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八头。早晨的太阳升起一竿子高的时候，少说也有八九点钟了，警察队的十几个人八成都喝拉迷了，还没来上班，只有牤子按点儿来了。
刘国栋一个人住在队里。队部在警察局的后院，三间一面青瓦房，中间是办公室，西边是拘押审讯人犯的地方，东边那间白天是休息室，晚上是值班室。刘国栋来了以后，就住在这里，不用人值班了。
牤子进屋的时候，看见刘国栋正在收拾屋子，他愣了一下，转身要往外走。刘国栋喊住了他：“牤子，你先别走！”
牤子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地站住。刘国栋走过来，把一支飞镖递到他面前，说：“这个东西你认识不？”
昨天夜里，刘国栋从大车店独自往回走的时候，已是小半夜。蔫悄儿下了半宿的绒毛雪一停，贼冷的西北风就开始耀武扬威，像挥舞着无数把尖利的刀子，刮鼻子割脸，疼得人心直蹦。
刘国栋系紧狗皮帽耳朵，两手抄进袖筒里，哈着腰，紧着往回走。当他走到离警察局不远的一个胡同里，突然发现前面的拐角有个人影一闪，好像冲他撇过来一个东西。他本能地把身子一闪，一个黑东西“嗖”地从耳边掠过，扎到旁边的墙上，又落到地上。他捡起一看，是支三棱的飞镖。
牤子瞟了刘国栋递过来的飞镖一眼，仰脸说：“啥意思呀？”
刘国栋说：“昨晚上有人要用这飞镖扎我，本来我能码着雪溜儿抓到他，可我看着这飞镖觉得挺眼熟，八成是熟人看走眼了，把我当仇人了。”
牤子用鼻子哼了一声说：“你命挺大呀！”
刘国栋盯着他说：“牤子，我记得你父亲打猎时，好像用这种飞镖打过黑瞎子？”
牤子黑着脸说：“你说话舌头不用绕弯，明说是我要杀了你呗？”
刘国栋说：“你叽歪啥呀？我就是随便说说。”
牤子挺直了腰，瞪圆了眼珠子，扬脖扯着嗓门说：“告诉你姓刘的，你连磕头弟兄都下得了黑手，还用对我客气吗？你去请功吧，就说我想杀了你，替我哥们儿报仇！”
刘国栋看见院里已经进来人，连忙拉住牤子，压着嗓子说：“你吵吵啥呀？”
牤子还拧着身子，横横地喊着：“我没做昧良心的事，掉脑袋也不怕！”
这工夫，四蛮头进来了，歪着脖问：“你们这是吵吵啥？火气这么大？”
刘国栋笑着说：“没啥事，我就埋怨他昨晚咋不去喝酒。”
四蛮头说：“这算啥呀，今晚你再单独请他喝一顿不就结了。”
刘国栋说：“可也是，今晚你们俩都去。”
四蛮头一听这话，眼睛里放出一股亮光，咧开嘴，高兴地说：“刘队长就是敞亮！”
刘国栋把那个飞镖塞进牤子的手中，冲他使着眼色说：“你不是有事吗，快忙去吧！”
牤子倔倔哒哒地走了。四蛮头讨好地对刘国栋说：“这小子倔巴头，缺心眼儿，是个死爹哭妈的拧种，一点儿也不招人得意。”
说着话，二驴子用绳子绑着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进来就扯嗓门喊道：“刘队长，我抓住一个反日分子！”
刘国栋看那小伙子鼻子流着血，就问道：“怎么回事？”
二驴子得意地说：“妈拉个巴子，这小子在一个日本人身后甩鼻涕，叫我收拾了一顿！”
那个小伙子说：“我是冻感冒了，老有鼻涕。”
二驴子伸出拳头说：“你还敢跟老子犟嘴？”
刘国栋拦住了二驴子，问清了那个小伙子是县城里的人，叫宋得水，是个渔民，就叫他回去了。二驴子叽叽歪歪地说：“刘队长，你怎么把他放了，我还指着他去日本人那儿领赏呢！”
刘国栋笑着说：“算了吧，没啥大事。看你这么忠心，往后领赏的机会有的是。”
二驴子说：“我哪有你那好命，杀了一个哥们儿就捞了顶官帽，我就是把我爹杀了也换不来这种好事。”
刘国栋说：“我认可把我这队长让给你，也不能让你杀你老爹呀。”
二驴子说：“得了吧，别拿嘴送空头人情了。”
二驴子转身走了。
过了不大工夫，余全中来了。他原是小学的教师，已经五十多岁了，因为会说日本话，被警察局长森本硬叫去给他当翻译。刘国栋来警察局后和他打过几次照面，看着挺面善，却不知道他是不是真心给日本人做事。
认识余全中的都习惯叫他余老师。余全中一进屋，刘国栋就迎上去，说：“余老师，您怎么来了？快坐下！”
余全中看看身边没人，压低声音说：“二驴子刚到森本那儿告你的状了！”
刘国栋说：“他告我什么呀？”
余全中说：“说你把反日分子给放了，咋回事？”
刘国栋把宋得水擤鼻涕的事说了一遍。余全中说：“二驴子可不是这样说的，他说那个叫宋得水的是个抗日分子，跟在日本人后面要下毒手。”
刘国栋说：“这小子也太能扒瞎了，这不是想害人吗？”
余全中说：“我给森本翻译时就说是那小子不小心把鼻涕擤到人身上了，不是啥大不了的事。”他看见外面有警察进来了，就小声说了句，“你得对二驴子加点儿防范。”转身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