳市，受广东和惠阳地区双重领导，同年11月，中共广东省委又决定将深圳改为地区一级的省辖市；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批准深圳设置经济特区；1981年3月，深圳升格为副省级市。
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起始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但关于创办经济特区的设想则萌发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而发生于1978年3月的由国家各部委及广东省相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对宝安建立出口商品基地的调研，对深圳经济特区的成立则是根本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
早在1978年3月，为吸取国外的先进经验，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国务院曾先后组织多批团组分别考察了港澳地区和西方一些国家。其中，港澳经济考察组回到北京后向中央建议，把靠近港澳的广东宝安、珠海两县改为省辖市，建设成为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游客的游览区。这一设想得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主要领导人的支持。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习仲勋同志在中南组分组会议发言提出，如果中央允许我们吸收港澳、华侨资金，从香港引进一批先进设备和技术，购进电力，进口部分饲料，就可以把国有农场、畜牧场、淡水养殖场等武装起来，作为示范，培养人才，取得经验。还希望中央允许广东在香港设立办事处，加强调查研究，与港澳厂商建立直接的联系。凡是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面的经济业务，授权广东决断处理，以减少不必要的层次和手续。福建的同志也提出，要利用侨乡优势，吸收外资、侨资，放手大搞出口贸易，为发展福建经济创出一条路子，建议中央在具体政策上给予支持，外贸分成多给地方一点，开放福州、厦门等港口。这些意见和建议，引起了中央的重视。邓小平在闭幕式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指出：“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学习，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不仅新引进的企业要按人家的先进方法去办，原有企业的改造也要采用先进的方法。在全国统一方案拿出来以前，可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中央各部门要允许和鼓励他们进行这种试验。试验中间会出现各种矛盾，我们要及时发现和克服这些矛盾。”
1979年1月31日，国务院决定在蛇口创办工业区，由香港招商局集资并组织实施。3月，广东宝安县经中央同意改为深圳市。1979年3月3日，吴南生在广东省委常委会议上正式提出在汕头划出一块地方搞试验的设想。他举出三条理由：第一，在全省来说，除广州之外，汕头是对外贸易最多的地方，每年有1亿美元的外汇收入，搞对外经济活动比较有经验。第二，潮汕地区海外的华侨、华人是全国最多的，约占我国海外华人的三分之一。其中许多是在外有影响的人物，我们可以动员他们回来投资。第三，汕头地处粤东，偏于一隅，万一办不成，失败了，也不会影响太大。4月3日，习仲勋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4月8日，习仲勋在中南组发言说，广东邻近香港，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方面，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会上，福建省也提出在厦门建立出口加工区的要求。
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了广东省和福建省的要求，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并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福建的厦门等地试办出口特区，作为华侨和港澳商人的投资场所。会后，谷牧向邓小平汇报，谷牧说：广东有这样的思想，先走一步，划一个地方出来，搞改革开放，然后全面推开。邓小平很赞成。谷牧说：“但是名字定不下来。”邓小平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当谈到解决配套建设资金时，邓小平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了广东、福建的两个报告：《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和《关于利用侨资、外资，发展对外贸易，加速福建社会主义建设的请示报告》。中央决定，在粤闽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的自主权，使之发挥优越条件，抓紧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
创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特区，本来是中央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一项内容，随着实践的发展，逐步单列出来，由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归口管理。1979年9月下旬，受中共中央、国务院委托，兼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主任的副总理谷牧前往这四个地方实地考察筹办工作。
