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易》一书的结构
《周易》这部书，由上下两篇构成，上篇三十卦，下篇三十四卦，共六十四卦，每卦六爻，共三百八十四爻。其基本结构约包含四项元素，即卦名、卦象、卦辞、爻辞。
卦名，即每一卦的名称。《周易》六十四卦是如何命名的，遵循了什么样的体例，目前尚不十分明确。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卦名与该卦内容大体一致。从这个角度说，卦名可以说是一卦大义的概括。
卦象，也就是卦爻画，也称卦符。《周易》六十四卦，由六十四个卦符构成。而其中每一个卦符，又均由六个爻画构成。六个爻画，又分别由两种最基本的符号单位“—”、“”构成。其中的“—”被称为阳爻；“”被称为阴爻。以《乾》、《坤》两卦为例：
《乾》卦由六个阳爻构成，这六个阳爻的称谓，由下往上分别为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坤》卦由六个阴爻构成，这六个阴爻的称谓，由下往上分别为初六、六二、六三、六四、六五、上六。在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第一个爻符和第六个爻符，不称一、六，而称初、上，以表示事物发展的开始与极端。二是凡是阳爻均称九、凡是阴爻均称六，九和六在这里基本上就是阴阳的代名词。当然，为什么称九、六，这与筮法有关，读者可以参看《系辞传》的相关解读。
如前所说，六十四卦中的每一卦均由“—”、“”即阳爻、阴爻两个符号构成。按照数学上的排列组合，三画卦最多有八种排列方式，这就是八卦。六画卦也就是两个三画卦结合在一起又有六十四种排列方式，这就是六十四卦。所以六十四卦中的每一个卦符，又被称为重卦，即八卦两两相重。当然，八卦是如何产生的？八卦与六十四卦的关系怎样？这些都是十分复杂的学术问题，学者间迄今尚无一致的看法。
卦辞，本称彖辞。彖，是断的意思。卦辞系在卦名之后，是对一卦大义的总体说明。如“元亨利贞”四字，即是《乾》卦卦辞。《周易》六十四卦，计有六十四条卦辞。
爻辞，是对该爻爻象对应的吉凶之义所作的说明。《周易》六十四卦，每卦六爻，六十四卦共计三百八十四爻，计有三百八十四条爻辞（如果算上《乾》、《坤》两卦的用爻，计有三百八十六条爻辞）。
《周易》六十四卦，有一个排列顺序，这就是卦序。通行本《周易》六十四卦的排列顺序很耐人寻味，但究竟为什么如此排列，目前尚不清楚。学者们进行了诸多极富启发意义的探讨，但还没有形成一致的结论。唐代著名经学家孔颖达曾用“二二相耦，非覆即变”来概括六十四卦卦画排列的特点。所谓“二二相耦”，指六十四卦两两为对，共三十二对，如《乾》、《坤》 为一对，《屯》、《蒙》为一对。所谓“非覆即变”，指对卦的卦画不是颠倒，就是相反。覆是颠倒，变是相反。如 《屯》倒置为《蒙》，《需》倒置为《讼》等等，属于覆。《乾》与《坤》阴阳相反，《颐》与《大过》阴阳相反等等，属于变。《周易》六十四卦共三十二对，其中二十八对为“覆”，四对为“变”。应该说，孔颖达“二二相耦，非覆即变”的概括，基本上反映了《周易》卦序的特征。
为了方便记忆六十四卦的排列顺序，古人编有一首卦序歌：
乾坤屯蒙需讼师，比小畜兮履泰否，同人大有谦豫随，蛊临观兮噬嗑贲，剥复无妄大畜颐，大过坎离三十备。
咸恒遁兮及大壮，晋与明夷家人睽，蹇解损益夬姤萃，升困井革鼎震继，艮渐归妹丰旅巽，兑涣节兮中孚至，小过既济兼未济，是为下经三十四。
（二）《周易》一书的编纂体例
《周易》这部书，结构特殊，有符号，有文字，符号与文字之间还有内在的联系，所以理解起来比较困难。但也并非没有规律可循。这种规律，我们可以谓之《周易》的编纂体例。这种体例非常重要，对于我们理解《周易》很有启发意义。如刚刚说到的卦序的特征，就是明显的例证。这一特征在卦名及卦爻辞中也有反映，如《否》《泰》、《剥》《复》、《蹇》《解》、《损》《益》等卦名，分明具有相反之义。其他如《师》与《比》，《晋》与《明夷》、《家人》与《睽》、《既济》与《未济》等，也“并存相反之义” 参见黄沛荣：《易学乾坤》，《周易卦爻辞释例》一章。杨按：以下讨论《周易》编纂体例的观点均引自该书。。不仅如此，《易》卦既以反对为次，所以爻中也屡见反对同辞之例：
