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儿子名叫苏飞白，十七岁，正读高三。现在的节令是下午五点半放学，六点左右到家。所以，这个时间段她是警醒的。今天，苏飞白都进屋了，她却没有听到任何声音，直到他把书包“咚”地扔到地上，她才一下子从沙发上直坐起来：“几点了？怎么才回来？”苏飞白坐到地板上，一脚把书包踹出挺远，问她：“你去，还是不去？不去我明天就退学。”她眼睛盯着被踹出很远的书包：“你们这是合起伙来逼我啊。”苏飞白上前抓住她的手，几乎声泪俱下：“不是逼你是求你，妈。”她点了下头：“我去，明天就去，你快写作业去吧。”
她叫梅芸，四十五岁，个体经营者，开了间小饰品店，生意说不上好，也说不上不好。她知道儿子今天是自导自演了一出“苦肉计”，他不会真的退学，全校排名第六，班长，自我感觉好着呢，怎会舍得退学。可有什么办法呢？让儿子天天去医院伺候病号，也不是她愿意的，作为母亲，她比烤在热锅上的蚂蚁还难受。
苏飞白很聪明，知道母亲的软肋，只要给她合适的台阶，她自己会走下来的，他今天的表现软硬兼施张弛有度，阶梯搭得很成功，她肯定就坡下驴。
其实，她已经无需台阶，就是百丈悬崖，也会跳下来。她心里清楚，这是迟早的事。
苏飞白每天放学去医院伺候的是他父亲，也是她前夫，苏牧之，五十一岁，公务员，因为突发脑出血住了院。
因为是前夫，所以梅芸极不情愿去医院护理，也没有这样的责任和义务，更主要是没有这样的心境。所以，就一直是苏飞白在医院照顾着。她觉得前夫不值得她这样去付出，甚至觉得这是他的报应。可惜，他现在昏迷不醒，不知道他所倾慕的那些野花野草们连面都不露，还得过气的黄脸婆来伺候他，否则，疼的就不是脑袋了。她这样想着，心里似乎舒服了许多。苏飞白见她答应了，捡起书包，一溜烟儿钻进自己屋里去了。
早晨，梅芸醒得很早，外面已有曙色贴着墙壁和窗帘爬进屋来，各种车辆开始在马路上睡眼惺忪地奔跑，扫马路刷刷有节奏的声音也一点点逼近，好像就要到楼下，可就差那么一扫帚，总也扫不到，让你的心就一直那么吊着。
她已经一年多没看见苏牧之了。离婚后，除了因为苏飞白和街上偶尔的相遇，她从没主动联系过他。他的手机，办公室电话，几乎所有和他有关联的东西都在那天，从民政局大门出来的片刻，从她生活的号码簿上删除了。如果说还剩下什么，就只有苏飞白这个带有他明显印记让她无可奈何又束手无策的“东西”了，如果有可能，她很想让他回到自己的子宫，再重新生一次。
街上凉风习习，像城市半睡半醒之间痛苦的呼吸。医院这时果然很静，和她预料的一样，只有很少的几个人在走动，脚步轻飘飘的，像失去了肉身的灵魂。她推开大门时，前台值班的护士小姐甚至没有抬头看一眼进来了谁。
梅芸拾阶而上，层层坚硬的水泥台阶规范着她脚步的节奏，虽然脚后跟几乎提到了嗓子眼儿，但黑色高跟鞋还是被踩得发出凌乱的闷响，像不敢大声释放的咳嗽。上到五楼，找到509病房，梅芸站住：透过门上寸把宽的玻璃条，环顾四周，然后，看到了他，在各种管子的包围中，安静地平躺在床上，头上裹满了雪白的纱布。
梅芸轻轻推开房门走到床前，一动不动地站着——他的脸如同一张白纸，好像已经没有了衬托皮肤底色的血液。今天，白，第一次让她觉得是多么可怖的形容。他的眉毛仍然很黑，也还浓密，但在他轻薄的面目上已经显得有些突兀。他的人生只剩下黑白两种颜色，他的时间就只有夜晚了。梅芸就这样站在床头，泪水突然像不受约束的泉水从四面八方涌过来，顺着鼻梁嘴角奔流而下，她被自己吓了一跳，伸手到皮包里找面巾纸，却怎么也没摸到，慌乱中，只好扯起横盖在苏牧之身上的白床单的一角胡乱拭了拭。
