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最终导致1868年爆发那场革命（即明治维新）的政治运动已初露端倪。在那场革命中，日本的封建体系被颠覆，政权重新回归古老的君主体系。然而，除了极个别的人之外，大部分外国人对于这一历史趋势仍茫然无知。他们普遍认为，眼下的政治运动不过是统治者（幕府）与两三个不肯臣服的诸侯（大名）之间的权力斗争罢了。起因则是由于大君的软弱和幕府阁老们的无能，大名们对其统治能力产生了怀疑，更对其与各国签订通商条约，放任外族“夷狄”踏足这片“神国之地”、通过贸易获益的举动深感不满。与外国签订条约的大君是日本的实际统治者，而“御门”，即天皇，则只是单纯的宗教或精神领袖。如是，欧洲人对日本政治的普遍了解实际上与他们一二百年前来到这里的祖先毫无区别。马可·波罗曾在他的游记中以两个短小的章节描述过日本，但并未涉及日本的政治情况。16、17世纪在日本传教的传教士们也一直将天皇视为日本的宗教领袖，大君则是世俗意义上的国王甚至皇帝。著名的日本研究权威坎普法[7]也在他写于18世纪初的著作中，分别将天皇和大君描述为日本的宗教象征和世俗的皇帝。直到我写作本书的时代，坎普法学说的继承者们仍在沿袭这个观点。而事实上，日本的君主政体上溯到12世纪，下至19世纪初期仍在沿用。这种庄严、传统悠久的政体，已深深根植于日本国民的心中，一直影响着他们的生活。
日本历史如今将被重新书写。虽然有关历代天皇和那些显赫贵族的史料数不胜数，但日本如今正处于试图从传统的汉文束缚中挣脱出来的阶段。而欧洲人却尚未意识到，需要从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思路——绝非像我们这些受训后在东方任职的官方人员的视角——了解日本。直到最近二十年，欧洲人对日本文学仍一无所知，现存的有关学习日语的方法更是少得可怜。外国人能接触到的日本史书只有一本由艾萨克·蒂金[8]在日本荷兰语译员协助下翻译、再由克拉普罗特[9]这位视野有限却又狂妄自信者编辑刊行的《皇居纪事》（Annales des Dairi），书中的内容颇多谬误残缺之处。此外还有霍夫曼为席博德[10]的《日本》（Nippon）一书所翻译的一部日本历史年表。因此，当各国的外交代表开始与日本人谈判条约时，发现自己很难正确把握这个国家的政治问题。试想，一个对患者的病情一无所知的医生，又怎么可能做出正确的诊断呢。
追溯日本君主政体的发展过程，最初起源于一个由外来种族建立的神权政体，随着这一政体周围逐渐吸引了一批效忠于它的土著部落，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经过长期融合，形成了单一政体和单一民族。随着中国法律和哲学的传入，日本的政体也在其影响下发生了变化。本地原有的宗教观也被后来传入的释迦牟尼的信仰（即佛教）所取代。在东部、南部的蛮族与统治民族部落连绵不断的战争冲突中，武士贵族逐渐崛起。两个同为皇室后裔的武士宗族——平氏和源氏之间又爆发了权力争霸。最终，源氏获胜，其家族成员和追随者们被分封了领土，旧有的文官政治被武家（军事阶层）政治所压制。若要详细追溯日本君主政体的发展情况，则须借助历史文献进行一番相当深入的研究。可惜的是，目前还没有人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总之，随着源氏家族的源赖朝被封为征夷大将军，日本的封建制度终于完全确立下来。而延续着古老的君主政体的“公家政治”则仍徒有虚名地存在于京都，但已丧失了大部分政治权力，沦为摆设。从14世纪起，所谓“朝廷”，几乎就像个活化石，早已被人们逐渐遗忘。从伟大的东亚帝国——中国传入的民法和刑法条例已被彻底废除，军事集团统治着全国，一半的国民被征调入伍，组成人数庞大的军队，而另一半人则辛苦劳作，以便为军队提供衣食。读书写字成了只有佛教僧侣和朝廷中的穷贵族才关心的事，民众的求知欲坠入愚昧的黑暗里长眠不醒。因为不再担心外族的入侵，便也不需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幕府统治下的日本，正如中世纪时期的德国，全国分裂成无数个小贵族的领地，而大君不过是名义上的君王罢了。