《泰》《否》反对。《泰》卦辞：“小往大来。”《否》卦辞：“大往小来。”
《损》《益》反对。《损》六五即《益》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龟。”
《夬》《姤》反对。《夬》九四、《姤》九三皆曰：“臀无肤，其行次且。”
《既济》《未济》反对。《既济》九三：“高宗伐鬼方。”《未济》九四：“震用伐鬼方。”
卦序反映出的这些特点，虽然在六十四卦中还不十分普遍，但也多多少少透露出了《周易》编纂者的思想及用心。
除卦序外，《周易》六十四卦的名称与卦爻辞之间的关系也颇值得注意。据台湾著名学者黄沛荣教授的统计，六十四卦中，全卦六爻皆嵌有卦名者十四卦：《比》、《履》、《临》、《观》、《贲》、《复》、《明夷》、《蹇》、《困》、《井》、《鼎》、《震》、《艮》、《渐》。全卦有五爻系以卦名者十二卦：《蒙》、《需》、《师》、《谦》、《剥》、《颐》、《咸》、《遁》、《损》、《旅》、《兑》、《涣》。全卦有四爻系以卦名者有十三卦：《同人》、《豫》、《噬嗑》、《无妄》、《坎》、《恒》、《晋》、《家人》、《升》、《归妹》、《丰》、《节》、《小过》。全卦有三爻系以卦名者有六卦：《讼》、《否》、《大壮》、《益》、《萃》、《巽》。有二爻系以卦名者有六卦：《屯》、《随》、《离》、《睽》、《解》、《夬》。有一爻系以卦名者有六卦：《乾》、《大有》、《大过》、《姤》、《中孚》、《未济》。六爻皆不见卦名者，仅《坤》、《小畜》、《泰》、《大畜》、《既济》五卦。黄先生认为：“总括言之，全卦四爻以上系有卦名者四十一卦杨按：包括《蠱》、《革》二卦。，三爻以上者多达四十七卦，总计六十四卦之中，有卦名者共二百四十一爻，此显为卦爻辞编纂者刻意之安排，绝非偶然之现象也。”(黄沛荣：《易学乾坤》，132页。)这的确不能被看做是一种偶然现象，它或许透露出了《易》卦命名的部分根据。
每卦诸爻的取象也很值得关注。通观《周易》六十四卦，每卦六爻，其取象的特点十分鲜明，即自下而上依次取象。如《渐》卦：
初六：鸿渐于干（干，水旁）。
六二：鸿渐于磐（磐即般，水涯堆）。
九三：鸿渐于陆（高平曰陆）。
六四：鸿渐于木（木谓陆上之树）。
九五：鸿渐于陵（陵，大阜也，即土山）。
上九：鸿渐于陆（陆乃阿字之误，阿，大陵也）。
其中的“干”、“磐”、“陆”、“木”、“陵”、“陆”，表现出自下而上的特征。又如《咸》卦：
初六：咸其拇（足大趾）。
六二：咸其腓（足肚也）。
九三：咸其股（胫本曰股，即小腿）。
九五：咸其脢（音梅，脊背肉）。
上六：咸其辅颊舌（脸颊）。
这里的“拇”、“腓”、“股”、“脢”、“辅颊舌”等，也表现出自下而上的特征。据黄先生的研究，其他如《乾》、《噬嗑》、《艮》、《同人》等，其取象也都表现出了同样的特征。可见，《周易》的取象与爻位是有着密切关联的，这可能也是《周易》编纂的定则之一。
与此相关，爻辞的用字也往往与爻位相应。例如，初爻位于一卦的最下端，所以多以部位低下之物取象，就人身来说，往往用“趾”、“足”等象；就事物来说，往往用“履”、“尾”、“轮”、“藉”（在下为藉）、“潜”、“浚”（挖深）等象；就地方来说，往往用“井”、“陷”、“谷”、“郊”、“干”、“门”、“户”等象。二爻和五爻，是《易》卦的中爻，所以辞中每系以“中”字，又二爻在中，为初、三所包；五爻在中，为四、上所包，故二五爻又多用“包”字。此外，阴爻居于二五，又多系以“黄”字。又，六爻中以五爻为最尊，所以常系以“天”、“君”、“帝”、“王”、“公”、“大人”等字。其他诸爻也都有着较为明显的用字特点，这是很值得我们关注的。
