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妻子是友谊医院的护士，叫周翠云，刚从前线上下来。前线，就是抗非典的战场。战场当然是残酷的，很多人倒下了，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献出生命的，除了非典病人，还有，就是他们医护人员。
妻子从战场上归来，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连我们居住的这个小区的物业和居委会，都送来了花篮，上面写着：“鲜花献给英雄！”
家人、同学、朋友，甚至平时从来没有交往的邻居，都以各种方式向她表达了敬意。他们医护人员，确实无愧于“英雄”这个称号。
英雄是平凡的，又是伟大的。说他们平凡，是因为他们和所有人一样，是丈夫或者妻子，是父亲或者母亲，是儿子或者女儿；说他们伟大，是因为他们身上那种大无畏的精神，危难时刻，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英雄气概。
她是友谊医院第一批奔赴前线的医护人员之一。第一批去的是58个人，40个护士，5个技术员，13个大夫。
二〇〇三年四月十九日晚上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那天晚上七点半，我们一家三口正坐在一起看电视，电视里全是关于非典的消息。妻子说：“医护人员感染的特别多，我们成了最危险的职业。听说有的家长因为害怕，把做护士的孩子领回去了，不让她们干了。”我说：“我也看到了这样的新闻。看来形势非常严峻。”
正说着，电话铃响了，是他们医院打来的，让她立刻收拾东西去医院报到，八点半，准时出发，上前线。电话里还说，这次上去，一个半月不能回家。因为没有一点儿心理准备，她有片刻傻在了那儿，问我：“怎么办？”
我的口气是坚定的，我说：“去。”接着我又说：“敌人来了，士兵就要上战场，保家卫国。现在非典就是敌人，你们就是士兵。你别无选择，因为这是你们的职责。”
我确实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想的。我知道，即使我不这样说，她也绝对不会退缩，不会当逃兵的。
她说：“那我得赶紧收拾东西。”这么说着，就跳起来，挑了几件换洗的衣服，还有洗漱用具、化妆品什么的，塞进一个背包里。后来她知道，那天晚上，几乎所有的人，都和她一样，接到电话时没有任何心理准备。有的当时正在家里哄孩子，接到电话，来不及等丈夫回来，只好把一岁多的儿子放在邻居家，就急急忙忙赶到了医院。
医院也是突然接到市卫生局的命令，让他们迅速组织一支医疗队，当天晚上就要开赴前线，所以才这么急。
临出门的时候，她还问我：“我怎么去？”意思是坐车还是骑车。我看她的东西并不多，就说：“骑车吧，方便。再说，把自行车放在你们医院的车棚里，也安全。”
我们已经在小区里丢了两辆自行车了，这次她的车要是放在小区，一个半月不骑，是很不安全的。
她说：“那我走了。”说完，就急匆匆地下楼了。我站在门口说：“路上注意安全，到了那儿，就打电话。”我都不知道她要去哪儿，她也不知道。
我们的分别一点儿都不浪漫，既没有拥抱，也没有飞吻什么的。她出门的时候，急急忙忙，连回头看我一眼都忘了。后来在电视上，我看其它医院的医护人员上前线的时候，场面很是感人，家属对着摄像机说一些鼓励的话，出征的人也说一些振奋人心的话。
可是我们，因为一切来得太突然，连去医院送送，都没有想到。他们出发时候，根本就没有什么摄像机，家属也都没有在场，所以电视上也就没有他们的的画面。
当天夜里，他们便投入了战斗。
两个星期后，五月二日，他们从前线被轮换下来，休整了十天，五月十二日，他们回到了各自的家中。虽然经过了十天的休整，可是等我看到分别了将近一个月的妻子的时候，她灰暗的气色还是让我有些吃惊，她说：“这是因为在病房里过度劳累、缺氧所至。”
自从我们结婚十三年以来，从来没有分开过这么长的时间，我非常想念她，看到她疲惫的样子，我也很心疼，我想把她抱在怀里，爱抚她。可她却让我和她保持一定的距离，她说：“我在非典病房里呆了那么长时间，我怕我的体内多少还残存着这种病毒，咱们至少还要在四天里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亲密接触。”
当天晚上，她一个人睡在了儿子的小床上，儿子和我睡在了大床上。回到家里她显得特别兴奋，非让我坐在她旁边，在一定的距离外，听她讲述我们离开的这段时间里，她的经历。她越讲越激动，泪水常常溢出眼眶。
我劝她：“已经回到了家，我有的是时间听你讲，你赶紧休息吧。”她说：“虽然身上很累，可是我一点儿都不困。”
我听着听着，觉得应该把她的讲述记下来，就算是一次采访吧。作为记者，我都说不清曾经采访过多少人了，采访的对象也是各种各样，可是采访自己的妻子，却是第一次，也是最特殊的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