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以想想，要是有一群强盗破门而入，当爹的这时候本该护着孩子的，可是却扔下孩儿越窗跳楼地跑了，你要是那个被扔下的孩儿你咋办？就这样，当我爹——我们的政府，丢下我们这些孩儿一哄而逃后，面对破门而入、青面獠牙的日本人，我只得做了三孙子那样的顺民，当然你也可以管我叫汉奸。
政府是一大早逃走的，而日本人是在后晌儿进的城。这期间，我们郑州人一看没人管了，胆子就大了起来，手脚就放了开来。先是一些人找茬儿哄抢了粮店，接着打砸抢之风很快弥漫了全城，你要在场就会看到当时局面多么混乱。这是我说什么也看不下去的。因为——至少直到这会儿，我还是郑州的警察署长。我不能吃着老百姓的粮，不管老百姓的事儿。我把领头抢劫的都抓了起来，并且就地正法了其中抢得最凶的俩。我要让那些莠民弄明白：不要以为变天了，你们就可以无法无天、为所欲为了！由于我的卓有成效的弹压，到日本人进城时，城市已经重新变得秩序井然，老百姓各守营生、安居乐业。很可能就连日本人都惊讶我的工作能力，把一个城市的治安为他们维持得如此之好，他们在夸了我一连串“大大的好”之后，把我继续留在了警察署长的位置上。后来人们说起我这段历史时都称我为伪警长。
是的，我现在为日本人干事儿。我必须承认，在这个改朝换代的时刻，有些人的确表现出意想不到的气节，宁死也不屈膝事敌。譬如我们当地一位名士，日本人想让他出任维持会长，在他面前掘了个一人深的大坑，临坑逼问他答应不答应，不答应就把他埋杀在这坑里，可是他至死都没低下他的头。就连日本官儿都为他的硬骨头而吃惊，特别把他的坟修得很高很高，并且在坟前向日本兵训话，号召他们学习这个中国人。我很惭愧我没有这样的硬骨头，不能像他一样体体面面地活着和死去。我只是个小警察，老百姓。更何况这个世界不管谁当家儿，哪怕这个当家儿的是日本人，都是需要一个警察在那儿站着的，好让老百姓该咋过日子还咋过日子，不至于乱糟糟的连日子都过不下去了。作为警察我不管给谁干，实际上都是在给老百姓干，都是在为老百姓站着岗。这么一想，我又觉得没什么了。别人怎么看是别人的事儿，不管别人怎么看，我都是一个问心无愧的人。因此我这个警长——现在叫警正——虽是伪的，我仍在这个岗位上干得认认真真，就像我在前一个朝代的时候一模一样。
当然，不管咋说也叫个亡国奴，虽说我不过是混碗饭，这碗饭也不是那么好吃的。日本人进城第二天，就给我派来一个警佐，也就是我们话说的副署长。按说我是警正，他是警佐，我是主事儿的他得听我的。可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这个警佐叫山田，军装上佩着个中尉衔，据说上过东京高等法政学校（如今当警佐也算专业对了口），他的公事房和我面对面，我每天反而要到那儿向他请示汇报。不论大小事儿，他说干我才能干，他说怎么干我就得怎么干。而且论岁数我比他大，我反而要毕恭毕敬地管他叫“太君”。说白了吧，他才是这儿真正的主人，而我只不过是他手下一个奴才。尽管我一开始就没梦想当家做主，打的就是听吆喝、侍候人的盘儿，但是对他的鸠占鹊巢和指手画脚，我还是很长时间都感觉不能适应。毕竟这是我的一亩二分地，在这块儿地里一直都是我说了算。经常是我把一件事情吩咐下去了，手下人正准备转身去照办，我突然在背后喊一声：“等等！”这才想起这事儿山田警佐还没说话。
尾随山田而来的，还有个叫小冢的翻译。个不高，扁平脸，一条缝眼，地包天嘴，大喉结显著地突出来，说起话来一上一下的。小冢这名儿绝对是日本名儿吧，可他中国话说得比中国人还溜。而且带有明显的东北大茬子味儿，管说不叫说，叫唠；管跑不叫跑，叫蹽；管精不叫精，叫尖；管倔不叫倔，叫犟；管玉米不叫玉米，叫棒子；管土豆不叫土豆，叫山药；管厉害不叫厉害，叫蝎虎；管难看不叫难看，叫磕碜；管这里不叫这里，叫这疙瘩；管接触不叫接触，叫打连连；管看病不叫看病，叫扎古病；管撒谎不叫撒谎，叫扯犊子。不仅仅是说话，据我后来观察和发现，就连日常生活都更像东北人而不像日本人。比如不管吃啥饭，都从挎兜里（他的东北话）掏出一瓶辣椒酱，吃馍抹在馍上、吃米拌在米里。比如喝上酒就没完，每次不把自个儿醉得看人都是俩脑袋不拉倒，而且一醉就吵吵嚷嚷撒疯撒野。比如看不起妇女，再咋着的妇女让他一说也就是个“臭老娘们”，而且说着还要不屑地“嘁”一声。一开始，根据这些线索我推断，这货日本人是日本人，但很可能是在满洲出生长大，至少是在满洲长期生活的日侨。由于山田不会中国话，而日本话我只能听懂“米西米西”、“死啦死啦”的，不用说，我们的对话全靠这个小冢翻过来掉过去。没想到山田已经不拿我当人了，这个小冢比他还不拿我当人。