《周易》本为筮占之书，所以爻中多系有吉凶占断之辞，这些占断之辞也往往与爻位有关。如：“吉字一百二十一见，利字五十一见，咎字九十二见，悔字三十三见，凶字五十三见等。而吉凶悔吝所置之爻位，亦多经过安排，绝非随意为之。大体言之，二、五爻多吉利，初、四爻则吉利少二吝厉多，三、上爻则凶多吉少”（黄沛荣：《易学乾坤》，146页。）。黄先生做了一个统计，结果是：（1）二、五爻吉辞最多，合计占4706%，几达总数之半；其凶辞最少，合计仅占1394%。（2）三爻凶辞最多，上爻次之，三、上合计占623%；三爻吉辞最少，仅占65%。（3）初、四爻凶中求吉类最多，占4454%。我们常常说《周易》尚“中”，这个统计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周易》的编纂体例当不止上述几项，学者们也还在继续探讨之中，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年代久远，有些体例可能已经失传了，这也是我们今天理解《周易》之所以感到困难的主要原因。
（三）《周易》中的断占术语
《周易》作为筮占之书，有自己的一套占问术语，高亨先生称之为“断占之辞”（高亨：《周易古经今注》，56页。)，主要包括“悔”、“吝”、“厉”、“咎”、“凶”、“利”、“吉”等。这些术语对于我们理解《周易》也十分重要。
“悔”字，《周易》中出现了33次，表现形式有 “悔”、 “悔有悔”、“有悔”、“无悔”、“悔亡”等，意思为悔恨。如《周易正义》解释说：“悔者，其事已过，意有所追悔之也。”另外，也指小小的“困厄”(高亨：《周易古经今注》，131页。)。
“吝”字在《易经》中出现了20次，表现形式有“吝”、“往吝”、“小吝”、“终吝”、“君子吝”、“贞吝”等。近代易学名家尚秉和先生注《屯》卦六三爻辞“往吝”说：“吝字初见。《说文》口部引作吝，云恨惜也。辵部又引作遴，云行难。愚以为凡言‘往吝’者，宜从‘行难’义；只言‘吝’者，宜从‘恨惜’义。”(尚秉和：《周易尚氏学》，45页。)“行难”就是前行艰难；“恨惜”就是憾惜、遗憾。《周易》中的“吝”字，基本上包含了这两方面的意思。
“厉”字在《周易》中出现了27次，表现形式有“厉”、“有厉”、“贞厉”等。《易传》训“厉”为“危”，即“危险”。《乾》九三：“……厉，无咎。”《文言传》解释说：“……虽危无咎矣。”以“危”释“厉”。此外，其他如《经典释文》、《广雅》等典籍，也均以“危”释“厉”。如《释文》：“厉，力世反，危也。”《广雅·释诂一》：“厉，危也。”说明在《周易》中“厉”就是“危”、危险的意思。
“咎”字，《周易》中出现频率较高，凡98见，表现形式有“为咎”、“匪咎”、“何咎”、“无咎”等。咎的意思是祸殃。高亨先生认为：“《周易》所谓‘咎’，比悔为重，比凶为轻。悔乃较小之困厄，凶乃巨大之祸殃，咎则较轻之灾患也。”（高亨：《周易古经今注》，133页。）
“凶”字，《周易》中出现了56次，意思是凶险、祸殃，其表现形式为“凶”、“征凶”、“终凶”、“有凶”、“贞凶”等。
“利”字，《周易》中出现了178次，意为有利、利于、宜于等。其表现形式为“利”、“无不利”、“无攸利”、“利见大人”、“利涉大川”、“利有攸往”、“利贞”、“利永贞”等。
“吉”字，《易经》中出现频率也很高，超过了一百多次。其意思为“善”，为“得”，为“好”，为“有利”等。主要表现形式有“吉”、“往吉”、“初吉”、“中吉”、“终吉”、“贞吉”、“大吉”等。