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4世纪中叶，直到后醍醐天皇试图恢复正统的君主政体制度。他的倒幕运动引发了日本五十多年的内乱，以另一个武士家族足利氏重新建立幕府告终（室町幕府）。然而，足利的幕府内部不久也发生分裂[11]，对立的两派之间争斗不断。各地群雄趁机崛起，割据一方。16世纪中叶，一位名叫织田信长的风云人物凭借其位于日本中央要冲的领地，号令各地群雄，最终掌握了天下。在他死后，另一位伟大的武将——被后人尊称为“太阁大人”的丰臣秀吉实现了平定天下的大业，将所有敢于反抗他的地方小诸侯全部平灭。这位太阁大人可能还是日本第一次设立“宫相”[12]的统治者。他病死时，因其统治地位尚未完全巩固，不得不将毫无执政经验的继承人（即丰臣秀赖）托付给几名辅政大臣，即“宫相”们。然而，这些受命辅佐幼主的大臣们却在他死后不久就爆发了内讧。其中，最杰出的人物当属德川家康，他当时控制了江户一带的大片领土，本人兼具文武之才，是唯一可与太阁大人分庭抗礼之士。太阁大人去世后，德川家康不出所料地在大名中势力最为强大。仅用两年时间，德川家康便将前两位伟人——即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的全部势力，不，甚至更大的势力范围悉数收入囊中。在1600年决定性的关原之战获胜后，德川家康终于统治了整个日本。他借机排除异己，对任何疑心其不忠的大名大加排斥，除了几名重要大名仍允其保留原有领地外，其余各地尽数按自己的意愿重新分配。被允许保留封地的重要大名包括九州岛南部的岛津氏、最西边的毛利氏，以及本州岛北部的伊达氏、南部氏、津清氏等。而德川家康的三个儿子义直、赖宣、赖房，则被分封于尾张、纪州、水户等地，其他子嗣也获封重要的藩领。至1616年德川家康辞世时，全国土地的二十分之十九尽归德川一脉所有。按英国读者的习惯，这些被分封的子嗣大抵可称为“男爵”，他们之间又分为五六个等级：第一等是指德川家康最宠爱的三个儿子的后裔，称“御三家”。据德川家康本人制定的法律，在大君没有指定合法继承人时，可从“御三家”中挑选继任者（实际上，后来只有纪州一家曾获得过如此殊荣）。第二等则包括了德川家康次子以下的亲戚家族，称“家门”。第三等则是各地诸侯，称“国主”。这三个等级均拥有整藩或数藩的土地，按藩领面积享有领地内的全部收入。在他们之下，还有世代效忠于德川家族的地方诸侯，即“谱代”大名；德川家族的直系家臣，即“旗本”；在德川家康角逐天下过程中稍晚归顺其麾下的“外样”。所有能被称为“大名”的，都是拥有大米产量一万石以上封地的诸侯。德川家直系家臣“旗本”的封地一般为一千石以上、一万石以下。其余封地在一千石以下的封臣，则被称为“御家人”。
大名们的领地，起初也会分封给自己的家臣，即“家来”。对于大君来说，这些效命于大名的家来都是他的“陪臣”。家来中又分为身佩一长一短两柄佩刀的“武士”和作为普通士兵的“足轻”两个等级。除萨摩藩外，大名的家臣每年都可按其官阶领取相应的粮食作为俸禄。作为回报，家臣们须根据自己的收入情况供养一定数量的士兵，为自己的主君服兵役，如在战争时期参加作战，或在平时提供必要的军事服务等以尽家臣的义务。而在萨摩藩，由于土地的分封已到了细如牛毛的地步，一些等级和俸禄较低的家臣不得不“一手持刀、一手扶犁”，几乎与普通农夫无异。各大名的藩属无须向国家纳税，国主以上的大名对藩领具有绝对的统治权，可任意向农民收取地租，或对境内的商业买卖课税等。在对其藩领内下属官吏处以死刑时，大名们需每年一次定期获得幕府的许可，但也不过是表面形式，领地内所有人的生杀大权实际上仍掌握在大名手中。不过，大名以外的其他贵族或诸侯并不享有类似的独立权限，而大名们也必须在江户建立家宅，并将妻子儿女永久安置于江户充当人质，大名本人也须每隔一年在江户和藩领内轮流生活。
