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是，杰西卡的新男友威廉没能领会这个暗示。威廉长着一头金发，是个个性温和的足球运动员，来自加利福尼亚，他的父母没有来参加这次活动。他跟着帕蒂和杰西卡一起去吃了午餐，下午一起去听了杰西卡的艺术史课，又一起回了杰西卡的宿舍，然后，帕蒂特意提出要带杰西卡进城去吃晚餐的时候，杰西卡回答说她已经在学校附近的一家餐厅订好了三个人的晚餐座位。在餐厅，杰西卡催促威廉说一说他在高中就建立起的那个慈善组织——一个极有价值的项目，通过它，马拉维的穷女孩们可以在旧金山足球俱乐部的资助下接受教育，帕蒂别无选择，只能一面强打精神听着，一面一杯接一杯地喝酒。
喝到第四杯，她决定有必要让威廉知道她过去也是校际球类比赛中的风光人物。因为杰西卡不肯主动说出妈妈曾经是全美篮球赛第二阵容的后卫，她不得不亲自提供这一信息。又因为这些话听上去像是在自夸，她觉得她必须再讲讲她那个疯狂球迷的故事以转移注意力，这又引出了伊丽莎的吸毒问题和白血病谎言，以及她自己膝盖受伤的前因后果。
她说得很大声，而且，自以为很有趣，可是威廉非但没有笑，还不断紧张地瞥向杰西卡，后者双臂抱在胸前坐着，看上去满脸的不高兴。
“那么，你想说明些什么呢？”她最后说道。
“没什么特别的意思，”帕蒂说，“就是想告诉你们，我上大学的时候是个什么情形。我没有意识到你们不感兴趣。”
“我觉得很有趣。”威廉说，真是个好孩子。
“我觉得有趣的是，”杰西卡说，“我之前从来没听你说起过这些事。”
“我从来没和你提起过伊丽莎？”
“没有。你肯定是和乔伊说过。”
“我确定我说过的。”
“没有，妈妈。对不起，你没说过。”
“好吧，随便吧。现在我不是正在说嘛，不过我可能已经说得够多的了。”
“没错！”
帕蒂知道她表现得很差劲，但她控制不了自己。看着杰西卡和威廉彼此温柔相待，她想起了十九岁时的她，想起了她那平庸的大学教育，想起了她和卡特、伊丽莎之间的病态关系。她为她的人生感到遗憾，她可怜自己。第二天，当她再次来到学校，她的抑郁心情陡然加重，她强打精神参观了豪华气派的校园，在校长官邸前的草坪上用了午餐，熬过了下午那场有很多家长参加的讨论会（“在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中表达自我个性”）。每个人看上去都容光焕发，比她更能适应这个环境：
所有的学生看上去都兴高采烈，好像有能力做好所有事情，当中肯定包括轻松自在地坐在酒吧椅上；所有其他的家长看上去都那么地为自己的孩子感到骄傲，那么激动地做着孩子的朋友；而学院本身似乎也为它的财富和无私的使命而骄傲不已。帕蒂过去一直是个好妈妈，她成功地引导女儿过上了比她自己更幸福、更容易的生活；然而，单单从其他家庭的身体语言来看，很明显，作为母亲的她在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失败了。当别的妈妈和女儿并肩走在石板小路上，笑着，互相比较着手机，杰西卡和帕蒂却一前一后走在草地上，中间隔着一到两步的距离。那个周末，女儿分配给帕蒂的唯一一项任务就是欣赏她那漂亮得不得了的大学校园。帕蒂尽全力想演好这个角色，但最终，当她的抑郁突然发作，她便从零落分散在主草坪上的青蛙椅中选了一把坐了下来，并恳求杰西卡和她一起去城里吃晚餐，不要威廉。幸运的是，威廉那天下午有比赛。
杰西卡站在与椅子有一定距离的地方，戒备地看着她。“晚上我和威廉要去自习，”她说，“换作平时，昨天和今天我都在学习。”
“很抱歉我打搅了你的学习。”抑郁的帕蒂认真地说。