《周易》作为一部趋吉避凶之书，透过这些断占之辞，为人指示休咎。但通观《周易》，不难发现，这些断占之辞的背后，其实隐含了丰富的人生智慧。例如“悔”有“悔恨”、“困厄”的意思，但悔恨往往因困厄而起，二者虽小有不同，但对人的警示意义却是一样的。悔是人的自省能力的体现，自省而知过，知过而改过，就是吉。所以，南宋时期的著名理学家朱熹说：“悔自凶而趋吉。”（《周易本义》）在《周易》中，“悔”字虽然出现了33次，但除《乾》上九“亢龙有悔”，《豫》六三“盱豫悔，迟有悔”等少数爻辞系以“有悔”外，其余诸条多清楚地告诉人们，“悔”的结果是“无咎”、“无大咎”、 “吉”、“终吉”、“无悔”、“悔亡”。可见，“悔”是与改过向善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又如“吝”字。在《周易》中，虽然“吝”的具体表现形式不同，但爻辞都是通过一个“吝”字提示人们，如此行为会产生不愉快，应及早提防。南宋著明易学家朱震说：“吝者，言当悔而止，护小疵至大害者也。”（《汉上易传》卷七）朱熹也说：“吝自吉而向凶。”所以，《系辞上传》谓之“忧悔吝者存乎介”。“介”，细小。意即忧患小小的过犯，当从细微处着手。
在《易经》卦爻辞中，“厉”提示给人们的是危险。但《易经》提示危险，目的是为了让人们正确面对或避开危险。能正确面对或有效避开危险，就可以“虽危无咎矣”（《乾·文言传》）！
“咎”为“灾患”，但在《周易》中，咎字出现98次，却只有一次是“为咎”（即将会造成灾患）。其余则“匪咎”（不是灾患）1次，“何咎”（有什么咎害，即没有咎害）3次，“无咎”93次。所以，虽然《周易》中屡次出现“咎”字，但绝大多数都是以“无咎”而终。当然，“无咎”并非没有条件，条件是“补过”。《系辞上传》说“无咎者，善补过也”，“震无咎者存乎悔”。这说明，《周易》之所谓“咎”，目的是为了提醒人们要因咎而悔，善补其过，以至于无咎，如魏晋时期的著名玄学家王弼所说：“凡言无咎者，本皆有咎也。防得其道，故得无咎也。”（《周易注》）北宋时期的著名哲学家张载也说：“凡言无咎者，必求其始皆有悔，今能改之也。有咎而免者，善震而补也。”（《易说》）可见，在《周易》看来，“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咎”而不自知，“咎”而不思改。相反，如果能够“终日乾乾”，“惧以终始”，则“其要无咎”。
在《易周》卦爻辞中，“凶”大概是最令人生畏的断占之辞了，但通观《周易》，“凶”的产生总是有原因的，《周易》的卦爻辞，正是要帮助人们认识产生“凶”的原因，探寻“避凶”的途径。《系辞上传》中说：“吉凶者，失得之象也。”其以“失”释“凶”，颇耐人寻味。宋人杨万里说：“言动之间，尽善之谓得，尽不善之谓失。” （《诚斋易传》卷十七）清人李光地在《周易折中》卷十三引赵玉泉的话说：“吉即顺理而得之象也；凶即逆理而失之象也。”可见，“失”的含义颇为广泛，并不限于一事一物之失。如果专注于其普遍意义的层面，我们也可以按赵玉泉所说，失即“逆理”。“逆理”即“失道”，也就是违背客观规律，而“失道寡助”，其结果必然是凶险的。所以，在《周易》的爻辞中，“凶”产生的原因虽然多种多样，但归结为一点，就是“失道”。
“利”字作为一个断占语，主要是提示人们应该怎样做，宜于怎样做，怎样做有好处，怎样做没好处。《周易》谈“利”178次之多，说明它十分关心人们的“利益”和“好处”。不过，《周易》之所谓“利”，并不是教人占便宜、讨好处，而是指示正确的方向，趋吉避凶。朱熹在《周易本义》卷一中说：“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故于时为秋，于人则为义，而各得其分之和。”也就是说，“利”为“宜”，即物各得宜，和谐不乱，不相乖戾。
《易经》论吉，注重条件，注重吉凶之间的转化，目的也是为了对人有所警示：什么是吉，如何做是吉？凶怎样可以转化为吉？
总之，《周易》这部书中的吉凶休咎之语，内涵都是十分丰富的，切不可仅仅局限于表面的字义，那样会很容易变成算命先生的路数，而使《周易》“趋吉避凶”的理据尽失。孔子早年视《周易》为史巫之流的谈资，不甚看重，晚年苦读《周易》，始发现其中有古之遗教，有德义可观。孔子读《易》的体会是：学《易》可以使人“无大过”。这，也应该成为我们今天学习《周易》的目的、方向和目标！
（四）《易传》及其解经体例
《易传》，是目前所见最早的一部解释《周易》的著作，共计十篇，汉代人称为“十翼”，分别是：《彖传》上、下；《象传》上、下；《文言传》；《系辞传》上、下；《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
