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一桃
《深圳经济特区年谱》的第一版，是迎着改革开放30年的钟声面世的。它的出版不仅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同时也获得了广泛的赞扬与肯定。今天，时逢深圳经济特区创办30周年，《深圳经济特区年谱》在这一特殊历史时刻再版，既完成了对深圳经济特区30年辉煌而艰辛曲折的历程的完整记载，又实现了学术研究的又一次进步与提升。岁月承载历史，也折射心路，相信《深圳经济特区年谱》在给人记忆与回忆的同时，更给人感慨与思考。
以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主线的中国社会的制度变迁，构成了经济特区成长、发展的艰辛而灿烂的历程。以深圳为典型的中国经济特区历经曲折却成绩斐然的改革开放的实践，不仅揭示出了一条实现有中国特色现代化的独特路径、主要特征以及未来发展态势，同时也以其路径选择的正确和发展的辉煌，与时俱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
我所说的“中国道路”就是指在中国选择创办经济特区这条道路上来完成体制转型，实现经济发展。更确切地说就是在一个已有30年计划经济的历史，同时传统意识形态又毋庸置疑地占据主导地位的计划经济的大国里，以创办经济特区作为冲破传统体制为目标的制度变迁的突破口，旨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完成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使中国社会在一段时间里全面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真正成为一个经济繁荣、制度昌明的法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
中国现代化道路问题，不仅为学者们所普遍关注，更是几代政治家和有志之士为之终身奋斗的理想所在。我们曾有过“师夷之长以制夷”的真诚与无奈，更有过“超英赶美”的狂热与尴尬，但目标与实现目标道路的南辕北辙，让穷怕了的中国人不得不反思已选择道路的正确性。有的学者比较了19世纪和20世纪主要国家现代化特点后指出，19世纪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是私有产权和市场竞争相结合，经历数百年自然形成的。私有制、市场导向、逐渐变革是这一模式的基本特征。20世纪40年代一些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落后国家，以激进的政治革命为先导、自上而下地强行开启工业化进程，企图在纯粹公有制基础上通过国家计划和激进改革的苏联模式，快速实现现代化。这一模式在取得短暂的成功后便遭遇危机。[75]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找到一条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现代化道路。这就是邓小平所规划的以改革开放为宗旨创办经济特区，走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76]
回顾历史，30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是从在中国这样一个计划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创立市场经济的绿洲开始的。深圳作为计划经济最为薄弱的地方，凭借着地位优势（毗邻港澳）首先成了这块绿洲。当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中国制度变迁的思考者、发轫者邓小平同志第三次复出时，他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与考验就是，如何在一个社会经济已经走到“崩溃边缘”的大国里全面实现现代化。近半个世纪的盲目而狂热的社会主义实践和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都已经清楚地证明，计划经济不行，盲目的赶超发展战略也不行，小农经济的平均主义更不行。在一个落后的由计划经济的平均主义维系着的普遍贫困的大国里，摆脱贫困的唯一出路就是打破体制内部造成普遍贫困的制度机制，走一条非均衡的发展道路，这条非均衡的发展道路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只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创办经济特区作为强制性制度安排，打破了传统体制下导致普遍贫穷的一般均衡状态，使非均衡发展的社会变革成为中国社会最佳的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从而也使中国这个历经了近半个世纪计划经济的大国，能在一个较短的时间里开始由普遍贫困的“计划”，走向“部分人先富”的“市场”。创办经济特区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正式制度安排，不仅大大减少了制度变迁的阻力，降低了制度创新的成本，而且还成功地规避了改革有可能带来的更大的风险，从而使制度变迁的绩效在短时间内就能迅速显现出来，并卓有成效地示范全国。
“中国道路”应该是一条体现中国特色的实现现代化之路。“中国特色”所表明的是国别性、民族性、历史性与国际性，而不是对现代化本质内涵与固有价值判断的否定。所以“中国特色”只能特在实现目标的道路上，特在达到目标的路径选择上，而不是目标本身。“中国特色”是对人类价值认同的过程，而绝不是对国际惯例的否定。深圳经济特区已不是作为一座城市而是作为一个民族迈向现代化的模式，写进中国改革开放的编年史中。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尤其是针对计划经济时期传统体制和发展方式来讲，创办经济特区是走向科学发展的关键抉择，它开启了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道路。深圳经济特区的成长与发展，正是在教训与挫折中不断调整发展战略，优化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探索由经济增长型社会逐步走向全面发展的福利型社会的过程。科学发展的理念已经把“发展观”从增长方式的转变拓展到了社会发展，从经济领域扩展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深圳以其自身发展的历程，诠释着中国道路的路径与内涵。