曙光渐亮了玻璃窗，医院独有的气味慢慢苏醒，雪白的墙壁如同固体马福林片被雨水泡开，味道一波一波地从不同方向飘过来。
病房门开了，医生开始查房，见她脸孔陌生，问：“家属？”她顿了一下，点点头。“几床的？”“三床。”护士们测体温量血压，记录仪器上红红绿绿的那些数字，忙乱而有秩序。最后，医生翻开苏牧之的眼皮，用小手电筒照了一下，走到门口，回头说：“苏牧之家属一会儿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就都走了出去。梅芸等了会儿，来到医生办公室，问：找我什么事？医生看了她一眼，她的问话完全不像一个病人家属的态度，倒像是对一个在情感中自己并不满意的追求者的语气。梅芸没有觉察出自己的不正常，静等着医生答复。她不是不紧张，是无法表达她的紧张，她觉得思想老是飘忽不定，让她无法抓住。好在也没什么生命攸关的重大决策让她当下拍板。医生只是想和她商量，换一种好些的进口药给苏牧之用。梅芸点头同意，一切都听医生的，好像苏牧之是医生的什么人而不是她的。
医生姓郝，很吉祥的姓，非常搭配医生的职业。梅芸也向医生问了苏牧之的大概情况，对方和儿子苏飞白说的出入很大。他脑部的淤血不能完全处理干净，所以昏迷。不知道什么时候醒，也不知道能不能醒。现在更多的是取决于他自己的吸收能力，而不是医生的治疗水平。这是郝医生的意思。
接下来，郝医生倒是给了梅芸一个建议，让她有时间多和苏牧之说说话。用一些很美好的事情来刺激他的大脑，比如：初恋，升迁，儿子，等等，肯定对治疗有很大帮助。梅芸认真地听郝医生的建议。郝医生最后说：“就这样了。”梅芸问：“就这样？”郝医生点点头。
梅芸在来医院之前，并没想到他的病情这么严重，是苏飞白故意淡化了这件事。她回想，苏飞白在医院护理他父亲这段时间，很少对她说父亲的病情，只偶尔说说今天苏牧之吃了什么水果，什么米糊，打了几瓶点滴等。看来他早有戒备，怕吓跑了梅芸。这个狡猾的东西！梅芸一直觉得苏牧之只是正常的脑部手术，一时半会儿醒不过来，那也不要紧，只需要耽误她几天的工夫，为了儿子嘛，总得做出点牺牲。
没想到，儿子所谓的他爸爸吃什么水果什么米糊，原来一直是鼻饲流食的。现在这样的情况，让她一时有些张皇失措。就是说，为了儿子，她得做打持久战的准备。苏牧之可能一两个月醒不过来，也可能一两年醒不过来，甚至一二十年醒不过来。那自己岂不是要搭上下半辈子的人生？这到底是谁的报应！梅芸站了大半天，终于感到体力不支，在床边的凳子上坐了下来，整个身子也松垮垮地堆在那里。
护士进来开始一床床地挂点滴。轮到苏牧之时，梅芸清楚地看见了针管里的回血，红红的，像在示威：老子还活着。梅芸的脸色不比苏牧之好到哪去。苏牧之挂上点滴半天，梅芸才突然想起他还没有吃饭。她拿起暖水瓶出去打水，开水已经没有了，再烧开还需要一会儿，她只好在邻床的暖水瓶里倒了一碗水，冲了一碗米糊，在护士的协助下，用针管推到苏牧之胃里。一瓶瓶药水几乎也以同样的方式，流进了苏牧之的血液里。
苏牧之安安静静地躺着，身体仿佛干涸贫瘠的河床，或者结痂的旧伤，再多的水和鱼也无法让他恢复光洁润滑的原状了。
这一刻，她觉得苏牧之很可怜，自己也很可怜。也只有在这一刻，一切计较、度量、猜忌都变得毫无意义。离婚以来，她从没这么近这么清楚地看过他的脸。她几乎不敢认眼前这个躺着的男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