《彖传》主要解释卦辞，卦辞本又称“彖辞”，为“彖辞”作传，所以谓之“彖传”。《彖传》共64条，按照六十四卦分为上下经的分法，《彖传》也分为上、下两篇。《象传》又有《大象传》与《小象传》之分：前者每卦一则，仅释卦象与卦名，然后从中引申义理，其理论思维的特征是推天道以明人事。后者每卦六则，重在揭示爻位，以指明该爻所以吉凶之理。《文言传》的命名，古人有多种说法，如以文饰乾坤说、依文言理说等等。孔颖达《周易正义》认为：“《文言》者……以乾、坤其《易》之门户邪，其余诸卦及爻，皆从乾、坤而出，义理深奥，故特作《文言》以开释之。”孔氏的说法颇有道理。《系辞传》，又称《系辞》，分上、下两篇，为《周易》之通论，内容涉及八卦的起源、《周易》的制作、《周易》的性质和作用、占筮的方法，以及孔子解《易》的资料等。《说卦传》是系统地解说八卦的专著。《序卦传》则对六十四卦的排序及排序的根据进行了总的说明。《杂卦传》则打散《序卦传》所揭示的卦序，两两对举，以精要的语言说明卦义。
《易传》作为一部解《易》之作，其解经遵循了一定的体例。兹择其要者，分别论述如下。（本章所论均参见朱伯崑：《易学哲学史》，第一卷，56~61页。）
当位说
当位说，是指一卦六爻的位置有固定的属性，二、四、六属于偶数，为阴位；一、三、五属于奇数，为阳位。阳爻居阳位，阴爻居阴位，《易传》称之为当位、正位；反之，则为不当位。一般来说，当位则吉，不当位则凶。在《易传》中，“当位”出现了5次，“位当”出现了2次，“位不当”出现了17次，“正位”出现了5次，“位正当”出现了4次，“虽不当位”出现了4次，“柔得位”出现了3次，“有位”出现了1次，“在位”出现了1次，“居位”出现了1次，“未得位”出现了1次，“未当位”出现了1次，合计出现了45次，可见这种解经的体例是颇受《易传》重视的。这也说明，在《易传》看来，爻辞的吉凶悔吝，与该爻所居爻位是否正当颇有一定的关系。
应位说
应位说，是指一卦六爻，初与四、二与五、三与上，位置相应。应位之间，若一为阴一为阳，则为有应；反之，若同为阴或同为阳，则为无应。一般来说，有应则吉，无应则凶。《易传》应位说，常用的词语如“上下应”、“刚柔皆应”、“刚柔应”、“中正而应”、“上下敌应”、“刚柔接”、“柔遇刚”等。其中的“敌应”即无应。
承乘说
承乘说是指一卦六爻，其中相近的两爻，在下者对在上者而言为“承”，在上者对在下者而言为“乘”。如果上爻为阳，下爻为阴，则为阴承阳，阳乘阴。如果上爻为阴，下爻为阳，则为阴乘阳，阳承阴。《易传》认为，阴承阳，阳乘阴则顺，顺则吉；反之，阴乘阳，阳承阴则逆，逆则凶。这种承乘关系，《易传》还常常用“比”来解释。
中位说
中位，指位居上下卦之中，如二爻居下卦中位，五爻居上卦中位。《易传》认为，居中象征合乎中道。如果居中而又当位，《易传》视之为既中且正，象征有中正之德，所以吉。
往来说
往来说是指卦中各爻可以上下往来，由上到下为来，由下往上为往。《易传》也常常用这种爻位的变化来说明卦义及卦爻辞的吉凶。
趋时说
《彖传》、《象传》认为，卦象的吉凶，又因所处的时机而不同，如同居中位，不一定都是吉，适时的则吉，违时的则凶。
当然，如果细分，还有一些体例，这里不再一一说明。总之，在《易传》看来，《周易》一书，其卦爻辞与卦爻象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系，卦爻辞所说的吉凶休咎，都有卦爻象方面的根据；而卦爻象中所蕴含的吉凶休咎之义，又是通过卦爻辞来显示出来的。《易传》的这些体例，应当是有筮法方面的依据的，而且与《周易》编纂的体例也有内在的联系。这一点尚需要学界作出进一步的研究。
（五）易学史上的象数派与义理派
