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日本按1858年与各国签订的条约[4]开放通商口岸已历三个年头。在港口城市长崎和横滨，聚集着大批贸易商人。但同在开放之列的箱馆（今函馆市），对商人们的吸引力却不像现在那么大。它远离日本的政治中心，也缺少其他开港城市那种骚动不安的热闹气氛。
大部分西日本地区的贵族领主都在长崎拥有固定的贸易商，以便销售领地内佃户们缴纳的大米和其他农产品。为购买武器、火药和汽船，贵族的家臣们频繁地与外国商人来往，长崎城里也因此呈现出一种友好的气氛。美国传教士们则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友好关系，他们向贵族的年轻子弟教授英语，并给他们灌输一些未来对日本发挥了重要影响的自由思想。然而在横滨，与外国商人做买卖的净是些既没钱又不懂贸易的投机分子。对于这些家伙来说，随便撕毁合同、搞些商业欺诈简直是家常便饭。外国商人们必须谨慎行事。他们向当地人购买稻草，对方收了大笔订金后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交货；他们受对方的委托进口货品，可只要货品的价格稍有波动，主顾们便马上拒绝如约收货，生怕自己遭受一丁点儿损失。生丝里往往掺进了沙子，或故意用压分量的粗纸绳捆扎货物，外国商人们不得不将其拆开，一股一股地仔细检查完毕后才敢付款。购买茶叶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当地人未必会按照样品的标准交货。偶尔也会传来日本商人上当受骗的消息，但大体来说，在这种“比比谁更坏”的游戏中，通常的赢家总以日本人居多。对外国商人来说，“日本人”就等同于“骗子”，横滨城里也因此不可能指望会有丝毫的友好气氛。
海关官员们是腐败之王。他们索要大笔贿赂，帮助外国商人们逃避进口关税。最大宗的贿赂是在葡萄酒、啤酒、烈性酒及日用品进口方面，受贿的官员将其按“私人用品”的名义放行，进口商从而可以免交关税。海关官员的职位十分庞杂：包括两位“奉行”，即关长；两位“组头”，即副关长；两位负责监察所有职员行为的“目付”；若干被称为“调查役”的主管人员；名为“定役”的高级职员。此外，还有一大群身着黑衣或绿衣的文书、译员、进港检查员和警察等。
口头和书面的往来交流通常使用荷兰语，因为当地几乎没有日本人学过英语，而能说日本话的外国人更是屈指可数。但人人似乎多少都懂得一些对方的语言。商人们之间还流传着一种自造的俚语。凭着马来语的“peggi”（不行）、“sarampan”（有破损）就能有效开展交易，倘若再懂得些日语的“Anata”（你）和“Arimasu”（有货）之类，则似乎人人都觉得足以应付最复杂的买卖。这种新语言的明显特征是：省略了日语里那些用以表明对话双方社会地位的多样的词汇和复杂而精妙的动词变化，因此只流传于商人们之间。欧洲人使用这种“日语”，只能令日本人愈发加深他们对“夷狄”们的轻蔑之情。而“夷狄”，即野蛮人，恰是日本人对外国人一贯印象。
按通商条约的规定，神奈川成为最初允许欧洲人定居的地方。不过，由于恰位于东海道——即连接江户和京都两大城市的交通要道附近，当局一直担心各地领主的武装家臣会与外国定居者发生冲突。遗憾的是，冲突的确时常发生。大君的政府努力试图化解这一难题，他们在神奈川以南、仅隔一个浅海湾的横滨的渔村里建起了海关和几排木造的平房，希望将外国人逐渐迁至横滨。相比于日本官员和欧洲商人们的实际方便，各国外交代表更关心日本是否能严守条约的规定，有人因此强烈反对向横滨迁移的计划。然而商人们却很满意：横滨离货船的停泊地更近，人身安全也更有保障。于是横滨的“通商港”地位便渐渐得到了各方的承认。从那以后很长时间以来，也许直到现在，各国代表们明明居住在人口已接近十万的神奈川对岸的横滨，却总要在发送公文时将落款写成“寄自神奈川”。也正是从那时起，欧洲发来的货物每每在两地之间发生纠纷，原本要发到神奈川的货物常常被送到横滨，反之亦然。商人们之间常常会因为运费的差额吵闹不休。