那时候我们管翻译叫“舌人”。本来我以为一个舌人，也就是别人用以说话的舌头，理应当主人说啥他说啥，主人使用什么语调、语气和语速，他也使用什么语调、语气和语速，而绝不应有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可是这小冢，很快我发现，却完全不是这样的。
山田初来乍到时，可能是为了表示亲善吧，经常把我叫到他的公事房，或者亲自下到我的公事房，对面促膝地和我谈把心。他对我谈的内容，三句话不离本行，当然都是“中日一体”、“同文同种”之类的。比如有一次他说：“你知道日本人哪儿来的吗？好多民族学者，甚至包括日本的民族学者都认为，他们最早是来自中国东北和长江下游的汉人。在你们中国不是也有这样的传说，秦始皇派徐福带领三千童男童女，到海外寻找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这些人一去不回成了后来的日本人吗？这一切都说明，我们日本人的祖先，实际就是你们中国人。直到今天，我们日本文字中还有大量的汉字，而且字意基本同于汉字的原意。”
比如有一次他又说：“可是你们中国的精神，汉唐时代形成的中国精神，从宋代的时候就开始死亡了。游牧民族的不断入侵，一次次成为中国的主人，并把他们的文化强加到中国人头上，人为地打断了中国文明发展的连续性。元代是一次断裂吧？清代又是一次断裂吧？特别是清代，就连发式和服式都被迫改制，你看看你们——长袍马褂大辫子，从头到脚哪里还有中国人的样子。相反，由于日本成功击退了元世祖忽必烈的两次进攻，使得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蒙古人惨败而归，日本人反倒——不论精神、情趣、文化、风俗——都保留了更多汉唐的原汁原味。你敢说不是吗？围棋是中国发明的，却在我们日本被发扬光大。茶叶是中国传来的，却在我们日本形成了茶道。现在你们中国哪还有一千年以上的古建筑，中国人要想看真正的中国建筑还得到日本去。就连你们的大学者辜鸿铭都说，真正继承了中国精神的是日本人而非中国人。他甚至断言：‘日本人才是真正的中国人，唐代的中国人！’”
比如有一次他又说：“既然中日是一家、一体的，那么我们何不携起手来，共存共荣呢？”
本来我对山田的态度是，他爱怎么说怎么说。不管他咋说，我都——就像我们郑州话说的——“不听不听，王八念经”，不理他那么多就行了。但是没几天我发现不理不行。之所以不行，倒不是因为山田说了什么，而是小冢——这个王八蛋——给翻译成了什么。山田在说这一切时，不管是真的还是装的吧，倒是和颜悦色、边说边笑，就像在和一个老朋友谈古论今，把气氛营造得又热烈又轻松。可是他的话经小冢的嘴那么一翻，就完全不是那么个味儿了。他妈的这个小冢，也不知中国人犯了他什么咒了，他看着我们就那么不顺眼。每次翻译的时候，虽然意思还是山田的意思，语气中却掺杂了他强烈的个人感情，山田的每一句话由他这儿一中转，便充满了对我民族的轻蔑和侮辱，特别是再佐以他那居高临下的表情和眼神，就像一个上等人在吆喝、驱使一个下等人。
比如有一次他是这么翻译的：“其实我们大日本盼着日中共存共荣不是一天儿两天儿了。我们日本人一直觉着，东方和西方，黄种人和白种人的最终戗茬儿是免不了的。单一个日本和单一个中国，都不足以让老毛子们觉着害怕。但是一个日本那老强大的中国，和一个中国那老庞大的日本，却可以让任何国家心里咯噔一下子。所以我们一直认为，中国必须强大起来。早在你们光绪皇帝那前儿，我们的首相伊藤博文——伊藤博文你知道不？大日本明治维新的主角儿，明治宪法就是他起草的，两院制议会也是他组织的——就不远万里地到你们中国来，想为你们的改革出点儿主意啥的。后来有个首相叫大隈重信，更是铆劲儿号召人们到中国去，都为你们的强大搭把儿手。他说：‘中国的生存决不只是他自己的事儿，它还牵扯着日本民族的根本利益。’你瞅瞅你瞅瞅，我们大日本为了把你们扶起来——呵——操了多少心费了多少力呀。可是你们，你们这些没成色没出息的中国人，就是他妈拉个巴子的秃噜在那儿不起来。我——我他妈一瞅见你们这号东亚病夫，就恨不能扇你们俩嘴巴！”