“没事，没关系，”杰西卡说，“我是真心想让你来这里。我想让你看看我度过四年大学生活的地方。只是我的功课相当紧张。”
“是的，当然。这太好了。你能应付得来真是太好了。我真为你感到骄傲，真的，杰西卡。我很佩服你。”
“哦，谢谢。”
“只是——要不我们俩去我酒店的房间怎么样？那里很好玩的。我们可以享受客房用餐服务，可以看电影，还可以从酒柜里拿东西喝。
我是说，你可以从酒柜里拿东西喝，我今晚不打算再喝酒了。只要我们俩能一起待一个晚上，就我和你。然后这个秋天余下的所有时间你都可以用来学习。”
她低头盯着地面，等待杰西卡的审判。她痛苦地意识到她刚刚的提议对母女两人而言都是个新体验。
“我觉得我还是去自习吧，”杰西卡说，“我已经和威廉约好了。”
“哦，求你了，杰西。一个晚上对你来说不算什么，可对我却很重要。”
杰西卡没有回答，帕蒂勉强抬起头来。她的女儿正努力克制着情绪盯着主教学楼那边看，帕蒂先前就注意到了，那里的一面外墙上有一块石刻，刻着来自一九二○届的智慧警言：善用汝之自由。
“求你了？”
“不，”杰西卡说，没有看她，“不！我不想这么做。”
“很抱歉我昨晚喝多了，说了那些蠢话。我希望你能让我补偿你。”
“我不是在惩罚你，”杰西卡说，“只不过，你显然并不喜欢我的学校，显然也并不喜欢我的男朋友……”
“不，他不错，他很好，我喜欢他。只是我过来是为了看你，不是他。”
“妈妈，我一直让你的日子很好过。你知道有多好过吗？我不碰毒品，不做任何乔伊做的那些破事，不让你难堪，不大吵大闹，我从来没有做过这其中的任何一样……”
“我知道！而且我为此由衷地感谢你。”
“那好吧，但是如果我有了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朋友，而且不喜欢因为你突然来了，就重新安排一切，那么请你也不要抱怨。我自己照顾好自己，你从中得到了所有的好处，那么你至少可以不要让我为此感到内疚。”
“可是，杰西，我们不过是在说一个晚上的安排。这么把它当回事实在有些好笑。”
“那就不要把它当回事。”
在帕蒂看来，杰西卡的自我控制和对她的冷酷是她应受的惩罚，十九岁时她也曾这般不留情面和冷酷地对待她的母亲。她的自我感觉是如此糟糕，真的，甚至认为几乎任何惩罚都是她应得的，都是恰如其分的。她暂时忍住了泪水——她觉得如果她哭，或是生着闷气奔向车站，都可能会给她带来某种情感优势，可任何这样的优势都是她不配享有的——调动起她的自控力，跟杰西卡和她的室友一起在学校食堂吃了一顿时间较早的晚餐。她让自己表现得像个成年人，尽管她觉得杰西卡才是她们两个当中真正成熟的那个。
回到圣保罗后，她跳入她的心理健康矿井，继续探索着，理查德没有再发来电子邮件。自述人希望她可以汇报说帕蒂也没有给他发出任何电子邮件，但是，到了现在，大家想必已经看清，她犯错的能力、制造极大痛苦的能力、自我侮辱的能力是无限的。沃尔特把莫利？特里曼在她下东区的公寓中服食安眠药自杀的消息告诉她之后，她写了唯一一封她觉得发出去没有问题的电子邮件。在那封电子邮件中，帕蒂展现了她最好的一面，她希望那会成为理查德对她的记忆。
《无名湖》专辑发布之后，刮起了一阵理查德？卡茨“旋风”，理查德在那个冬天和次年春天的行踪与动态得到了各大媒体的广泛关注，尤其是《人物》、《晕眩》和《娱乐周刊》。公开支持“胡桃的惊喜”的知名人士中包括迈克尔？斯蒂普和杰夫？特威迪，二人坦言，长期以来
他们一直默默听着创伤乐队的作品。理查德那群邋遢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白人男歌迷或许已不再年轻，但他们当中的好几位现在都已成为颇具影响力的资深美编。