为安全起见，外国人聚居区周围开掘了一圈运河（护城河），并在河面上架起了桥。出于“一举两得”的考虑，桥上配置了多处哨卡，由人数众多的士兵把守，严格检查进入聚居区的所有人。如此，不仅能防止危险分子混入聚居区，还可以对从外部进入聚居区内的某些商品征收税金。起初，聚居区对所有的外国申请者开放，申请入住的人都可以免费获得一块地皮。然而，不少各国领事馆的雇员开始考虑从中牟利。他们将白得的地皮高价卖给那些新来的人获得暴利。后来，当聚居区再次扩大时，便规定无论是官员还是商人，都必须为获得聚居区内的土地支付足够的代价。再后来，聚居区又发行了地契，规定土地只能发放给地契的持有人，或者他的继承人、管理人、遗产执行人、指定受让人等。就这样，一种介于动产和不动产之间的，对英国人来说相当新奇的财产形式便诞生了。聚居区中的街道设计完全不曾考虑一般人的出行便利，更缺乏长远规划。那时在日本马车尚不多见，因此道路只留出了足够手推货车通过的宽度。这一缺乏远见的决定，让横滨这座未来日本最重要的商业中心长期面临交通拥挤的烦恼。凡对50年前的伦敦商业中心区或在首都不断更迭的意大利公国时代陆续成为首都的那些城市有所了解的读者，大抵都能想象出横滨街头将来的情形。在建筑物方面，外国居民们起初对那些木头搭建的平房已感到心满意足，但从1862年下半年开始，聚居区内渐次出现了两层的建筑物——虽然其数量只有屈指可数的五六栋。
定居点背后是一大片新近填埋出来的沼泽地。除了建起的一个赛马场，大部分都还空着。穿过它后面那片泥泞的泥地，便可望见“吉原”（即妓院）那粗陋的房子。某位显赫的公爵在议会中将其委婉地称为“年轻女子教习所”。而某位对日本一无所知的社区主教还曾特地前去拜访，并给那里的老鸨递上自己的名片，让聚居区里的年轻人和无良之辈笑破了肚皮——那时聚居区里的外国居民大部分都是年轻人。
那时，聚居区内已建起了天主教和新教的教堂。聚居区外侧还特地辟出了外国人的墓园。墓园中长眠着的只有几名死于日本武士（即佩带双刀的阶层）那残暴的、被误导的爱国心的俄国军官和两位荷兰船长。欧洲和美国的居民大多保持着良好的健康状况，在这个阳光灿烂、风土优美的国度，还没有人因为疾病而丢了性命。
说来也许有些刻薄，某位英国外交官形容当时横滨的外国人社区为“欧洲的垃圾堆”。脱离了故乡那些唠唠叨叨的道德约束，又突然面对充满诱惑的东方情调，也难怪人们不能像神学院的学生那样严格地保持道德情操。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比其他地方的同一阶层的人更为品行恶劣。只是，在一个人人行为都半公开化、疏于藏藏躲躲的小天地里，在别处无须特别指责的小恶习在那些尚未受到诱惑的人眼中便显得格外刺目。此外，人人都需要赚钱维持生计，尽量过上富裕的生活，但有不少人是两手空空地来到异国，在他们眼中，道德之类的事情远远不及赚钱来得重要。不久，又出现了贸易中使用的“洋银”无法兑换成本地货币的难题。外国商人们纷纷向日本财政当局提出了一系列他们无法满足的要求。最终，双方达成了妥协，问题暂时得到缓解。商人们可在公开市场自由买入当地货币“一分银”（当时日本所用的银质硬币）。同时，外国官方人员则可按自己的薪俸额度——有时还可更多——兑换与“鹰洋”等重的“一分银”银币。这一措施给所有正派人留下了极为丑恶的印象。反对者们称，这无疑是在向各国公使、领事、水手、士兵们提供贿赂，诱使他们对日本方面违反条约的行为听之任之，而将本国非官方人员的利益置之度外。这些指责无疑都是偏见。指责者们混淆了货币本身的性质和功能。事实上，造成上述局面的原因是个人的利益关系违反了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所致。按照条约规定，100美元可兑换311个“一分银”。然而根据1862年9月的市场行情，市面上的汇率是100美元兑换214个“一分银”。各国公使馆、领事馆每月可将与雇员工资总额加若干行政费用总额等额的“洋银”兑换成日本货币，其中每兑换100美元将被扣除13个“一分银”作为铸造货币的成本。