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日本发生兴趣完全出于偶然。18岁那年，哥哥从穆迪先生的图书馆[2]带回来一本由劳伦斯·欧里芬特（Lawrence Oliphant）所著的《埃尔金爵士游记：中国和日本》。这本书立刻使我着了迷，并激发起我对日本的一连串想象。那里，天空似乎永远湛蓝，阳光照耀着大地。一个人每天的生活，就是懒散地斜倚在铺着榻榻米的地板上，透过对面的落地窗，欣赏装饰着精巧假山石的美丽庭院，一群妩媚的樱唇黑眼睛少女围绕在身旁。总之，一切都是那么逍遥自在，胜似神仙。不过，即使在最大胆的想象里，当时的我也不曾料到，自己能有幸亲自踏上那个仙境般的岛屿。之后不久，我又读了海军准将佩里[3]所著的《日本远征记》，虽然这本书早在《埃尔金爵士游记》之前已经出版，书中对日本的描述也更为客观和真实，但它并未打消我对日本的种种美妙遐想和憧憬，反而使得它们变得愈加强烈。从那以后，我脑子里天天萦绕着有关日本的种种念头。终于有一天，当我走进伦敦大学学院图书馆时——当时我正在那里念书，看到桌子上放着一份通知：学校要派遣三名学生前往中国和日本担任见习译员。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机会！于是，我立刻央求父母同意我参加考试，并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我选择了前往日本的职位。毕竟，中国一向不太能引起我的兴趣。当时我的年龄只比考试规定的最低年龄早了几个小时，也幸亏如此，我才得以够资格报名。1861年8月，我终于获得了正式录用，并于当年11月怀着对日本的无限憧憬和喜悦离开了英国。
当时，负责远东事务的大人物普遍认为，中文是学习日语的必要准备。因此，我和我的同学杰米逊第一站被派往北京，在那里逗留数月。1862年年初，同被派往日本的罗素·罗伯逊也抵达了北京，我们一起在那里度过了好几个月的时光。虽然我一直对中国兴趣寥寥，那几个月的逗留也因此显得颇为漫长，但我还是学会了几百个汉字，对后来的日语学习实在大有裨益。最后，我甚至打算开始认真地学习中文了。
然而江户（东京的旧称）发来的一份调令突如其来地中断了我们在中国都城的停留。调令中附带着一份日本要人的批注，几乎没有中国人看得懂。这无疑揭示了日文和中文的实际关系，使我意识到——而且我至今仍如此认为——尽管汉字对学习日语大有帮助，但中文和日文毕竟是两种全然不同的语言，正如拉丁文之于意大利语或西班牙语。总之，根据调令，我们必须尽快前往日本，不得有误。
在派往中国的其他八名实习译员中，目前（1885年）仍然在任的只有艾伦、加德纳和斯特纳三人。他们都是与我在同一年通过考试的，1877年前后，也都分别担任了领事级的职务。以第二名的成绩获得录取的那个家伙在1867年“获准辞职”，另有三人已去世，还有一个公认是最聪明的学生，考试中却只得到了倒数的成绩，他在1872年调任至中国海关，如今已在那里担任最高职务。在人数少、竞争也不甚激烈的情况下，录取者的境遇尚如此天差地别，当录用考试转为公开选拔后——从后来的实际情况来看——其结果则变得更加难以预测。至少，这种情况在录用赴日人员的考试中如此，其他各国的情况也大致无异。
这套选拔制度的明显弊端在于，它全不考虑人的道德品质。用欧几里得定律解出几道习题，或将一段希腊格言翻译成英语，并不能反映出一个人是否具备绅士的教养和情操。考试也无法考察一个人真正的智力水平。只消接受某种特殊的训练，蠢货也能轻松击败没有掌握所谓“窍门”的聪明学生。如今，所有参加公职考试的申请者都会去接受“考试专家”的特别训练，在短短几个月为这场竞争死记硬背，以摘取胜利的果子——录用名额。在我看来，那些被录用的家伙不过都是些应试训练的试验品罢了。大部分被录用的人，在经历过集中训练后已疲惫不堪，之前可能还多少抱有的学习意愿早被抛诸脑后。然而像中文、暹罗语和日文这类语言，必须经过长期刻苦的学习才能真正掌握。由于上述的考试制度并不能真正测试出录用对象学习语言的能力，这些人被派往国外后才发现学习外语苦不堪言，简直比要他们飞上天还难。我自己之所以后来能顺利地通过考试，大概恰恰是因为刚刚离开学校不久的缘故罢。