大名出行时，往返都由自己的家臣护卫。全国主要道路沿途都开设了供他们下榻的驿馆（“本阵”）。其出行所需的一切花费，成为征收重税的名目，最后竟变成大名重要的收入来源。他们抵达或离开江户时，必须遵照礼法前去参拜大君，并按惯例向大君呈献贡品以示效忠。大名之间则很少往来。他们在身边人数众多的侍女或仆从的服侍下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大部分人几乎一生不与外人接触。一定数量的世袭阁僚（主要是“家老”或“用人”）负责辅佐领地内的政务，其他人则一律无权干政。大名本人生来便娇生惯养，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政治权力往往被那些凭实力爬到阁僚位置上的家臣玩弄于股掌之上。如此，经过数代人之后，曾在德川家康时代立下赫赫战功的武将、政治家的子孙们已堕落为愚不可及的傀儡。同时，这种世袭制度的恶果也同样发生在那些家老的子孙们身上。因此，大部分大名家族中便出现了与苏格兰山地贵族类似的情形：政治决策权都由那些贫穷的但却出身贵族的寡头统治者所左右。如此，大名名义上拥有的权力，最终全都落入那些相对积极且富有才能的家臣手中，这些人大多都是身份地位低微甚至没有职位的武士。这些实权者操控藩政，左右藩主的政治主张，甚至决定藩主们公开发言的内容。虽然经过多次重复，但大名们确实已沦为无足轻重的角色，他们既不拥有近代立宪君主的权力，又因不适宜的教育而智力低下——甚至不如普通百姓人家。日本的长期锁国为这种奇异的政治体系提供了生存土壤，但当欧洲新思想的风潮吹拂而来时，它便像从石棺里取出的木乃伊一样，瞬间支离破碎、烟消云散。
天皇权力的衰弱则始于9世纪中期。历史上头一遭，一个9岁的男孩（清和天皇）登上了祖先传下来的宝座。在他成年之前，整个国家实际由外戚——古老的藤原家族的首领（藤原良房）统治着。摄政者把持朝政多年，并篡夺了官吏的任免大权，以确保权力不旁落。同样的事也发生在幕府方面。源赖朝最后一个儿子源实朝被杀死后，年幼的继承人们相继成为名义上的大君，却往往在达到登基年龄时被真正的掌权者——源赖朝的岳父北条时政的后裔——废黜，另选更年轻的子嗣继续充当傀儡。篡权的恶习代代相传，北条家族的权力后来也旁落到他们自己的谋臣手中。其间，经过一场讨伐，幕府统治宣告中断，权力短暂地回归到天皇手中。但很快，原本拥戴新天皇的重臣足利尊反叛朝廷，另行建立了新的幕府。继而新幕府内部又发生分裂，分成京都和镰仓两派，原为足利家下属的两个代表人物——上杉和细川，则分别把持一方的力量。到足利幕府末期，“征夷大将军”——即大君——这个头衔也变得像“天皇”一样徒有其名，天下四分五裂，诸侯林立。各地方省份与京城之间的交通不便是造成这种分裂的原因之一。在德川家康时代，全国首次建起了四通八达的军用道路，这些道路为日后德川家康统一日本奠定了基础。此外，他所创立的德川幕府的组织形式，使得日本得以维持长期稳定的政治局面。但不久之后，世袭制度又一次影响了历史发展的进程。第三代大君德川家光也是个杰出的统治者。他生于关原之战后的第四年，当他的祖父德川家康最后一次征战沙场[13]时，家光已经12岁，并已接受了作为一个军人的训练。他后来采取的一系列果断措施，彻底完成了德川家族的称霸大业。前两任将军通常会在江户城外接见前来拜谒的大名们，而家光则敢于将其直接招至府内接见。对那些不服从命令的家伙，他则直接命令他们返回领地，并允其准备三年时间，以迎接之后自己的讨伐。结果，领主们没人敢与他开战。然而家光死后，他的儿子（即第四代大君）德川家纲即位时只有10岁。幕府的实际统治权落入由谱代大名们所组成的“阁老”手中，德川家族首领的个人权威因此而遭到削弱。更糟的是，阁老中位置最高的“大老”，即首席大臣之位，从一开始就限于井伊、本多、榊原、坂井四大家族，普通大臣，即“老中”之位也只能从谱代大名中挑选。
在平息内乱和第四代将军正式亲政之前的那段时间，世袭制度的恶劣影响再次发生在阁老的身上。表面上，阁老掌管朝堂，而实际上他们全无主张，任由其下属家臣及谋士“家老”操控权力。而家老的背后，还有其他隐藏的幕后操控者——即从职位更低的旗本中选拔出来的政府官吏“奉行”们手中。这些人中很多是兼具名望与才能之士。然而，奉行们比怠惰不堪的阁老大臣们更愿意将权力推脱给勤勉努力的文士们。结果，德川幕府的一应政务，实际上便由被称为“奥御右笔”的秘书们承担了起来。这套政治体系一经巧妙构建，便立刻有条不紊地运行起来，以至于竟连区区孩童也可管理天下。这种政治上的停滞不前，反而使国民产生了“政情稳定”的错觉。