还有一次他甚至这样翻译道：“既然你自己没起色，我们大日本只有替你们起来了。这还用说吗——你不行，而我行，你就得看着，让我来！我们不仅要把你们，而且要把全亚洲，从白人殖民者的卡巴裆下解放出来，完事儿使棒子打着你们、使鞭子抽着你们，和我们一起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亚洲。我们已经——在满洲，赶走了俄国人；在印尼，赶走了荷兰人；在印度支那，赶走了法国人；在印度和缅甸，狠狠打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特别是在中国，我就是不说你也瞅见了，我们一上来就废除了老毛子们在北平、在上海、在广州的租界和治外法权，结束了他们建在你们国土上的国中之国。这可是你们打慈禧太后那疙瘩，一直到孙中山、到袁世凯、到蒋介石，都梦寐以求想办而没有办到的。上海租界公园门口那块牌子你知道不——‘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多少年了，它就像压在你们心口窝儿的一块石头，你们做梦都想搬掉它、砸碎它。打死你都想不到吧，最后为你们搬掉、砸碎这牌子的，是我们——我们日本人！我说这话你明白不？你们中国人，不是我说你，一百多年了，除了丧权辱国还是丧权辱国，再这么下去这点儿国就要让你们丧完辱完了。你们要想站起来，没有旁的道可走，唯一的出路就是——紧密团结在我们大日本周围，在我们大日本领导下，告别黑暗，走向光明。”口气不光像是吆喝下等人，简直就像叱骂一条癞皮狗。
这就是可忍孰不可忍了。我他妈的虽然是汉奸，可汉奸——我不知道我这么说你信不信——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可还是一颗中国心。糠能吃菜能吃气不能吃，吃让人喝让人理不让人。你总不能，打个比方，当着我面儿朝我娘脸上吐唾沫吧。终于忍无可忍的我说：“你等等！”盯住一脸傲慢的小冢，心想你一个舌人，不过是人家传声用的家伙什儿，你他妈牛个啥呀。“你们日本是行。我们中国是不行。”我几乎是一句一句地说，“可你行你的，你就是再行，又有什么资格管我们的闲事儿？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谁的裤裆烂了把你给露了出来？”我这么说时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那就是我这是代表中国人在说话。
可能小冢怎么也想不到，我一个奴才敢跟主子犟嘴，他先是好半天没反应过来，待到反应过来脸都成了紫的。“你——”抬手就想给我一个日本的三滨。幸亏山田及时厉喝了一句日本话，我想可能是“住手”、“放肆”之类的，我们才没在公事房里当场打起来。
就那，小冢还悻悻地说了一句：“你们这味儿的劣等民族，就配被人踩在脚底下。”
我不知道你遇没遇见过这种人——你就是跟他再好，对你一点儿好处也没有；可你要是跟他不好，对你却全是坏处。现如今我就遇上了这种人，而这个人不用说就是小冢。自从我顶撞了小冢后，这家伙算是对我怀恨在了心。我发现他从那儿起，动不动在山田面前垫我的黑砖煽我的底火，企图挑拨、恶化我们之间的关系，借这个大太君之手把我给“哈密”了。而小人——我不说你也知道，他们的这种搬弄是非差不多总是会成功的。
比如这一时期常有些令占领者感到不满的事儿，小摊贩明明有东西可就是不卖给日本人，学生们撕扯了宣传“日中亲善”的标语，还有个小偷在人多拥挤处偷了日本兵的钱包。虽然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儿，但是山田却将小事儿看得很大，认为这是公然的排日、反日，每次都批示我一定要严加惩办。要我说这算啥呀，你把屎拉到人家屋里了，还不兴人家瞪瞪眼呲呲牙吗？除了对那个小偷，盗窃在任何时候都是犯罪，我依法把他关押了十五天，其他的都教育教育当场释放了。对山田就说，小摊贩不卖东西给太君，是因为他们听不懂日本话；而孩子们撕了太君的标语，是因为他们根本不认识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