在传统易学中，《易传》的地位相当之高，与《周易》同居经典的位置，《易传》解经的体例，也因此被奉为圭臬，成为人们注解《周易》的范式。而汉代学者出于便于诵习的目的，将原本单行的《易传》七种，编成经传参合本，此举对后世影响很大，两千年来，经学家们以传解经，成为风习。当然，虽说是“以传解经”，也并非完全重复《易传》，而是依照《易传》的路子，探讨、诠释《周易》中的问题。所以，历代易学家，在《易传》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提出了许多解经的新体例，易学也因此形成了许多的流派，有所谓“两派六宗”之说：
《左传》所记诸占， 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 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 入于机祥； 再变而为陈、邵， 务穷造化，《易》遂不切民用。王弼尽黜象数， 说以老庄， 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 《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钦定四库全书总目· 经部总叙》卷一)
意思是说，易学发展史上存在着两派观点，即象数派和义理派。象数派易学以汉代古文派易学、京房和焦延寿的易学、陈抟和邵雍的易学为代表，此三者之间有着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义理派易学以王弼以玄理说易之学与胡瑗、程颐以儒理说易之学及李光、杨万里引史说易之学为代表，此三者之间亦有继承和发展的关系。
“两派六宗”之说，虽然未必完善准确，但作为对易学史的概括，也基本上是符合史实的。不过，虽细绎谓之“六宗”，而归根结底还是“两派”，象数派着重从阴阳奇偶之数和卦爻象以及八卦所象征的物象，解说《周易》(包括《易传》)的文义；义理派则着重从卦名的意义和卦的性质，靠阐发卦爻象和卦爻辞中的义理来注解经文。两派学说各有侧重，彼此之间有攻驳，也有融合，但都奉《易传》为“正统”。其中，象数派之说来源于《易传》解经体例中的取象说，义理派之说则来源于《易传》解经体例中的取义说。因此，二派之说虽有不同，但就都承认卦爻象与卦爻辞之间存在着逻辑关系，都试图揭示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都通过理解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来建立自己的易学体系、哲学体系而言，又都受到了《易传》的影响而有相通之处。
汉代， 《周易》作为五经之首备受重视，学者解《易》，有三种倾向：一是孟熹、京房的象数易学，一是费直的义理易学，一是谶纬易学(为象数派的歧出，可归为象数派)。其中孟京立于官学，为汉代易学的主流。费直的易学在民间流传，后来为王弼所继承。晋唐时期，易学的研究受到玄学的影响，王弼《周易注》一扫汉易象数之学的烦琐学风，参以老庄，直探玄理。唐孔颖达奉撰《周易正义》，采用王注，使义理易学得到了很好的弘扬。当然，孔颖达并不墨守门户，而是兼取他家，所以其《正义》实际成为汉易向宋易过渡的桥梁。同时，李鼎祚编《周易集解》，汇集汉易系统中象数派的注释，使汉易象数之学的部分材料得以保存。宋代，易学发展进入新阶段，义理之学和象数之学都得到了发展，同时易数学和图书学也蔚为大观。宋易，就其形态说，并不限于两宋，其发展一直延续到清代。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易学的研究开始受到西学的影响，易学的发展也开始进入现代阶段，象数、义理的分野已不再成为关注的焦点，比较而言，注重文献史料的钩沉，注重从文化史的角度探讨《周易》卦爻辞中的名物制度，成为这一时期易学研究的亮点。近些年来，随着与《周易》有关的出土文献的大量刊布，易学研究又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