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一方，这个西部贫困山区某县某乡的副乡长，当他走进黄岗村的时候，腿一下子就软了下来。他是来黄岗驻村的。
一年前的秋天，他曾经来过黄岗村。当时，他是乡长，带着几个收税费款的人，当地人叫他们收税队，黄岗村村长在头里吆喝着，后面跟着一辆卡车。百姓们见了，就连忙散开、躲开了。到了李满罐的屋前，队伍停下来。只见李满罐正握着一个已经空了的酒瓶，使劲往嘴里倒；一双胶鞋，露出三个脚趾头。脚旁边，油乎乎的报纸上，还有四五颗花生米。李满罐正要把几颗花生米往嘴里送时，见几双黑皮鞋停在了面前。他抬起醉红的眼，瞅瞅，就呵呵地笑起来，“收税队进村了啦。”正打算起身离开，被村长一个猛劲按下，“狗日的赖子，有钱喝酒，没钱交税。”村长边骂着，边用劲揪李满罐的头发，“赖子，今日个当着付乡长的面，看你还有啥说的。”李满罐就这样被生生地揪起来，推到付一方面前。
此时，西下的夕阳，红红的立在西边的黄岗子山肩上，那晚霞照在李满罐的脸上，就跟刷一层油漆在灶台上。李满罐就红着脸，扭着脖子瞅一眼面前的付一方，末了，竟冒出一句，“我爷爷从前是抗日区政府的会计哩。”说完，就要朝西边的黄岗子山走。收税队的人便开始拽李满罐的衣领、衣角，有人还动了手，往他的腰眼一拳，只听得“哎哟”一声，李满罐便蹲下了。有几个看热闹的人围了过来。此时，满罐的女人，赶着三只羊，牵着上小学的女儿正往家走。有人看见了，说一句，满罐的婆娘回了，便闪开一条道。李满罐的女人，头发黄黄的，又稀松，一脸的菜色，见自家男人蹲在地上，啊的一声就奔过去，口里不停地说着咋啦咋啦。李满罐试着支起身子，但没有成功。三只羊不见了主人，穿过人缝蹿到李满罐跟前，“咩咩”地叫着。于是，收税队就有人提议，用羊抵欠三百元税款。马上，便有人附和着上来赶羊。李满罐的女人一下慌了神，先是使劲拉着羊腿，继而哇哇大哭，“羊是娃秋后的学费”，最后竟一遍又一遍地给付一方一行人磕着头。人们似乎没有听见这女人的哭叫，当然也不会在这个时候考虑这女人的孩子的学费与几只羊的关系。有人开始把抓到的羊往卡车上装，其中一只竟然猛地挣脱，一下子就跑回了女人怀里，那女人像护着孩子似的，用整个身体护着。乞求的目光，有如农家的炊烟，弯弯曲曲地升向天空。倘若这时，付一方看到了那农妇的目光，看到了那农妇的眼神，也许那只羊和那个女人也就成全了一个心愿。但付一方没有看见，他正看着远处的黄岗子山，看着山垭口那红红的夕阳，看着农家零零落落升起的炊烟，耳边响起在全县干部大会上，他付一方被县里头头破口大骂的情形。就在他思前想后的这阵儿，三只羊被收税队装上了车，在村长的一声提醒下，付一方也就上了车。车子开出村口，正要过黄岗子山时，突然熄了火。这当儿，村里的会计疾风一样地跑来，说收税队前脚刚走，李满罐的女人就在自家房梁上吊死了。李满罐眼珠子都红了，操一把菜刀，呼着喊着正往山口这边奔来，一准是要拼命。付一方心里咯噔一下：终于出人命了。收税队的人也都把目光投向付一方。还是村长脑子转得快，“付乡长，你们先走，我和村治安队把这事处理了。”村长迟疑了一会说，“这事要摆平，恐怕得花些钱。”付一方摆摆手，“去办吧，去办吧。”
回到乡政府，付一方把自己反锁在办公室里，静静地坐着，沉寂地一根接一根吸烟，想着县里催交的税费款，想着李满罐的女人吊死在房梁上的情景，想着自己在乡里五年寒寒暑暑的日子，一阵酸楚涌上心头。他甚至已经清醒地想到这件事的后果：黄岗村愤怒的群众会围住乡政府，或许会把乡政府门前的牌子砸烂，然后冲进来，把乡里的干部痛打一顿；紧接着，上级会派人来，追查加重农民负担导致农民自杀事件的主要责任人；然后，他会当作一个反面典型，出现在省内外新闻的重要位置；然后，为以正视听，将他依法严办，他这个一乡之长很快就会成为看守所的一名囚犯。在他看来，以往这样的典型事件，大都是这样的结局，本县和邻县的乡镇长，有几位已经被判了刑。有一次，一位乡长在宣判时流着泪说了一段话，至今还深深地印在他的脑子里。那位乡长说：“我这样的乡长是双重罪，双重人，上对不起领导，下对不起百姓。县里下达的税费任务逼着我们做假账，搞两本账；百姓交不出税费又逼着我们违法乱纪整群众。我们两头不是人，罪有应得。”这样的话，当然不能上报纸和新闻，也不能作为平息事态的理由。