假使某位外交人员的月薪是100美元，按官方汇率，他可以兑换到298个“一分银”。倘若他再按市场汇率将这298个“一分银”换回美元的话，则实际可换得139.25美元，获利竟接近四成。而一位公使的年俸大约是3000美元，可想而知，他的获利将更为惊人。不仅如此，各国外交机构所获得的可兑换配额与实际支出之间都存在差额，他们将这部分差额按上述方法兑换后套利，将本应归入公账的“额外利润”按薪俸比例发放给馆员们。因此，各外交人员或领事馆的馆员们虽然表面上收入菲薄，实际上却过着优渥有加的生活，家家都养起了矮种马，日日痛饮香槟酒。随着时间的推移，投入流通的“一分银”银币数量不断增加，官方汇率与市场行情之间的落差也逐渐缩小。先前所规定的兑换政策也逐步废除。而至于金钱为什么会大把大把地飞入外交官们的钱包，自有经济学者去加以解释。就我个人而言，回首那段时光，实在难说是问心无愧。虽然在历史的法庭上可能毫无意义，但我唯一可为自己辩护的理由就是：那时的我，不过是官僚机构阶梯底下的无名小辈。我所做的，只是将大人物们分给我的东西放进钱包里罢了。
在这里，我还要再赘述一些当时横滨社会的情形。在外国人聚居区里，鲜有女士们的身影。日本距离欧洲万里之遥，且尚未开通定期的轮船航班。在这里，外国人的生命安全时常受到那些身带长短刀的武士的威胁，时刻都有可能遭遇危险。中国的两家大商行——怡和洋行和宝顺行自然都在横滨开办了分号，后者在我来到日本的一两年后便宣布关门大吉。此外，上海的大商号——弗莱彻公司和巴奈特公司也在横滨开了分号，但如今它们早已退出日本市场，为人遗忘已久。其余的商行大多都是日本商行，还有少数外国洋行，如英国的一流商行埃斯皮纳尔·康纳斯公司麦克佛逊公司、美国屈指可数的大商号沃什·豪尔公司等。其他德法荷各国的洋行，则都被认为是无足轻重的。在这里，金钱充斥着每一个角落，至少表面上如此。每个外国人都养着一两匹矮种马，狂欢宴会无休无止，席间香槟处处飞溅。每到春季和秋季，还会举办赛马会，有时竟可看到各家以纯种赛马来进行比赛。最时髦的周日旅行是沿着东海道策马飞奔到川崎，享受午餐后踏上归途，在傍晚时分安然返回。有些人还会远行到金泽、镰仓、江之岛等地游览。不过，那些竟敢越过条约规定的开放边界，深入到八王子、箱根等地的家伙，通常被人们视为不知死活的冒险家。
日本当局规定，唯有外国机构代表才能享有在离开横滨25英里以外的地区旅行的特权。即使获得公使的允许，不装扮成公使馆馆员也难以前往江户。因为种种原由享受不到这种特权的人对此极为不满，有人公然质疑，无论与公使私交如何，作为“国家公仆”，邀请自己的同胞去一趟江户，并为他们提供食宿，难道不是公使应尽的义务吗？然而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存在着类似的现实。虽然被称为“国家公仆”，但公使眼下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居住在横滨的人们。既然公使没能满足自己的雇主——即横滨的英国居民——的愿望，人们自然有权在背地里发发牢骚。
那句“欧洲的垃圾堆”在聚居区里的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中激起了强烈的反感。由英国商人组成的横滨俱乐部始终拒绝英国使领馆馆员加入他们的俱乐部。这种厌恶之情一直持续到1865年大不列颠王国的外交使节全部更换后方才得以平复。聚居区里的英国居民与作为这个小社会首脑的使领馆之间产生对立情绪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居民们大多是些无知的年轻人。囿于本人的教养和经历，他们对他人对待自己的态度十分敏感，很容易觉得受到了冒犯。在远离家乡的地方，这种易怒好斗的倾向尤其强烈，只能待他们岁数渐长、积累了一定的修养和阅历后才能有所改观。