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正是中国社会由超赶战略向非均衡发展战略的转型。相对于计划经济时期的“盲目发展观”而言，创办经济特区无疑开启了中国社会通往科学发展的正确道路；针对一些地区、一些人片面理解“发展是硬道理”的正确判断，以牺牲环境和削弱公民福利为代价谋取发展的“片面发展观”而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无疑确定了可持续增长的发展道路。科学发展观不仅仅是对“人定胜天”这一极左思想的否定，对“不惜一切谋发展”的盲目发展观的彻底矫正，更重要的是确立了“发展是硬道理”的这一体现人类生存、生活重要动力与目的的正确发展理念。科学发展观的本质是发展，而不是不发展，科学发展观绝不是针对“发展是硬道理”这一正确判断而言的，它强调的是社会发展方式、方法、模式、路径选择的科学性与正确性，而绝不是要不要发展的争论。可以坚定地说，只有确立了科学发展的理念，才有中国经济特区的产生，才有亿万人民对普遍富裕的追求，才有中国经济30年的辉煌。
深圳经济特区发展的历程，正是在教训和挫折中不断调整发展战略，优化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探索由经济增长型社会逐步走向全面发展的福利型社会的过程。深圳经济特区的起步是从“三来一补”开始的。选择这样的发展方式是由当时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改革开放初期的深圳，只是一个计划经济比较薄弱的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那个时期的深圳所拥有的相对优势的生产要素就是低廉的劳动力和土地，而缺乏的则是资金、技术和管理。时逢香港经济的产业更新换代与结构调整，以加工业为主体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开放政策的引导下，及时而又恰如其分地落户于急需制造业的深圳，并在转移产业的同时把资金、技术、管理和现代企业制度一并渐进转移到了成长中的深圳。承继市场经济发达地区和国家的产业更新链条，深圳不仅降低了经济发展的起步成本，同时也大大降低了向市场经济学习的成本，确定了外向型经济的基本特征。同时，“输入”的加工制造业，还以其派生需求催生了第三产业的兴起与发展。到了1993年，深圳对外贸易的87%来自三资企业的净出口和“三来一补”的征费收入；第三产业占深圳GDP的46%，吸收劳动力占深圳从业人员的32.2%。[77]
当深圳经济踏上高速增长的轨道时，自身自然资源先天不足的约束很快显现出来，并引起决策者们的切实关注。自然资源的先天不足，意味着任何以过多的自然资源要素消耗、使用为增长方式的选择，都会在稀缺规律的作用下，使人们不得不为财富的创造和社会的发展支付较高的价格，而经济增长的代价也会由于财富创造成本的高昂而一同提高。更重要的是，深圳作为率先赶上市场经济的新兴城市，既不能重复传统工业的发展模式与道路，更有责任去探索、尝试一种全新的经济增长方式与财富创造途径，并以此示范全国。
从以“三来一补”为主体到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支柱，深圳适时选择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以制度变迁中的政府决策的主导力量（专项资金设立和政策优惠等），解决了初期高投入的资金缺口问题，减轻了高新技术企业独担风险的压力；以改革者的特有的宽阔的胸怀营造了高新技术产业落户、成长、发展、创新的制度环境，吸引了一大批国内外著名高新企业落户深圳；以变革者的远见卓识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后续发展提供了扎实的智力保证，一些著名大学和各类科研机构在深圳生根筑巢。到2000年，深圳计算机磁头产量居世界第三位，微电子计算机产量占全国的25%，程控交换机产量占全国的50%，基因干扰素占全国的60%，同时还是全国最大的打印机、硬盘驱动器、无绳电话的生产基地，并已形成了电子信息、生物技术—新材料、光机电一体化和激光五大高新技术支柱产业。[78]
可以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模仿一直是高新技术产值增长的主要途径。然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真正的国际竞争力不可能长期来自模仿所带来的快捷与急功近利。产业自身的创造力，即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才是企业永久生命力和国家持久竞争力的根本源泉。于是，自主创新作为一种充分体现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战略思考，被现实地提了出来。
如果说从以劳动密集型为特征的“三来一补”加工制造业的形成，到以资本、技术密集型为特征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自主创新理念的形成，还是在经济领域中，以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来实现社会经济的发展的话，那么科学发展理念的提出则把“发展观”从增长方式的转变拓展到了社会发展，从经济领域扩展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可以说，经历了成功的辉煌与财富的积累，以科学发展的认知与和谐发展的理念来解决、矫正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已经成为深圳这座城市为了前进的思考与反思。
今天，三十而立的深圳已经步入稳步增长的成熟时期。在过去的多年里，深圳经济一直保持着15%以上的增长速度，经济总量从始建之初的1.96亿元上升到2009年的8201.23亿元；人均GDP也从1979年的606元上升到2009年的9.3万元。[79]可以说，深圳是沿着一条高速增长的轨道，把财富和富裕带给奋斗着的人们。我们知道，GDP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但绝不可能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没有伴随着社会福祉提升的GDP和人均GDP的增长，只能是一个缺乏灵魂和人文关怀的单纯物质的增长。应该说，今天的深圳在包括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失业和贫困救济在内的社会保障体制的确立与完善方面已经取得了成就，它正向着福利社会的美好目标踏实、稳步地迈进着。尼采说：“在哲学家中，没有比理智的诚实更为稀罕的了。”[80]人类社会的前进不仅需求勤奋与热情，更需要思考与理性。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我们的社会必须在制度安排上把以往对廉价劳动力的“浩劫性”使用，变为有目的的“增值性”使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还要求我们的政府，不仅要以科学的理念和开阔的眼界制定正确的产业政策，更要努力创造、提供有利于产业发展的良好的制度环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需要政府的“大项目”“大手笔”“大活动”，同时更需要政府对小企业、小项目的重视，对社会资本，尤其是民间资本的关注，对民间企业的积极性与创造力的保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不在于转变本身，而在于转变给社会和人们生活带来的变化。