我们在北京逗留期间的某一天，全体见习译员被邀请去与维多利亚主教共进晚餐。主教恰好在布鲁斯公使先生暂离北京期间作停留的。席间偶然谈到中文学习对智力的影响，主教问我们，终日埋头学习这种枯燥无味的语言，难道不会使人的头脑也变得迟钝吗？至少，以他本人的经验来看事情就是如此。主教的话微妙地触及了一个事实，但我们没有一个人敢于当场坦承自己也是如此。
我应该再多谈些我们在北京那段时间的经历。那些在城北的平原上纵马奔驰的清晨，那些圆明园废墟附近的短途旅行，那些纵然荒芜却仍优美异常的景色，以及城西那些青山环抱中的寺庙——在庙墙之外，无论天气好坏，街道上总是积满了泥土和尘埃。那些石桥下的湖面上盛开着粉红色的莲花。那些叫着“可怜可怜，赏一个吧”的无处不在的乞丐。正阳门外商店街上那些鳞次栉比的店铺。天坛。从城墙上望下去的那些绿树环抱之下的黄色、棕色和绿色的屋顶。轮子碾过石子路上深深的车辙、叮叮当当驶过的货车。由放了学的男孩子们、刚离开母亲怀抱的小娃娃勾勒出的奇妙的东方生活的景象。更有那修葺一新，作为英国公使馆驻地的华丽显赫的梁公府（即淳亲王府）。这一切美景都将永远留存在我的回忆之中。然而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再在此流连了。英国驻华公使弗雷德里克·布鲁斯爵士是个50岁上下的高个子，长着颇有贵族气质的前额和棕色的眼睛，还蓄着灰白的小胡子，相貌堂堂。他的中文秘书托马斯·韦德爵士是一位伟大的汉学家，我们都对他敬畏有加。人们传说他脾气暴躁，十分容易激怒。关于他的易怒还有一段轶闻。据说有一次他跟随公使拜访总理衙门，在谈判中与对方发生了争辩，再次大发脾气。总理衙门的大臣讥讽地说：“可是，韦德先生，公使先生似乎并不像您那样为此事大动肝火啊。”韦德先生又转向公使问道：“您听见了吗，公使？他们觉得您没有生气。”于是，我们的公使先生，带着温和的微笑和全世界最宽容的态度回答：“哦，请转告他们，我现在正光火得很呢。”
我们几个人——杰米逊、罗伯逊和我——在8月6日一早便动身出发，傍晚到达途中的小镇河西务，次日抵达天津，之后又乘船前往大沽。在大沽，副领事吉布森先生热情地招待我们在他家中住了几日。这位吉布森先生后来被调往台湾任职，与当地的中国官员起了纷争，竟要求英国炮艇炮击当地海关，受到了外交部的严厉谴责。之后不久他便伤心地去世了。彼时“炮舰政策”已不再是主要的外交手段，可怜的吉布森成了自己过分激情的牺牲品。
到上海后，杰米逊离开我们去了一家报馆，据说那是比领事馆更有前途的工作。我和罗伯逊则登上“拉斯菲尔德”号汽轮，于9月2日出发前往日本。轮船驶离中国的海岸线后，先是经过了九州岛最南端一个叫做硫磺岛的火山岩小岛，然后在9月7日的雾气中来到了伊豆半岛附近。幸运的是，雾短暂地消散了一阵，船长还不大熟悉日本海岸航线的情况，他下令让轮船转向，我们便开始在岛屿之间行驶。第二天清晨，我们已经航行在伊豆大岛东面的蓝色碧波之上，船舷右侧是锯山那锯齿状的覆盖着森林的海岸线，左前方则是由浦贺把守着的通往横滨的狭窄入口。沿途的风景几乎与我遐想中阳光灿烂、充满日本风情的景象一模一样。及至船驶入江户湾（今东京湾），我一生中所见过的最美的景色便展现在我们眼前：覆盖着墨绿色森林的形状各异的小山在南岸连绵起伏，远处矗立着美丽的圆锥形的富士山，覆盖着白色残雪的山顶拔地而起，延伸至1万2千英尺的高度。雄伟壮丽的大山及其他山脉将平原包入它的西侧，与其相对，起伏的沙地海岸则急剧地转向我们右侧，并随着船身的移动很快沉没在江户方向的地平线之下。
波光粼粼的海面上，挤满了形状奇特、用没刷过油漆的原木制成的鸭形船。若干帆布粗枝大叶地缝合在一起，组成巨大的四方形船帆，用细布条捆扎着悬挂在船上。我们的船靠近时，不时可以看到一些皮肤晒成古铜色的日本渔夫。他们几乎是裸体的，偶尔会有人穿着白色的兜裆裤。还有的人在鼻子下面围着蓝色的绳结，只露出眼睛和下巴。最后，当密西西比湾（日本称“屏风浦”）白色的断崖愈加接近和明显时，我们绕过条约岬（日本称“本牧岬”），并在港口外不远的海面上抛下锚去。在经历了一年多时日后，我终于踏上了憧憬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