按条约规定，各国可在江户设置代表机构。幕府划拨了四座佛教寺院用于充当英法荷美四国的代表机构。其中英国公使埃尔库克爵士[5]（中文名阿礼国）选择了高轮附近的东禅寺，荷兰的珀尔斯布鲁克公使搬进离江户城稍近一些的长应寺，法国公使贝拉克特先生选了济海寺，美国的哈里森先生则安顿在麻布附近的善福寺。后来，相继发生了一系列令外国人胆寒的袭击事件，很多代表机构纷纷将其驻地迁移至横滨。只有美国是个例外，为了表示对日本政府的忠诚和信任，他们坚持继续留在原地。1862年新上任的佩林将军起初仍沿用了他前任的看法，但后来发生了一场显然是故意纵火导致的火灾，烧毁了美国公使馆的房子，便不得不也像其他国家的代表一样撤回横滨。英国公使团曾在1861年遭到一次谋杀袭击，秘书劳伦斯·欧里芬特和莫里森都受了伤。袭击者主要是水户藩德川家族的家臣，还有一小部分其他藩的藩士，他们中一些人至今仍然健在。事件发生后，阿礼国爵士当即决定撤往横滨，毕竟那里有日本官方配备的警卫队和英国军舰，足以保证馆员们的生命安全。1862年年初，阿礼国爵士回国休假，临时代理他职务的尼鲁上校对我们此前曾经历过的危险一无所知，将公使馆再次搬回了东禅寺。然而不久，一个日本守卫（即松本藩武士伊藤军兵卫）自认为受到了我们最年轻的馆员（十五六岁）的冒犯，出于报复，他杀死了一名担任宿舍警戒的哨兵和一名正在巡逻的下士。事件发生后，公使馆的馆员们不得不立即打点行装，再次撤回横滨，临时在如今被称作格兰特大饭店的那座旅馆中安身。（旅馆的主人是一个名叫霍伊的英国人，他在1870年因私人纠葛被人在睡梦中杀死。）从那以后，还留在江户的外交机构仅存美国一家。据说哈里森先生认为，日本方面擅自以横滨代替条约中规定的神奈川作为各国外交机构的驻地，显然是违反条约的行为。他本人坚决反对将美国领事馆迁至横滨。为了坚持自己的这一原则，直到离任他也不曾踏足横滨一步。
我刚到日本的时候，尼鲁上校正担任公使馆的秘书，并在公使回国期间临时代理他的工作。他是位老军人，曾在伊文思爵士麾下的西班牙军团服役，并参加过战斗。传言说，他对曾作为军医在葡萄牙海上旅服役的公使阿礼国爵士缺乏敬意。尼鲁上校笔锋锐利，时常向日本政府提交一些措辞严厉的公文——其中一部分已由我的朋友亚当斯（F.O.Adams）在其著作《日本历史》（History of Japan）中有所披露。尼鲁上校之前曾在瓦尔纳和贝尔格莱德担任过领事，因此对“治外法权”的相关事务十分稔熟。根据这条法律，凡在非基督教东方国家里的欧洲人都应享有不受当地法律约束的权利。尼鲁上校身材较一般英国人要矮得多，蓄着浓密的灰色山羊胡，前额上挂着一缕灰白的头发，脾气暴躁而多疑。就其政治手腕而言，他并无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地方。虽然他的文笔简洁明了、巧妙而又不乏辛辣，但他显然对周遭的环境缺乏洞察力，足见出色的口才和精妙的文笔并不等同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心情好的时候，上校也会露出和蔼可亲的一面，会从他珍藏满腹的歌剧选段中挑出一段演唱给周围的人听。
那时，他大概已经有55岁了，病痛开始在他身上显露出一些迹象。几年之后，这些病痛在基多（今厄瓜多尔首都）要了他的命。
使馆的第二号人物是“日本秘书”。然而担任这个职位的人既不是土生土长的日本人，也不具备任何有关日本的知识。准确地说，这个职位的正确解释应该是“负责与日本政府联络往来的人”。我们在中国的时候，当地公使馆也设有一个类似的被称为“中国秘书”的职位，但那个职位通常总是由一位学者担任。荷兰语是日本政府唯一使用的外语，因此，外交部在为使领馆配置馆员时，无暇顾及出身等其他因素，而只将“精通荷兰语”作为最优先的聘用条件。最终，他们找到了四个合格的应征者。其中一个当即被任命为公使馆的常设译员，后来还将其提升到更高的职位。除了日常的翻译工作，他还必须承担教授见习荷兰语译员的工作，因此薪水也要高于普通的译员。作为常设译员服役八年后，其间恰逢领事的位置出现空缺，他便立刻抓住机会获得了升迁。这位先生身上具有一切家庭生活所需的美德，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
