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中文世界的立场出发，根据萨义德有关“理论之旅行”的理念，以译者、学者以及文化生产的角度，来呈现本世纪初萨义德在台湾翻译、流传与接受的情形，相当程度反映了萨义德作品最初进入中文世界的情境及其在文化史上的意义。文中评介了萨义德若干重要观念，如理论旅行，代表/再现，开始，反本质论，世俗的批评，从属关系与认属关系，现世性，混杂性，文化与帝国主义，地理，抗拒，后殖民主义，反后现代主义，批评，知识分子等，并且试图将这些观念连结上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
关键词：萨义德；翻译；理论旅行；代表/再现；开始；反本质论；文化与帝国主义知识分子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1）5-0023-08
陈芳明：今天请单德兴老师来作一个简单的演讲，虽说“简单”，其实未必，因为当中有太多的讯息要告诉我们。我们都知道一个文学理论的形成过程并不容易，这个学期我们阅读《东方主义》（Orientalism，1978）这本书，对萨义德这位理论的建构者有着高度的好奇，而台湾学者中，单老师是唯一和萨义德进行过访谈的。单老师目前在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从事华裔美国文学及其它的研究，而华裔美国文学也是相当后殖民的议题。今天演讲的题目是《萨义德在台湾》，现在就把时间交给单老师。
单德兴：谢谢陈老师。看到陈老师让我感觉非常特别，原因是当年我在政大西语系上余光中老师的课时，就听过余老师提到陈老师的大名，而且特地拜读了陈老师的第一本文学评论集《镜子与影子》，因此就某个意义来说是读陈老师的书长大的。巧合的是，正式与陈老师见面就在萨义德任教的校园，也就是1998年春王德威教授在哥伦比亚大学主办的台湾文学研讨会上。当然，中间也读过陈老师在报章杂志上发表的不少散文，由于年龄与心境相近，觉得很有共鸣。因此，今天很荣幸能回到母校就“萨义德在台湾”这个题目向陈老师和各位同学做报告。
萨义德其实没来过台湾，所以这个题目可以说是“错误的命名”，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倒也是正确的，因为萨义德声名远播异域，当然也包括了台湾。这里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5月27日《中国时报》人间副刊登了王文兴、张大春、柯裕菜三个人的对谈纪录《阅读外国经典的99种方法（下）》，对谈者之一说道：“我倒可以提供一个也不错的解读方法——萨义德提出的东方主义式的解读。文本既已在这里，解读它的方法也就没有办法，也不应该被规范。一旦被规范，也就一样是被利用来巩固某一种东西。所以东方主义的讨论，可说是对于某一些经典的另类的解读。”我们很多时候看到的萨义德，就是这些报章杂志的二手传播。当然对谈纪录可能会有遗漏，但就我们看到报上所刊出的白纸黑字，会觉得有些奇怪。第一，“东方主义式的解读”究竟是指“东方主义式的讨论”，还是像萨义德那样对于东方主义本身的评论和批判？第二，“提供一个也不错的解读方法”，究竟这个“也不错”是“not bad”（“不差”），还是“not incorrect”（“没有错”）？从上下文来看，语意不是很清楚。因此，透过这些报章杂志的传播，一方面可以让更多人听闻一些文学与文化理论，另一方面则可能造成庸俗化、错误再现，甚至以讹传讹的情况。
第二个例子，就在同一天，“生产、阅读与教育”翻译工作坊公布了一份好译书与好译者的名单。由37位现场关心国内翻译生态的人所票选出来的12本“特别好译书”中，获选五次的有吴叡人的《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获选三次的有5本，其中2本是萨义德的作品，一本是彭淮栋翻译的《乡关何处》（Out of Place，1999），一本是我翻译的《知识分子论》（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1994）；获选两次的6本书中包括了《东方主义》。换言之，在获选的12本书中就有3本是萨义德的作品。纯粹由翻译的角度来看，《东方主义》由6个人翻译、3个人校订，这种非常不合常轨的翻译方式，与其说是“好的翻译”，不如说是“好的原著之翻译”。而从萨义德的书上榜三本来看，就可以知道台湾读者对他的印象之深、评价之高了。