又经历了一两次不甚成功的叛乱后，日本终于进入了持续238年的和平时期。此时的日本如同一个森林中的睡美人，而对守护着她“天下太平”美梦的保护者来说，最繁重的工作也不过是挥挥扇子，赶走那些恼人的飞虫罢了。当热情而精力充沛的西方人前来，打断了公主的睡梦时，她身边那些古板、衰老、满脸皱纹的保护者们便感到束手无策，不得不拱手让位给能够应付新局面的领导者了。
其时，日本人被划分为两个社会阶层，当中隔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一边是佩刀的世家，即武士阶层，其中很多人十分贫困，经常需要借助特权来摆脱经济上的困境；另一边则是农民、工匠或商人。前一个阶层遵循荣誉准则，犯罪者被准许以自残的方式——例如最出名的切腹——来赎罪。后一个阶层则被严厉和不成文的律条所管束，时常遭受酷刑或死刑的惩罚。他们是带刀阶层最顺从谦恭的奴仆。而不同阶级之间的通婚则被严令禁止。
日本与欧洲人的自由往来始于16世纪中叶。葡萄牙商人和传教士抵达九州岛后，受到当地人的欢迎，基督教也取代本土宗教吸引了更多的当地人。随后，西班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也接踵而至，但后两者当时关心的只是通商而非传教。说英语的两大西方势力，即英美，直到很多年后才开始大规模传教。回顾历史，1580年前后，西班牙曾一度占了葡萄牙的上风，但不久罗马天主教就遭到了佛教和神道教僧侣的抵触——他们仍相信基督教徒将破坏他们的神社与寺庙，并夺走他们的收入。织田信长曾一度为基督教徒提供庇护，但在后来爆发的大战中，这位耶稣会最重要的支持者被推翻。新的统治者丰臣秀吉毫不掩饰他对外来“陌生人”的敌视态度，后来，一位信奉基督教的女子拒绝成为他的侧室，更点燃了他对基督教的怒火[14]。德川家康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上台后延续了他前任在位时的宗教态度。他的政敌丰臣秀赖的拥护者中有很多是基督徒，秀赖本人对待传教士也很友好。加之一直与西班牙人竞争的荷兰人趁机火上浇油，德川家康对基督教的厌恶和迫害情绪达到了顶峰。传教士们无论藏身何处都被毫不留情地搜查出来，与其信徒一起遭严刑拷打，最后以极其残酷的方式被处死。迫害并未因德川家康的离世而停止，一直持续到他孙子即位时才有所收敛。
终于，在饱受当地大名弹压的天草岛爆发了起义，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加入了反抗的队伍。经过激烈的战斗，1638年2月24日，反抗者占据的岛原城被攻破，37000名俘虏——其中三分之二是女人和孩子——全部被杀，反抗行动宣告失败。在日本历史文献中读到这一段时，我不禁为那些不幸者的遭遇感到锥心的愤慨。他们只是选择了自己信奉的信仰，便被无情地当作了暴力的祭品。该事件爆发以后，幕府下令：葡萄牙人永远不得踏入日本一步。英国人终于领教了商业竞争对手荷兰的幸运和巧舌如簧，仓促地退出了这场商业竞赛。然而当荷兰人成为硕果仅存的、唯一获准留在日本的欧洲人后，不久便被当局勒令只能在长崎城外一座小岛——出岛上活动。从那以后的两百多年里，只有中国人和荷兰人获准从事贸易，而且贸易的范围和规模更是与日俱减。其间英国人做过一两次尝试，俄国人在19世纪初也曾经试图劝说日本政府放宽对通商的管制，但最后都是白费力气。这一连串失败的尝试中唯一收获的是格洛温船长那引人入胜的故事。出于对日本政府拒绝通商的报复，一批俄国海军军官对日本发动了袭击。由于此事的牵连，格洛温被日本当局逮捕并囚禁在江户。他在《日本幽囚记》一书中所记述的与各级日本官吏打交道的情形，是迄今为止对日本官僚阶层最为生动真实的描述。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西方国家试图与日本打交道，直到1852年美国舰队踏上了远征日本的旅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