在这位绅士之下，还有一位一等助理官。此人善于社交，多才多艺，通晓多国语言，但对工作缺乏献身的热情。他经手的报告书曾被拖延一年半之久，通信往来的记录也尘封了两年多不曾更新。管理档案室本来是他的职责所在，然而当他离任后，继任者只能像清理“奥革阿斯的牛圈”[6]一样来整理他留下来的烂摊子。在社交圈里，不时会有人邀请他参加洗礼之类事宜，但除此之外，他似乎也没有特别令人称道的专长和优点。靠着论资排辈，他后来也熬到了领事的位置，然而年纪轻轻便在熟人们的一片惋惜和祝福声中退休了。
除了外交人员，公使馆中还有两位医生，行医之余还承担一些档案室的辅助工作。其中一位不久便辞去了公使馆的职务，在横滨开设了自己的诊所，在短短几年中积累了可观的财产后便返回了故乡。另一个医生威廉·威利斯，则是一位无论在个人品行还是职业操守方面都无可挑剔的绅士，是我毕生的挚友。他在私人社交和执行公务中的表现，证明了他是我所认识的人当中最正直无私的一个。有幸接受过他治疗的患者，无不对他的亲切周到满怀感激。他忠实于自己的职业，也绝不放弃任何增长见识、开阔视野的机会。在那个年代，医生这个职业常常要面对普通文职想象不到的风险，但威利斯对此毫不在意，始终不辞劳苦地四处救死扶伤。此外，在档案室，他也是个不可或缺的角色。作为那个负责打扫“奥革阿斯的牛圈”的人，他耐心地将档案逐一整理归档，每天按时更新档案记录。他总会迅速出现在所有需要他的地方，不知疲倦地工作，并对上级怀着坚定不移的忠诚。在公使馆服役九年后，他被提升为副领事。后来，日本人出于对他精湛医术的仰慕之情，以高于公使馆四倍的薪金聘请他，他于是便接受了那个职位。相比于在公使馆里整理档案、为一个几乎没有什么贸易活动的地方定期撰写贸易情况报告书之类的琐事，他的新职位显然更能发挥他的聪明才智。威利斯是个大高个，在横滨的外国人社区中也很引人注目。我初次见到他时，他还只有25岁左右，精力充沛，记忆力惊人，动植物等博物学知识也相当丰富。正如谚语常说的“大个头有大心胸”，威利斯也是个心胸开阔的人。在之后的章节中，我还会多次提到有关威利斯的种种轶事。不过在这里，就先以这些初步的介绍告一段落吧。
除了上述介绍过的这几位，公使馆的雇员还包括两名见习译员，即罗素·布鲁克·罗伯逊和我本人。
最后，在雇员之外，公使馆的重要成员还包括一些骑兵护卫和由普莱斯中尉指挥的第67团的步兵护卫。不久后，5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接替了步兵护卫的岗位，他们的指挥官就是那个以“爱国者史密斯”闻名军中的家伙——关于他的事情我会在后面提到。骑兵队由“军事训练所”出身的12名士兵组成，享有“野猪猎人”的光荣称号。他们的军官是个讨人喜欢的家伙，但十分迷恋华丽的制服和漂亮的马儿。我对军队制服的种类——正装、准正装、便服之类知之甚少，也不晓得这位中尉所穿的究竟属于哪一种。但据说他竟老大不避讳地佩戴着校级军官的肩章，这可是严重违反军纪的行为。那身亮闪闪的军服让他看起来气势不凡，并时常因此造成别人的误会。据说某次中尉随同公使去拜访大君时，前来迎接的日本官差认定鲜衣怒马的中尉应该是公使大人，对他毕恭毕敬，衣着朴素的公使本人却被当成了随从。中尉的虚荣心所获得的满足感和公使无可奈何的恼怒，哪种感情更强烈？只有那些能洞察人心微妙之处的人才能回答，而当时年轻的我显然不具备这种能力。不过，如果从两人的性格来说的话，我推测，前者的满足感必定大于后者的恼火。因此，若按功利主义者常被他们的反对者所诟病的道德标准——“功利是正当的”——来看，我们也可以暂时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尉的漂亮军装不仅合情合理，甚至还值得为之鼓掌喝彩。
至此，闲聊就暂时告一段落，该进入正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