因此，萨义德声名远播的方式基本上有三种，一种就是先前说的二手传播，另一种就是学术研究，再就是翻译了。在中文专书方面，2001年6月之前只有大陆学者朱刚的一本论述，虽然写得比较简略，有些地方有待斟酌，但至少是本中文专书。在论文方面，台湾有关后殖民论述的文章引用到萨义德的地方很多，但专文讨论却甚少，廖炳惠和我都写过。至于不懂英文或英文能力有限的读者想要接触整本书，就只能靠第三种方式，也就是翻译了。因此，翻译是促成窥探全貌、落实本土的重要方式，而且必须在落实本土之后，才能方便转化、应用，这也是各位将来写报告或作学术研究时很可能会运用的方式。
萨义德的声名远播或作品翻译就是典型的“travelingtheory”（“理论之旅行”）或“translating theory”（“理论之翻译”）。萨义德有篇文章《理论之旅行》（“Traveling Theory”），讨论的是理论从一个地方流传、移转到另一个地方时的四个阶段：先是有个源头、原本的所在地；经过了一段空间距离来到另一个地方；该地有些特定的条件来接受或抗拒，或欲拒又迎，欲迎又拒；最后就是利用它、转化它。而“translating theory”则是米乐（J.Hillis Miller）受到萨义德前文的启发，在《跨越边界：理论之翻译》（“Border Crossings：Translating Theory”）一文中，进一步讨论理论翻译到另一地时所发生的情况。米乐之文所强调的并不限于理论的翻译本身是否忠实，而是指出虽然理论是比较抽象的、概念性的、被认定能普遍应用的，但理论的产生有其特定的时空、文化背景，具有文化特殊性（cultural specificity），所以当理论被译入另一种语文，跨越了语言、文化的疆界时，原来的若干成分不见了。批评者可能就此认定呈现得不够忠实、不够完整、不够原汁原味。但另一方面，却也很可能产生了原文里所没有的一些新东西。米乐称许这种现象为“新开始”。
其实如果我们探究“翻译”的涵义。英文的“translate”一字，其拉丁文原义是“carry across”，就是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基本上是空间上的移转。梵文的“anuvad”意指“to say after”，也就是：“在……之后说或再说，藉由解释而重复，以确证或实例来做解释性的重复或反复，以解释的方式来指涉已经说过的任何事”，此处着重的是时间的面向（尤其是“延迟”、“后到”[belatedness]）和解释、重复之意。中文古书里的“译”字有两种意义，一个是解释的“释”，一个是变易的“易”，而“翻”则涵盖了“转换”、“翻转”、“颠覆”等意思。因此，就以上三方面来看，翻译包括了空间的转换，时间的延后，以及字词的变易、替换等涵义。这些观念多少可用来解释萨义德作品的中译与传播。
萨义德的第一本专书《康拉德与自传小说》（Joseph Conrad and the Fiction of A utobiography）出版于1966年，是根据博士论文改写而成，一直到2001年2月出版《流亡的省思及其它》（R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几十年来著作等身。我当初翻译他的第一本中译专书《知识分子论》时，特地在书末就他的专书加了一个书目提要，方便中文读者了解他数十年来的著作与旨趣，以及这本书在他的整个学思历程中的地位与特色。因此，萨义德的专书翻译一方面涉及地点的转换，从美国到台湾，从英文世界到中文世界，另一方面也涉及时间的延迟，比方说，1997年的第一本中译《知识分子论》，原书出版于1994年，中间相差了三年，其实这还算是时差较小的。当时的出版社对市场不敢有太高的期待，所以第一次印行的数量不多，但出版后反应良好，目前已经是第七刷了，可能也是我所翻译的十几本书中唯一超过一刷的。其实，行内人当然知道我从事什么研究，但许多行外人或知识人所认识的单德兴就是“萨义德的翻译者/访谈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