1979年12月12日，广东省委就筹办“出口特区”的工作，向中央专题报告。该报告提出：“中央批转广东省委的报告中说要办‘出口特区’，我们同各方面的同志和朋友多次交换意见，都觉得改称‘经济特区’较好。特区固然要以办工厂企业为主，但也要搞楼宇住宅和其他经济事业。比如深圳特区，拟规划工业区、科学技术研究区、住宅区，以及商业、行政和文化区……因此，把‘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其含义会更确切些。”
1980年3月24日至30日，谷牧在广州主持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检查两省对中央指示的贯彻情况，进一步研究特区建设问题，这次会议采纳了广东提出的建议，将“出口特区”这个名称，改为具有更丰富内涵的“经济特区”。
1980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出口特区”被正式改名为“经济特区”。同年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并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这标志着中国的经济特区正式诞生了。深圳和珠海、汕头、厦门一起为中国首批经济特区，面积327.5平方公里。
海南经济特区的创办。在海南建立特区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特区建设的又一伟大实践。1980年6月和1983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海南岛问题座谈会纪要》和《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确定对海南实行以对外开放促进岛内开发的方针，决定加快海南岛的开发建设，在政策上放宽，给予较多的自主权。
1988年4月13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设立海南省和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议。26日，中共海南省委和海南省人民政府正式挂牌。5月，国务院颁发《关于鼓励投资开发海南岛的规定》，紧接着又批转了《关于海南岛进一步对外开放加快经济开发建设的座谈会纪要》，对海南经济特区实行更加灵活开放的政策，授予海南省人民政府更大的自主权。海南建省并成为继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特区建立后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
为什么没在其他省市办特区？虽然有了中央的文件，但并没有消除党内的不同意见。按照传统的观念，社会主义应当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实行计划经济。然而，经济特区是以吸引外资为主，实行市场调节。由此产生了一个观念上的难题，那就是“经济特区究竟姓‘社’还是姓‘资’？”
1981年12月22日，在中央召开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陈云要求，经济特区现在第一位的任务是认真总结经验，既要看到特区的有利方面，也要估计到特区带来的副作用。当时不少省区市都向中央要求试办经济特区，陈云坚决不同意。他明确指出，特区“现在只能有这几个，不能增多”。可以看出，陈云对试办特区态度比较谨慎，他不反对试办经济特区，但要求注意特区带来的负面影响。坚决不主张扩大特区的范围，特别不赞成在中国的经济心脏——江浙地区办经济特区。陈云讲这个话，打消了其他地区办特区的想法。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议论办出口特区时，还有上海崇明岛。从地理条件看，崇明岛与大陆自然隔离，最适宜于办特区，但最后确定时没有它。不过，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为80年代没有在上海设立经济特区不止一次地表示遗憾。1991年1月28日，邓小平说：“浦东开发至少晚了五年。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2月13日，他又说：“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1992年2月17日，邓小平再次表示：“浦东开发晚了。”
浦东新区的开发开放。1990年3月28日至4月7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姚依林带队，对浦东进行专题调研，并迅速形成《关于上海浦东开发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仅11天后的4月18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即在上海大众汽车投产仪式上宣布：中国政府决定开发开放浦东。随后，上海市委、市政府按照中央的战略部署，制定了“开发浦东、振兴上海、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开发方针。
2005年，国务院正式批准浦东进行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市委、市政府明确了“一个作用、三个区”（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施建设“四个中心”国家战略中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努力成为改革开放先行先试区、自主创新示范引领区、现代服务业核心集聚区）的功能定位，标志着浦东改革开放进入了新阶段。16年精心谋划，16年坚实步骤，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下，在中央各部委、全国各省区市大力支持下，浦东开发开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初步建立了外向型、多功能、现代化新城区框架，浦东已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缩影”。