如果说，劳动密集型经济让深圳收获了由低成本带来的抢占市场的价格优势的竞争力，那么全球金融危机则将劳动密集型经济所固有的产品资本、技术附加值低，缺乏核心竞争力这一源于经济增长方式本身的问题进一步凸显了出来。同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竞争和发展的要求，成为人们的共识。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我们的社会必须改变以往对劳动力简单使用与低价消费的做法，在制度安排上把对廉价劳动力的“浩劫性”使用，变为有目的的增值性使用，即以技术培训和福利完善的方式，增加劳动力自身的经济价值，从而增加产品的附加值。
大多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并不是自然禀赋意义上的资源缺乏问题，而是要素结构意义上的资源约束问题。所谓要素结构意义上的资源约束，是指“要素禀赋结构低下”，即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中，缺少如资本、技术、教育、管理、法制等较高级的要素，而没有受过教育或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一般劳动力则较为丰富。因此经济结构低下的根本原因不在结构，而在于“要素禀赋结构”的低下。结构低下是“要素禀赋结构”低下的结果或现实表现。任何经济都不能只凭愿望人为地改变经济结构，因为“改变要素的质量和结构，才是提升产业结构的现实的、逻辑的前提”。[81]
人力资本的非物质性决定它的生存、生长是需要制度环境的。它在为社会创造财富，也向社会提出对自身具有保障性的制度要求；它在促进着社会经济的增长，也在完成着自身经济价值的提升，并且这种源于经济发展和制度绩效的人的经济价值的提升，又会以激励的方式促进更有利于人力资本生存的社会制度环境的生成。良好的社会制度环境不仅有利于人力资本的形成与再创造，而且更有助于提高人力资本投资的报酬率。相应于人的经济价值提升的制度变迁，呼唤新的经济模型和增长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真正动力不是主观愿望，而是构成经济社会内在机制与动因的人的经济价值的提升。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我们的政府不仅要以科学的理念和开阔的眼界制定正确的产业政策，而且更要努力创造、提供有利于产业发展的良好的制度环境。政府的产业政策在一定意义上能够决定一个地区或一座城市产业发展的方向、产业结构的状况，甚至创造财富的方法和人们的生活方式。正确有效的产业政策将会在优化资源配置、培养核心竞争力、保障可持续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如，深圳市政府出台了新的产业政策，决定投105亿元资金用以发展生物、新能源、互联网三大新兴产业，力争到2015年形成6500亿元的产业规模。笔者以为这一产业政策的引导，将使深圳有可能获得全新的发展空间、可持续的发展能力和相当长时期内的区域竞争的优势。但是，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进程中，主要靠的还不是政府产业政策的引导，而是良好的公平竞争环境的提供。如，几年前深圳确定的九大产业集聚园区目前“二生七空壳”的现实，正是以经验和教训的方式告诉我们：最终决定产业生死存亡的不是美好的愿望、不是人为的规划，更不是发展的热情，而是市场。正如我们不能以发展替代改革一样，我们绝不能以政府替代市场。面对市场规律，任何政府权力的强势，都不再是对市场失灵的矫正，而是对市场规律的破坏。而那些有利于产业发展的制度环境，由于具有减少交易费用、降低经济发展成本的制度效益，对我们的社会更具有进步意义。在这里，我们应该高度赞扬深圳市政府关于建立“互联网特区”的庄严承诺。尽管我们尚无法准确描述“互联网特区”的具体内容，但仅这一理念的提出就意味着政府已经把公平竞争、自由宽松的市场秩序的营造，作为自己的最基本、最主要的职能。政府不能一厢情愿地主导社会经济，而应该在尊重市场的同时创造制度环境、完成公共物品的供给，营建社会福利机制。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需要政府的“大项目”“大手笔”“大活动”，同时更需要政府对小企业、小项目的重视，对社会资本，尤其是民间资本的关注，对民间企业的积极性与创造力的保护。正如熊彼特所言，企业家对利润的追逐和实现个人理想王国的努力，是社会创新与创造力的生生不息的源泉。在深圳，腾讯、华为的崛起，就是对这种创新和创造力的最富有说服力的诠释。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也是政府逐步完成自身职能转变的过程。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目标决定，我们的政府必须逐渐由威权政府走向服务型政府，由投资型政府转变成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管理型政府。既要防止政策对市场的扭曲，又要从制度层面上遏止权力对市场的寻租。在政府的权力还必须用政府的权力来剥夺的体制中，政府的文明程度和远见卓识对制度变迁的绩效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不在于转变本身，而在于转变给社会和人们的生活带来的变化。正如上海世博会所提出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理念一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的，就是让城市的发展使人们的生活更加美好。让人们在创造财富中获得权利，在增长财富中获得尊重，在贡献社会中分享社会剩余，在正常的社会机制中感受做人的尊严。
2010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