当你心爱的那支默默无闻的乐队突然进入了所有人的播放列表，你所感受到的愤慨到了沃尔特这里要乘上一千倍。当然了，新专辑是以多萝西的小湖命名的，而且当中的很多歌曲都是在那所房子里创作的，这些都让沃尔特感到骄傲。此外，理查德对歌词的处理也非常小心，这样，每首歌中原本指代帕蒂的“你”就可以被误认为死去的莫利；接受访谈时，他也引导采访者们采用了相同的角度，因为他知道沃尔特会阅读并保存有关他老友的每一篇报道。但是，理查德的光辉时刻带给沃尔特的，更多的是失望和伤害。他说他理解理查德现在为什么不怎么打电话给他了，理解理查德现在有很多事情要做，但事实上他并不真的理解。他们的友谊正朝着他向来害怕的方向发展。其实即便在最为落魄的时候，理查德也从未真正倒下过。理查德一直有一个秘密的音乐创作进程表，一个其中并不包括沃尔特的进程表，而他也一直都在直接向歌迷证明自己，且眼睛一直盯着大奖。有几个小音乐记者非常勤奋，打来电话约沃尔特作访问，他的名字于是出现在了一些不起眼的地方，多数是网上，而在沃尔特读到的理查德本人的那些访谈中，他仅仅作为“一个非常要好的大学朋友”被提到，没有一家重要媒体点出他的名字。这些年来，沃尔特一直从道义、知识甚至经济上支持着理查德，他不会介意为此得到稍稍多一点的认可，不过真正让沃尔特受伤的是，他似乎对理查德无足轻重，而相比之下，理查德对他却意义非凡。帕蒂当然不可能站出来，向他证明理查德其实有多么在意他。而当理查德终于抽出时间和他联系时，沃尔特受伤的感情让两人的对话变得苦涩，而这又使得理查德不再那么愿意打电话来了。
于是，沃尔特变得争强好胜。他曾经被诱使着相信自己才是两人中的大哥，但现在理查德再次纠正了这一想法。理查德或许私下里棋下得不怎么样，也无法和女人保持长期的感情关系，且算不得一个好公民，但他却因为他的坚持不懈、他的目标明确和他那些出色的新歌获得了公众的喜爱和敬仰。这使沃尔特突然开始痛恨他的大宅、他的庭院、他倾注了如此多时间和精力的小小的明尼苏达股；他把自己的成就贬得几乎分文不值，令帕蒂感到震惊。《无名湖》发布后没几个星期，他就飞去休斯敦和亿万富翁维思？黑文第一次见面，之后过了一个月，他便开始在华盛顿上班。帕蒂清楚地知道——如果沃尔特自己还没有意识到的话——他决意转战华盛顿，创办蔚蓝山基金，成为一个更具野心的国际玩家，所有这些的动力都源于竞争。十二月的一个周五晚上，“胡桃的惊喜”在欧菲姆大剧院和照办乐队一起演出时，沃尔特甚至未能及时飞回圣保罗去观看。
帕蒂也错过了那次演出。她受不了这张新专辑——受不了专辑中第二首歌用的过去时——
曾经没有人能与你相比
在我的心中。没有人
现在没有人和我住在一起。我也没有爱着
任何人。曾经你就是那个人
那个谁都比不上的人
曾经你就是那个人
身体为我而设的那个人
曾经没有人能与你相比
于是她尽全力去跟上理查德的脚步，想把他也变成过去时。沃尔特的新一轮干劲当中有某种令人激动的成分，某种接近雅典恶魔的东西，所以她成功地使自己抱有了这样一个希望，那就是他们或许可以在华盛顿开始全新的生活。她依旧喜欢无名湖畔的那所房子，却已经受够了巴瑞耶街上的那栋大宅，因为它没能留住乔伊。当明尼苏达的风吹过正在变黄的树木，她在秋日一个明媚的周六去乔治城待了一个下午，然后她对自己说，好吧，我可以做到。（她是否也注意到了这里离刚刚录取乔伊的弗吉尼亚大学很近？她的地理知识或许并不像她一向认为的那么差劲？）不可思议的是，直到她正式到达华盛顿——直到她带着两个行李箱坐在出租车里经过洛克克里克公园时——她才记起她向来有多么痛恨政治和政治家。她走进二十九号街的那幢房子，然后立刻意识到，她又犯了一个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