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七十年代，在四岁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所以对“知青文学”读起来津津有味，其实并不懂得那未知的另一个世界的事。不过那时还是大集体，温饱没有解决，干活的大人都饿着肚子，像我们这些吃闲饭的孩子就更饿着一点，碗里盛的多少总是从父亲、大哥、二哥、三哥、我、母亲排下来，母亲总是喝着很稀的粥，喝得香香的。由于这是母亲的安排，我倒没有什么怨言，就这样半饱不饱地出去玩。那时候计划生育很松，好像没那概念，不像现在大人们把孩子看得金贵。那时候的孩子像猫或狗的崽子。一窝窝的，轻贱得很。就我记得的童年伙伴中，有三个淹死的，一个被蛇咬死的，一个咳嗽着死了；还有一个小女孩是被烧死的。我至今还记得那个场面：我们一群男孩子，用土粪包中的火星，点燃了河埂上干枯的草，那火其实不大，我们就站着尿尿，浇灭它。小女孩看着，也蹲下尿尿，结果火忽地一窜，烧着了她那半大衣样的棉袄。我们这帮惊慌失措的孩子，一时不知道怎么办，就一边大声呼喊，一边拿着树枝扑打火。小女孩哭着，疯了般地奔跑。上工的大人赶来，阿成叔是第一个到的，他脱下棉袄，把小女孩一包，扑到冰冷的河里——小女孩挺过了两天，还是死了。她娇嫩的皮肤大部分烧坏了。
小女孩用一个簸箕盛着，堆了一个小小的坟，后来还被饥饿的野狗掏了。这让我们体会到死亡的恐惧。但那可怕的日子过去不久，就被忘却了，因为大人们去上工，没有人管，我们可以尽情地疯玩。临到吃饭时，在大人的呼唤或吆喝声中，回到了家。
我们玩的地方多，树林里、竹林中、池塘边、河滩上、山坡的草丛中，任何一个地方一呆就可以半天。在树林中可以爬树，捉知了，做柳哨，掏鸟窝。在竹林中可以翻跟斗，做伪装帽，打仗，做弹弓；用烧红的铁丝烫出几个眼，做成的竹哨声音更好听。在池塘边，可以钓鱼，钓黄鳝，摸螃蟹，拦截野鸭子。在河滩上可以打沙仗，满头满脸满身都是沙子，完了之后在浅浅的河水中打水仗；把潮汛过后留下的经阳光烤成薄饼的泥块，用锐利的瓦片削成手枪、小狗、老鼠之类的形状。在山坡草丛中，可以捉迷藏，摘野果子，挖甜甜的草根吃，捉蟋蟀；有时也遇到蛇，一个小伙伴就是被蛇咬死的。
他当时没看见蛇咬，只以为是毛毛虫辣的，后来回去问三爷爷，三爷爷一看就说：“伢呀，你莫是被蛇咬的哟？”这时已经迟了，蛇的毒液经血脉一步步攻向心口，那小手臂肿得大腿般粗，他完全昏迷过去了。女人们围着流眼泪，他的母亲哭得昏了过去，乡村的赤脚医生早已偷偷地溜走。我这位可爱的小伙伴，不久前还是欢蹦乱跳的，现在他平静地睡了，睡得那么沉，丝毫不理会人们的哭喊，不理我们了。我很想再去牵他的手，想拉他起来，可又不敢。从此那山坡上很少有孩子去玩。
最无聊的游戏莫过于过家家，有一个小女孩比我小一岁，那年六岁，她一定看见过大人的事，所以也要我们模仿。男孩子轮流和她玩，我那时正尿急，小鸟硬硬的，忽然产生一个荒谬的主意：插进去在里面尿尿。可是还没尿出来，她就喊着痛。我吓得赶紧起来，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心中很不安，以后再也不参与这无聊的游戏了。可他们还在继续，后来被一位上林子里扒柴的婶子看见，大吃一惊，暗暗告诉了我们的父母。小女孩再也不干这种事了。
这都是我们这些没上学的孩子的游戏，等到学校放假，或者星期天，孩子就更多。哥哥他们就成了我们的头目，我们分班打仗，弄得天昏地暗。
我也常常和明子姐一起玩。
明子姐大我五岁。听妈妈讲，我刚会走路时，一看见明子姐吃饭，就跑过去。明子姐总是拣最好吃的给我。明子姐待我确实很亲，像亲姐姐。
我们这个墩子有两家姓。我们姓赵，是大家族；明子姐他们姓汪，才七八户人家。明子姐的大弟弟在河沟里淹死了。她爸爸喝酒醉死的时候，她妈妈还怀着遗腹子，也许是过度悲伤，那孩子早产后，体弱多病，不到五个月就夭折了。也许明子姐一个人很孤单，所以她特别喜欢我。我也喜欢明子姐，因为哥哥常忽略了我这个小不点，连三哥都不乐意带我玩；甚至妈妈都没有明子姐好，妈妈总是忙忙碌碌，没有一点空闲。我同明子姐跳绳、抓石子、跳田、踢鸡毛翎。明子姐还会织纱手套，却不教我，说这不是男孩子的事，男孩子学这个没出息。
当然了，更多的时候，我爱热闹，喜欢出去疯，去野；累了，回来了，就凑到明子姐那儿，唠叨今天有趣的事。所以相比别的伙伴，我有明子姐是幸福的，并且不至于太过粗野，多少学了一点文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