然而，李满罐的女人死后的两天里，乡政府大院却显得格外平静，甚至连平时总找乡里补发工资的教师，这两天也不见有人来。付一方反倒坐不住了，感到不出事情反而不正常。他就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等着，等着，连自己也说不清究竟等什么。第二天天快黑时，黄岗村村长和乡派出所所长，提着一袋东西走进了他的办公室。村长见付一方愣愣的，小心翼翼地说，“乡长，办妥了。李满罐的婆娘安葬了，还给了六千块钱。几个当事的群众我都给免了税费。”派出所所长嗫嚅道：“只是女人娘家的两个兄弟不依，想闹事，被我们关在了派出所。”付一方静静地听着，很长时间没有说话。末了，从办公桌的抽屉里拿出一个纸包，交给派出所所长：“这是我和老婆离婚时分得的八千块钱，你们拿去，一半给李满罐，让他做点小买卖，供孩子上学；一半给他女人的娘家，也算是个安慰。”说完，从带来的纸袋里，取出一瓶老白干酒，一扬脖子喝个净光，随手把酒瓶往地上一摔，便号啕大哭起来。“我他妈这乡长没法再当了。成天价昧着良心收老百姓的血汗钱，税费都超过了上面规定的两倍，地就是出金子，也抵不上这样收法。都说乡镇干部也属于国家公务员，可国家不管给你发饷。一个乡镇编内编外几百号人，到哪弄钱养活，还不是往农民头上摊。农民苦，农民穷，而只有农民最好欺负，也最能忍受。一亩地，好年份收成五六百块，赖年份撑死也就三四百。可一级一级的负担加起来，五百块都挡不住，你叫农民咋活。”付一方说着、哭着，竟有些控制不住地骂起娘来，“五百块，五百块抵不上他妈的大款半顿饭，抵不上洗一次桑拿，更抵不上那些贪官们玩一次小姐。一个农业大国，一年收上去的农业税也就几百个亿，顶不上一个走私集团一年的走私款，而几个银行的小职员，转手间就能从国库里捣鼓走几个亿几十个亿。这是他妈的什么价值观。可惜我没有免税的权力，要是有，就让农民五年不交税，历史上还有与民休养的政策哩……”说到这，付一方伸出手来，指着派出所所长和村长吼道：“还有酒吗，没有酒啦？你妈的派出所所长就知道成天抓人，你知道你们是干嘛的，是保护老百姓的。你们要是再无故整那些老实农民，迟早会从这地盘上被赶走。还有你，黄岗村村长，现在不叫村长，叫村委会主任。你给村子里的每家多派几十块钱的提留，就这样，村里还有几十万的吃喝欠账。你还想再当地主，逼着农民把撂荒的地交到你的门下，请几个外地人种，坐收租子却不交税费。你是想当地主，还是想当过去的保甲长？”村长的嘴张得很大，脸一下子就白了，连忙摇着头说：“不想，不想……”“那好，你把村子里剩下的税费都交了，你那笔地主账就算平了。”村长连连说好好照乡长的指示办。说完，就和派出所所长赶紧退了出去。出得门来，只听见后面传来付一方的哈哈大笑声：“农民啊农民，你的命运就是土地的命运。”
这件事虽然没有给县上和省上酿成大祸，但付一方却主动打了辞职报告，乡党委书记专程去县里作了汇报。县里对付一方的处分是：撤消党内职务，行政降一职，任副乡长，在全县通报。这样，既对上面有了交待，也对百姓有了一个说法。付一方，这个已过不惑之年的汉子，西北农大的毕业生，闲下来的时候，便把自己捆放了十多年未曾动过的几箱子书重新打开，连同房间里一个书柜的书，分门别类地清理摆放在一张空着的床上，清去清来，挑来挑去，最后只剩下三摞：一摞伟人的几本著作；一摞文学作品；再就是上大学时的几本专业教材。付一方在看了两部文学作品后，感到脑子里满是水浒传血淋淋的故事和三国演义鬼怪刁钻的计谋，将它们扔到了厕所里。等再拿起那几本农大专业教材时，似乎找到了一点当初读书立志的感觉，一些关于农业种植、养殖的信息，又陆陆续续地接上断了多年的茬。他连忙打电话找乡农技站刚分来的大学生，那位大学生看了几本教材，说早就过时了，如今是讲最前沿的基因养殖、无土栽培等等。付一方一气之下，烧了那几本发黄的教材，让大学生给他找一批这方面的书来。
轻闲下来的付一方，此时才真正感到没有精神的日子是那样的冗长和无聊。这一日，他在办公室转来转去足有两个小时，坐下来，看到空床上剩下的一摞书，便自言自语地说，“看来今天只能读伟人著作啦。”付一方上小学和中学时，对一些语录是背过的，也唱过不少的语录歌，但真正在上大学的几年，反倒没有读过几篇。工作后，也难得有时间静下来学。付一方这一次是不知不觉地就沉浸在了那些人们认为枯燥、艰涩的著作之中。特别是中国领导人的著作，每一篇都极为通俗，付一方越看越觉得，那些深刻的革命和改革理论，任何一个只上过小学的农民，都能看得懂，弄得明。他甚至后悔过去在县机关和在乡里工作的日子，为什么就没有动动看看这些著作的念头，而是成天忙于事务，忙于应酬，以至沉浸于打扑克搓麻将。半个月下来，付一方桌上的那一摞书，竟被他通看一遍。等看第二遍时，他竟有些品茶的感觉，脑子里就有了一些飘流的清香。乡党委书记偶尔过来，看见他伏案而学，以为他在准备考研究生。“老付啊，都过40的人啦，实际点吧，我已经向县领导要求把你调进城，安个合适的位置，好歹再成个家，过过日子。”一席话，直说得付一方眼里湿润润的。书记临走时，重重地拍拍付一方的肩膀，“你老在这房子里窝着，没准会窝出毛病。”书记说，眼下县里要求组织驻村工作组，你就权当农家游，选个村子住几天，等调动的事办妥了，就回城里去。付一方望着满脸诚恳的书记，一时没了言语，可等书记就要出门时，竟冷不丁地冒出一句，“要去我去黄岗村。”书记愕然，以为听错了话，而付一方却满脸认真，“去黄岗村还个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