2009年4月，国务院批复同意将原南汇区行政区域划入浦东新区。新浦东雄踞东海之滨、杭州湾畔，内连扬子江，外眺太平洋，面积1210平方公里，占全市面积五分之一左右。常住人口412万。经济总量占全市四分之一以上。浦东开发作为国家战略，整体功能不断得到显著的提升，特别是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的核心要素如陆家嘴金融城、外高桥港区、洋山深水港和浦东空港都聚集于此。浦东还荟萃了先进制造业、临港工业、高新技术产业、生产性服务业等现代产业要素。2010年上海世博会5.28平方公里场馆区有四分之三位于浦东，浦东作为其主场馆的所在地，在城市建设、城市管理、人文精神提升等方面具有前所未有的机遇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从深圳经济特区成立的回忆中，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特区的成立尽管不过是一纸命令或决定的结果，甚至它的宣布只是瞬间的一刻。但是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我们的社会，尤其是作为中国自上而下的强制性社会制度变迁的发轫者——国家领导集体们是如何在改革中犹豫，在犹豫中坚定，在变革中妥协，在妥协中坚守的智慧与勇气。那些石破天惊的思想和惊心动魄的创举都无法忘却地构成了深圳经济特区成立的历史。
1980年8月26日可以成为深圳经济特区伟大而正式的生日，但是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史仅仅从1980年8月26日说起，我们将会丢掉许多不能不说的故事和历史。深圳经济特区乃至中国改革开放也将会由于此失去更加触动人的心灵的厚重的和无可替代的历史感。
第二，为什么从体例上来看，从第一版到第三版都是从1978年开始，而没有采取历史衔接的方式，从上一版的终止年份接下来直接往下续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使年谱更加全面、准确，从而尽量无遗漏地记载在这块改革开放的热土上所发生的所有有意义的事情。年谱的重要价值在于史料的全面、准确，而当我们着手年谱的编撰工作时，有关深圳经济特区的史料收集整理及档案管理信息系统并不太完善，同时，我们团队获得史料的渠道与手段也比较有限。年谱第一版编辑时，一张张查阅当年的报纸是最重要的途径。应该说，《蛇口消息报》《深圳商报》《深圳特区报》等给了我们许多宝贵的信息与史料。然而，对于深圳前几十年的许多事件，我们又多是从香港媒体中获得的。年谱第二版修订时，网络时代所带来的信息存储查阅的便利，使我们不仅能够比较有效、准确地书写新篇章，同时也在信息时代的帮助下，发现了以往编撰的某些事件的遗漏。于是，编撰记载新的历史事件与补充完善曾经的历史成为我们的双重使命。年谱的第三版的编撰也是基于这一双重使命的考量，而且随着人们对深圳经济特区历史研究的深入以及研究学者的增加，我们又的确发现了一些发生在那当年信息量不畅达的“小渔村”里的我们至今才知道的故事。这样的看似有些笨拙的编撰方式到什么时候，到哪一版会发生改变我不知道，但给深圳一个完整的历史，给历史一个完整的深圳，则是我们所一直遵循的宗旨。20个世纪90年代末期，苏东斌教授就曾断言：“货币瓦解公社，网络崩溃集权。”不到十年的时间，历史证明了苏东斌教授的预言。我并不迷信任何人，当然也包括苏东斌教授（否则，他会嘲笑我的）。但我相信思想与观念的力量。我们社会的每一次进步都是观念战胜观念的结果。
第三，其实，如果认真分析起来，年谱的每次出版时间也是有一定的寓意的。第一版编撰的时间划分是1978～2007年，出版时间则是2008年，如果从深圳经济特区筹划的1978年算起，到年谱出版的2008年，正好是30载。年谱第二版是真正意义上的为纪念深圳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而献上的礼物。尽管年谱的起始时间是1978年，但从1980年8月26日国务院正式批到2010年8月26日，深圳这座年轻的城市已真正步入了而立之年，并作为中国东南沿海的一颗明珠，闪耀着让世人瞩目的光芒。
年谱的第三版是为深圳经济特区成立35周年而作的，同时也是想以这种方式纪念、告慰她的最初的创意者苏东斌教授。今年的5月20日，苏东斌教授离开我们整整三年了。从前，苏东斌教授总会是年谱的第一位读者和批评者，作为主编的我也因此而轻松了很多。如今，失去了一位好朋友、好学长的教诲、指导与商榷，在内心空落的同时也让自己更加坚强而充满责任感。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唐代诗人孟浩然的《与诸子登岘山》：“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历史是人写的，但不是所有人都能被写进历史。但不论怎样，那些创造出思想与观念的人，则会被历史所记录、记载并记住的。
历史是人创造的，忘记了创造历史的人，也就没有了历史。苏东斌教授曾在他的《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段录》一书中的序言里说道：“经济学界应该善待自己的英雄，因为正是他们，才创造了经济‘思想’这个重要的产品，从而在深层次上影响或改变着这个世界。”同样在这本书的序言里，苏东斌教授还写道：“‘从长远看，我们都会死去’，但是，只要作为经济学家，也就只能投身于时代，关注现实，从而创造出一个真实的思想来。在这里，也就更加体会到俄罗斯伟大作家索尔仁尼琴的‘一句真话要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的深邃性。真实就是一切学术的生命。”可以说，说真话，为“真实”——这一代表学术生命的品格而探寻、求索，是苏东斌教授留给我们的重要的思想财富之一。
最后，我还要深深感谢中国经济出版社副社长左秀英女士和张淑玲女士。不仅仅由于左秀英副社长是“深圳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点建设丛书”的总策划，张淑玲女士是这一丛书的责任编辑，更重要的还在于她们对苏东斌教授深邃思想的认同，对苏东斌教授学术造诣及品格的尊重以及源于敬重的深厚友谊。感谢左秀英副社长和张淑玲女士对深圳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点建设的支持；感谢她们多年来为我们学科建设所付出的智慧与辛劳；感谢她们给予我们的支持、理解与帮助；更感谢她们的职业精神与专业素养。这份友谊将会随着我们研究的持续而一直传递下去。共同的目标让我们相识，这个目标将会引导着我们为追求学术，探寻真理而共同快乐并负有使命感地努力着。
我想用苏东斌教授最喜欢的米奇尼克的话结束我的话：“我们是为一个美好的今天，而不是美好的明天而奋斗。”
创造历史，而不是追逐权势，这是多么美好的追求。
2015年5月20日 于桑泰丹华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